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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一九二○到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施复亮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年的时候,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太原等地都有了共产主义的组织。以上海而言,一九二○年六月底,陈独秀、陈公培(现在是国务院的参事)、俞秀松、李汉俊(李书城的弟弟)和我五个人,在上海建立了革命组织,拟出十余条纲领,定名为“共产党”。这个组织建立起不久,七月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记得随身带走一份纲领;陈公培到法国去,也带走一份纲领。留在国内的党员里面,俞秀松的年纪最轻,党组织就派他出面组织青年团。
  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名字记不起了,可能包括俞秀松、张椿年(据我记忆,即是张太雷)在内。其他都是当时一些进步知识青年,是党通过他们出面的,并不是有八个人忽然异想天开地起来组织一个青年团。
  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张太雷起初在国内担负很大责任(一九二○年以后,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是俞秀松和他二人搞的),可是他在一九二○年底或一九二一年初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代表大会了,在国外停留了许久。这件事对青年团的“无形停顿”起很大影响。一九二二年初,我从日本回国,大约因为我比较年轻,党组织派我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五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团员是重新登记的。这时在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南、湖北、广东……都有了青年团的组织。大会代表当中,我记得湖南省有刘少奇、易礼容(毛主席那次也到广州来了,他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北京是邓中夏和范鸿劼,上海是俞秀松、张秋人,广东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是贺昌(贺其颖)、高尚德(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和我也参加了。蔡和森同志在大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可以说这个口号青年团比党提得早。
  大会选出了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沈泽民(作家沈雁冰的弟弟)、贺昌、高尚德等为团中央委员,由我担任团中央书记。从“一大”到一九二三年的“二大”期间,团,中央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有四个人,这就是:俞秀松、张太雷、沈泽民和我。
  大约在一九二二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团中央住在东城南池子附近的小巷里。当时征得各地组织的同意,把刘仁静、阮永钊(他们当时都是共产党员)补选为团中央委员。此时全国有将近三千名团员(除了广东省佛山和湖南省的水口山约有二千至三千的团员以外,那里是在青年工人中建立组织的),各大城市主要是在学生当中发展了一批团员。当时团内团员和党员的数量比例大约为二比一(“一大”的时候,共产党员都参加青年团),即是团内的党员占三分之一。年纪大的党员开始退出青年团,超过团员年令(二十二岁)的,叫作“特别团员”。当时青年团的经费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集中起来全国大约有三百余元。我个人起初是不拿薪金的,后来领取一部分稿费,到最后连写稿的时间也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生活费。团中央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拿薪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
  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党中央开会,大都是我去参加,有时张太雷也去(张太雷那个时候非常忙,除了作团的工作和担任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大部时间用在替来中国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做翻译)。团中央开会的时候,陈独秀常来参加。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间,邓中夏是北京地区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
  一九二三年八月,在南京市东南大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共三十名左右。湖北省林育南、许白昊(工人),北京是刘仁静、邓中夏,南京是曹初,广东是罗绮园,湖南是戴晓云,此外还有瞿秋白、贺昌、刘昌群(刘麻子)、李求实(湖北省)、恽代英和我等。大会讨论了好几天,主要有二个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加入国民党(我和翟秋白赞成加入,站在党的一边,刘仁静不赞成加入,属于张国焘派),争论后决定参加。二是改选团中央的领导。恽代英那次当选团中央委员。我也当选了,由于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力辞,最后得到了大家同意,离开团中央去上海教书。“二大”以后,团中央的工作由张太雷、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刘昌群等人负责。
  陈延年等一九二○以后在法国也发起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但直到一九二三年时,才与国内发生关系,并承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的一个支部。
  在团的“一大”至“二大”期间,据我记忆团中央作了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第二,支持上海日华纱厂(此外还有好几个工厂)的罢工,青年团出面发动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募捐运动,党在后面支持。我那时兼任上海团的书记,也参加一个小组去街头募捐,和一个叫作欧阳笛鱼(湖南人)的青年工人一起被捕。
  第三,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上海,成立大会到了四、五百人,我当主席,请了杨杏佛、左舜生等在会上讲演,后来许多地方都建立了这样的组织。
  第四,散发传单,反对曹锟贿选。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二年年底过年时候的事,我也因散发传单被捕,后来被李大钊保出来。
  第五,在上海,发起纪念被反动派杀害的黄爱、庞人铨的运动,他们是团员,无政府主义者。上海还开了一个追悼大会,黄爱的朋友谌小岑在会上作了报告。
  第六,反对张国焘运动,张国焘当时有一个小组织,张太雷也参加在内。张太雷参加小组织的会议回来以后把情况告诉我,我们鼓励他向陈独秀报告,他就这样作了,党内许多同志都知道这事。这次运动是党的运动,团也参加并曾开过许多次会,专门讨论这问题。张国焘后来没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很不满意。他是个野心家。
  第七,“二七”大罢工发生后,各地团积极响应,支持“二七”罢工团中央并发了宣言。
  (李彦、罗征敬记录。原载《团内通讯》126期,1957年5月7日,团中央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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