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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蔡畅同志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情况
 
(一九五七年三月)
罗征敬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毛主席首倡,蔡和森参加的。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新民学会在我家里开成立会,不久,毛主席、蔡和森就到北京,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班设在保定育德学校,李富春入过这班读法文,然后到法国做工,挣得钱后再学习。
  “五四”运动以后,受了新思潮的影响,青年中的爱国热情高涨,但北洋军阀腐败无能,学生毕业即失业,当时大家认为到法国去是一条出路。新民学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是当时青年中最进步的团体,把一些革命穷学生和失学的学生组织起来。
  我和母亲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离开长沙到上海,蔡和森十一月离长沙到上海,十二月一起到法国去的。去法国,在国内得到毛主席的帮助和支持。上海到巴黎的旅费,由上海男青年会交涉买邮船五等舱的票(五等舱是载牲口饲料的,约需一百元,较便宜)。在出国以前,大家以为到了法国一切都会好的,但到了法国却找不到工作。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华法教育会(该会与法政府有联系)。我们到了巴黎先找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地方很小,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只好搭棚睡地下。华法教育会曾想办法到巴黎附近学校寄住,蒙丹尼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是吃、用都比较少的学校,一学期约需二百法郎。那时没有家属亲友帮助的穷学生(毛主席称为“穷措大”)想做工又找不到,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李石曾、吴稚晖等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网罗一批青年,凡有可能工作的地方,他们首先通知那些与他们思想接近的人。而毛主席影响下的青年,就和他们斗争。越穷的学生就越看不起无政府主义者。蔡和森在巴黎附近蒙丹尼发起的“工学世界社”,提倡工读。
  一九二○年二月八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巴黎举行了一次“二八”游行示威运动。这个运动是反对中国驻法国的公使馆不管留学生的生活与学习等问题,提出了三权的口号:要劳动权、读书权、面包权。运动的领导人是: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陈延年等,有好多人参加。我们二十多个女同志排在队伍的前头,攻公使馆时打先锋。结果公使馆被打进去了,二十多个女同志关进了监狱。游行队伍后来给警察冲散,李石曾出面说好话。经过这次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开始分化:马克思主义者即是以新民学会为基础的那些穷学生;国民党的左派我们也联络上了;另一部分华工对政府不满,也开始同情我们了;剩下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了。
  勤工俭学生分化之后,驻法中国政府当局和李石曾用解决勤工俭学生问题的名义,发起了一个募捐运动,准备在里昂办一个中法大学。经过“二八”运动,留学生有的回华法教育会,有的又回到蒙丹尼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蔡和森在学校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常常有开会、讲演、交换意见等活动。蔡和森曾在蒙丹尼开过一次大会,讨论怎样救中国。那次会陈延年、李立三、李富春等都参加了。会上“无政府主义救中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富国强兵”的道路全都提出来了,但是蔡和森认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这次会对留法学生影响很大。
  一九二一年十月,继“二八”运动之后,又发起了一个“占领中法大学”的运动。原因是中法大学成立之后,准许入学的都是李石曾从国内另招的一批留学生,驻法的中国当局推这事是华法教育会的事,而华法教育会又推是法政府的事。
  当时占领中法大学的有一百一十人,蔡和森等就是这次运动之后,被法国政府押送回国的。当时押送回国的还有陈毅、李立三等一百零四个人。从此,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思想上更加分化,这就是一九二一年底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背景。几次革命失败,青年中发生大分化,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聂荣臻等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原叫S·Y·,后叫C·Y·,经上海党中央批准,后改为中共旅欧支部。建团时间是在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可问问周总理。蔡和森回到上海后才入党的,所以发起人没有他。
  我是在里昂加入团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春夏之间,不久就由里昂到了巴黎。李富春不是团的发起人,是两次运动的积极分子。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第一任书记是赵世炎,第二任是陈延年,第三任是周恩来。《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畅英刻腊板,李富春发行。《少年》是法文字La Leunesse,应译为“青年”,后来该刊改名为《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少年》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G·S·街五号,一个咖啡店的楼上,我在一九四八年还去过一次。
  邓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全部脱产。我和李富春、聂荣臻等在一九二四年到苏联,因那时转入地下,有一部分送莫斯科学习,另一部分回国。我记得离开巴黎的头一天晚上,警察来检查,我们告诉他说明到柏林去,警察便走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有好几百人。团支部改为党支部时,我领导一个学习小组,白天做工,晚上做支部工作。旅欧党支部与法国党有联系。党支部的发展对象是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巴黎附近的边古有很多华工(北洋军阀当猪仔卖去的),于是在那里组织俱乐部、工会、补习学校等,另外还和国民党左派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反对李璜、曾琦,他们是俭学生,是醒狮派。
  蔡和森在法国时,很用功,看《人道报》时,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再看小册子,然后再看原著。一九三一年他在两广工作,六月五日在香港被捕,是叛徒出卖的,后来引渡到广州。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打死的。敌人逼供时,他只肯说:“我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二年我由上海到瑞金,路过香港,曾想打听他牺牲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还是一九三二年不清楚),但打听不出更详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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