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公安部
转发《锦西县七名中小学生结伙盗枪
预谋杀人案件的情况调查》
(1979年7月23日)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公安部联合通知:
辽宁锦西县最近发生了一起中小学生结伙盗枪预谋杀人的案件。胡耀邦同志看了有关这个案件的简报后,在批示中指出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问题,并建议:“今年从几个典型着手,搞几份调查材料,从内部发到地、市、县委去(甚至一直发到中学去),发动党组织、团组织、妇联组织以及中学领导,认真讨论几次,狠狠抓一下这个问题,打一个青少年教育的‘歼灭战’。请团中央、教育部、公安部合作抓抓这件事。”
遵照耀邦同志的意见,辽宁省有关部门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现将辽宁省公安局《关于锦西县七名中小学生结伙盗枪预谋杀人案件的情况调查》(附为首作案学生谢忠和的自述)转发你们。从这个触目惊心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些青少年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从根本上讲,是林彪、“四人帮”毒害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有不少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有些孩子多年来学业荒芜,思想品德方面也沾染了缺点毛病,现在,他们想学听不懂,想跟跟不上,丧失了上进的信心,自暴自弃。对这样的学生,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是满腔热情地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还是放弃不管,任其浮沉?我们应该坚定地回答,只能采取积极教育热情帮助的态度,决不能不尽职责,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还有,象谢忠和这样的学生,文化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是这些年头脑里也接受了不少坏影响,因此,一旦遇到波折,又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和引导,同样容易滑到邪路上去。对于这类学生,包括被学校作为“尖子”培养的学生,光抓文化知识学习,不抓思想教育工作,显然是不对的,必须是既教书,又教人,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另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方法也要很好研究。要针对学生的实际,以正面教育为主,进行说服教育,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简单粗暴的作法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产生不良后果。正象谢忠和说的,如果平时有人找他谈谈,讲点道理,开导开导,也可能不至于走到犯罪道路上去。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请将此件转送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级党委负责同志阅,可印发到中学和厂矿、企业、街道,请基层党、团组织都来认真讨论如何加强青少年教育,特别是对后进青少年教育的问题,中学还可以酌情邀一些学生家长来一起讨论。讨论要联系实际,重在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应认真研究,提高认识,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各级教育、共青团、公安部门,应该以此作为抓好青少年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望将讨论中的情况、经验、意见和典型材料,及时报给我们。
今年五月五日晚十时左右,锦西县制砖厂发生一起盗枪行凶案件。七名中小学生手持长剑、刮刀等凶器,砸开砖厂民兵武器库,盗走轻机枪一挺、自动步枪六支。值班员发现察看时,被他们砍成重伤。发案当夜,作案学生高军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六日凌晨,拘捕了其余六名参与作案的和另一名参与预谋的学生,缴回了全部被盗枪支。
这起案件情节严重,作案的人又都是中小学生,为多年来所罕见,社会反响很大。五月七日,胡耀邦同志对这起案件做了重要批示后,省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即共同派人对此案开展了调查。从调查情况看,这些学生有的本来表现是不错的,多数虽表现不大好,但劣迹不深。从作案动机分析,大体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因被停学、转学,产生报复心理。为首的谢忠和(十七岁,原锦西石油五厂第一子弟中学初三学生),小学时各科成绩优秀,被评为“三好学生”,担任班干部。据中学班主任介绍,该生“肯学习,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较好。七八年九月,学校组织考“尖子班”,谢忠和名列第三十八名,成绩合格。后因学校认为该生纪律性较差,在张榜公布时临时决定将谢的名字取消。谢对此十分气愤,认为是老师有意为难,产生了对立情绪。七八年期中考试时,谢给一个不会答题的同学递答案,被老师发现,记了零分,谢更加不满。今年三月,上课时,谢忠和随着其他学生溜出教室,回来后被老师批评,说他是带头捣乱,被撵出教室,让停课检查。谢对此处理很不服气。三月中旬一天,谢在课堂上不守纪律,搞小动作,在老师批评时当场骂了老师一句。此后该老师声言“有谢在,我就不上课”。学校领导即勒令谢转学,并在全校公开广播:“谢忠和不是石油五厂职工子弟,纪律不好,经学校研究驱除出校。”谢离校后,转到锦西县三中就读,对被强令转学感到抬不起头来,并对老师怀恨在心。作案学生周瑞文(十七岁,石油五厂一中初三学生),学习不好,经常旷课,在校常挨老师训斥和打骂。今年三月,学校以该生不是职工子弟、纪律不好为由,强令转学,并给开了“因家庭迁移”予以转学的证明。周瑞文并未搬家,无处上学,转学证明一直揣在衣兜里,因此对学校产生对立情绪。作案学生魏继海(十七岁,锦西六中学生)、韩学信(十五岁,锦西镇东风小学学生),学习成绩不好,长期旷课,已被学校分别于七八年、七九年按自动退学予以除名,一直在家闲呆,他们感到活着没有意思。
再一种是因听不懂课程,长期旷课,学校不管,家长打骂,对前途失去信心,对老师和家长产生不满情绪。作案学生高军(十七岁,锦西县七中初二学生)、王军(十七岁,石油五厂一中初三学生)、邹吉平(十六岁,石油五厂一中初三学生)三人,因为学习基础差,越学越感到没有意思,认为简直是“受罪”,经常旷课逃学,致使他们时常在外寄宿,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并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悲观厌世情绪。
从作案过程看,这七名学生有六名住在锦西镇东风街,另一名住在相邻的石油街,因为闲散无事,经常聚在一起。又因为对学校和老师有意见,对家长有不满情绪,都有不同程度的报复心理。就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纠合在一起,走上了铤而走险的犯罪道路。
七八年开始,韩学信、魏继海等人由于长期在家闲逛,越混越熟。遭家长打骂时,就躲到同伴家“避风”;没吃饭,就在同伴家弄点吃的。时间长了,在一块学着抽烟、喝酒,有的开始小偷小摸,坏习气越来越多。看了印度电影《流浪者》,十分羡慕拉兹的盗窃手段。今年四月,谢忠和转学后,也和这些人混到一起。由于谢比较善于思考问题,能讲出一番“道理”,博得了其他人的钦佩。他们认为“谢忠和学习好,还当过班干部,都感到没前途,活着没意思,我们几个人啥也不会,就更没前途了。”四月二十八日,锦西县公判处决了一个杀人犯,这些人聚集到周瑞文家地震棚里议论感想。谢忠和说:“枪毙的这小子挺精神,两腿溜直,一点没颓,等以后我没前途了就偷枪杀人。”周瑞文接着说:“等以后干什么,现在就干!”其余人也七嘴八舌地表示同意“现在就干”。谢说:“干就干!偷第一支枪包在我身上了。”高军说:“子弹包在我身上。”并商量去抢警卫战士的短枪,偷部队的子弹、手榴弹,偷汽车,荷枪实弹,开着汽车去杀几个仇人。有的还准备杀自己的父母。他们还预谋抢银行,抢商店。有的说,我们才十六、七岁,还没过着“青春”,要开着汽车一人抢个女人,有的说抢枪后上山打游击,有的说往越南跑,有的说去苏联,有的说去台湾。说来说去,感到这样做行不通,只有硬拚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实在不行就集体自杀。
从此以后,他们就串部队,去派出所,蓄谋抢枪,因为没有机会,未得下手。五月三日,谢忠和先到县制砖厂察看了民兵武器库,约好了同伙,准备了作案工具。五月五日傍晚,七个人(参与预谋的董长君因父亲看管在家未能走出)分别以看电影等为借口,带上作案工具,溜出家门,一起来到制砖厂。先由谢进入办公楼内,打碎武器库门玻璃,又吹起口哨,把等在墙外的人招呼进来。谢吩咐高军、王军把守楼梯口,其余人进库取枪。值班人员发现有动静上楼察看,被高军用长剑砍成重伤。之后,这伙人匆忙携带一挺轻机枪、六支自动步枪逃离现场,由谢忠和、周瑞文等人把枪支藏到事先选好的县食品公司冷藏库的通风道里。当天夜里,高军由于行凶后心里惧怕,向家长说了实话,被家长带到公安机关自首,由此将这些犯罪学生全部拘捕,才使一场惨案幸免发生。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摧残深重,打砸抢等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影响在青少年中远未消除。同时也暴露了学校、家庭、社会在青少年教育上存在的问题。在学校教育管理工作上存在只抓尖子,不管后进,只抓学习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偏向,有时甚至不区分情况,滥施“停学”、“退学”、“转学”、“驱除出校”等手段。在教学方法上,不注意结合实际,使一些基础差的学生因听不懂课失去学习兴趣和信心。在家庭教育上,许多家长对孩子管教不得法,或者放任不管,或者求之过急,简单粗暴,甚至滥施打骂,严重挫伤了一些学生的上进心和自尊心。从厂矿企业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看,漏洞很多。锦西县制砖厂的民兵武器,存放在办公室里,门窗没有防护设施。发案当晚,值班的一名领导和一名干部根本没有来厂,另一名值班工人又被支使去调解纠纷,致使办公楼里只有一人值宿,给这些学生作案以可乘之机。
附:
谢忠和的自述
我叫谢忠和,今年十七岁,家是贫农。我原来是锦西石油五厂第一子弟中学的初三学生,爸爸是锦西县制砖厂的老工人,妈妈忙家务,哥哥是县公安局派出所的民警,姐姐是工人。
我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我小学时候学习和各方面都不错(经查:语文、政治、美术、常识优,数学、音乐一百分,是班级干部,三好学生——辽宁省公安局注,下同)。到了初中,老师看我鉴定好,成绩也不错,让我当了班干部。有一天,我头痛实在上不了学,写了请假条,让三个同学带给老师,但这天他们三人也没上学。第二天上学时老师就批评我们,说谢忠和头一痛,你们身上就来病。我对老师的批评很有意见,一气之下很长时间没上学,以后就转到别的班去了。
一九七八年初,我刚上初三,学校要分“尖子班”。全校十个班,一个班推举十名同学参加考试。考完之后我问老师,我考上没有?老师说榜上有你的名字,明天公布,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可是第二天一公布,我的名字叫别的同学名字盖上了,我马上去找老师。老师说,为什么没有你,学校没和我讲,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纪律不好。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
一九七八年期中考试,我答完卷之后,有个同学叫我写个纸条,我想平常都不错,现在他求我了,不告诉不够意思,我就写个纸条递给他了。不巧,一下叫老师抓住了,老师把我好批评,我也没承认错误,老师不收我的试卷,我一气之下把卷子撕了,结果给我个零分。学校准备通过这次期中考试把成绩好的选上“尖子班”,成绩不好的到“渣子班”去。我哭着找了老师,老师批评了我。我想,这下子完了,不但去不了“尖子班”,还得进“渣子班”。这“渣子班”特别乱,上不了课,没法学习,老师也不好好教,同学也不愿意学,用有病的老师代代课,他们虽然算初三学生,但从初一的课程学起,我心难受死了,由于班主任老师的帮助,我才勉强继续留在普通班里。
今年三月初的一天,没有下课,有不少同学就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老师硬说我带头第一个出去的,我不服顶了老师。三月十日左右,我在课堂说话,没守纪律,老师说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不愿意听给我出去。我说出去就出去,我走出教室时骂了老师一句,把老师气坏了,将我找到教导处,又找来了校领导,对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我承认错误了,但老师、学校不开情,学校叫我停课反省,写书面检查,向全班同学检讨。因为我确实错了,我写了检查,向大家做了检讨(据校长说,谢忠和检讨得还不错)。我检讨了以后还不行,学校领导说,你不是我们石油五厂职工子弟,你又不守纪律,你得转学,叫我把家长找来。我把在石油五厂工作的叔伯爷爷找来了,我爷爷向学校、老师承认了错误,赔礼道歉。我爷爷说我回去告诉他爸爸,叫他爸爸好好管教,他爸爸要不管他,我打他爸爸。这还不行,我又找来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诚心诚意地向学校、老师赔礼道歉,保证一定好好管教我,我回家挨了一顿打。这还不行,学校领导说非转学不可,党支部定下来了,不能变了。我妈向学校领导哀求说:我们孩子都三年级了,剩几个月就快毕业了,别叫他转了,我们没处转哪,你们就收下吧。我妈妈怎么说也不行。后来我才知道,老师对校长说:“有谢忠和在我不去上课。”我没有办法只好转到锦西第三中学。在我办转学手续时,学校用大喇叭在全校点名批评了我,说:“谢忠和不是我们石油五厂职工子弟,不守纪律,经学校研究驱除出校。”这件事把我气坏了,搞得我抬不起头来,我一想完了,没前途了,考大学,上中专,去石油五厂技工学校全吹了。回家以后我妈对我说:“孩子你这回可失业了,影响了咱一辈子前途。”我当时说,这笔账一定要算。以前我想对老师报告一下,打她家的玻璃,放她自行车的气,后来我就特别恨她,想杀她。又一想杀一个人我不合算,反正杀一个人也得死,杀十个人也是死,所以我就想偷枪多杀人,实在不行用枪自杀也来个痛快。进公安局以后,我想了不少事情,如果我考上“尖子班”,成天学习,和好的同学比着学,哪能出这事?如果我要不从石油一中转出去,最低还能考石油五厂技校,将来当个国营工人也挺好,怎么也不至于到今日(讲到这里他哭了。据石油五厂一中谢的班主任老师介绍;谢忠和肯学习,完成作业,上课注意听老师讲话,以前他就打过一次架。“尖子班”没考上和期中考试得零分后,他就没以前好了)。
我们偷枪的人之中有个周瑞文,和我是同学。他经常旷课不守纪律,啥也不会。今年三月的一天他上学迟到了,又没带书包,把他好批评,让他转学。学校给他开了转学证明,把他转到锦西别的中学,但这个中学没有三年级,他哪也入不上,转学证明还在衣兜里装着。学校转出的理由是周瑞文不是石油五厂子弟,不守纪律,而转学证明书上写着该生“家庭迁移”(经查周瑞文根本没有搬家)。所以周瑞文非常恨学校和老师。周瑞文上不了学,成天没事干出出进进。他家有个地震棚,我们谁挨打了,谁有什么事,都到这里来,抢枪的全部事情都是在这里研究定下来的。
还有魏继海、董长君、韩学信,他们念书时啥也不会,总挨批评,都超过三个月没上学,按自动退学处理了。退学后成天没事在一起闲逛胡扯。高军、王军、邹吉平,他们三个人头几年不好好学习,现在老师讲课他们听不懂,就更不愿意学习。在学校学习不好,不遵守纪律的学生不是挨批评就是挨打,周瑞文叫老师打五、六个大嘴巴,脸都打红了肿了起来,整的灰溜溜的。我们学校打学生不是个别的,所以就更不愿意上学了。他们还说,谢忠和学习好,是班干部,都感到没前途,活着没意思,我们几个啥也不会更没前途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感到没理想、没奔头,这辈子完了,所以在一起啥都议论,都对老师、学校不满。合计偷枪杀人报仇出气。
我们这几个人的管得都很严,又都是一个方法,就是往死打。我们出了错误,不问什么原因,也不问是不是那么回事,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有的挨打时先扒下衣服,然后用木棒子打。我被用自行车带,门弓子打的浑身是伤。有的打完后,还锁在屋里不叫出门。有的打跑之后也不往家找,也不给饭吃,我们就互相帮助。时间长了,我们就偷破铜烂铁、旧鞋底子卖了买东西吃,外边偷不着就趁家长上班之后从家往外偷。魏继海两次偷五十来斤粮,卖了钱解决吃饭问题。这次偷枪的前几天,我们有四个人一齐被家打了出来,都先后住在周的地震棚里,有的呆一周,有的呆二、三夜。打得太狠了,我们不敢回家,对自己的父母也恨。有的说,偷出枪来之后,杀完校长、老师,就杀爸爸妈妈。我们这几个人确实有不少问题,有的好打架,有的小拿小摸,有的还挑逗女同学,我们都吸烟、喝酒,有四个人穿喇叭裤。我们看完《流浪者》电影以后,大家很羡慕拉兹,觉得他往人身上一撞就把金银首饰拿来了,他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想穿什么衣服,到那儿就拿来。在电影里看见国民党的一些刑罚,回来就学,给董长君坐老虎凳,垫了好几块砖,疼的他直哭叫,给韩学信上大挂,使他浑身出汗(这些事情大部分发生在最近,他们成天胡闹,小偷小摸,打架,吸烟,街道、居民组、邻里都知道,但派出所却没有掌握)。
我们有的已经自动退学了,有的转学证现在还在手里,没处上学,有的也不愿念了。家长把我们打出来,所以我们感到活着没意思,理想、前途也没有了,不如死了好。
我们从四月二十九号开始偷枪。三次去附近的三八六一○部队警卫班,有两次是跳墙进去的,战士没发现,有一次是从正门顺顺当当地进去的。三次进去都因屋里有人,没敢下手。我们还两次到锦西县站前派出所偷枪,我哥哥在那儿工作,他们的枪不是放在床里,就是放在办公桌里,到那儿就能偷来。去了之后,人都在屋里,也没敢偷。五月三日跑到我爸爸的厂子锦西县制砖厂,他们那儿是个民兵营(县的民兵先进单位),什么枪都有。我对他们那儿很熟悉,一下就进了二楼,从武器库的门玻璃往屋里一看,地上放四挺机枪,枪柜里还有步枪,子弹袋就放在柜上,还有不少手榴弹(教练弹)。看完之后,我到杀猪厂冷冻库选好了藏枪的地方,三号、四号没干成。五号这一天,我们在周瑞文家的地震棚里议论了三次。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大家准备了刮刀、螺丝刀、手电,我偷来一个一米多长的宝剑。我们这七个人来到了制砖厂墙外,我先跳进院内,二楼的门没关,我直奔武器库,武器库对门是保卫股,保卫股的屋里电灯开着,门锁着,一看屋里没人(这天制砖厂一共有四个人值班,三个人都没在岗位上。保卫股屋里放着一千多发子弹,还有两支步枪)。我就用刮刀把武器库的门玻璃一下打碎,声音很大,等一会没事,我就打了口哨,他们六个人一齐进到二楼,我分配高军、王军把守楼梯口,告诉他们,上来人就往死砍。我们几个人拿出两挺轻机枪、六支全自动,拿了五个子弹袋,正在这时门外喊了一声来人了,我们就都跑了。跑时我拿了一挺轻机枪、一支全自动,跑到河边找到了魏继海、周瑞文、高军,我把步枪给了周瑞文,机枪给了魏继海。高军说:“我砍了一个人,这下完了。”他坐地上都起不来了,吓坏了。我同魏继海又从原来的路上去,把五支全自动步枪拿来了,把另外一挺机枪的子弹夹装在兜里,又从原来跑的地方回来了(在他们第二次返回偷枪的时候,被砍的值班人跑出去报告,别的同志给他包扎,还不知道武器库被盗。等高军自首,县公安局通知工厂枪库被盗,他们才大吃一惊)。枪偷来之后,都拿到事先选好的冷冻库底下,一共七支枪,一挺轻机,六支全自动。当时我们约定明早六点集合,叫高军把五十发子弹拿来开始行动。然后就都回家了。
我回家之后,就睡着了,我哥哥半夜三更带着公安局的人来到我们家,公安局一下子把我抓住了,我哥和我妈打了我好几个嘴巴。
偷枪之后,我们准备到附近三八六四二部队下警卫战士的短枪,因为大枪太不方便了,整来短枪之后再到八一二二四部队去搞子弹、手榴弹。我们把一台大汽车的钥匙偷来了,钥匙在我手里。我们偷完枪之后,准备杀仇人,还想杀父母,一是因为父母打我们;二是怕当上反革命后株连他们。我们还准备抢银行、商店。有的说我们才十六、七岁,我们还没有过着“青春”。我说咱们开着汽车见着女人就抢,把她们装车上,一人一个。还议论到那时候咱吃啥有啥,穿啥有啥,小日子可福了。我们也议论过偷枪、杀人、抢劫后怎么办呢?有的说上山打游击,我说不行,解放军一包围,饿也饿死我们了。有的说把抢来的好东西和钱分给穷人,叫他们保护我们,我说那也不行,你能总给东西吗?有的说咱往越南跑,我说越中边界多紧哪,你过不去,越南太热咱也呆不了。有的说咱去苏联,我说咱们几个小崽子啥也不知道,还不叫人家送回来,还有咱好啊。有的说去台湾,我说台湾一解放还不是把咱送回来。我们怎么商量,都感到没路去。后来我说咱们就硬拼,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一个也是死,杀十个也是死,咱就干了,实在不行了咱们就集体自杀。
公安局抓我好几天了。刚来时,我就是想怎么快点死。没进来之前,我就不想活了,现在犯罪了,以后当劳改犯没意思了,如果当时能枪毙我,我马上跪下给你磕几个头。
经过这几天的教育,我想了不少事。我父亲是个不识字的老工人。啥也不讲,讲就说挣钱养活你们,你还在外边打架,说说就上手打了。他不象你们讲道理,开导教育我,我受启示,我受教育。如果平常有人找我谈谈,我也不至于走上犯罪的道路,还是怨我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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