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3年前的自己是一张白纸，那现在的自己便是一张打了蜡的水彩画。”27岁的杨平如此形容过去的3年“村官”生活。　

　　去年7月，和杨平一样的北京市首批近2000名大学生“村官”三年聘用合同到期，据同年8月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统计，1946名合同期满大学生“村官”92％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3年前，包括杨平在内的2016名“村官”还为第一拨吃螃蟹而“迷茫”，而今顺利通过农村“大关”的他们可以长松一口气。　

　　掸掉攀比气，目标不再浮沉不定　

　　3年前，曾与杨平在同一乡镇做“村官”的白小锞还记得自己一到村里就“崩溃”了。　

　　到村里第二个星期，给村里购买材料，白小锞遇到自己的大学同学，聊起现状，同学谈起自己去了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络公司，月薪8000，洋洋洒洒聊了近两个小时，白小锞只记住了“8000块”、“过两年就能买车了”这两句话，剩下的都被自己“犯晕的大脑”自动隔离了。　

　　“人比人，气死人”，当天下午的白小锞就不想待在村里了，从名牌大学出来的自己为何落到如此地步，修炼一身本领，他自叹怀才不遇。　

　　邻村的桑圣普也有类似的困扰，从外地农村来，大学四年辛辛苦苦赶上了城市的节奏，“却又被打发到村里”，接着就是一阵子消极怠工。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没了方向的桑圣普开始忙活这些事儿，书看不进去，村干部布置的一些文字性工作也不能尽善尽美，这比自己曾经在就业时面临“村官”考试还要难——没目标就意味着没选择。　

　　一个歌手，看上去已经足够光鲜亮丽的职业，去做慈善，为贫困儿童服务，“我又哪点‘高人一等’呢？”做“村官”头一年年底，看了“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丛飞逝世的报道，桑圣普琢磨，“人不必在乎你做什么，而是你为了什么而做。”　

　　次日，桑圣普五点半就起床了，来院里帮收垃圾的老人解决好卫生工作，随后到路上看看，一些作批发生意的村民凌晨就骑着三轮车往外运菜，他跟上和村民打招呼，还不时帮来往的架子车推上坡。而他的这一习惯持续了两年。　

　　现在的白小锞也还在和曾经的大学同学联系，听一些朋友说起哪个同学在国外的大企业，年收入10万美金，却不为所动了。“不是无所谓了，而是各自的目标不一样，就没有可比性了。”　

　　杨平也有同感。3年前，心里装着“我还年轻，做事要大手笔”，3年后自己考虑的是怎样将“理想”融入到现实。“基层就是打基础的地方，也是最能全面学到东西的。别把理想东拉西扯，用现实的眼光着眼一点于自己的目标，就能够实现我们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