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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
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1）、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2），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这个问题讲通了。
注 释：
（1）绥远，即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写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3）节选自《时局问题及其他》，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标题为《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一书编者所加。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刊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