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历史文献 >> 1922年至1931年
· 1990年至2002年
· 1980年至1989年
· 1970年至1979年
· 1960年至1969年
· 1950年至1959年
· 1942年至1949年
· 1932年至1941年
· 1922年至1931年
  1922年至1931年
 
 
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23日
 
  一 “五卅”时代的团
  自从一九二五年的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中国工人阶级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力量。在“五卅”以前,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群众,在“五卅”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渐次失掉他的重要地位了。
  但是过去的中国的团,正是建筑在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基础之上。当时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国学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的工作;在工农青年群众中几乎没有团的力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团员社会成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仅在广东、湖南、唐山有极少的工人支部外,就是上海、武汉等重要工业区域的团,都没有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基础。同时全国工人运动除少数铁路工人中的工作外,也非常幼稚;农民运动只广东稍有基础,其他各省的党与团都是不做农民工作的。
  “五卅”运动之前的不久(一月左右),上海工人的经济斗争才开始在党的影响之下,有组织的爆发起来,上海的团亦渐努力于青年工人中的活动。“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全国各重要城市(如武汉、广州、九江、天津等)的工人成为当地斗争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参加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在当时还是非常之少。
  在“五卅”运动之后,中国的团也开始感觉自己社会基础的弱点,而开始注意于青年工人中工作之重要(以前虽然也是重视的,但没有这时候感觉得这一问题之严重)。但是对于团的工会工作与经济斗争的方法及经验还是非常缺乏。各级团部只是努力参加一般的职工运动的各方面工作(如组织罢工、怠工,参加工会一般的组织与宣傅工作,召集工人群众会议等),但是青年工人的特殊工作,可以说是没有进行。
  这时候的团,开始由小资产阶级的单纯的青年运动转向到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方面来。但是这个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积极参加国民革命的时期,并且从“五卅”运动之爆发,资产阶级就开始恐惧无产阶级力量之伟大,而企图争取革命之领导地位;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仍是非常重要,国民革命中的联合战线的运用,当然是当时重要的策略。
  在全国革命运动急剧的发展中,中国党与团的力量主观上都是非常薄弱,惟因当时阶级没有显著的分化,工人阶级及学生中没有强大的反动势力的影响与作用,因此全国各地的斗争,大体都在中国的党与团的影响之下而发展。
  但在“五卅”运动爆发不久,阶级分化的事实渐次明显,戴季陶反阶级斗争的理论,开始影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并且发生国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一类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组织,渐次影响学生群众,学生群众渐有左右两派的分化。此时团又以很大的力量注意于学生中的思想斗争,与右派势力争取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位。当时党对于团(整个青年运动)的观念就是:“团应努力于学生运动”,“党负工人运动的责任,团负学生运动的责任,工人运动做好了,青年工人自不成问题”,彷佛党团的分工就是“党做工人运动,团做学生运动”。这一机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对中国团的发展确有极严重的不好的影响,当时的团虽然不赞成这种观念,但是没有很坚决的与这种理论做彻底的奋斗,这当然也是最严重的错误!
  虽然当时的团没有公开而坚决与这种理论奋斗,但是对于青工中的特殊工作,已经是非常重视;上海、武汉的团也在青工中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其他重要城市,亦开始改变团的社会成分。
  但是在团的工会工作与青工斗争工作的进行中,常常遇到阻碍,就是工会运动中的“行会思想”,这种守旧思想也还是根据于当时的党对于青年运动的观念之错误而产出来的。
  所谓“行会思想”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在过去许多工人经济的罢工中,团的支部或代表要求在罢工要求条件中提出关于青年工人的特殊利益条件,往往被党的同志所拒绝。其所根据的唯一理由是:“这次罢工的要求本来就很低的,倘若要再提出青工特殊的要求,必定会影响这次罢工而致于失败!……”团虽积极反对这种解释,而有时也让一步的只要求提出最抽象或是很小的青工要求,如:“改良青工待遇”、“不准打骂青工童工”、“……”以便在这些条件之下能够组织青工群众参加斗争,并增高青工对于工会之信仰,但大多数也是被工会中党的同志所拒绝。第二就是青工加入工会执行机关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团所特别注意的工作,在每次工会选举的时候,团要求青工当选为执行委员,但是党的意见:“只能以能干不能干作标准,不应有青年成年的限制。”因此工会工作就不能有很大的发展。
  在这种“行会思想”的统治之下,团的工作与经济斗争,虽然在团的每次会议的决议中指出他的重要,但是实行成绩非常之少;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团没有参加工人运动,恰恰相反在一般工人斗争与组织中,团是很努力参加的。
  当时团中央屡次经过党中央通告各级党部改变这种错误观念(其实第二种观念当时党中央也有的),因为这种现象必然可以引起三种不好的结果与影响:第一就是足以减低青工,尤其是童工对于工会的信仰,使他们不感受工会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而起来积极拥护工会,参加工会工作;第二就是容易使反动势力(资本家、走狗、工贼)勾引这些对于工会没有坚强的信仰的青工童工来破坏工会组织与行动,或是促成青工与童工自动的脱离工会的单独行动罢工等,以致影响工会组织的发展;第三就是妨碍团的无产阶级化,使团不能在青工群众中强固自己的组织与影响。但是党中央的那些决议案与通告都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这些也是中国团不能很迅速的将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之上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这一重要的原因外,团之不能深入青工群众,没有发展工会工作与经济斗争,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主观与客观的原因与错误。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只注意由上而下的去进行工会工作与经济斗争,只是希望工会的党团提出青工的要求,准许青工当选而参加执行机关的工作,而没有努力去经过青年工人群众用工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去打破工会内守旧的行会思想。这就是说我们平常不注意在青年工人中,广泛的宣传他们的经济要求与参加工会工作的重要,使他们自动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所以当团向工会或其党团提出的时候,一方面青工群众不甚感觉与本身关系的重要,同时工会与党团也不感觉是青工童工迫切的要求,好象是C.Y.太固执己见似的。第二就是团只参加工会内带临时性质的工会工作,如发动罢工,加入临时的纠察队,散发罢工的传单标语,召集群众集会与游行,而很少努力于工会经常组织宣傅工作,尤其是没有特别注意工会在青工童工中的组织宣传工作(不过那时的工会多半是号召式,而无很好的群众组织下层基础的),没有了解青工切身的经济要求(各地很少有地方性的青工经济要求纲领,各厂、各企业的特殊要求纲领,更是少而又少了),未能切实执行“青工代表会和群众会议”的方法,去宣传组织青工群众在团影响之下,参加工会和工会工作。这或者要算本团过去直到现在的工会工作与经济斗争工作不能发展的重要的根本原因了,同时就是团的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
  当时团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又是怎样呢?在“五卅”以前的全国学生运动完全是在团的领导之下,那时的学生群众阶级的分化不甚明显,只有消极不问政治、积极参加运动和读死书不管其他的三种成分。再则学生群众中,除基督教青年会稍有一点教会学校群众外,并无其他带有全国性质的政治组织,学生中的国民党,不过是团的御用机关而已。基督教青年会被我们历年“非基”运动的结果,他们是不敢反抗我们的,除教会学校外,几乎没有它的影响与作用,所以那时候的学生运动与组织,完全在本团的包揽之下,正因为如此,我们包办的学生团体(上至学总,下至学校学生会)不过成为本团御用发通电、宣言、传单的空洞没有群众基础的机关,实际上学生运动只是包而不办。不过当时团的中央刊物(中国青年)确实是能够在思想上领导学生群众(甚至有中等学校作读本用的),一切学生本身利益的斗争都在团的指挥之下,反基督教的工作也颇做得有声有色,每年的圣诞及复活节,必定可以引起教会学校的学潮与教堂的恐怖,使那些外国×人感觉不安。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爆发之初期,学生仍然是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全国学生一致罢课、游行、示威、演讲、帮助工人的罢工运动等;不过因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力量突涨,学生的革命作用,已落在工人阶级之后了。
  团在此时仍然是学生反帝斗争的唯一领导者。“五卅”运动爆发的不久(七月),团中央即决定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其目的一方面是号召学生继续坚持反帝的斗争,另一方面就是乘此机会整顿各级学生会的群众组织基础。这次会议是完全在我们的口号与影响之下而召集的。
  “五卅”惨案发生的一切运动,几乎完全是共产党与团所包办。国民党(各省国民党也几乎全是共产分子包办的)虽然形式上也是参加的分子,但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完全是共产党。资产阶级当然异常恐慌而不安,并企图抑制这一运动的发展而自己取得其领导地位。阶级分化渐次明显,国民党里面的资产阶级代表开始向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进攻,而有戴季陶反阶级斗争的理论之产生。广东一部分的学生与军官学校的学生,在戴季陶主义影响之下而产生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并且向北发展。这种理论是可以影响动摇不定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群众。次之就是一部分新由法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深染着法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萝想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前途,彷效英法建立东方的伟大“帝国”。他们在“五卅”高潮中回到中国,看见共产党的“横蛮”,当然是“深致不满”,于是组织“国家主义青年团”,提出“外抗强权(即抗苏俄),内除国贼(即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与苏俄,因国民党联俄联共,对之亦取反对的态度。他们在这一政纲之下,曾出版有“醒狮”周报主张发展实业振兴中国等。因有少数学校的教员是他们的分子,故在学生中也有些影响。此外就是上海一部分反动的教职员对C.Y.领导的“过火”的学生运动不满,认为是过于牺牲了学生的学业,而起来组织“各大学学生同志会”,主张师生应当联合一致,反对C.Y.包办的学生会与学联会。
  以上三种影响同时发生,虽然他们在外表上有些不同的主张,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及反动势力来反对C.P.、C.Y.则是一致的。因此本团包揽的全国学生运动便开始发生问题了,广东便有孙文主义学会的“学联”产生,北京有“学生总会”之发现,上海则有“各大学同志会”与我们领导的当地学联相对立,但其他各省之学生运动则尚能统一在团的影响之下。
  这时候团对于学生运动还是采取积极的策略:在右派势力小或者简直没有的地方,加紧巩固学生的下层组织和反对右派思想的斗争与宣傅;在右派势力比较已经形成一种组织力量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东,就一方面加紧思想上的斗争,同时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去求得他们的群众。这一策略当时在北京是比较有些好的成绩,结果是在我们占优势的情形之下合并左右派的组织,另组“北京学生总会”,但是不久右派的领袖仍然退出。上海“各大学同志会”的本身就很弱(教员与学生联合组织的,师生问的地位根本不同,当然不会有强固的组织),他们捣一捣乱,也就没有什么活动了。我们所指挥的上海学联,相当的容纳一部分右派的分子加入学联的不甚重要部分的工作,仍然保持学联形式上的统一。
  惟有广东的学生运动分化得最早。这一方面是因为广东的阶级分化比其他各省较早,右派的势力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有较深的结合与根据,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广东团部过去学生运动的策略之不甚妥当。即是没有注意到如何取得学生群众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而只注意到如何抓住一部分左派的学生组织极少数人的“新学生社”,对于其他学生群众,认为都是反革命分子,不去取得学联的群众与机关,以致“新学生社”为一般学生所仇视,时常发生冲突,甚至右派影响下的少数学生组织“树的党”(Stick)的“泛系团”对付新学生社。当时中央驻粤委员与广东省委决定取消“新学生社”以减右派攻击之目标与学联会合并,而去努力在学联会内部取得学生群众与机关,中央对于这一意见也是同意的。但是当时右派的力量已比我们强大,学联机关始终是被他们占领,我们只不过是占有极不重要地位,同时没法努力从学生本身利益的口号之下去争取学生群众。广东的学联成为右派的御用机关,其他各省仍然继续旧有状况,湖南的学生运动,算是最有成绩。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曾有一种企图要组织“中华孙文主义青年团”。他们发生这种企图的根本原因,就是觉得中国C.Y.独占青年运动的危险,因之想要组织国民党的青年团,如同共产党之下的共产青年团一样。
  这一问题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是值得研究的,因为青年在国民革命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一九二四年七月)也曾讨论到在中国是否需要组织国民革命的青年团,当时是有两派意见的争执:少年国际驻华代表大灵同志是赞成组织的,主要的原因是认为青年在国民革命中占重要地位,而中国国民党又不能领导并组织这些青年,因此必须有一种国民革命的青年团之组织。中国C.Y.对他的关系也同中国C.P.对国民党一样。但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多数是反对有这样的组织,主要的理由是正因为青年是一部分重要的力量,应使之加入国民党内以充实其革命作用,如果另组国民革命青年团,一方面可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另一方面将要妨碍中国C.Y.的发展,并且认为到了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战线时,这一青年团必定随着国民党而成为反动的组织,徒为中国青年运动树一有力量的敌人,认为是极端错误的政策。当时第三国际驻华代表伍庭康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是摇动的,但中国党出席第五次国际大会(时候是在少年国际大会之前不久)的代表团也是多数不赞成有这种组织之产生。结果是认为“暂时尚没有此种组织之必要”。
  当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甘乃光提出这一问题之后(甘之提出一方面是根据国民革命中应有单独青年运动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想替自己造种新的群众势力),团中央的意见是反对的。所根据的理由大抵与第四次少国大会的反对理由相同,不过更深一层的认识,就是认为一种青年团体的组织,必须有一种共同利益的立场。国民革命青年团应当是各阶级的青年政治联盟组织。这一团体的各阶级青年在政治上固然有相同的出发点,即是实现国民革命,但在经济上与其他利益上则各有不同阶级的本身利益了。无产阶级青年的利益有C.Y.代表他们争取,即不应由国民革命青年团来替他们争取,反而妨碍团在无产青年中的发展与强大。贫农的利益也是一样,政治上的利益则由国民党可以包纳,而不必有单独组织的必要。小资产阶级本身利益则C.Y.与国民党都可以顾及。如果在国民党以外,另组国民革命青年团势必成为与国民党相类似的青年政党了——第二党。这不独不会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发展,且将加以阻碍。若是认为国民党已是无可挽救的反动组织,须由国民革命青年团的形式来形成真正为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当时国民党的情形并非到了不可挽救的局势,因此认为组织这种青年团必将妨碍国民革命前途的发展,且于团的发展亦将予以种种将来之不利。根据这些理由,中央决定反对这些组织之产生的。
  但是我们虽然决定反对,通知广东省委执委执行,然而甘乃光等还是继续他这种企图,他想要建立这一组织是要适合于当时左派的理论一种青年群众的组织。为要是国民党左派影响下的青年组织,所以他就不得不找广东青年运动中的左派势力去保持这一企图的发展,左派当然就是广东的C.Y.了。
  当他找我们同志帮助组织“孙文主义青年团”时,广东团的同志还没有很一定的意见。有些同志彷佛这种组织只要C.Y.能够领导也是于我们有利的,有些则不甚赞成,但也没有积极反对的意见,而再请求中央讨论解决;一方面也不拒绝甘乃光等的请求,而开始帮助他建立一些初步的组织,待中央的决定而作最后的决定。于是这一“孙文主义青年团”就产生了一个初步的模型。
  中央既已决定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组织之产生,接到广东报告后,当即去电阻止,并致信广东团部说明应反对的详细理由,且指出应付的策略是:
  1.向甘乃光及共同主张者说明这一组织之不良结果——阻碍国民党本身之发展,使其改变这种企图;
  2.抓住已有的组织,不使其发展,并促其消灭;
  3.在党与团的刊物上公开反对这种组织之产生。结果甘乃光的企图被我们的反对与破坏而消灭了。现在看来,当时中央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从“五卅”到北伐(一九二五年五月——一九二六年七月)的时期中,全国工人、学生、小商人及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努力参加当时的反帝斗争的,并且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双方争夺革命领导权,但是全国的农民,除广东外还是非常沉静,就是中国的共产党与团都不甚感觉如何发动农民成为工人阶级有力的友军之重要,现在看来,当然是无产阶级先锋——C.P.与C.Y.——当时的极大的缺点。
  但是,当时中国农民是否是有参加国民革命反抗地主阶级的要求呢?我们可以肯定的答复绝对是有的。认为中国农民生活历来是非常痛苦,他那受压迫剥削和战争的苦痛的奴隶地位,只要有人去领导他们,立时就可以成为极广大群众的革命力量,他无疑的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有力量的同盟者。并且中国革命无疑义的是要农民起来参加,方才能够得到成功的一日。因为他是中国人口的主要部分,并且占着中国生产的重要地位,而且他的生活是非常之苦。可是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与青年团都没把自己的注意向着他们,因此他们失掉了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而表现不是革命运动中的一种重要力量!
  广东的农民在当时广东的革命空气之下,就自动开始参加解放斗争,组织自己的农民协会。这时候广东的团便成为这一初期的农民运动领导者,许多县分的农民斗争与组织都是寒暑假回乡去的C.Y.同志所影响而领导起来的,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恭维广东同志自觉的努力!
  但可惜这一自觉的努力,还是缺少自觉的认识,这一工作重要的意义彷佛是带了一种偶然性(当然不是偶然的)的自觉,没有认识这是团的经常应当努力的任务,而在农民运动稍有一点基础后,就完全交与党管理,彷佛是很自觉的完全放弃团在农村中的工作,主观上彷佛认为农民运动应当是党领导的,团还可以不必多事。(这于党的认为团为纯粹学生文化运动的组织有极大关系,团所发展的农民组织及负责同志完全被党调去。)因此广东团的指导机关没有设法去与派到农村工作的许多C.Y.同志发生组织上与指导上的关系,训令他们建立团在农村中的组织与工作,而为“既受党的指导,我们不必管他”的观念所支配,而竟至完全放弃了农村工作,这更是值得我们责备广东同志做出这样严重的错误。
  这时候,其他各省的农村工作,更是没有影子,此地不必多说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现在值得我们叹惜的,就是完全放弃士兵工作!共产青年运动的导师——李卜克内西时代的团是以反军国主义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军队压迫之下的团,完全放弃破坏敌人军队,建立工农阶级武装的工作,这真是本团的一件耻辱!
  但是这里也有应当说明的,那是团的中央虽然没有认识如何去做军阀军队中的工作之重要,但对广东革命军(那时候还是革命的)应当有我们工作的认识是有的,不过没有很正确的观念。
  那时团的认识是:工人农民是党的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应当在工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军队也就是由工人农民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创造我们的力量,庶使国民党或蒋介石等将来反动后,我们还可以取得一部分武装的兵士群众,并且我们若是在军队中有了势力,也就可以阻碍蒋介石等的反动……。根据这些理由是主张在军队中应当建立党与团的组织的。
  但是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反对在军队中有党与团的组织,因而不独禁止团去发生组织,并且还禁止党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有组织!当时党中央所根据的理由是: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那么就不应当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于我们,尤其是军队是应当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因为现在军队中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倘若又组织C.P.C.Y.,其势必将引起与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冲突,而至于动摇其军队,并且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
  党中央既有如此政见的决定,团当然再不能企图在军队中去建立组织了。其实党中央这种见解是安心投降资产阶级,再机会主义没有的见解。团虽然感觉要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但没有勇气与党争抗,这也是不小的错误了。所以当我出席少年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和参加莫斯科与列宁格勒C.Y.群众与代表大会时,时常遇到俄国同志的问题就是:“中国C.Y.参加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与方法怎样?”简直无话回答,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似的,彷佛他们都想着:“为何那样有名的中国C.Y.(盖因为‘五卅’运动使中国的党与团的国际地位提得很高呢),在革命的军队中没有工作呢?”有时我只好照真答复:“我们的党禁止我们在军队中有组织,因为恐怕反而因我们的工作破坏了革命军队!”现在看这样的答复是何等的要引起俄国同志耻笑!“中国C.Y.到底做什么的?工会工作与经济斗争的成绩没有,军队中的工作又没有做,做了一些什么呢?!”
  不过在完全没有兵士工作成绩的情形之下,有一点是值得我们记载的,就是广东黄埔军官学校中团的作用。黄埔军官学校是国共合作时代建立的。那时,蒋介石——军官学校的校长——对于俄国顾问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很大的疑惧,所以他是依赖苏俄与共产党帮助这一军官学校的发展,不论教官与学生,都可接受共产党的推荐。各省的秘密招生的委员会多是在党的影响之下,因此招收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团的同志,有些是中央通告各省派送的,有的便是自动考入的,前后考入的学生同志虽然没有统计,大约至少在五百人以上。但因党不许团有单独的组织,所以他们一入学校,便成了党员,完全受党管理。
  这些黄埔毕业出身的同志,多半就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的下级军官,他们在一切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拚命,这是蒋介石与一般国民党员所公认的,在北伐中他们确具有战争的成绩。
  最后我们应当说的是从“五卅”到北伐开始时,这个期间以内的最后一个时期团的感觉是什么?
  各地的感觉如何,知道的很少,中央的感觉就是:
  ……中国的团在以前社会主义青年(疑漏“团”字——编者注)时代(按:中国团开始创于一九二○年“五四”运动高潮之后,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团的第三次大会期间,定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因国内无政府派与马克思派的冲突,曾经一度解散,于是年七月从新由马克思主义者另起组织的),做的工作是学生运动、“非基”运动、反东方文化“泰戈尔”运动,确实是有些声色,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学生中确是有些影响,但是现在的团已经是共产青年团了。共产青年团应当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阶级组织,应当是代表青年无产阶级谋利益,并且领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团体;但是现在学生运动已经成为过时代的工作了,团在青年工人中的基础又没有建立起来,一切所做的工作都是党的活动,成年人中的工作。学生运动虽然是一种青年运动,但也不应完全由团包办,他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党也应当管理指导;若是象这样继续下去,团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组织的希望,也象党一样的第二党罢了。党又不帮助团在青年工人中建立团的基础,这一定不是团的出路!必须另外想出一条路来!才能挽救团的前途!……当时中央想出的出路就是:“应当努力使团青年化!”
  在这一感觉与观念之下召集了团的第三届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上海(按:第一次扩大会议是召集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于北京,此会议对于学生运动统一战线颇有些争论)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一切问题的根本点就是研究“什么是C.Y.”“怎样青年化”。
  在上列团的经过叙述之下,当然可以明了那时讨论“什么是C.Y.”的问题并非偶然而奇怪的了。在讨论这一问题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答复,有的说“C.Y.是青年共产党”有的说“C.Y.是做文化运动的组织”,有的说“C.Y.是党的后补学校”,有的说“C.Y.是共产党的左手,工会是共产党的右手”,有的说“C.Y.是共产主义学校”,有的说:“C.Y.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有的说“C.Y.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是在党的指导之下,领导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但最后的决定就是:“C.Y.是列宁主义学校。”
  从这一问题的许多答案中就可看出,当时团的干部对于“C.Y.是什么”的认识是非常模糊不清楚的。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成分都是包含得非常充分,不过这次会议没有把他公开的指出,并与之作坚决的奋斗,致使他的根源在以后的发展时时暴露出来,确是这次会议的缺点;就是最后决定的C.Y.定义虽然没有很大的错误,但仍模糊而不甚完全,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第四次全国大会方才有比较成全的C.P.定义产生(“四大”开会时间为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编者注)。
  关于“青年化”问题的来源,这里还须要补说许多事实,就是:
  团在“五卅”前计有两千九百余同志,其中知识分子——学生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工人成分不到百分之十,此外则为自由职业者店员之类,农民及兵士几乎是等于没有;再则团员年龄成分以二十一至二十五岁的为最多数,超过二十五岁亦算不少,甚至三四十至五十八岁的团员(这是在四川发生的,因为四川那时没有C.P.的组织),年龄最小十四岁的也有。有许多地方只有团而没有党的(因团的学生成分多,所以容易在各省青年学生中发展),如当时的福建、四川、陕西、奉天之大连,以及有许多地方团的组织,比党大而普遍,如江西、安徽、山西等省。
  因此在由“五卅”惨案而汇成的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在没有党或党弱的地方,团事实上不能不起而代替党的作用,领导当地一切群众的斗争,这第二党“先锋主义”是事实上所需要的,当然不能说是什么错误。
  “五卅”运动的不久,团即感觉到要强健党(指党弱的地方),和创造党(指没有党的地方)来领导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决定按年龄加以分化,将过二十三岁的团员分化给党去强健或创造党的组织,并且以后的发展须以二十三岁为最高限制,结果,前后分化给党的团员三千人以上,许多没有党的地方也开始成立党部的组织了!这要算是中国团的一点成绩。
  “五卅”事件爆发后,中央曾通告各地,尤其是没有党的地方,应当努力参加并领导斗争。在斗争中特别注意发展组织,须认为这是重要工作之一。各地团部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否扩大,须从组织发展的成绩来测量,但是指出发展应以工人为主要对象,乘此时机建立团在青年工人中的基础。
  在这个时候团的发展确有相当成绩:重要工业区域,如上海、武汉、天津、唐山、郑州、广东、安源等处,都已相当的建立在青年工人基础之上;其他非工业区域在当地工人与手工业工人中也有相当的发展,到是年(即一九二五年)九月第一次扩大会议全国合计已有九千人以上。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曾经分化三千左右的团员给党,实数是六千余人,且其成分也有相当的进步。这六千人的社会成分是百分之三十八(?二十八?)是工人,百分之四十九(?)是学生,其他仍为店员、自由职业者,分化以后的年龄成分也比较有进步,主要的成分是十六岁到二十三岁了,但是指导机关几乎百分之九十是知识分子!
  这里有一点需要记述的,就是在工人中发展,时常有党与团竞争的现象,因为党与团都认为在工人中发展组织是组织上的重要任务,同时在斗争中的青年工人很多是表现得积极活动,所以党与团都争取这些勇敢的青年。常有团去宣传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将要入团之前,党便马上把他介绍入党,这是当时团的下层同志所极气忿的。上海工作的同志常发出一种很有趣的“忿言”道:“党与团的中央把团的发展年龄限制到二十三岁,但是现在的情形:党可以向二十三岁以内的青年中发展,把好的青年都吸收去了;团又不能在超过二十三岁的成年内吸收同志,这样如何能使团有很大的发展?就是发展也不过是吸收了青年工人中的次等成分……。”×道:“党要是这样与团来竞争发展,团以后就不分化予党了。老实说,如果党不象这样在青年中发展,党员数量也不会比团员数量多,若是团不分化同志给党,团员数量也会超过党员数量。……”这些话当然就可以表现当时党团关系之一部分,同时是表现当时团还没有找到青年工人中群众工作方法的情形,其实那时有很多青年工人群众在斗争中非常积极参加的,尽量可以发展,那里真是会有党在青年中发展就阻碍了团的发展呢?不过党那种“马上”把团已宣傅好了,且预备介绍入团的青工抢到党里去,也未免真是“太欺服弱小”的办法了!
  因为团在“五卅”以后,还只是由小资产阶级的研究式的团体,开始于此时走向无产阶级大道,但是还没有走上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路上来,成为与党相类似的第二党的状况,党又不能给团一点帮助来建立团的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基础,且在发展中还有一些竞争;团还不是真正领导青年无产阶级斗争的群众组织,所以在这次扩大会议中如何“使团青年化”成为当时极严重的问题了。
  “青年化”问题与团的性质问题,是同时讨论的,所以有些同志赞成“C.Y.应是做文化运动的组织”,解释青年化的意义就是“以后团应多做青年文化运动”,这种见解,显然是很错误的,而被会议所反对。
  这次扩大会解释青年化的意义是:“青年化的意义,不是减少团的政治工作,而是要把政治工作做到青年群众中去,必须要从青年利益斗争的领导中去发展青年群众中的政治工作。”
  在这样“团的性质”与“青年化”问题解决的原则之下,扩大会议曾指出团的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重要,须与工会运动中“行会思想”奋斗;并且开始注意到农村工作问题(因此时北伐已开始向湖南发展,湖南与广东的农民运动已开始发展)和儿童运动问题。对于学生运动也有些讨论,认为学生群众已经开始分化,尤其是教会学校、专门及大学校的学生群众,多半是豪绅、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因为阶级利益与革命的发展根本冲突;指出以后须多注意中学及小学的学生群众中的工作,因为这些学生群众的贫苦成分比较大学生为多。
  总括在这一时期以内,中国团的工作,确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他确是接近群众并且能够帮助党领导群众斗争的,不过他还没有找到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正确方针,尤其是没有自觉的努力去做农村与士兵工作,是极大的缺点!
  二 “五卅”惨案到武汉政府反动
  “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不久就被资产阶级联络军阀所破坏。一九二五年九、十月间上海总工会与工商学联合会(是当时工会、学生会与商界联合会所产生的中心机关,是在上海总工会影响之下的),前后被上海军阀孙传芳奉北京政府命令而封闭。帝国主义受中国民众运动的压迫也表示一些形式上的让步,如主张开关税会议解决加税问题与治外法权等以缓和反帝的民众运动。北京段祺瑞政府与奉天张作霖军阀,接受英日帝国主义之要求,而开始压迫全国反帝的民众运动。资产阶级便与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帝国主义真能解决一点对于自己有利的关税问题而后退。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虽然不满意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妥协,但是他们始终是不能成为一种单独的力量,开始受社会阶级分化的反映而表现动摇不坚决。唯一继续并且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欺骗政策和军阀及资产阶级妥协的态度的,就只有无产阶级和其先锋——C.P.与C.Y.了。
  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以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运动又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而开始一个新的发展。久被封建军阀统治的民众,都很希望北伐军的胜利来解倒悬的苦痛;同时帝国主义调派大批军队来华,企图武力压迫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次北伐是决定积极参加,从各万面加以援助的。
  北伐军因为得到工农群众的帮助与响应,所以在军事上的成功非常迅速,从五月由广东出发,七月即下湖南,八月下武汉(武昌城因有一部分军队是吴佩孚的,困守至十月十号才完全克复),三月廿三日因得上海无产阶级的响应而占领上海,不久即克复南京,完全占有江南各省的版图。
  团在这次北伐中是在党的政策之下参加工农民众运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
  一、宣传北伐的意义;
  二、发展群众起来斗争,以动摇当时的反动军阀统治,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进展;
  三、建立工农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童子团等;
  四、特别注意发展团的组织,尤须努力乘此时机建立团在农村中的组织与工作。
  在北伐过程中全国工农运动有所显著的发展,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协会,均在党的影响领导之下而普遍的产生;团在这几省内的农村中也开始较普遍的发生组织。当时团在农村中的主要工作,即为帮助党建立并发展农协的组织与工作,组织农村劳动童子团,开始反对土豪劣绅、大地主阶级和宗教迷信的带改良性质的改革运动。发展很快的农村童子团便在团的领导之下,帮助农协宣傅煽动以及逮捕土劣的工作,并且自动的捣毁教堂庙宇的反迷信运动。
  在北伐军进攻江西的时候(一九二八年十月),孙传芳(当时统治江、浙、皖、赣、闽五省的军事领袖)的主力军队集中江西,后防非常空虚,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帮助北伐军事胜利政策之下,乃有上海组织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以动摇统治阶级后防的决议。
  当时上海资产阶级与孙传芳冲突,而有推翻孙传芳而代之的企图;同时蒋介石亦派有代表驻沪宁一带活动。党乃经过上总联络这两种力量共同组织暴动,并决定于十月(一九二六年)二十三日举行,但因资产阶级临时退缩而未发动。第二次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亦未成功。
  在第一次暴动时,中国党与团对于暴动的性质与暴动后的政权问题的观念是很模糊的。只认定这一暴动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摇动孙传芳的后防,响应北伐军;把资产阶级看成是这次暴动的主力,无产阶级站在帮助的地位,暴动后的政权由资产阶级支配,决定无产阶级不必参加。不过以暴动后无产阶级应当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为帮助暴动的主要条件。现在看来,当时的观念,显然是非常错误。
  经过第一次与第二次暴动失败之经过,所得到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不能为这种暴动的主要力量,显然表现他的动摇畏缩的弱点和想利用工人阶级以达到自己目前的企图。因此,在第二次暴动失败之后,对于暴动主力与政权问题的观念就有根本的改变:认为将来暴动的中心主力必定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只是一种旁边赞助的别力而已,政权的组织也必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
  当时少年国际代表萧养仁提出以后的政权形式可用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以无产阶级为这一政权的领导中心。因为这种形式可以接近广大群众并可拉拢士兵群众,但也必须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
  团的中央相当赞成这一意见,并提出党中央讨论。党中央认为政府应是很民主的由民众直接选举,政权则采用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的名义。
  在这一新的观念之下,准备第三次暴动。
  第三次暴动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举行的,当时北伐军由浙江向上海发展,上海仅驻有少数鲁军。廿一日决定十一时全上海总罢工。罢工后即由纠察队与工人夺取全上海华界警察武装向军队中心进攻,经过四十八小时的巷战而将千余军队完全克服,随即北伐军安抵上海。这次共获敌人步枪千余,盒子炮数百,机关枪二十余架,另有手榴弹、子弹甚多。
  这次团在暴动中的罢工与巷战中都算很积极的参加。暴动成功之后党与团及上海总工会均公开活动,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市民政府和工人武装纠察队。
  政府则由职业团体——工会、学生会、商会及其他——产生代表三百余人(其中工人代表占多数),于暴动后召集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二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团的上海市委亦有公开代表当选为执行委员(学联等团体有三同志当选)执行委员中党与团的同志超过半数,执委产生之主席团(九人)党的同志亦占多数,资产阶级代表的成分,不及一半。
  但当市政府宣布就职典礼时,蒋介石即令白崇禧禁止就职,认为“军事时代应暂缓办”,虽武汉中央政府批准之上海市政府亦不能执行政府的职务了。
  经蒋介石命令禁止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在市政府里的代表便脱离了,使市政府不能执行职权。
  工人纠察队在暴动后扩大到两千余人的组织,其中党的成分很多,但团当时没有多派同志加入,故团的成分很少。这没有特别注意到纠察队中去求发展,这是当时极大的缺点。
  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到江西时便开始反动,对武汉政府表示不满,到了上海南京之后更加有资产阶级势力作他的根据,所以他由不满意“左派”武汉政府而取对抗的形势,对上海同情于武汉方面的一切势力当然是取压迫政策,结果纠察队被他解散,市政府也随之消灭,而有“四一二”的大屠杀发现!
  由三月廿三暴动胜利到“四一二”反动开始的时期,中间二十天,在这时期中上海的党与团都是公开活动的,团的数量由二千发展到八千左右,童子团亦有四千余人的组织。
  在这时期中团除参加工会与政府的一般工作外,特别做了一些外国水兵宣傅、军民联欢、为兵士募捐以及青工群众大会等工作。当军队快要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开始感觉士兵工作的重要并且向士兵做了些“不要开枪打工人”“不要受长官命令而压迫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但是没有努力吸收兵士同志,也是当时的缺点!
  又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以后,开始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不独党与团完全转入秘密状况,即一切革命工会均被封闭或为反动势力所占领,党团及工会干部除一部分被捕杀外不能停留上海。同时过去工作方法均不适合于严重压迫的秘密环境,因之不独工会瓦解,即是党与团的组织也非常散乱。过去没有经过长期团体生活的新进同志,因畏缩白色恐怖和不能与组织发生关系而退出或离开团体的分子非常之多,由八千同志突减到三千并继续的减少。童子团的组织也不能公开存在而减至千人左右,并且是秘密的组织。
  上海“四一二”屠杀之后,广州相继反动,十五日也开始捕杀党团同志与工会领袖分子,被捕者在两千人以上,所有戏院和城市的空屋内都充满了被捕的革命分子。
  广东是北伐军的发源地。当北伐军离开广州以后反动势力即渐伸张,但还不敢公开压迫革命势力,省港罢工仍未完全解决,农民协会运动也有很快的发展。团在农村中也建立了相当基础,但对城市经工工作发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广东产业落后没有青工群众,而其他市政工人又无青年,因此认为经工工作客观上没有发展的可能,取消主义的精神就在这一错误观点上表现出来。后经中央的批评面没有使这一错误广大的发展,不过经工工作还是没积极的求其发展,因此广东的团始终没有在工人中建立好的基础。这是广东团部不善于运用公开机会发展工作的极大错误!
  这时广东城市与农村童子团曾有很大的发展,尤以农村发展最快,共计有童子团四万余人,惟其组织不甚严密且缺少教育与训练,“四一五”之后大部分无形瓦解。
  广东的团在这时期中曾有相当的发展,在“四一五”以前有团员六千余人,“四一五”后,有一部分干部被捕杀,团员数量减少至一半以上。
  自蒋介石在南京,李济琛在广东相继反动之后,东南各省——江苏、安徽、两广、福建、浙江——便成为白色恐怖的区域。不久蒋介石便公开组织南京政府与武汉对抗,东南资产阶级从此成为反革命的势力了。
  在这一反动区域的团在北伐进展过程中都曾经过一度发展,但一经白色恐怖之后便完全转入地底下的秘密环境了!因为过去组织工作的不严密,没有建立强固的下层支部基础,只有号召式的活动,所以到反动压迫来的时候,便不适宜于秘密工作的环境,而受极大的损失——干部分子的被捕,下层组织的崩溃。
  自南京反动政府成立后,武汉政府便只有两湖、江西的版图了。
  武汉国民党与政府在蒋介石积极进攻的形势之下——上海对武汉经济封锁……——的初期,更加表示左倾而与共产党接近,表面上是拥护总理“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实际武汉政府以内的封建资产阶级势力已经开始不满意于共产党的“过火”的工农运动了。
  自从北伐军入驻两湖以后,工农运动有突飞的发展,农民由反对土豪劣绅进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尤以湖南的农民要求最切;城市工人经济斗争也有普遍的发展,尤以手工业及店员斗争为最激烈。
  但是这时党中央对于这些自发的农民斗争与要求,没有一个明显的土地革命政策来领导农民群众,只是希望国民政府由上而下的解决土地问题;同样对于城市工人阶级也没有积极的政策去领导,反而觉得工人的行动有些“过火”!
  当武汉政府决定继续向河南北伐时,国民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同志反而从消极方面提出“工人革命纪律”限制工人罢工(必得政府许可)和一切自由“越轨”的行动(工会除对于工贼以外不能自由逮捕其他反动分子,纠察队应受军事机关调遣等),其实这都是资产阶级最需要以阻碍无产阶级力量发展的企图;但是党的中央都接受了鲍罗廷代表国民政府右派势力(客观上是如此)限制无产阶级的所谓“革命纪律”的提议了。此外鲍同志所提出的“现金集中”政策,虽然在武汉被敌人封锁之下所需要的,但是纸币低落现金缺乏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影响才大!
  在这个时候两湖的团是有极大的发展,湖南在五月廿一事变前有七千余同志,湖北有一万二三千人,仅武汉三镇即有八千余同志,江西的团之发展亦甚迅速,并且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此时团除参加一般工农运动外,特别注重童子团的发展和军队工作。两湖城市与乡村童子团组织将近七万人(湖南三万,湖北四万)。乡村童子团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农民协会逮捕土豪劣绅、捣毁庙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和本身操练教育,成分多系贫农子弟。城市童子团的成分除一部分产业童工与青工外,主要的是店员与学徒。童子团的工作,除本身经常操练教育和维持群众大会秩序外。就是发动本身利益的斗争,成为店员斗争的中心力量。因为它是一个斗争的组织,所以发展得非常迅速。又因为过去店员与学徒所受的压迫非常惨苦,尤其是学徒几乎成了店东和师傅的奴隶,所以一旦有了团结,便开始向他们过去的压迫者争斗,逮捕店东戴高帽子游街等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店东一方面非常痛恶童子团组织,同时又不得不屈服于这些有组织的童子团之下而改良学徒生活与待遇。过去的店东师傅对于学徒的奴仆关系,几乎被这一潮流所冲破。
  此外武汉童子团还有两件特殊的工作,值得记载的,就是当夏斗寅叛变的时候,武汉形势非常严重,市内军队都调赴前线作战,市内常有反动势力散布谣言,图谋扰乱后方;此时团便领导童子团担负维持治安的一部分责任,日夜平均有四百童子团轮流守卫街道,代替兵警的作用。这种工作就是当时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亦所未曾做过的。
  再则就是看护伤兵的工作,当北伐军进攻河南时,运回武汉的伤兵在五千人以上,但因医药与看护的缺乏,伤兵的待遇非常之坏;湖北团的省委便组织一部分童子团分配各伤兵驻地担负看护工作,同时学生会及其他妇女团体也有加入者,但童子团特别受伤兵欢迎,因为他们能够吃苦耐劳,替伤兵洗伤口、换药料、输送死亡的尸体等,甚至有伤兵联名通电赞扬童子团之议。
  虽然童子团做了这些不可湮没的成绩,但无论如何是为一般店东小资产阶级所深恶痛绝的。他们除用巧妙的方法破坏童子团组织(如假造共产党与青年团将要派童子团到前线作战,以恐骇学徒使其退出,或电其家属回……),更假造事实向国民党政府诬告童子团如何作恶,要求政府处理。因此汪精卫和那些“党国要人”也不满意童子团,甚至连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也骂童子团的行动“过火”,并决定解除童子团木棒和服装,禁止一切代替军警的活动,强迫团的中央下台湖北省委执行,“否则童子团应当枪毙!?”“如C.Y.不听令执行连C.Y.也要解散!?”
  团在党中央的“严重决议”下,当时决定下列改造童子团的办法:
  一、加紧向社会宣传童子团过去的功绩解释一切误会与谣言。
  二、决定按十六岁年龄标准改组,超过十六岁者另组体育文化团体,将好的分子介绍加入C.Y.
  三、在改组期内停止代替军警的乱动,服装与木棒由所属工会保存,改组后重新发给。
  但是改组工作还没有完成,武汉政府已反动了,童子团组织也随工作一同瓦解。
  在武汉国民党没有反动之前,团对于军队工作非常重视;中央曾决定两湖应派十分之一的同志加入军队(合计约两千人),结果湖南派入的同志约五百人,湖北派入军队、工人纠察队及政治军官学校的约四百人左右。
  关于派同志到军队中当兵的工作,当时遇到一种困难,就是学生同志不能忍受军队生活,派入之后有自动退出的。工人同志不愿当兵的心理也非常浓厚。这一方面因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思想所支配,另一方面就是工人生活虽然痛苦,但是兵士生活较工人生活之痛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都是阻碍派送同志到军队里去的原因。上海在蒋介石没有公开反动之前,党中央亦曾决定派三千工人及同志加入军队(因当时正扩充军队),亦因上列原因而成绩非常之少。
  当时关于军队中组织问题与党的中央有些争论。团主张在国民党军队中应有团的支部组织或是小组,所根据的理由是认为士兵工作是团的主要工作之一,且军队内部青年成分非常之多,团在军队中的组织固应受党的支部或军事机关指挥以保持军队中指导之统一,但团对青年兵士可以在党的政治方针之下,进行一般教育工作,尤其重要的就是团在军队中有了组织,方能使团在军队中有发展的机会,提高团对士兵工作的兴趣。
  党反对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单独组织,所根据的理由是:军队中青年与成年没有不同的利益,且青年占军队中的主要成分,为最革命的分子,若是青年兵士成为团的发展对象,则党的发展必感困难,且党与团在军队各有组织,必将妨碍军队中指挥的统一。
  在这一争论中,国际代表鲁易同志也是赞成团可以有单独组织的;但因党中央军部坚决反对,结果就是团不成立单独支部,应与党合并组织,派代表参加党的军事机关,共同指挥军队中的工作。
  在这一组织原则之下,团派去军队中的同志便没有形成单独组织,而完全合并于党,但当时党也没有很好的整顿军队中的组织,所以派去的同志便成散乱而无组织的状况了。后因国民政府决定东征,大部军队调赴鄂东、江西一带,这些同志也随军出发,中央亦派一人参加党的前敌委员会。南昌暴动时他们多半随着贺叶军队向广东进展(因为我们的同志多数是在叶挺及张发奎的军队中),张发奎的军队参加南昌暴动,就是因为过去党与团派送同志的结果。
  在武汉时期团的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是有过相当的努力的,主要的就是经过童子团领导之学徒斗争,武汉三镇的童工、青工与学徒大部分都经过童子团组织于工会之内。青年工人对于工会的一般工作是很积极参加的,有些工会执行机关也有青工或童子团的代表参加。湖北总工会内有青工委员会和童子团总部之组织。
  当时童子团确是店员与学徒斗争的推动力量,因此一般青工与学徒对于童子团的关系比对工会的关系更密切,并且有很多超过十六岁年龄的青工与店员加入童子团(上海曾有二十八岁的工人要求加入童子团,他要求加入的理由就是认为童子团比工会有组织有教育娱乐及斗争的兴趣)。因此童子团形成一种如工会性质的青年组织(不过他是直属工会之下的,比西欧独立组织形式稍有不同)并且有些活动是代替了团的作用,这些都是当时的缺点!
  学徒与店员的生活与待遇,经过童子团的影响与斗争之后,确有相当的改善,在汉口某次工商联席会议,店东竟承认学徒每日工作八小时,担任加入童子团的学徒制服费六元,改良待遇,准许学徒每日早晨上操等条件,在比较大的商店内这些条件大部分都实现。
  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商店学徒争得八小时工作的法律根据,而产业工人中的青工与童工还是继续以前每日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让步而没有发动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同时团也没有领导青工斗争的积极策略,以及大多数工人停工的关系。
  在工商联席会议之后,湖北省委曾经努力领导学徒争得那些条件的普遍实现,同时鼓动产业工人中的童工青工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并没有得工会与党的帮助,没有多大的成绩。
  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是共产党的代表,但是对于劳动问题——工资、工时、失业问题——始终是没有解决。最后劳工部起草了一个劳动保护法草案,其中关于青工童工的条文,由中央几次讨论加以修改,但在这一草案还未公布之前,部长即已在党中央决议之下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了,所以国共合作时代的武汉国民政府始终是没有颁布一个劳动法令的。
  但是这个时候全国的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怎样呢?比较一九二六年七月扩大会以前的情形当然是有些进步,不过进步的程度还是非常有限。所谓进步的地方就是:
  一、各级团部渐次了解青年化的意义及运用,非加紧在青工中的一切活动与斗争的领导不可,因此在有些罢工斗争中也提出一些关于童工的要求——如河南郑州纱厂罢工与武汉、上海、长沙的一些罢工中。
  二、上海、武汉一带对于青工经济要求纲领的宣传也有相当成绩。武汉在北伐军到时曾广泛的发散青工要求纲领;上海“四一二”以前曾召集过许多次有群众的青工会议。
  三、青工参加指导机关工作也有一些地方实现——如上海、两湖与江西的有些工会中。
  四、党对团的经工工作观念大体是向好的方面改变。
  但在这整个进步的过程中还是有许多不好的表现:
  第一如广东的团,认为广东既没有产业工人的青工群众,市政工人中又没有青年工人,如此所得的结果就是:在广东客观上没有发展经工工作的可能了。
  第二就是党对于团的经工工作还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些地方的党还是把团看成文化团体,如上海党的负责同志说出C.Y.应多做识字运动学跳舞等笑话来了!
  第三就是各地在经济罢工中,只提出童工的要求,对于青工要求在实际斗争中提出的很少。各地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工会要求纲领中,是列入童工、女工的特殊要求,似觉青工——十四岁至十八岁——与成年工人的要求没有区别。
  因为第三种现象的普遍,所以在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一九二七年六月——引起中央与少数地方代表的一个经工工作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的共同意见,就形成一种经工工作的特殊理论:
  “认为过去只有童工的经济斗争,并非偶然的现象。这是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只有轻工业——丝纱厂、烟厂——比较发展,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些轻工业工人。而这些工人中的青年工人,十五岁至二十一岁的约占百分之五十;童工,七八岁至十四岁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成年工人,二十一岁以上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因此青年工人便成为轻工业工人的主要成分。纱业中的青工与成工的工资、工时及待遇等大体相同,有时青工所得的工资甚至比成年工人还要多(因为是包工制以出产品的多少定工资,青年工人眼灵手快,甚至比成年工人生产额还要多)。过去党的职工运动的基础恰是建筑在这些轻工业工人群众之上,所以一切工会的斗争都是以这些青工利益为目标,如此则团的经济斗争自然只能偏重童工了。因为童工既占轻工业工人百分之二十五的数量(因中国没有童年劳动的限制,贱价的童年劳动,恰合中外资本家剥削的极好工具),且其工资与青工及童工相差甚远(“童工”疑为“成工”——编者注),待遇更是恶劣不堪!他们的教育娱乐要求也很迫切,因此团的经济斗争必须以童工及学徒(重工业与手工业中的)为主要的对象,同时不放弃青工争得教育机会与减少工作时间的特殊斗争。
  “因为党的职工运动是建立在轻工业工人群众基础之上,所以党的基础也就是建立在轻工业工人群众之中。在过去斗争中青年工人又是最勇敢的中心力量,因此党与团争取青年群众的现象,过去党与团在青工中竞争发展也不是偶然的事实。为避免这一现象的继续发展就只有减低团的年龄标准到二十岁,至多不得过二十一岁。”
  当时这种理论在大会代表中是可以取得多数同情的,但因少年国际代表由仁同志的反对而没有成立。他当时反对的理由是:
  “正因为青年工人占轻工业工人的重要成分,所以团应加紧青工经济斗争的领导。青工在工资、工时、待遇虽与成工没有分别,但团应努力为减少青工工作时间争得教育机会而斗争。”至若团员年龄减到二十一岁他也是赞成的(当时只有北方代表反对降低标准年岁为二十一岁,而主张二十三岁。但其主张的根据是因为二十一岁的标准年龄足以妨碍北京组织在大学生中的发展,因为大学生是北京团的主要成分,多数是超过二十一岁的)。
  团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第五次大会之后召集的,这次大会除在政治上接受党的一般政治决议外,并严重指出过去“忽视青年工农的作用”和“两种极不好的倾向一是工作未能青年化,几乎形成了第二党;一是忽视了团的政治意义仅注意于文化等类的工作。”
  再则确定团的性质与作用“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在党的领导之下吸收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去养成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甚么是C.Y.的定义,到这次会议方有如上之比较明了的规定。
  此外对于经济斗争、工会工作、团的年龄标准有如上之讨论,其他农村工作与军事工作也是这次大会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无多大的争论。(附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于后)
  学生运动在这次大会中已没有单独列入议事日程中,但是北伐以来学生运动的经过,此地稍加以说明:
  全国学生运动在蒋介石没有叛变以前,还是在本团影响之下参加当时的斗争,北伐军到武汉、上海之后,学生中的投机领袖分子多半脱离学生群众,成为国民党与政府机关内的“党国要人”了。就是普通的干部也是“各自谋生”的离开学校——在当时学校停闭情形之下自然是他们的出路了——所以学生运动的作用日渐减少。但是国家主义的势力,因为他们过去反对国民党此时也湮没无音了(后来知道他们领袖已投降于张宗昌与孙传芳之下了)。
  蒋介石反动后,各省的学生组织,均为反动势力所占据。当时中央决定反动区域的学运方针就是改变联合战线的政策,另组秘密的左派学联,同时在学生群众中组织左派学生的各种小团体,反对右派包办的学联与国民党。但秘密学联的组织始终是没有成绩。
  武汉政府区域内的学生运动,仍然是在团的领导之下,但是对于学生本身利益的要求,因顾及当局的困难而常加以抑制,以减学生对于政府的对抗形式;且曾决定全国学总(当时上海已有右派的学总组织)召集第八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号召全国学生拥护武汉政府,反对南京政府与国民党,但大会还未结束,武汉政府便已开始反动,包办学运的方式从此也告了一个段落。
  在党的第五次大会之后,湖南马变事件发生,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便开始动摇接受蒋介石的影响而不满意于共产党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土地问题与工人武装表示非常不安。此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需要一坚决的阶级政策应付当时的环境,但是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无条件的退让,直等于投降资产阶级(见党中央通过之十一条政纲,当通过时团中央因未得通知无代表参加),自动的决定工人纠察队缴械,公开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的反对,最重要的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土地革命问题:当时的情形,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意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坚决的政策,必将失掉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而党惟恐其与那些“左派领袖”破裂,不敢直接领导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的斗争;至此还希望国民政府明令颁布土地法令由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主张由国共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的解决和进行的实际办法;甚至连鲍罗廷同志的提议:
  “国际训会,主张没收土地是对的,不过实现土地革命必须有长期的过程,现在还没有到实现的时期;当前的任务是应当以极大量的牺牲与忍耐帮助国民政府东征,打下南京以后土地革命自然可以实现。目前应当组织农民训练班培养一批执行没收土地的指导人材,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以备将来执行这一任务。”(大意如此)也被党中央政治局所采纳!
  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的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但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手没收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更反对鲍罗廷打下南京自然可以实现、目前应训练人材的自杀理论;因为即算打下南京,那时右派势力只有更加扩大而受东南资产阶级影响公开反对工农及共产党,断无比当时更好的结果。若东征遭失败,同样也将使土地革命难于进行。
  二、国民党问题:当时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彷佛既没有与之破裂便不应批评,既然合作,便不能单独有自己的政策,否则只有退出国民党。
  当时团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是: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既然多半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我们应当利用左派国民党党员群众以民主化的方法去影响国民党的领袖和政策,直到改组国民党的中央,而不仅靠与上层领袖的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领袖一旦投降反动派则一切只有失败;国民党是不应即退出的,退出国民政府在当时(六月中)亦不赞成。
  三、其他武装工农问题,是赞成国际的意见,对党的十一条是反对的。此外尚有其他不甚重要的问题意见,因当时材料于武汉破获时损失,无从记忆。
  关于上列问题,团中央曾有两次正式决议提交党中央讨论。但第二次决议案,后闻被独秀同志毁灭而未传到党中央会议,在六月某日的武昌中央会议中又被主席禁宣读而毫未发生影响。当时团中央虽与党中央的政治意见冲突,因恐影响党的威信故未敢傅到下层团部中去讨论,现在看来或许是一种错误!虽然党中央是无条件的退步,但仍不能使国民党相信,而改变其向工农进攻的政策,并且步步进逼,反动派开始公开捣乱工会,此时乃决定退出国民政府的决议。七月十三公开宣布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动,但还不敢公开指出汪精卫等的反动勾当。十九日团中央发表比党更激烈的宣言,公开骂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等成为反革命工具(当时党中央是不赞成指明的),但朱培德未列入(当时少国代表由仁是主张列入的),因恐促成朱的激烈反动,妨碍张发奎(叶挺军队包括在内)军队南下的计划(当时张发奎尚表示很左),后即看出是一种错误!同时中央指令湖北省委加紧转入秘密环境的预备工作,从新分配工作同志,解释对国民党政策等。
  在党中央七月十三日宣言公布之后,公开的白色恐怖便开始。团中央十九日宣言之后,压迫更形紧张。不久便捕杀同志与工会领袖,从此革命的武汉,变成反动的中心了。
  总括由北伐到武汉反动时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时期。但因党始终是退让没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坚决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以致不能取得小资产阶级群众。蒋介石反动使中国革命受一次打击,武汉反动更铸成革命部分的失败!
  团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发展,湘、鄂、赣、粤农村中已建立相当基础,城市工作也有相当进步,团的数量增加(四次大会时的统计有三万五千人)质量也有些长进(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一,农民占百分之十八,兵士占百分之○·二〔派送同志加入军队是在大会后开始〕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八,其他占百分之二十二·八),儿童运动也有显著的发展(全国合计有十二万人),但缺点仍多,主要的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成绩很少,团员缺乏教育训练、以致反动一到则成溃散状况。
  三 “八七”会议到现在
  南京武汉相继反动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此告一段落。国民党由革命战线退出,而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新工具;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在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而表现反动;学生群众也屈服于资产阶级之前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因阶级关系的变更而变更,彻底领导民权革命的就只有无产阶级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自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后,便开始担负这一新的更艰苦的任务。但当时看出革命的前途还是非常乐观的。
  八月七日党中央召集中央的紧急会议,从新批评过去政策的错误,估量当前的革命形势,决定新的策略。这一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指出过去政策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今后应当坚决领导土地革命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团对于紧急会议意见附后)
  团中央在党的“八七”会议后亦曾召集一次驻汉全体中央委员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接受党“八七”会议精神,并且承认团过去工作也犯了很多的机会主义错误,决定今后新的工作方针。(见“八一二”会议告同志目前任务及组织农村工作等决议案,附后。)
  从此团中央与党中央在政治方面的意见,大体完全一致。党在“八七”以后的根本政策,就是领导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自动起来夺取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
  不过当时的团经过国民党反动后,组织上受一个很大的打击。因过去下层组织松懈,缺少教育训练,在这白色恐怖之下,许多团员表现动摇畏惧脱离关系,尤其是许多投机的知识分子甚至公开登报声明退出团体,以图自己生活之安全。湖南马变后,省委书记田波扬(?)同志等七人被杀,省委与各地关系停顿,同志减少三分之二;湖北武汉三镇虽事前有比较充分的秘密工作的准备,然反动后,亦由八千同志减为三千,并且继续减少;两湖城市童子团完全溃散,惟乡村因白色恐怖较轻,故尚无过大的损失。全国同志数量由三万五千减到万人左右,(党由五万减到一万五千余)且干部分子捕杀者极多!这是本团组织上极大的伤痕!
  由“八七”到现在的全国组织状况,中央组织科另有详细报告,因此,本报告内不必详述。不过在团的“八一二”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主要精神,就是今后团的组织应当更加坚决的努力建筑在“城市青工”、“乡村贫农”基础之上,并提拔新的工农干部分子以强健无产阶级指导。
  在党的新政策之下,两湖有九十月秋暴、海陆丰农暴、江苏宜兴无锡的暴动,直到十二月十一号广州大暴动。广州暴动失败后,又有赣西南和浙江奉化暴动发生。
  各级团部在这些暴动中大体都是参加的。湖南九月暴动省委指导虽然非常薄弱,但是安源四百余工人同志是与党一致参加战斗的;鄂南暴动,中央与省委虽派人前去指导而中途被捕,但鄂南团部也是积极参加(是役死同志甚多);鄂东、鄂北及中部农民斗争,团表现非常努力(参看湖北省工作专号,“中央通讯”第二十二期);宜兴暴动大半是团的力量发动而成(参看“少年通讯”十一期“宜兴暴动报告”);瓊崖暴动团亦曾努力参加,海陆丰暴动后的发展很快,惟广州暴动中,团虽参加,但其力量表现得非常之小;赣西南暴动团亦积极参加(失败时死同志四百人以上)。
  在这一暴动政策之下,党与团对于暴动观念都是比较模糊,直到广州暴动方有比较明显的观念。有些同志认为在党的暴动政策之下,一切斗争必须走到暴动,一切群众的组织宣传工作,只有走暴动的过程中亦有发展的可能,似乎暴动不必估计其结果,亦不必定须夺取政权,把暴动与斗争混为一致,如是就产生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了。
  这一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有些党部与团部中都是时常发现的;但团这一错误表现得更多一点。如在武汉去年十月唐生智溃退时,湖北省委有同志主张“马上暴动,建立三五天政权也是好的”。有些地方因为团的盲动主义而影响党的政策。如郑州的团提出暴动计划党也同意;江苏省委在宜兴无锡暴动失败后,还坚决主张苏州继续暴动,中央与党的省委阻止才未发动;江西的团也曾有总暴动的计划提出,党通过(后来江西省委声明事实并非如此,乃因技术人员写报告之错误)。当时中央都指正这一些倾向的错误,并且在中央通告中指出这种“不顾群众斗争情绪与要求和党的指导力量,简单的主张暴动;这些盲动主义者往往只懂得暴动在军事上技术上的意义,而忽视了在组织上与政治上准备暴动的重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拼命走险心理的表现,直等于玩弄暴动!”
  国民党反动以后,党与团在城市中的生活比较非常困难:第一,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旧有工会的被解散,工人中的干部均不能生存,新的工会很难建立,因在工人的斗争很难发展;第二,就是右派工会——上海工统会、工总会,武汉工会改组委员会等,常用欺骗方法,和缓工人斗争,帮助反动势力压迫工人中革命分子。
  在这种情形之下,武汉的团对于城市工人中的工作曾经用过很大的努力。如反对改组委员会,“发现运动”,“保护剪发妇女运动”,以及唐倒时一切工人所表现的斗争与以后建立赤色秘密工会工作,武汉三镇的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详细参见湖北工作专号,经工工作。)
  上海反对工统会运动中,曾由上海的团组织青工代表会议和停工示威,散发不少的宣言传单等宣傅品,粉笔队的活动等,当时在群众中起了不小的影响。可惜没有继续发展这一运动,尤其是没有努力于秘密赤色工会建立的实际行动,是一极大缺点!(详细看“少年通讯”第十一期)
  苏州长期的铁机工人罢工运动,团是站在领导地位的。可惜这一罢工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郑州工人曾有几次罢工,团也是很积极参加领导的。
  其他各地的经工工作,显然是没有努力发展,客观上表现放弃城市工人中的艰苦工作,这是极大的缺点!
  从武汉反动后到十一月扩大会会议(一九二七·十一·)时期中,团内发生两种不好的倾向:第一是取消主义,第二就是先锋主义。
  先锋主义的倾向,就是认为党还是没有改变旧的机会主义错误政策,不信赖群众力量而畏缩退后,党既一样没有力量并且妨碍团的活动,团便应当起来领导一切斗争(浙江);主张更改团的名义为青年共产党,入团年限提高到二十五岁,甚至二十八岁(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向扩大会正式提议)。
  这种先锋主义发生的原因:(一)有一部分下级党部表示畏缩退后,没有脱离机会主义遗毒(如宜兴党部),致使团轻视党的力量与作用。(二)党内民主主义成分的缺乏,团没有广泛讨论党内问题的机会,党不重视团的意见与提议(在团部弱的地方这种现象很普遍)。(三)团在反动压迫之下没有找到做下层青年群众的方法,而着重没有深入群众的政治斗争。因此,在反机会主义口号之下而形成反对党的倾向。盲动主义多半就是由于这种倾向而容易产生。
  取消主义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认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完全归并于党,仿照国民党的办法在党内设一青年部,管理青年运动(湖南省委的有些同志),第二种形式就是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党赶不上客观环境,因此必须强健党的组织,主张将团的干部分子分化给党,并且降低入团年限到十八岁,团可以专门做文化运动和儿童工作。这样可以使团真是“青年”化了(南方局与广东省委中有些同志的主张)。
  这种倾向表现的原因就是因为:(一)遇着白色恐怖的严重压迫,没有找到青年工作的出路;(二)因为过去青年运动中机会主义遗毒“党做工农运动团做学生运动”的影响,(三)党对于团的工作没有积极的指导和帮助,且常调动团的干部,因此觉得团的工作没有办法。
  这两种倾向在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中曾有很详细的讨论,“认为上列各种倾向与观念都犯了取消主义的危险,同是团内工作遇到恐慌的表现……要有极大的决心与这些错误倾向与理论奋斗。”
  这次扩大会议根据团的现状与各种错误倾向,指出以后的出路就是“特别注意青年工农下层群众的工作”。认为过去一切先锋主义取消主义,都是因为以前(与国民党合作时代)做惯了号召式的工作,一到阶级分化剧烈,反动压迫严重,没有找到群众工作方法的表现。并且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做这次大会的中心口号。决定团员入团仍旧恢复到二十三岁。
  在这一“群众工作”原则之下,扩大会议曾讨论到如何利用公开机会与方法,组织青年群众的问题。根据这一问题,乃决定在农村中组织“少年先锋队”。其他改造组织、发展士兵运动、经济斗争与农村工作均有详细的决议。(附扩大会议决议案)
  关于少年先锋队问题,在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曾有几次言论,争论的中心就是城市青年工人中是否应有此种组织。多数同志是主张有城市亦可发展此种组织,但因党中央坚决反对,同时中央亦认此种组织是有妨碍赤色工会发展之危险而否决。
  在这次扩大会议以后,先锋主义的倾向渐次减灭。取消主义虽然没有发展的现象,但在组织上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尤其是表现于广东团的各级组织中,直到广东暴动以后,这一倾向才渐次消灭。
  扩大会议后的不久,广州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产生。在这次广州暴动中,团的工作就是组织五十人的“少年先锋队”(临时由学生同志编成的)于暴动后的次日,没收了一些商店的红纸红布写了许多标语,并占领了九处印刷局印了不少的傅单,再则就是杀了几个反动的C.Y.分子。因此,表面上彷佛广东C.Y.的传单、标语非常之多,实际则没有起一点领导青年群众的力量。
  中央批评广州团不能起作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过去取消主义的影响,没有切实进行经工工作与士兵运动等的结果。但是广东省委在暴动以前,就决定“非必要时不必参加直接攻打军警机关”等决议表现,省委事前就没有如何筹备参加暴动的直接行动是极大的错误,同时在暴动发动时党与团的关系完全断绝,党并未事前通知团所决定的暴动时刻,这也是党应负的错误!
  在广东暴动失败后,中央曾发布“广暴的意义与教训及团的任务决议案”,指出群众工作的严重意义,“若是团的工作不能深入青年工农群众,团的危机必更扩大,广州的团不过是先于各地暴露自己的破产状况……。”(详细看“少年通讯”第三期)对于广东的工作当时有详细的指导(见致广东信)。
  广州暴动开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阶段——苏维埃革命即工农专政的阶段。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不独没有认为广州暴动失败而使各地斗争消沉,并且推动了全国斗争的发展。此时党中央通过湘、鄂、赣、粤四省直接夺取政权的方针。当时团根据党的决定亦有下列各省工作方针的决议,关于各省工作情形亦在这一决议中说明,不另详述。
  “(已有英文翻译)……………………。”
  在这一方针之下湖南造成了割据局面,醴陵割据有更大的发展,鄂东北及中部农村中的斗争有剧烈的发展,赣西南之万安遂川发生暴动,广东海陆丰亦有极大的发展,团在这些斗争中的发展亦甚迅速。
  现在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团内发展及其成分的变更,及改造组织的大概情形:
  在第四次大会时(一九二七年五月),全团有同志三万五千,此时工人同志占百分之四十一,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八,农民占百分之十八,但各级指导机关负责同志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七十。武汉反动以后,在“汉全会议”团员数量降到一万五千余人,十一月扩大会时又增到二万以上。这个时期以内,因农村斗争的发展,团在农村中的发展也比较迅速(海陆丰与瓊崖割据扩大其发展尤快),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已增至四万五千同志(但广东是照一万三千人统计的,最近报告已增至四万五千,则合计有七万八千以上)。此时团的成分: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三,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二,知识分子百分之二十二,店员百分之○·三,兵士百分之二,其他百分之○·七。如广东以四万五千同志计算则农民同志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从上列情形可以看出团在武汉反动以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就是:
  (一)农村发展比较城市迅速,且农村团的成分,自耕农占很重要的成分,因此团有由小资产级的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团(尤其在“五卅”前学生同志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转变到以小资产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团,这足以影响团的布尔什维克化。盲动主义与先锋主义多半就是农民意识的表现。(二)只有粤、湘、鄂、赣等区域有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广东一省的团员占半数团员以上,而广东的团又多半是在政权夺取以后的苏维埃割据区域以内的发展最快(在海陆丰及瓊崖约占广东团员百分之七十以上),由此证明团的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
  改造组织提拔工农分子是“八一二”会议以后,所最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在扩大会议后,特别重视此种工作(见中央组织通告),执行的结果,大体是有进步的。根据各地新近改组报告统计,各省省委和负责同志如下:工人百分之三十五,农民百分之二十五,知识分子百分之四十,工农分子合共占百分之六十。候补委员成分:工人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百分之七,知识分子百分之四十八,工农合共占百分之五十二。这证明省委负责同志的成分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有极大的缺点就是:实际担任常委工作的还是以知识分子为多。
  海陆丰苏维埃区域团的工作情形已由中央赴粤巡视员详细的书面报告,万安与醴陵情形亦另有报告,兹不赘述。中央对于苏维埃区域工作的指示,大体如致广东省委信所述。(下略)
  ——“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一书 1928年出版
  (中共中央秘书局藏)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