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这次运动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年底也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和勤工俭学生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当时还不认识他。事后才知道他对两次斗争甚为关注。他考察了运动的情况，写了很详细的报导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越到后来，报导的倾向性越鲜明，代表了勤工俭学生的呼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自日本回国，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他领导的“觉悟社”，已与李大钊同志和北大的先进分子有联系。一九二○年，他在斗争实践中热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赴法后，曾到英国伦敦一个短时期。一九二一年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伦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双方都放弃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我们在巴黎近郊森林里集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世炎任书记，恩来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各用一个代号，叫乐生、伍豪、罗迈。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个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和陈延年，从工厂接受选云母片的工作，维持生活。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延年还负责编辑过《工余》杂志。经世炎等的工作，我记得先是乔年后是延年陆续参加了少年共产党。延年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编辑机关刊《少年》。他俩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之后，成了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都反对陈独秀主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若飞在蒙达尼胶鞋厂工作时，和我多次在运河岸上散步并畅谈。他告诉我，欧战前信仰过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曾积极从事华工运动。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是领导者之一。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也是领导核心的成员。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我回国工作。我受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带信给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路费是恩来和世炎为我筹集的。我于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一月初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中央另给指示。我则由毛主席和蔡和森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派回湖南工作。回湖南前曾给世炎、恩来去信告知结果，以后就再未同旅法组织发生联系。
当时已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都已加入了党或团的组织，参加了实际工作。留在法国的会员、社员后来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在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从事学习和工作，并大都经过去莫斯科学习，然后回国。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至此最后也结束了它们的活动。
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旅欧组织的创立者。我回国后不久，恩来和世炎等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后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回国以前，一直领导旅欧总支部的工作。这期间，党员和团员都有不少发展，许多团员加入了党。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蔚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陈彭年、李大章、邢西萍、陈微明、谢唯进、何以瑞、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木、范一，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同志等，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
*这是一个初步查明的很不完全的名单，还可能有错误，待以后查实改正。
（节选自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第27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