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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让城市表情凝重
 
胡印斌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10年06月22日
 

  广东省人大代表、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说,大部分工厂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甚至上百小时。与辛苦付出相对应,城市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等现象。与“三低”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人民日报》6月20日)

  年初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提法。仅半年时间,富士康青年员工的次第跳楼事件,就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美好愿景撕开了一个个伤口。城市应选择什么样的繁荣路径?城市和乡村到底应如何互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有尊严地生活?这些都值得认真思考。

  如果听任“三低三多”大行其道,必将严重挤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空间,剥夺其参与社会博弈的能力。就像打工妹郑小琼写下的诗句那样,“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

  现实地看,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会产生大批既不能进城又回不了乡村的边缘人。占到中国外出打工农民60%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过亿人,尽管他们在幼年、童年就随着父母在城乡之间游弋迁徙;他们在城市里的轨迹不外乎打工子弟学校、铁门紧闭的工厂,城市对他们的接纳显然有所保留,尽管他们很愿意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

  同样,“三低三多”也是国家推进城镇化战略构想的很难被忽略的制约因素。如果大批实际上已工作、生活在城市里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保障和回报,则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的不公平会在社会成员内部产生断裂,从而产生强烈的对立感;另一方面,这些被动流动的人群既然不能从主流社会那里获得认同,他们总要设法寻求自己的空间,从而产生政府之外的强力组织甚至出现“黑恶化”。

  此前,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暴露出的仅仅是工厂内部的秩序问题,然而,这种低待遇、高强度的状态注定会波及社会,产生共振,成为必须正视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应从招商引资、增进GDP的迷障中跳出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增加工人与资方博弈的能力,强化工会作用,提高工人收入和福利。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工人特别是前赴后继、代际相传的农民工的人力优势,我们在承认历史贡献的同时,切切不可固化这种历史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不能依然将低工资作为一种资源优势、一种谈判筹码,甚至是一种制度安排。要知道,第一代农民工既能“负重”也能“忍辱”,是有特殊历史情境的,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情感价值上,都不会也不愿接受显失公平公正的社会处境。

 
 
(来源: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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