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共青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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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的“五四”?

中国共青团网  http://www.gqt.org.cn  2009年04月28日
 

  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 

  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你问我为何一直关注和研究“五四”,道理很简单,对我来说,这既是专业,也是人生。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所大学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值得永远追怀的关键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各种“大师”,大学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在我心目中,这是“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这样的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深度介入、有效引领,乃至促成某种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北大,让后人歆羡不已。 

  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光辉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走出“五四”》。在当时的我看来,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简要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当然,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与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受历史情境制约,有些问题你一时难以公开讨论,无法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这一学术转折,不完全系于政治环境,也有其内在理路。80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像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之所以提“走出五四”,是想清理自己的思路。80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哪里是“正”,如何返回?一开始想恢复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后来发现,那是建立在“五四”论述的基础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思想及学术范式。

  你问我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讨论?1990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19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这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识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加以认真辨析的学人。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杨振声;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 

  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但“晚清”,连“五四”也是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正因为越来越符号化了,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就变得不怎么可爱了。 

  在我看来,“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若“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国文系同学,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办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旧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学生抗议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由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陈平原) 

 
编辑: 李彦龙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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