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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以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为职业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10年04月29日
 

 

2010年1月,于津在同仁医院眼科。图高鹏

  不经意间,23岁的本溪女孩于津拥有了一个独一份的工作,整个中国独一份的工作——专职眼角膜劝捐员。

  这是个孤独的职业,对于津而言,也是个普通的工作。

  虽然她接到过很多陌生的电话,但那个电话,她一直记得。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夏天,于津挤在北京的地铁里,她把硕大的背包挂在胸前,这样做不是怕被人掏包,而是能迅速打开背包取出里面的宣传页,塞到愿意听她“掰乎几句”的陌生人手中。

  手机响了起来,于津按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

  劝捐员

  地铁里的信号不好,于津从对方近似于哭腔的断断续续的话中,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女人名叫钟富英,河北承德人,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佳辉。佳辉被确诊为淋巴腺细胞白血病,她和丈夫张志文辗转各地,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是治不好了。他们已经在老家准备好了一口和儿子大小差不多的棺材。

  钟富英的朋友劝她把儿子的遗体捐出去,理由是“一个孩子起码能救好几个孩子”。这对朴实的农村夫妇琢磨了好久,“这是善事”。

  他们曾经问儿子,“你愿意把身体捐给得病的小朋友吗?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你这样疼了?”佳辉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问:“真不疼了吗?真不疼了吗?”

  他们托人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孩子太小,发育程度不够,不能捐遗体。后来,他们知道捐眼角膜对年龄几乎没有限制,2岁以上就行。

  钟富英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于津的电话。于津,北京同仁医院眼库劝捐员。

  “于大夫,我们能捐吗?”

  “对不起,您孩子的眼角膜不能捐,我们有规定,白血病人不适合做捐献,也不能用在别人身上。” 虽然不忍心,于津还是给了钟富英一个残酷的答案。

  “真的不行吗?真的不行吗?”电话那头的哭声大了起来。

  哭声夹杂着话语,于津已经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她下了地铁,站在站台上,看着地铁呼啸而去,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给你寄一个荣誉证书吧,谢谢你们的这种精神。”于津想安慰她。

  最终,那张写着“张佳辉”名字的荣誉证书没有寄出。于津再给钟富英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了。

  “或许他们太伤心了,不愿意提起捐献的事了。”于津只能这样想。

  这份工作就这么让年轻的于津况味杂陈。3年前,她来到北京时,只是想做个护士。

  2007年6月份,卫校毕业的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她在同仁医院找到了一个工作,成了一名辅医。辅医,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正式的护士做分诊,或者帮医生接收病例、喊病人。

  第一次发工资发了半个月的,500块钱。

  那段日子,每天中午,于津到医院后面的胡同吃5毛钱两个的大馒头,再买上一份两块五的凉菜,或者干脆吃泡面。

  刚到北京的一个月,于津每天吃两顿饭,一天的饭钱控制在5块钱以内,不吃早饭。

  这不是她喜欢的职业,她原本不想做护士。

  2002年,于津高中毕业,父亲希望她去学幼师,将来做个老师,母亲不同意,“她去做幼师,小孩不都吓哭了?”在母亲看来,于津的脾气不好,容易急。

  那一年,正赶上SARS,电视里不时播出抗击SARS的英雄护士的故事。家里建议她去学护士,就这样,于津考上了本溪护校,一学4年。

  2007年,于津毕业。也是在这一年,于津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7岁之前,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

  爷爷奶奶去世后,正好赶上有机会来北京同仁医院,于津决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尽管家里人已经为她在当地找好了工作。在本溪卫校担任政教处主任的小姨也告诫她,“你这个工作挣不了多少钱,遭罪。”

  但是,20岁的于津还是成了一个北漂。

  火车还没有进北京,于津就有点失望。“坐在车上,看着近郊,还不如我家那边好呢!”

  于津只在病房待了两个月,就申请到了眼科门诊。六个月之后,她又来到了眼库。

  一天,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

  “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什么是劝捐员?”

  一头雾水的绝不仅仅是于津一人。迄今为止,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这个工作后,补充了一句,“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

  于津考虑了一个月。

  她上网查了很多关于陈淑莹的资料,看了电视台采访陈淑莹的视频。光明使者,爱心大使,角膜劝捐第一人……陈淑莹有很多光环,但让于津印象深刻的是,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女护士。

  她想到了远在本溪的父母。打电话征求父母的意见,她花了很长时间向父母来解释“劝捐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工作。最后,母亲说:“要做就不要怕挨骂,不管怎么样,我和你爸支持你。”

  这是于津第一次和父母因为一件事交谈那么久。撂了电话,于津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把陈淑莹当做一个榜样吧,但是能不能做到,没有把握。”于津决定做一名劝捐员。她不会想到,她会比这个榜样坚持的时间更长。

  “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其实,21岁的于津并不是第一人选。

  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本来是想找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护士,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劝捐员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如在办公室舒服,待遇也不好,“一个月1000多元钱,比护士低得多”。

  于津最终从4个人中被选中,潘志强认为主要是性格原因。“(4个人)知识背景都差不多,她挺认真,比较外向,与人沟通好一些吧。”

  “可能大家觉得东北人比较能唠吧,能忽悠。”于津开玩笑说,但她很快发现自己根本张不开嘴。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家医院。潘志强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先去医院的宣传办沟通,得到允许后再去病房。

  于津先去了病房。她从一楼转到顶楼,把住院楼转了个遍。因为没有到探望时间,很多家属都站在走廊里,互相聊着天。于津选了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走上前和人家聊天。聊了五分钟,她没敢说自己的身份。

  与老太太空聊了一会后,于津去了宣传中心。工作人员说,我们不管这个事,你要去院办。去了院办,人家看了她的介绍信,复印了一份,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

  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了这家医院的院办。对方告诉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有别的吗?”至于进病房,于津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

  “后来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担心我的出现给他们的病人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津说她理解医院的拒绝。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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