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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许勒①关于中国和印度工作经验的报告②(节录)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23日
 
  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我们在中国和印度的工作经验。
  首先谈中国。总起来说,在那里,我们在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曾有过极为良好的实际经验。中国共青团经历了蓬勃发展的过程。我举几个事实为证。
  共青团作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于1920年在中国建立,最初只代表人数很少的小组。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时,已发展到二千九百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九是大学生。后来,1927年7月达到三万五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八是大学生。由此可见,团员数目逐年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下降了,而青年工人和农民的比例提高了。1927年7月,在所谓武汉时期,我们的组织在武汉政府所辖地区,取得某种合法权利。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明当时中国共青团的发展情况。然而,我觉得下面的数字一定会使大家感到惊讶。1927年7月,我们曾有过三万五千名团员。以后,就是骇人听闻的恐怖时期,成千上万的同志被处死、砍头、溺杀。我们的组织成了极端秘密的组织,人数自然也就减少了。1927年8月,团员人数降到一万五千人。有些同志甚至认为,当时团员人数不足一万人。不过,无论如何也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之间。1927年11月,共青团组织又增至二万人。而在1928年3月,在继续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国组织竟达到三万三千人。(掌声)广东省组织还不计算在这三万三千人之内。在这个省的一些地区,我们建立了革命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地方自治机关,还有四万五千名共青团员。由此可知,我们在中国就有七万多名团员。但是,即使不把广东的四万五千名共青团员计算在内,在当前中国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下,这里居然能有三万三千名年青的共产主义者,这乃是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历史上光荣的一页。这说明,甚至在极严格的秘密条件下,我们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仍有很大可能争取青年。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七万名中国共青团员中间有多少大学生呢?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农民。这就是中国共青团数量上的增长情况。
  现在再谈谈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路线问题。我只想简要地说明共青团在中国革命时期的立场。北伐时,共青团完全支持党的政策。共青团和党站在一起支持北伐,它和党没有重大分歧。但是,早在北伐末期,即1927年初,在党的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国民政府的错误和偏向暴露出来以后,共青团就提出了警告。1927年3月,工人占领上海时,以及在反对蒋介石叛变的斗争中,共青团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表现得非常英勇,当然,它毕竟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一切都决定于党的领导。在武汉,我们已看出共青团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这个时期,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青团的指示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能以为,中国远离这里,中国共青团都是一切自作主张,只不过将情况上报青年共产国际。不言而喻,工作的重担落在共青团的肩上。但是,我们与中国共青团的密切联系却从未中断过。我们在中国有自己的代表,中国共青团也有代表驻在我们这里。因而,特别是在所谓武汉时期,有过极其密切的合作。就在这个时期,共青团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为一方,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
  当中国共青团看到党的领导日益屈从于国民党、屈从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时候,共青团和我们的代表就提出警告,以应付行将发生的背叛,而且共青团还发表了相应的声明。当时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共青团的警告,对它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的革命政策所抱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起初,陈独秀声称,根本用不着共青团过问。后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本人要向政府进言,他不仅没有得到发言机会,而且共青团旗帜鲜明的革命呼声竟至在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所设置的泥潭中淹没无闻。这种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后果,绝不是党和共青团密切合作造成的,而是相反。它们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我们有权说,在武汉时期末期,中国共青团不仅没有参与中国党领导上的背叛政策及投降活动,而且相反,它竭尽全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当共产国际着手清洗党的领导机构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时,共青团也起了巨大作用。共青团不仅提供了政治上的帮助,而且还向党提供新生力量,协助充实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干部和领导。
  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中国共青团的错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年青的中国共青团缺乏经验,共青团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另一极端。再者,不能不指出“先锋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两个极端倾向的表现。我们所理解的“先锋主义”,就是不承认党的领导,企图对有组织的工人实行政治领导,从而有取代党的倾向。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已无可救药,党已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共青团应当完全担负起整个的领导。我们谴责了而且也克服了这种偏向。至于“盲动主义”,这不是共青团所独有的错误,而是最近期间,即这年冬天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显然是危险的,但是现在也克服了。
  最后,我们有权指出中国共青团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它由学生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运动,由年青的、缺乏经验的小组成长为组织严密的共青团,由人数不多的小组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并在犯了种种错误和过失之后掌握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策略。
  因此,我们可以由中国的经验中取得重要教训,就是说,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在殖民地也同样能够建立起群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这个问题以前仅仅是讨论的课题,而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了。我们看到,在殖民地可能建立共青团,而它甚至在非法存在的条件下,也可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
  同时,我还想谈谈国民党青年组织的情况。早在1925年,就有几个国民党人提出建立国民党青年组织的建议。当时,中国共青团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机会主义分子图谋建立一个机会主义组织,以抵消共产党员在青年运动中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也讨论过,而且有些同志认为这种组织有助于更加广泛地吸收青年。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决议,最后决定是由中国共青团自己去做的,即继续坚持反对立场。我们现在可以说,当时不同意建立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组织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好处,而只会有害处。它势必很快就成为国民党机会主义领导手中的工具,用以在殖民地国家最棘手的青年运动问题上和我们作对。同时,我们现在已发展成为没有任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性联盟,这多多少少也许正是由于没有这种国民党组织的缘故。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69-372页。
  注:
  ①许勒(Щюллер或Щиллер),里哈德(1901-1957)奥地利共产党、青年共产国际和奥地利共青团的奠基人之一。1919-1921年任奥地利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同时担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南局领导人。1921年先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1933任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35-1945住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从事编辑和教学工作。1945年回国。1951年当选为奥共中央委员。
  ②这是许勒代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所做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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