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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年的时候，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太原等地都有了共产主义的组织。以上海而言，一九二○年六月底，陈独秀、陈公培（现在是国务院的参事）、俞秀松、李汉俊（李书城的弟弟）和我五个人，在上海建立了革命组织，拟出十余条纲领，定名为“共产党”。这个组织建立起不久，七月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记得随身带走一份纲领；陈公培到法国去，也带走一份纲领。留在国内的党员里面，俞秀松的年纪最轻，党组织就派他出面组织青年团。
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名字记不起了，可能包括俞秀松、张椿年（据我记忆，即是张太雷）在内。其他都是当时一些进步知识青年，是党通过他们出面的，并不是有八个人忽然异想天开地起来组织一个青年团。
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张太雷起初在国内担负很大责任（一九二○年以后，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是俞秀松和他二人搞的），可是他在一九二○年底或一九二一年初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代表大会了，在国外停留了许久。这件事对青年团的“无形停顿”起很大影响。一九二二年初，我从日本回国，大约因为我比较年轻，党组织派我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五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团员是重新登记的。这时在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南、湖北、广东……都有了青年团的组织。大会代表当中，我记得湖南省有刘少奇、易礼容（毛主席那次也到广州来了，他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北京是邓中夏和范鸿劼，上海是俞秀松、张秋人，广东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是贺昌（贺其颖）、高尚德（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和我也参加了。蔡和森同志在大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可以说这个口号青年团比党提得早。
大会选出了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沈泽民（作家沈雁冰的弟弟）、贺昌、高尚德等为团中央委员，由我担任团中央书记。从“一大”到一九二三年的“二大”期间，团，中央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有四个人，这就是：俞秀松、张太雷、沈泽民和我。
大约在一九二二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团中央住在东城南池子附近的小巷里。当时征得各地组织的同意，把刘仁静、阮永钊（他们当时都是共产党员）补选为团中央委员。此时全国有将近三千名团员（除了广东省佛山和湖南省的水口山约有二千至三千的团员以外，那里是在青年工人中建立组织的），各大城市主要是在学生当中发展了一批团员。当时团内团员和党员的数量比例大约为二比一（“一大”的时候，共产党员都参加青年团），即是团内的党员占三分之一。年纪大的党员开始退出青年团，超过团员年令（二十二岁）的，叫作“特别团员”。当时青年团的经费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集中起来全国大约有三百余元。我个人起初是不拿薪金的，后来领取一部分稿费，到最后连写稿的时间也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生活费。团中央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拿薪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
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党中央开会，大都是我去参加，有时张太雷也去（张太雷那个时候非常忙，除了作团的工作和担任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大部时间用在替来中国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做翻译）。团中央开会的时候，陈独秀常来参加。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间，邓中夏是北京地区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
一九二三年八月，在南京市东南大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共三十名左右。湖北省林育南、许白昊（工人），北京是刘仁静、邓中夏，南京是曹初，广东是罗绮园，湖南是戴晓云，此外还有瞿秋白、贺昌、刘昌群（刘麻子）、李求实（湖北省）、恽代英和我等。大会讨论了好几天，主要有二个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加入国民党（我和翟秋白赞成加入，站在党的一边，刘仁静不赞成加入，属于张国焘派），争论后决定参加。二是改选团中央的领导。恽代英那次当选团中央委员。我也当选了，由于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力辞，最后得到了大家同意，离开团中央去上海教书。“二大”以后，团中央的工作由张太雷、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刘昌群等人负责。
陈延年等一九二○以后在法国也发起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但直到一九二三年时，才与国内发生关系，并承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的一个支部。
在团的“一大”至“二大”期间，据我记忆团中央作了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第二，支持上海日华纱厂（此外还有好几个工厂）的罢工，青年团出面发动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募捐运动，党在后面支持。我那时兼任上海团的书记，也参加一个小组去街头募捐，和一个叫作欧阳笛鱼（湖南人）的青年工人一起被捕。
第三，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上海，成立大会到了四、五百人，我当主席，请了杨杏佛、左舜生等在会上讲演，后来许多地方都建立了这样的组织。
第四，散发传单，反对曹锟贿选。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二年年底过年时候的事，我也因散发传单被捕，后来被李大钊保出来。
第五，在上海，发起纪念被反动派杀害的黄爱、庞人铨的运动，他们是团员，无政府主义者。上海还开了一个追悼大会，黄爱的朋友谌小岑在会上作了报告。
第六，反对张国焘运动，张国焘当时有一个小组织，张太雷也参加在内。张太雷参加小组织的会议回来以后把情况告诉我，我们鼓励他向陈独秀报告，他就这样作了，党内许多同志都知道这事。这次运动是党的运动，团也参加并曾开过许多次会，专门讨论这问题。张国焘后来没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很不满意。他是个野心家。
第七，“二七”大罢工发生后，各地团积极响应，支持“二七”罢工团中央并发了宣言。
（李彦、罗征敬记录。原载《团内通讯》126期，1957年5月7日，团中央办公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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