王任重同志在全国地方青年
报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1年8月27日)
我出去以前，团中央几位同志向我谈过，问我能不能在这次会议上跟大家见个面，谈一谈。回来以后，几位同志又给我汇报了一下你们会议的情况。中央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刚结束，小平同志的谈话，耀邦同志、乔木同志的讲话，大家都学了，那么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讲呢?我本想跟你们开个座谈会，采取答记者问的方式，搞得生动活泼一点，看来这样大的会议也不容易。好在你们昨天提了十个题目。我就这十个题目作一点回答。有的讲得稍微详细一点，有的简单一点。虽然是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来讲，但讲得对不对，由我个人负责，仅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怎样看待目前的形势
总的说，目前的形势是很好的。当然，困难还有。但我们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使我们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有更大的好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首先，政治形势是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我们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央；我们的党中央为我们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保证我们能够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碎粉“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又经过这次六中全会，从中央来讲，从指导思想上来讲，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完成，六中全会决议是个标志。六中全会决议分清了建国三十二年以来的大是大非。就我们宣传部所收到的报告和我亲自接触的一些青年、中年同志的反映看，绝大多数人认为六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原来对党中央有怀疑的人，怀疑消除了；对学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的人，不抵触了，或者抵触情绪大大地减轻了。党中央的威信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多数人为有了一个好的党中央而欢欣鼓舞，这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发展全国的大好形势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不仅作出了历史问题的决议，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而且对于各方面的工作都有进一步的措施。各地的情况都在好转。三中全会以来，调整了各级党的领导班子，也改进了我们的领导体制，这一系列措施都正在收到显著的成效。不能说领导班子都整顿好了，但是绝大部分县以上的领导班子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
其次，经济形势也是好的。农村几年来不断遭受各种自然灾害，今年全国又遭受了相当大的自然灾害。去年南涝北旱，今年还是南涝北旱，当然北部也有些涝的地方，南部也有些旱的地方。尽管如此，由于党在农村所实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又是一个丰收年。所以从全国来讲，形势是好的，生产是增加的。今年小麦增了产，光征购就比去年多了五十亿斤。农贸市场的粮食价格基本上是平稳的。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全国大约有一亿人吃不饱饭，口粮在三百斤以下或三百斤左右。现在还没有总的统计。数字，据我了解，过去吃不饱饭的地方，现在有很多已经吃饱了。如新疆南疆原来是吃不饱的，口粮二百八十斤，这回我去问他们，他们说，已经达到每人全年平均四百二十斤。从二百八十斤增加到四百二十斤，现在南疆基本上不需要运粮食进去了，陕北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初，多数人还是吃不饱饭的。现在我听那里来的同志讲，除了少数生产队、少数地方以外，绝大部分人民都吃饱饭了。延安地区原来我们规定口粮不少于三百斤，三百斤以下的不但不征购，而且补到三百斤。那时还不敢说得很高啊，说得很高国家没那么粮食给它调去。现在陕北人民吃饱饭了，有不少人家有了存粮。虽然收入还比较低一点，多种经营发展还不够快，但整个农村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现在我们中央、国务院的同志发愁的是，农民要买东西，钱没处花。现在农民在银行的存款有一百多亿元。没有存在银行里的还有多少?这个不知道。农民要买的东西，现在供不应求。肉过去我们派购，跟农民争肉吃。现在是农民要卖猪，我们有些地方收不了那么多。现在城市不是敞开供应了吗?现在不但猪肉多了，油也多了，很多人不愿吃猪油和肥肉了。
城市人民收入增加了没有?生活改善了没有?总的来说，也增加了，也改善了。有不平衡的情况，大约还有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家庭，因为人口多，劳力少，工资收入低，物价涨，生活没有提高，或者还有所下降。但多数家庭，收入是增加了，生活是提高了。这些在报纸上都有统计数字发表过，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当然，说现在经济形势很好，完全没有问题，是不对的。在调整当中，有一些企业关停并转，有的工厂吃不饱，基本建设战线缩短了，基建队伍窝工，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工业发展速度，今年上半年是不快的，近几年也不可能很快。我们的财政、工业、商业在改革当中，也学习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办法，搞经济责任制，利润包干，自负盈亏，以税代利等等。凡是这样搞的，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叫三兼顾、三结合吧。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权力、责任、利益三结合。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也搞市场经济，把经济搞活了。过去我们的财政也好，工业也好，商业也好，主要错误是统的过死。这几年就是要改这个“过死”。还有，能源、交通运输也跟我们发展生产不适应，必须大抓能源，大抓交通，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小平同志谈经济问题，要书记处、国务院千方百计在调整、整顿、改革、提高这八字方针的指导下面，使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发展速度。今年是百分之三，明年可不可以搞到百分之四?到一九八五年，这几年能不能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还能不能再多一点?看来太高做不到。同志们也许会问，过去为什么一年都说增长百分之十几，起码也有百分之七、八呀?怎么现在速度反倒下来了呢?这里应当了解：过去的所谓发展速度，百分之十几也好，百分之八也好，首先是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虚假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许多积压在仓库里，白白浪费了原材料，浪费了能源，浪费了资金。第二条是片面的追求产值，特别是追求重工业的发展，基本建设搞的过多，牺牲了其它方面，特别是人民消费，包括城市建设、住宅、文化教育、卫生等等。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因此非下决心调整不可，在调整中有上有下，有退有进，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五年之内不可能太快。过去我们吃高指标的亏够多了。忽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过多地搞积累，片面地追求扩大基本建设，追求产值，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坚决改正这个错误。改正这个错误，就不能不把基建压下来，不能不把某些重工业生产压下来。要把比利失调完全调整过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有一个过程。有同志问，现在中央有什么新的措施?在这个方面，在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主要应该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使现有的几十万个企业大大提高一步。到现在为止，我们许多企业，经济技术指标还没有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从全国平均来讲，也还没有达到。我们当然不能以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为满足，应该比那个水平更高吧。
关于思想战线的形势，总的说来也是好的。在好的形势下面，有没有问题?光看到好的一面，不看到不好的一面也不对。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化教育的发展是快的，不是慢的。特别是文艺，应该说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有很大成绩，形势是很好的。但在很好的形势下面，有没有问题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没有呢?左的东西还有没有?右的东西有没有?还有些什么左的东西?还有些什么右的东西?用唯物辩证法来看问题，确实不容易。你讲形势是好的，他就不准你批评，不准你说缺点错误，一说缺点错误，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寒潮又来了”。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的成绩是充分肯定的，对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也是一再批评的。思想战线，包括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对批评“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论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青年报刊，今天在坐的同志们，你们都做了很多工作。青年人嘛，你们思想更敏锐一些，你们脑子里的框框少一点，顾虑也少一点嘛。所以敢于冲锋隐阵，敢于向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作斗争。《中国青年》不就发生过一场风波吗?你们顶住了粗暴干涉!
我们说一个同志是个好同志，是很好的同志，是不是就说他没有缺点错误了呢?一说缺点错误就火冒三丈，这对不对呢?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是不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是不是有伟大的功绩?这个，六中全会决议写了。象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犯了错误，而且还犯了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其他的同志，怎么能一贯正确，不犯错误?我们有少数文艺工作者，以英雄自居，口头上反对救世主，可又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反对官僚主义，说别人都是官僚主义，只有自己代表人民，党不代表人民。这种观点非常错误，值得我们重视。
总起来讲，形势是好的。现在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一批一批在出现。最近工人出版社新出一本书，叫做《谱写共产主义凯歌的人们》，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个同志编辑的，邓力群同志写了序。我希望我们团的干部都学一学，青年报刊的编辑同志们也看一看这本书。各条战线、各个地区都有先进人物。你们青年当中就有很多先进人物。他们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榜样，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第二，关于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小平同志着重谈了文艺方面自由化的问题。文艺方面有没有自由化?自由化严重不严重?如果说没有自由化，或者说自由化的问题不严重，那么小平同志谈话和中央书记处要召开这一次思想战线的会议，耀邦同志、乔木同志讲这些话，就没有必要了。有人说我们没事找事，这不对。同志们，自由化有，而且在一部分人当中(不是所有的人)自由化倾向相当严重。这些人，不仅有非常的作家，还有党员作家，有文艺界的一些骨干。乔木同志讲话当中，讲到去年十二月在鼓浪屿开的一个期刊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有许多奇谈怪论。这些奇谈怪论综合起来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典型。这个会议是怎么开的呢?是保密的，自由串连的，没有经过任何组织批准，也不向文联写报告，自己还要成立组织，出版刊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不行，有点象“文化大革命”，搞自由串联，搞什么战斗队呵!我说可能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一定有意地搞地下组织，但这个作法到底对不对似乎他们还不清楚。那里头发表了些什么言论呢?“今年准备，明年要进攻，要反击。”向谁进攻?向谁反击?很显然，绝不会是向自由化反击，向自由化进攻。这些同志我不了解是否都是党员，我想可能大多数是党员。口气是什么呢?“我们”，“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发言是这样的口气。对党，对党的领导，叫“官方”，他们自称“民间”。“官方”，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只有他们是“民间”，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呼声。这把我们党看成什么了?共产党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我们怎么不是人民呢?怎么成了“官方”呢?有人还讲要“攻破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防线是什么?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党的领导呢?他们说最低限度是“无为而治”，就是要求党对文艺不要管就是了。对文艺不要提什么要求，也不要提什么批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刊物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求脱离党的领导的绝对自由，这样的党员还有什么党性可言吗?这些言论，在一部分同志当中是共同的，不是到会的同志所独有。我是看了那个座谈会的记录的，所有发言的同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批驳这些谬论。有的讲得重一点，有的讲得轻一点，可能也有个别的随声附和，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而且没有说向哪个党组织作个报告。还是一个同志向江苏省委提供节这个记录，这样一直到最近我们才看到，因为他们保密嘛!他们把我们党对文艺的领导分为两派：一个叫“顽固派”，一个叫“温和派”。他们眼光里的“顽固派”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坚持“两个凡是”、思想僵化的人呢?从他们发言的锋芒来看，并不是针对这些人。他们所谓的“顽固派”，就是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他们所为的“温和派”，就是不那么坚定的，就是处于软弱状态，对错误倾向持软弱态度的人；而他们自己呢，他们的言论、行动说明，就是搞自由化的嘛。鼓浪屿座谈会只是一个例子。许多事实说明，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方面的自由化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在一部分同志中还是严重的，不能不承认，不能不重视。
你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思想战线存在自由化倾向，我们青年报刊的编辑同志当中是否也有类似的自由化的观点呢?希望同志们根据中央的精神，自己清理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青年报刊的评价，团中央已经有了评价。我看了韩英同志在你们这个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我认为讲得很好，是实事求是的。当然是大家集体创作包括我们青年报刊的同志，集体智慧的成果。地方青年报刊发行五百多万份，团中央的青少年报刊发行二千万份，这就是两千五百万份，比“文化大革命”前大大增加了啊!成绩是很大的，这要肯定。
在讨论批评自由化倾向时，有的同志担心，说搞“活”很难，搞“死”很容易。“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有搞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呜呼哀哉罗!所以有的同志有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我们过去犯错误，犯在什么地方?现在批评自由化，怎么批?有些同志强调了方法，说为什么现在有人对批评《苦恋》这样反感呢?不是说不赞成批《苦恋》，而是不赞成《解放军报》这个批评的方法。我在宣传部讲了这个问题，我说请同志们把《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拿出来看一看，看过的再看一遍。有些同志根本没看，人云亦云，说《解放军报》对白桦同志的批评，对《苦恋》的批评是“打棍子”，这个说法不对。他们批评以前我是同意了的，我的缺点是没有事先向他们建议，文章写出来以后找地方的文艺或者新闻方面的同志在一块商量商量，尽可能改得意见一致。这是我的责任，因为华楠同志在电话上向我报告了这个事，征求了我的意见。不是为批《苦恋》而批《苦恋》，是为了批自由化的倾向。《苦恋》是一个典型，是要通过批《苦恋》来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批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丑化毛主席这样一些错误倾向。如果中国只有一个白桦，只有一个《苦恋》，完全没有必要写文章批他，找他个别谈一谈就可以了。说有很多人反对批《苦恋》。到底是反对批《苦恋》的人多，还是赞成批《苦恋》的人多?是反对《解放军报》批评的人多，还是赞成《解放军报》批评的人多?我看是沉默的占多数。许多赞成批的人，往往不写信，他不必表这个态度嘛。不赞成的，就到处写信，发表反对意见。所以不要看赞成的好象不多，反对的好象很多，这里有个假象，不完全反映实际。我在思想战线座谈会小组讨论中有个发言，我说《解放军报》打了胜仗，不是打了败仗。你们发表文章以后的反应，证明你们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证明自由化倾向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是严重的。有的人赞成白桦，同情白桦，根本原因不是方法问题，不是什么《解放军报》批评方法不当引起了反感。我们在思想战线上进行批评，究竟要注意什么问题呢?首先是立场问题、观点问题。第一要分清敌我；第二要分清是非。如果敌我颠倒了，还有什么正确的方法可言呢?其次必须分清是非。你把人家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的东西批，还有什么正确的方法可言?我们不否认立场、观点、方法三者是统一的。但首先是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在这个前提下面，才能谈得到方法。敌我不分，是非不清，就没有正确方法可言，方法也就一定不正确。在分清敌我，分清是非的前提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不要讲究方法呢?要讲究。对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我们犯过机械、过火斗争的错误，这就不对嘛。今后必须注意。耀邦同志讲过，不要强迫人家作检讨。有些同志说让白桦写检讨，我的意见，他愿意写就写，不愿写就不写，不强迫作检讨。检讨了，也不要老是说人家检讨不深刻，检讨深刻也好，检讨不深刻也好，有检讨比没检讨好，有检讨我们就欢迎。就是说，允许人家认识错误有个过程，他没有认识到那个程度，他检讨不深刻，可以允许，什么时候认识了，欢迎他再作进一步的检讨。他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申辩。你批评，他也可以反批评。这才叫“百家争鸣”。不能说一批评就是脱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就是提倡互相竞赛，互相辩论，百家争鸣嘛!百家争鸣就是你讲你的意见，我讲我的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善美，假恶丑，真理和谬误，都是互相比较而存在、互相斗争而发展的。只准你批评别人，不准别人批评你，这叫平等自由吗?
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正确的文艺评论，是促使社会主义文艺按照健康的轨道进一步繁荣的唯一方法。没有别的方法。正确的批评绝不是打棍子，也绝不是“收”。批评是不是会妨碍作家的积极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答复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一定要破坏错误倾向的东西，一定会破坏它的积极性。我们反对自由化，当然会破坏搞自由化的作品的积极性，反过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对正确的东西只会是更加鼓励，更加支持，使好的作品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
前面提到，有的同志担心批评自由化会不会把工作搞死，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也担心。我过去犯过左的错误，我就不断地在担心这个问题。我也是有顾虑的，所以也有软弱的表现。有些问题我也批评了，但是批评得无力。不批评是软弱，批评无力也是软弱。对自由化的倾向必须批评，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在批评的时候，必须注意方法。如果只强调方法不强调必须批评，那么，不批评还有什么方法可言呢?那就放任自流了嘛。有人说你批评他听不听呢?听不听那是一回事，你批不批是一回事。对错误倾向要批评，这是我们的责任。把坚持批评与注意方法，讲求效果统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方针。至于人家听不听，那是别人的问题。如果是党员，批评了，坚持不改，党还有组织纪律。这回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三条任务，第一条就是要抓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主要就是指自由化的问题，就是要抓那些摆脱甚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有些不接受批评坚持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自由化不改的人，到了必要的时候，要给以必要的、恰当的组织处理，比如调动工作或党纪处分。耀邦同志不是要我们清理刊物吗?要在清理的基础上加以整顿。有些实在没有个象样的总编辑，也没有一些象样的编辑人员，根本不可能办好的，干脆就停办或者合并。有的继续办下去要加强领导，充实编辑力量。
第三，关于批左和批右的问题
有同志问：是不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这个说法不对。中央不是这个方针。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经济战线也不仅仅是左的问题，也有右的问题。比如到处搞“关系户”，拉关系，走后门，打回扣，拿佣金，这叫左吗?这不是资产阶级作风、旧社会的作风吗?对本单位的坏人坏事不斗争、不处理，甚至包庇，这叫左不叫右吗?同样，政治上右的东西要反，左的东西要不要反呢?如果有左还要反，现在有左现在反，今后有左今后反。当前就文艺界来讲，主要反对什么倾向?我认为主要是反自由化。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重点。但在反对自由化当中，也要防止出现简单粗暴，出现左的东西。对于现在还存在的某一些左的东西，也应当批评，不是说只反右了，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有左也不纠正了，有左也不批评了。在反自由化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左的东西就批评左的东西，这样才能正确地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作品要讲求社会效果，批评同样要讲求社会效果。我们做一切工作都要讲求社会效果。反以应当批评什么，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不要乱扣左和右的帽子。比如我们批判官僚主义，批判特殊化，批判贪污浪费，批判个人主义，批判本位主义等等，有啥就批啥嘛。你能说谁是左的官僚主义，谁是右的官僚主义?有左的特殊化，有右的特殊化?我看有什么就批什么，不要去硬加什么左和右的帽子。反左反右，批左批右，这主要是从我们党的领导上来讲的。关键是在党的领导，包括负责领导报刊的党员干部，不要到群众当中、到读者当中去反左反右。在群众当中，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采取各种各样的生动活泼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正面教育。一般群众，他有什么错误观点，你就指出他的那个观点是错误的。个别谈话也好，讲话也好，不要扣左或右的帽子。六中全会决议总结党的历史教训，主要是批左的倾向。我看通过六中全会决议的学习、贯彻，左的东西会得到进一步的克服。如果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解为，文艺界现在主要不是自由化，主要还是左，我看这至少是认识不清，搞不好会替自由化打掩护。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罗。我是这样来体会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讲话的精神的。
第四，关于三个“没有根本好转”的问题
耀邦同志讲话中讲到党风、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没有根本好转。三个没有根本好转，关键在于党风不正，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党风正了，社会风气、社会秩序也就会跟着好转。耀邦同志讲没有根本好转，对不对?是对的。但同志们要正确理解耀邦同志的讲话。到底有没有好转?是在坏转还是好转?我理解耀邦同志的意思，我们的党风有好转，而且在相当多数的领导干部当中有相当大的好转，但就全党来说还没有根本好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许多要求批评、纠正不正之风的同志，没有不同的意见。但和某些人在看法上有分歧。有的人把我们的党说得一塌糊涂，说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官僚阶层。最恶劣的是新疆的一个人，说中南海除了周总理以外没一个好人，说党已经变质了，必须第二次革命，必须推翻共产党。我们能赞成这样的看法吗?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反动观点，因为这不是事实而是造谣污蔑。我们中宣部一个副部长，一个新闻局长，最近才从四川回来。四川这回大火灾，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军队，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大考验。在和这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灾作斗争当中，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民兵，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扬了高尚的风格。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大大地得到了改善。人民在倾家荡产的情况下面，得到了党、政府和部队对他们的热情关怀。大力支援。广大受灾群众，斗志昂扬，积极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没有垂头丧气的消极情绪，这就是我们人民的革命精神。这不是一个县两个县啊，一百多个县，据说只有一个县搞得不太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好的呀。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把我们党说得那样不好，把我们的军队说得那样不好，硬说人民怎样反对我们党，反对我们军队，这要注意啊!这是些不怀好意的人，或者是糊涂人。我这里丝毫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纠正不正之风，坚决搞好党风。但是对于主流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正确的方法。如果认为我们党都变质了，党的领导都是官僚主义者阶层、特权阶层了，那就会得出反革命分子求之不得的结论，就是要推翻现在的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确实，十年动乱把我们的党风破坏得不象样子，党的形象遭到了很大的损害。但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抓这个事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我们党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好转，这个事实要承认，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这也是事实，所以还要继续抓。
第五，关于批《苦恋》的问题
《文艺报》将要发表的批评《苦恋》的文章，你们转载不转载?我的意见是不转载。《中国青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考虑发个摘要。你们愿意全文转载，也不禁止，但我看不必要。你们可以登些什么东西呢?《中国青年报》可以发个消息，可以登点读者来信，登读者在看了批评文章以后的反映。可是要记住，不要象前一段《文艺报》那样，光登反对批评的意见，不登赞成批评的意见。你们要登赞成批评的意见，起码主要登赞成批评的意见，登篇把不同意见也可以，但不要多。另外，你们自己要挺起腰杆来开展批评，对有害的作品，对错误的观点，你们可以写批评文章，不光是白桦的《苦恋》，还有其它的坏作品嘛。叶文福有错误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批?叶文福在北师大的讲话，我跟蒋南翔同志商量了，同意一些学生、教师在北师大校刊上写几篇批评文章。你们也可以拿来看一看，如果认为可以的话，是不是在《中国青年》上登一两篇?叶文福的讲话虽然未登报，但是在北师大公开讲的嘛，北师大的学生听了这个讲话不满意，写了批评稿了嘛。为了在青年当中消毒，这有什么不可以登的呢?批评某一个观点，哪个人说什么都不点，因为他没有在报上公开发表，所以我们也不点这个名。还有其它的东西，什么《骗子》啊，《社会档案》啊，《女贼》啊，《飞天》啊，等等。不搞长篇大论，短篇，小评论，有的指名，有的不指名。
以后中央报刊发表重要文章，你们转载不转载?我个人主张，原则上不转载，除非中央有指示、有通知或者省委有决定，你要转载。如果你们不同意，还可以提意见。这次六中全会决议有些青年报转载了，因为占了过多的篇幅，好几天不能登载别的东西了，读者有意见。以后青年报刊上的好东西，中央报刊转载一下我看有必要。但中央报刊都在全国发行，地方报刊有什么必要都去转载呀，青年报刊更不必都去转载。
第六，关于经济形势和中央采取的新措施
这个问题，前边已经大致讲过。总之，经济方面，中央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准备进一步解决问题。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中央正在一个一个问题地讨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最近还要讨论五年计划。
第七，对青年报刊的希望、要求
第一条，时刻记住不要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有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就要及时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别人的错误就批评，是自己的错误就自我批评。千万不要怕丢面子，不要怕我这个报纸、我这个刊物一做自我批评，发行量就减少了，不会的。对别人批评你们的稿件，那怕与你们观点不一致，只要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你们要敢于刊登。
第二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把我们青年报刊办得更加生动活泼，使青年喜闻乐见。就是要具备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趣味性，是被“四人帮”禁止的。他们说，趣味性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不对。我们不把趣味性放在第一位，但一定要作为一条，使人看了以后，觉得有趣，容易接受。趣味性的东西能够使人劳动之余得到休息，感到愉快。当然趣味性怎么搞法，要讲究。我们讲趣味性，但不要搞庸俗的低级趣味，不要搞有害的东西，对青少年发展有害的东西。既有趣味性，又不是低级趣味，这个我看你们可以分辨出来。当然思想性要讲，思想性还是主要的。办一个刊物，不管是文艺刊物还是其它刊物，不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这不对。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里头也可以带有思想性，寓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有些活动是单纯的娱乐，也可以。我们很多人下象棋，从古来到今都下象棋，这个下象棋有什么思想性啊?有什么阶级性啊?应该尽可能挤时间学习，但下棋这个不能禁止。这也是一种智力竞赛，对提高人的智力有好处。所以这三性要结合，在思想性为主的情况下，知识性，趣味性也不可忽视。
第三条，要团结、培养更多的青年作者。我这里不叫作家。作家作家，我看得到了一定水平才能称家。不应当随便给什么家的称号。现在虽然出了一批新的青年作者，但远远不够。我们办刊物的人很容易只请有名的作家写文章。有名作家不一定每篇作品都是好作品。我和刘宾雁、白桦都谈过，他们也向我叫苦，讲人家到处催稿，不写不行。有时就难免粗制滥造。我说你们绝对不能那样干，打死也不能那样干。逼文章是可以的，但不能一逼就草率从事。我们不要迷信那些老作家、名作家，他们过去确实写过很多好的作品，以后他们也会写出好的作品，但大家都逼他，叫他应付差事，他就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应付差事写的作品不可能是好作品。而无名作家往往能写出好的作品，他为了在报纸、刊物上能够登载，他真是下功夫在那里写的呀!有些文学家的处女作往往是他一生最好的作品。这是多年生活的积累，最深刻的感受。我们的同志千万要注意这一条。你们怎么样我不太清楚，我对办刊物都提出这个问题。有的刊物甚至成为小圈子的刊物，就是那么几个人，有时候笔名换了一下，实际上还是那几个人。青年报刊要充分重视组织青年写文章，团的干部，你们编辑，自己也要写。团中央的同志为什么不带头写?编辑为什么不可以写?写文章应当是你们的工作任务之一。
第四条，要有地方特色。地方报刊，青年特色我不讲了，耀邦同志讲得很清楚，办青年报刊的方针是鲜明党性和青年特点相结合，是非常正确的。对地方报刊来说，还必须有地方特色，从内容到语言，一看就让人看出你那地方的特点。各省的报刊都有各省的特点。少数民族地区有少数民族的特点。你写的文章有全国的共性，还有地方的特性。不但内容反映本地的情况，语言也有特性，要带地方色彩，乡土风味。
第五条，有组织地开展一些与教育青年有关问题的讨论。过去不是搞过人生观问题的讨论吗，工作中可能有缺点，但这个方法是对的，以后还要这么办。对青年当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报刊发起讨论，或者围绕一个主题来征求文章。这是一个能很好地吸引作者、吸引读者的方法，也是一个能很好解决青年思想问题的方法。乔木同志肯定过，我也是完全赞成的。
第六条，文章要短。乔木同志过去讲过，这回《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文章要短些再短些。要采取与读者谈心、交心的态度。任何作者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和读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交心，谈心。毛主席提倡这样的文风，他称赞鲁迅是向读者交心的。
第八，纸张问题第九，发行问题
这两个问题我合在一块说一下。我支持你们的要求。请团中央找国家出版局、邮电部先商量。如果你们商量解决有困难，认为有必要向中央或向国务院写报告，我看可以写。你们先送到我那儿也可以。我是支持的，我去跟出版局打招呼。随着我们纸张情况的好转，逐步增加。邮电部对报刊发行怎么改进，也先跟他们商量。有困难还可以请示国务院。青年报刊的困难，请国务院帮助解决。
第十，中宣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加强对地方青年报刊领导的问题
你们提的这个要求，我同意。省一级的青年报刊仿照党报党刊的待遇，中央有什么精神同样先给你们打招呼，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你们回去跟省委、市委宣传部说一下，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也可以给省委宣传部打个招呼。
同志们提的十个问题就讲到这里。对我今天讲的有什么不同意见，还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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