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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伟:成功永远只是瞬间的辉煌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9年06月09日
 

 

  ■人物简介   

  张庆伟,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1961年11月7日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祖籍河北乐亭,1978年10月在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设计专业学习。1985年9月在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读硕士研究生,获控制理论及应用专业硕士学位。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令全世界对“神舟”载人飞船及其运载火箭“神箭”的主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产生了特别的好奇和关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曾书写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成就,记录了成功发射6艘飞船、60多颗国产卫星和28颗国外卫星的骄傲。如今这个神奇企业的领军人,就是张庆伟。

  特别承担,换来特别成功

  张庆伟原先的梦想是当飞机设计师。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一毕业,他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自己的梦想,被分配到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并赶上我国第一代歼击轰炸机——“飞豹”的研制,年轻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久便当上了工程组副组长。为了更有力地拥抱自己的梦,三年后,张庆伟再次回到母校攻读飞行器设计控制理论及应用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正逢航空工业部和航天工业部合并,他作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来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始参与火箭的研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于中国航天是一个突破性的历史发展期。刚刚进入航天的张庆伟便赶上了这个好时候。

  1989年1月,中国航天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卫星。

  第一份“涉外合同”带给中国航天人的既有欣喜也有挑战。休斯公司对发射“亚洲一号”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在论证会上,一位老专家提出了使火箭整体起旋,带动卫星旋转后再分离的方案,但需要进一步论证卫星的入轨精度。一阵沉默之后,坐在后排的张庆伟大胆地说了一句:“可以用计算机先计算一下。”会议主持者问:“你来干行不行?”他答:“我可以试试。”机会,就这样向这个敢于承担的年轻人张开了双臂。

  张庆伟凭借自己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过硬功夫,很快推导出数学公式,编制好程序,在计算机上建立了仿真模型,完成星箭起旋方案分析。之后,他直接参与谈判,让美方信服地接受了这一方案。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一举成功。这次发射创造了休斯公司已发射的32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记录。为这次发射做了开创性工作的张庆伟,从众多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随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也进入了研制的最后冲刺。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张庆伟参加了火箭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的攻关,负责助推器分离过程分析。在没有翔实的材料、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他建立了助推器/芯级火箭分离动力数学模型,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仿真研究,使该技术取得试验一次成功。

  当距合同规定的将“长二捆”竖在发射台上的时间仅有一个半月时,卫星整流罩平推分离试验却未获完全成功。大家心急如焚,整流罩能否成功分离成为能否按时发射的最大问题。张庆伟再次临危受命,和另外两位老同志一起毅然承担了攻克难关的重任。

  1990年7月16日,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长二捆”首飞成功。这为以后长征火箭开拓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作出了重要贡献。

  敢于拍板,在成功中树立权威

  “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蓝图的尽早出台。1992年1月8日,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有关领导和专家,向国务院和中央专委汇报了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情况与申请工程立项的意见。中央专委确定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并指示再进行为期半年的论证。

  按照“快、好、省”的思路,载人航天工程中承担运载任务的火箭——如今已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F火箭,要在“长二捆”火箭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凭借在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和“长二捆”火箭首飞中的出色表现,张庆伟被委以重任,负责执笔对“长二捆”火箭改进总体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中国的火箭技术是由导弹发展演化而来,在设计上不含任何载人飞行的理念。虽然长征二号F火箭是“长二捆”火箭的改进加强型,但本质上却因肩负载人使命而与其有着很大差别。张庆伟和30多名技术人员一起,深入研究分析,广泛听取意见,针对火箭载人需解决的三大技术问题——提高可靠性指标、确保航天员安全和发射载人飞船的适应性,写出了详尽的技术改进方案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对于这一长期的大型工程,组织上决定给予年轻人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31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成为当时航空航天部最年轻的副总师。

  张庆伟深知科学、严格的工作规范对于火箭研制这一大的系统工程的重要性。他亲自动笔,编写了《长征二号F火箭设计准则》,制定了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流程,对火箭研制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给出了规范性要求。

  设计准则和研制流程的出台,保证了工作的有序进行。但真正的“硬骨头”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技术攻关:逃逸塔的设计、助推器的加长、整流罩的减重……每一个攻关都是一场“战役”,而每一场“战役”,张庆伟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1996年,经过近五年的论证、设计和研制,长征二号F火箭初具雏形。按当时的想法,长征二号F火箭在1997年便要进行首飞试验。作为副总设计师的张庆伟盼望着能早一天亲自护送火箭前往发射场。然而,一项任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被调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不再担任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对中国航天来说,1996年是一个“多事之年”。这年的2月15日,长征三号乙火箭首飞坠地爆炸;8月18日,长征三号火箭又未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接连的发射失败使中国航天的国际声誉受到了重创,严峻的形势已逼到了“失败不起”的地步。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庆伟走马上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在不久后担起了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责任人和发射队队长的重任。这是继1996年两次发射失败后长征火箭首次恢复发射卫星,国外舆论评论说,如果这次发射再失败,意味着中国的航天发射技术倒退十年。

  第一次带领发射队就是去完成这样一个近乎苛刻的任务,张庆伟没有退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严格质量管理,带领全体研制人员团结一心,负重拼搏。

  1997年5月12日,长征三号甲火箭托举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耸起。发射前,按计划应留在距发射点6公里以外指挥控制大厅里的张庆伟,毅然出现在最前沿。事后有人问他距离发射架那么近,不危险吗?张庆伟实话实说:“是有一点危险。但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身体力行直接给大家树立信心,也就想不了太多了。”

  张庆伟和同事们成功地将我国新一代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打赢了长征火箭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为同年长征火箭后续五次发射连获成功开了个好头。

  1997年长征火箭六战六捷后,张庆伟又被任命为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亚太二号R卫星发射队的队长。

  亚太二号R卫星是美国劳拉公司为香港亚太公司研制的通信卫星。按照既定的发射日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航天首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发射卫星,意义非同一般。

  在这场“硬仗”中,张庆伟在现场指挥协调,与研制人员一起克服“长三乙”首飞失利带来的巨大压力,夜以继日奋战32天,高质量地完成了火箭总装。1997年10月17日,同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张庆伟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长三乙”的发射任务。

  航天发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作为一名年轻的领导者,张庆伟手下的骨干都比他年长,这种情况下如何树立自己的权威呢?张庆伟认为,在关键时刻必须敢拍板、敢决策。如果你拍板的事情实践证明都是对的,权威自然就树立起来了。敢于拍板、细致缜密的张庆伟在成功中树立了权威,并将这种权威转变为下一次的成功。

  再一次与载人航天结伴而行

  1999年,中国航天进行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航天总公司改建为两大航天集团公司。这一变革又一次给了张庆伟展示才华的机会:4月,他被任命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筹备组成员;7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分管集团公司导弹武器型号、运载火箭和载人航天工程的科研生产任务。

  作为副总经理,载人航天工程是张庆伟工作的“重中之重”。曾当过长征二号F火箭副总设计师的他,再一次与载人航天结伴而行。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一飞惊天,张庆伟在酒泉发射现场分享了长征二号F火箭的成功“处女秀”。九天后,在全国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上,胸挂奖牌的张庆伟,回赠给大会的是一面随“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绕地球14圈、行程60万公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

  2001年12月,就在张庆伟刚满40岁的时候,中央把一个更重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担任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与此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上任不到两周,张庆伟便主持召开了载人航天标准化专题会。张庆伟在会上强调,载人航天工程已进入关键时期,搞好标准和规范是质量形势的要求,也是确保航天员绝对安全的基础。他指出,载人航天工程的标准必须是全面、严谨、可操作、可检查的,绝不能容许含糊其词、模棱两可。

  2002年3月,大西北戈壁滩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三号飞船的发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内部人都知道,此次“神舟”三号飞船的发射事关重大,不仅火箭和飞船都在前两次飞行的基础上作了改进,需要实际飞行来检验,成败与否直接影响载人航天工程下一步的进展。此外,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将亲临现场,这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现场观看航天发射。

  3月19日,距飞船预定发射日期不到一周的时间,张庆伟就来到发射场,仔细检查各项准备工作。3月25日下午,张庆伟代表航天人迎接江泽民总书记到来,此时,发射已进入倒计时状态。晚上22点15分,“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当“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翼帆板正常打开”的报告传来时,指挥控制中心立即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江总书记再次握住张庆伟的手,向这位年轻的“当家人”祝贺。

  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张庆伟又领导指挥了多型号的研制发射任务,并于当年12月30日,将“神舟”四号发射升空,创造了一年之内两次发射飞船的奇迹。“神舟”四号飞船的成功发射,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无人试验阶段的圆满成功,即将实现载人飞行的伟大梦想。按照工程计划,此时距“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日期只有十个多月,张庆伟带领大家又信心十足地投入了新的“战役”。

  为圆满完成载人飞行这一中国航天2003年的首要任务,飞船和火箭的研制队伍提出了“排除一切干扰,确保载人成功”的口号。然而,一个个意料之外的“干扰”相继出现了: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航中突然解体,七名航天员不幸丧生;5月4日,俄罗斯的联盟—TMA1号飞船在返回时偏离预定着陆点远达460公里;8月22日,巴西VLS—1运载火箭在发射平台上爆炸,21名航天科技工作者遇难。接二连三的事故给国际航天界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人开始怀疑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年内发射是否为冒进之举。作为研制飞船和火箭的负责人,张庆伟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受上述事故的启发,张庆伟认为,“神舟”飞船虽有多次成功的经验,但也暴露过设计和管理上的缺陷,载人航天是大系统工程,只有靠各个系统环环相扣,强化质量管理,才能保证载人航天任务圆满完成。

  张庆伟决定在集团公司内大力开展质量文化建设,让质量意识深入人心。他组织编写了《质量文化手册》,并亲手将该手册交给各型号责任人,要求以文化促进质量,以质量确保成功。

  10月11日~14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央委员的张庆伟请假缺席,因为此时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已矗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进入倒计时。

  10月14日晚,十六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和黄菊、吴官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飞抵酒泉,他们要亲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历史性时刻,为航天人鼓劲加油。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张庆伟执行的最重大的一次发射任务。发射前夕,他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签名,保证航天员顺利上天,安全返回。此时“张庆伟”这三个字已不属于他自己,而是代表了10万名航天科技战线职工十足的信心和庄严的承诺。

  千秋伟业一朝成。2003年10月15日9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航天员杨利伟成为中国飞天第一人;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安全着陆。

  在胜利的喜悦中,张庆伟并没有陶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清醒地指出,载人首飞的成功,仅仅是中国在漫漫天路中走出了第一步。他认为,如果说“神舟”五号的耀眼光芒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向世界科技大国舞台中心回归的象征,那么未来的空间站工程将更能显示中华民族不可遏制的发展进取之势。

  张庆伟顾不得“喘口气”,又将目光专注地投向了“神舟”六号飞船。他多次深入火箭和飞船的研制一线视察指挥,解决问题。在多种场合,他都强调要以确保成功为最高目标,以确保质量、确保安全为最高原则。他要求公司员工要时刻遵循“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小环节,做眼见为实的模范、吃透技术的模范、大力协同的模范、勤奋工作的模范,全力以赴确保我国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万无一失。

  做一名真正的大企业家

  从2001年12月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起,张庆伟就重新设定了自己的坐标和定位,即努力从一个技术管理型干部变成现代高科技企业家。而作为企业家,创新是永恒的追求。

  张庆伟上任后的第一个创新是对集团公司总部机构进行调整。在调整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根据航天面临的三大市场分类,成立了武器部、宇航部和经营投资部,突出了航天科技的主业,把过去分散在几个部门的工作进行整合,减少业务交叉,缩短管理链条。

  在完成总部机构调整后,张庆伟把下一个创新点锁定在构建母子公司体制上,提出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集团公司为母公司、合资和控股子公司为主,以其他公司为补充,以资产为纽带,多种形式并存的集团构架,按照专业化、产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建设方略,实现发展航天、强大集团、改革创新、铸造一流的发展目标。为此,他下大力气在集团公司范围内进行了科研生产能力调整、专业重组以及科研院所改制,先后调整组建了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北京神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等机构,用发展的办法解决了小而全、自我封闭、低水平重复建设等老问题。

  机构和结构的调整是一种创新,放眼未来提出宏伟的目标同样是一种创新。年轻的张庆伟雄心勃勃:到2010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建成具有经济规模的航天高科技产业,成为国际一流的宇航公司。他深知,与国际知名大公司相比,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规模还不大。为此,他明确提出了集团公司总资产在2005年以前达到1000亿元、总收入在2010年以前达到1000亿元的经济发展目标。

  对于“两个一千亿”的目标,张庆伟得出的结论是,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航天民用产业的高速发展。他强调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要加速发展航天民用产业,并确定以卫星应用、信息技术、新型材料与先进能源、航天特种技术应用、汽车零部件及特种车辆等作为重点发展的五大方向。

  基础已固,宏图在胸,中国航天少帅张庆伟的梦想比太空更高、更远。

 
 
(来源: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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