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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对“C·Y”的怀念
 
蔡复兰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我是江西兴国埠头渣江大队人,七十岁了。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感慨甚多!
  苏区时,我加入了“C·Y”(共青团的英文简称)。“C·Y”象母亲,对我进行了思想的启蒙教育,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教育我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入团
  一九二六年深秋,北伐军进军赣南。国民革命北伐军某团先遣队党代表、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肖以佐,率一营官兵,开进了兴国县城。一夜之间,街墙上“妙手回春仙丹”、“专治花柳病妙法”等商标广告,被“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铲除封建享太平!”等五彩标语,取而代之。雄壮有力的革命口号声,激动人心,轰动县城。
  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陈奇涵、胡灿、鄢日新、谢云龙、黄家煌等人,早年外出谋求救国救民道路,此时先后从黄埔军校,广州救民运动讲习所,南昌、吉安、抚州、赣州等地,陆续返乡,组建工会、农会,传播革命火种,县总工会的大旗升起在“潋江试验”考棚上空,“东一区农民协会”的牌子耸起在石门凹大祠堂门前。
  时局瞬息万变。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端阳节后,国民党驻赣清党军派遣走狗徐远杨,统一团匪众,进剿兴国。倾刻之间,天地被颠倒过来。大革命中的英雄豪杰,被杀头:共产党员遭缉捕;农会工会干部被捆绑示众。土豪们又长袍马褂,弹冠相庆了!他们明火执仗,巧取豪夺,肆无忌惮地兼并和侵吞土地。农民破产了,大批人流离失所。刚刚读了两年私塾的我,终因家中负债累累、被迫辍学从艺,拜了裁缝匠李家慈为师,当上了小学徒。师傅不顾城里驻扎官兵,冒风险领我进县城摆摊子。
  寻得西城门内一家小店,我们师徒落下脚来。店主叫王大海,二十来岁的后生,小木匠,会雕菩萨,会刻寿匾,手艺好,人缘也不错。人们称他“王鲁班”。王鲁班腾出店堂一角,弄来几张长橙和门板,横七竖八一放,打响一挂“吉祥如意”的千响喜爆,扯着嗓门,高腔祝赞道:“恭喜发财”。我们的裁缝铺子就算开张大吉了!
  在城里,每日都有新奇古怪的传闻。传说农村某某有名的大地主在半夜里被绑走,家里人花了大笔银洋,才在深山林里赎了狗命回来。老百姓讲这是“吊羊牯”。又传,东古山上的绿林汉子,改弦易辙,连入带枪交给共产党掌管了,称呼不再叫土匪“三点会”,而叫“红军”了。也有说,街上出现革命标语,尽管官府查得严,总是泯灭不了。落款都写上“C·P”或“C·Y”。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不清楚。
  听得这些,不知是真是假?有一夜,我找王大海寻根究底。“海哥,共产党在城里没走吗?”海哥反问:“你说共产党好不好?”海哥熟知我的祖父年轻时借了地主的债,明明还清了,二十年后,地主却欺我祖父不识字,诬他赖债。祖父倾家荡产,连房屋都卖了还债,落得个家贫如洗,只好空手两拳,上广东(梅县)打肩担谋生。途经会昌的白鹅滩,不幸被抢贼谋财害命,尸漂章江,冤沉赣水。祖母带着父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度日如年。父亲长大后,牵马抬轿,伺候有钱人,世上百般贱活,无不做过。凭着辛酸的家世,目击大革命的变幻风云,我向王大海表白心思:“水清水浑,我心里明白,共产党当然好哇!”海哥会意的笑了。我们越谈越亲密,成了至交朋友。
  在同床共枕的多少个夜里,大海哥贴着我的耳朵,把革命者与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点点滴滴,详细地告诉了我。使我知道了共产党在乡下发动的阻止粮食出境的“阻关运动”;使我知道了中共赣南特委书记朱由铿来参加兴国羊山会议,恢复兴国县委组织。从他口里,我明白了“听天由命”是不对的;知道了“牛耕田,马食谷,穷人苦,富人福”的不公平社会,是豪绅官吏们造成的。海哥的话,象和煦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心田,使我胸中那颗早早冷漠看待人世的心,发起热来,苏醒过来。
  光明与希望,给我带来了奋斗的力量。一天夜幕垂临,我正蹲在店堂门前烧谷壳熏蚊子,忽听得一阵凶狠的喊叫:“抓住他!抓住他!”只见一位光头赤脚的少年,脚步象鼓点子般飞快,两个警丁,紧追不放,眼看就要被追上了,那少年忽然转过身子去手一扬,甩出一包东西来,在警丁的面前腾起一阵烟雾,沸沸扬扬,弥漫空中,原来是一包石灰粉;两个家伙顿时成了花脸小丑,呛得睁不开眼,躬起背来咳,脚步踉跄。那少年趁机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深为那少年的勇敢机智所感动。
  掌灯了。突然一个人影象猫样灵活。躬身闪进店来,很有礼貌地开口道:“小师兄,王大海在家吗?”借着灯光,我认出来人就是那位虎口脱险的少年,便回答说:“不在店里。”少年审时度势地盯了我一阵,掏出个纸包,细言细语说:“烦劳你,将这东西亲手交给他;”说罢,便掉头匆匆走了。
  翌日晨,王大海回来了。我将纸包递给他,他看纸包仍然封着口;便说:“不错,你为人忠厚,没有偷看。”我问他:“这是什么宝贝?”“来,你来看是什么?”他边拆纸包边说。呵!是一迭标语、传单,红绿色纸写着乌亮闪光的墨字。海哥兴奋地唸着:“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资本家、豪绅地主!”……这分明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我静静听着,脸上笑着,心里象喝了老冬酒似地香醇甘美。
  “海哥,这些宝贝是谁给你寄来的呀?
  海哥说:“是同志寄给我的,‘同志’,你懂吗?穷人立志打倒豪富,结成一体,福同享,难同当,志一样,大家就是‘同志’。”我说:“海哥,让我也加入‘同志’好吗?”“别急,努力争取条件,你是穷人,会有一天加入我们‘同志’的。”海哥安慰我说。
  “争取条件”。当初我并不理解,后来才明白了它的真正含意。
  我做革命宣传工作不到一个月,时局便日益紧张了。敌人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防范加严了。白天查户,夜里巡逻。四条城门都添了哨。这一来,海哥也常脚不落店。他有时半夜敲门回来,天亮边又出去。忙什么呢?他瞒着。
  一天夜半时分,我见海哥又要出去,便埋怨他不带我去,看我不起。海哥伸出巴掌,抹着颈子说:“杀头的事,你不怕?”我好象受到侮辱,脸憋得通红,向他发誓。海哥见我态度坚决,就说:“好样的,明天晚上我给你讲一个事情。
  第二天晚上我们俩在床上窃窃私语。他说,如今有个“C·Y”的团体,是共产党的助手,你愿意参加吗?”“就怕你们不要我”。我羞红着脸,呐呐地说。海哥把“C·Y”的意义、性质、纲领、任务及注意事项,详细地告诉了我。他还说,不是都可以参加的,自己申请了,再找两个团员介绍,自己还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经过考查,对革命忠诚,而又勇敢的人,才有资格参加。
  后来,他便领我去见江夏小学的李飞老师。李是兴国县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干社》的负责人之一。从此我便当上了李飞的交通员,负责秘密传话送信。
  有一天,店里来了个陌生客,左眼皮上贴着块小纸片。本地人认为“眼皮跳,祸事到”,为“图个吉利,消灾祛难”,眼皮上贴个小纸块,原也不足为奇怪。来客是先生模样。一见我,便伸出左巴掌,叉开五指。琅声道:“小师傅,讨碗水喝,无水茶好,无茶酒行!”这不是联络暗号全对上了吗?分明是自己人哪。我爽快答他:“水在缸里,茶在壶里,酒在罈里,自喝自取。”那客一听,笑咪咪地收拢五指,攥成拳头,对着鼻梁,朝我细声说:“敬赤礼!”(意即“五大洲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我忙把他领进房间,把县委寄放的一束密件递给了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东一区的农协主席林中虎。
  不久,店里又来了个矮子,浑身墨黑,象个找铁佬,眼皮上也贴块小纸片,笑喜喜地对我说:“细老弟,讨碗茶喝,无茶酒也好!”我心中一惊,暗号错了,显然他不是自己人,便机警答道:“有茶,有茶,我马上烧来!”
  那人朝我和屋子睃个不停,对我说:“小同志,我是奉命来取材料的。”我说:“不用小桶子、儿勺子”。说着倒了几勺水到锅里,往灶里塞一把柴,真的烧起火来,藏在灶膛夹墙里的一包机密文件,就在这时被火化作灰烬了。这是大海哥交待给我的应急的办法。
  这家伙又问店里常来些什么人,我说:“有进有出,来来去去,认不得这么多。”那人又问:“你店里有材料吗?”我神态自若地说:“裁料?你把布拿来!”那家伙恼火了,见我一人在店里,便直闯房里,翻腾起来。我气急得大骂道:“哪里来的大抢贼,大白天敢进店来抢东西。”这一喊,街坊四邻都跑来了,因为他们剪了布来做衣服,很担心自己的布料被抢了。那人一见势头不妙,谎说他的布被人偷了,是来查布的。大家都不认得他,便大喊“拿绳子捆他起来!”吓得他赔着不是,跌跌撞撞逃走了。海哥回来后,告诉我,那人是清乡局出钱买的坐探。他表扬了我的勇敢与机智。
  就这样,党的文件、密信、传单、标语、会议通知、一次又一次经过我的手,平安传递,万无一失。
  一九二八年六月的一夜,海哥通知我,我被正式批准加入“C·Y”!我脸上浮着红晕,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就在这个夏夜,我和西城党、团支部的十多个同志,到同福庙祠堂后倒夹子里开会。会场正墙贴有“C·Y”的红纸团旗,土砖上一根蜡烛,闪着光辉,气氛庄严、肃穆。第一个议程,是新团员宣誓。我们四、五个新团员、听着共青团城西支部书记徐先楷传达上级的批示,然后举拳宣誓。
  “服从命令,牺牲个人;遵守纪律;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誓词低沉而又有力。
  誓毕,支书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团费证,依次同我们握手,向我们祝贺。烛光映红了我的脸、照亮了我的心。这年,我刚好满十五岁。
  参战
  入了团,意味着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组织上每布置一次任务,我都将它与“革命”两字联系起来想,心里引以为荣。
  这时,赣南各县暴动相继发生。反动派搜查更严了。党、团集体活动逐渐取消。大海哥去了东古山,当了红军独立二团的联络员。西城区情报联络站的工作,完全由我独挡一面去做了。
一九二八年暮秋,由于国民党赣州守军新编第七师张友仁部的不时侵犯,中共地下兴国县委机关由县城转移到乡村,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驻扎在城岗山区。赣西南特委指示兴国县委筹备发动“兴国暴动”。
  上级指示我为暴动情报联络员,要我密切注视城岗“来客”,千方百计接上头。
  我整天坐守店堂。数日已过,未见人来,我忧虑心焦。忽然,街上传闻,说城岗红军把密信送到县老爷手上去了。我将信将疑,上街打听,果真如此。县委从城岗派了个不识字的青年农民,进城来送信。这人“临时学吹打”,吹走了调门,把店号“李洪昌”误认作“李洪春”。而“李洪春”的店老板李世鉴是国民党清乡委员主任,幸亏他当时不在店里,信是由二掌柜转交的。待李世鉴得到信时,那青年农民早已出城,远走高飞了。
  这封信无名无姓无落款。只是左上角涂了三个红“X”,拆开是一封白纸“无字天书”。当李世鉴听说送信的人是城岗口音,这个嗅觉灵敏的老狐狸,马上断定是城岗红军送来的密信,只是交错了受主。他邀功请赏心切。持信去找伪县长报告。县衙内狐群狗党引颈眦目,争相辨认。有的说是密信:有的说是恐吓信;有的说是“白皮书”。众说纷纭。独有伪县长黄健自作聪明,说这是矾写的密信,浸入清水就可显出字来。结果,信落水中,连字影子也没见着。众人都觉得受骗了,大失所望。黄健恼羞成怒道:“世鉴兄,危乱之世,你我务必镇静,不要见了草绳喊打蛇!这次怕是老兄被共产党的讹诈,吓昏了头脑吧?”
  李世鉴平白遭此奚落,觉得很败兴,装了满肚子的牢骚怨气,捞起信纸,往墙上一甩,一脚踢翻盛水的木盆子,愤愤地说:“碰着了背时鬼,连喝开水都磕牙齿!”一场丑戏收了场,却被衙役们当作笑话,传扬出去,闹了个“满城风雨”。
  出了如此事故,怎么办?我去找了平川中学的教务主任丘会培。他当时是我党秘密县委委员,一直未暴露身份。听了我的报告,他便决定亲自出马,找回密信来。他戴上礼帽,挂上文明杖,闯进县衙,在墙上找到了那半干半湿的信纸团团。趁人不见,揭下它来,藏人袖中。回到家里,用化学药水一浸,果然看见是上级的密件。信中写明了红军攻打县城的时间、路线、方法及指示城区党、团组织配合行动的几项任务:(一)打开城南门,迎接攻城部队;(二)在反动份子家门前划上记号,表明此家有反革命可捉,有反动枪支可缴;(三)城区共青团员要配合作好暴动的宣传工作……
  如此一封事关重大的密信,就这样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我们手里。
  暴动时候到了。一个漆黑的午夜,城南门口出现卖米果的一老一少。守护城门的警丁,人困肚饥,闻着米果香,垂涎三尺,便朝米果担子奔跑过去。卖米果的老头,故意说风大,得寻个避风处,免得风吹灯黑,彼此错数扯皮。警丁一心想着吃热米果,便满口依从。
  担子挑到离城门很远的祠堂前搁下。那年轻的说去解手,调头走到城门边,摸着大门铁栓,拨出半个栓、挂死在轴上。这样只消从外面轻轻一推,大门自然大开。
  原来卖米果的人,是城南共青团员王矮牯和他的父亲。
  与此同时,东街上的共青团员肖华、肖芳全等人,手里都拿着红泥块,或火屎炭,按照党组织指定的对象,穿街过巷,给每个反动分子的家门上划“×”作记号,以待红军进城后搜捕。我和城西共青团支部的扬奇鑫,李发普几个人,尽走大街大店,一个人负责“打眼线”(瞭望);一个人负责在墙上涂煮熟了的毛芋子;另一个人便往上面盖标语、传单,剩下没贴完的,就从各家售货窗口里塞进去。
  夜,静静的。街上偶尔有狗吠声。我们一切行动,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天亮边,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指战员和暴动的农民队伍,推开城门、杀死昏睡在城门旮旯里的警丁,象奔泻的山洪,流向街巷。枪声,鞭炮声,鸟铳声,密密麻麻地爆响着。梭标队冲进了粮房科;大刀队杀进了团防局;快枪队围困了警察局。匪徒们从梦中惊醒,一时不辨东西南北,哭爹喊娘,乱作一团,糊里糊涂地做了俘虏。
  天大亮时,战斗停止了。老百姓纷纷进城来看热闹,窄小的鹅卵石街道上,人山人海。江西红军第二团团长李绍九,政委李文林,政治部主任金万帮,参谋肖以佐,副官刘在之,分别站在各条街大店的阳台上发表暴动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
  县衙着了大火。反动商家陈石波的当铺也着了火!牢门的虎头锁被砸碎了。无辜的囚徒,重见了天日。官衙的“万民仓”(俗称官仓)里的数千担谷子,被老百姓一阵吆呵,挑了个精光。反动商人的当铺,“荣泰”、“济泰”、“义丰和”,都被打开店门,让老百姓取回自己押当的东西。红军官兵,忙着将反动豪坤的金银,绸缎,衣物,酒壶,锡<IMG=h006001aa>,铜镜,烛台,家什用物等等从楼口里,能丢的丢下,不能丢的用绳子吊下去。老百姓排着长队,欢天喜地,筐载箩装。警察局长、法官,师爷,被绳捆着,戴纸帽子,游街示众。我们共青团员拿着武器,押着俘虏,送到红军办事处去。
  送信
  县城暴动后不久,国民党清党军又配反水逃赣地主,反扑过来。县委与暴动的武装队伍,又被迫转移到山区,与敌人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坚守在县城的“C·Y”同志,进行着巧妙的斗争。有一天,白军团防局一分队长方志云,来店里对我师傅说,他的衣服要提前做好。师傅问他出发去哪里,他洋洋得意说:“上东村打土匪去!”
  我听了心中一惊。东村不正是扎着东一区赤卫游击大队么?敌人梦想消灭我们的游击大队。这是十分重要的情报。于是,我向师傅借故告假,脱身到江夏小学找西城区秘密党支书李飞和西城区秘密团支书王大海汇报。他们觉得事态严重,命令我和共青团员扬奇鑫出发送信。
  当日我借故说去城岗替亲戚请油漆师傅,征得师傅同意,便匆匆而行,急急赶路。只花了大半天功夫,到了城岗。在一家酒店里,县委委员黄家煌听了我的汇报。他端起酒杯,敬了我一杯甜酒酿。笑味咪说:“你送来的情报十分重要!”并要我转告县里的党组织,说“漆匠请到了,马上起程!”
  我翻山越岭,大约走了一天多时间,往返一百四十华里。当夜回城,就在李飞处下榻。
  次日晨,满街闹哄哄。队伍杂乱的脚步声,打破了小街的宁静。“小蔡,快呀,快来看!白狗子吃败仗了。”李飞站在窗前,指着楼下,兴奋地呼喊着我。我翻身下床,扒近窗台朝下瞧。只见五十多个白狗子,垂头丧气,由南城门而来,有裹头包脑的,有弯曲着手臂的,有脸青鼻肿的,有挂着青皮茶棍子的,还有的抬着猪搭子,骂骂咧咧扛着血淋淋的活“尸”。打旗的匪兵,把旗杆子横扛在肩上,用来挑破枪。好一个“偃旗息鼓”的“班师回朝”。我俩高兴得笑出眼泪来了。
  午饭后,白军团防局的方队长又进店里来了。师傅打趣问道:“方先生,仗打赢了吧?”他一张猴腮脸苦笑着说:“真倒霉,吃了败仗。好得老子跑得快,差点儿你做的新衫也穿不上啦!”
  师傅呵呵笑道:“福人自有天相,阎王爷的勾魂笔总算没有勾到你头上来唷!”
  “可不是。真他妈的活见鬼。土匪似乎早就料到我们的行动了。在那个进退两难的山坑里,伏了重兵。枪一响,子弹就铺天盖地朝我们压过来,打得我头都不敢抬起来……”
  我心想:总有一天,红军会叫你脑袋搬家的。
  这一次伏击战打得真漂亮。由于我们送情报有功,共青团县委给我记功嘉奖,还赠了铅笔、笔记本、毛巾、牙刷,以示奖励。
  启蒙
  那是一九二九年的阳春三月。潋江岸边,莺啼燕舞,春花怒放。人们纷纷传闻着“朱、毛红军”下山到赣南的喜讯。我们西城共青团支部的“C.Y”成员,省吃俭用,积累点钱,买了糕饼,面食,募资捐钱,准备慰劳红军。
  四月初,“朱、毛红军”——红四军第三纵队果然来兴国分兵发动群众。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政委蔡协民率大部队去赤化兴(国)、于(都)、宁(都)三县边界的“龙聚三都”(今青塘、梅告、龙岗一带)以树立中心区域的割据政权,耸听远近,影响四方。毛泽东同志则率一个警卫排住在县城的潋江书院。工人,农民,店员,学徒,破落绅士,纷纷前往拜谒毛委员。“鸿蒙开发”的革命工作,紧张而又艰辛。
  毛泽东同志在鸡心岭召开群众大会,在平川中学召开兴国党团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党的“六大”会议决议;在文昌宫起草颁发“兴国县土地法”,开展赣南闽西土地革命运动。
  一天夜里,城西“C.Y”支部派人到我家里,通知我去城里参加“土地革命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第二天,我穿上草鞋,背着旧棉被,捎上几样生活用品,来到了潋江书院左侧的“纥圣祠”报到。这次训练班是毛委员亲自主办的,学员共有四十七人,大都是党、团青年骨干。
  次日上午,我们四十七个学员胸前戴着红绸布做成的出入证,手里捧着红绿纸印成的讲义。恭敬地坐在“文昌宫”里。毛委员站在讲台前,满脸笑容地逐个问了学员的姓名、职业。
  “我们来唱个歌子好不好?”毛委员开始这样说。
  听说毛委员要唱歌,课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毛委员唱起了“葡萄仙子”调的“工农兵士妇苦情歌”:
  “我本是一个工人,
  人间痛苦都受尽,……
  家里多么穷,
  工厂去谋生,
  工资减少,
  时间延长到如今,
  一天到晚最辛苦,
  满身血汗都流尽,
  ……”
  毛委员唱了工人,唱了农民,唱了士兵,唱了妇女,歌声是那样清脆宏亮,歌词是那样扑实动人。我们静静地听着,眼睛注视着毛委员,只见他越唱越激奋,眼里燃起了愤怒的火焰,声音由低转急,奋然引吭高歌:
  “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官僚阶级。
  若不这样,
  永做奴隶!”
  毛委员的歌声是对旧社会的控诉,是进军的号角,是革命的火把,点燃了阶级仇恨的怒火。整个课堂沸腾了……。
  唱完歌子,毛委员就开始讲课了!
  他操着浓重、柔和的湖南口音,首先讲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革命与农民问题,政权与武装的关系。然后又问:我们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认真地思索着,课堂里一片宁静。毛委员拿起粉笔,唰唰地在黑板上写道:一、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二、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焚烧田契借约。……
  毛委员慢慢地念了一遍,接着说:这就是我们土地革命的具体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寓意深刻地说:我们要象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着争取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他说:别看国民党反动派眼前象棵大树,但是树大招风,只要我们组织了群众,今天挖它一锄,明天砍它一斧,很快它就要倒的。
  此后,蔡政委,伍司令,兴国党团县委书记陈奇涵,县总工会委员长谢云龙等同志,也都先后分别给我们讲了课。一星期的训练班生活,使我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启发,懂得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的。我象一株幼苗,受到了阳光的普照和甘露的滋润。这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第一课。毛泽东同志当时谈到我们“CC.Y”的工作时,他特别强调我们要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去带动广大青年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我们“C.Y”每个同志,做好“C.P”(共产党)的助手。
  训练班结束后,我奉县委命令,回到家乡埠头农村。
  抉择
  一九三○年,县委指派我任西南区共青团区委组织委员。我的师傅李家慈看我革命积极,他从心眼里高兴。鼓励我要为穷人争气!在分手时,他流着眼泪送了我两块银洋。说实在的,要不是为了革命,我还真舍不得离开他呢。师傅本想把他那套吊皮料衣服的拿手技艺,传授给我,他甘愿把我当亲儿子看待。但是,当时我受着“C.P”、“C.Y”的教育,革命思想的薰陶,我认为“学会革命”是大志,“学会手艺”是小技,不把黑暗的社会推翻,纵有再好的技艺也无法施展。于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毅然选择了革命之路。
  回到家乡,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埠头、龙口因挨近白色区域赣县,受到反动派的骚扰破坏,工作局面一时难以打开。当时,桐溪乡的大土豪李根玉,成为西南区的一霸,照旧掌管李氏家族“福、寿、康、宁”四大房祠堂田。他狂言道:“共产党休想在西南区站脚!”并把四、五十枝枪,藏进谷仓,寻机与红军较量。
  区党委认为,不除掉李根玉,西南区数百上千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而要除掉李根玉,势必要首先夺取敌人手中的“刀把子”,然后成立西南区赤色游击队。于是,夺武器的任务就落到我们西南区“C.Y”的头上了。
  正月初三,桐溪李家祠各房族绅士头人都聚在祠堂里,高香明烛,献三牲礼,吹吹打打,正在神龛祖牌前,三跪九拜。我带领三十个团员,手持鸟铳、大刀、梭标,冲了进去,长袍马褂老爷们吓得跪伏在地,纷纷求饶。我们当场抓获了地头蛇李根玉,就在祠堂里“宰”了他。其余的土豪劣绅颤颤兢兢束手就擒。我们又从李根玉身上搜出公堂仓库的四把钥匙,开仓出谷,在谷堆里掏出了用油布包扎成捆的全部枪枝。
  我们手中有了枪,赤色游击大队的红旗便扯起来了,腰杆也硬朗起来了。三月,第四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就在我们家乡挂了起来!兴国红色边缘地区的赤化工作,取得了胜利。
  成长
  这时,共青团区委书记调去红军主力部队做政治干部。我被任命为西南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
  一天,靖卫团总吕运苍率队偷袭西南区,将我父亲绑去杀害了。父亲的牺牲,使我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为了替乡亲们报仇,我带领全区团员、青年,轰轰烈烈地打土豪,分田地。
  敌人不甘失败,对我红区群众进行造谣恐吓,收买引诱,胁逼绑架,无恶不做。一天,有个陌生人借口找烟床抽大烟,窜到大禾场农民方昌桂家,一边掏出银元和烟土,塞给方老太爷,一边甜言蜜语,转弯抹角地打听西南区游击大队的活动情况、武器和人数。他儿子方利云是“C.Y”成员,假意热忱接待,留他夜宿。入夜后,方利云马上向共青团区委报告。我领着五、六个赤少队员,手持梭标闯入陌生人住的房间。那家伙拒捕,经过一番搏斗,把他制服,原来他是靖卫团总吕运苍手下的一员保镳。我们把他处决了。事后,区委表扬我们,并送来一面奖旗。
  随着红军的发展,上级经常向我们布置扩红任务。我当时兼任区赤卫少队的指导员,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深感到加强赤少队员的政治与军事训练,提高赤少队的战斗力,十分迫切,便向全体队员提出:“为了战时少牺牲,少流血,宁愿平时多流汗,多吃苦。”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有:政治报告,交心谈话,拼刺射击,肉搏格斗,泅渡,长跑,登山,跳崖等等。熟谙武术的蔡子龙做教练。经过一番刻苦训练,许多“C.Y”同志,学得了一手好本领。成百名队员中,足有一半人只要手中有一根扁担,或半截火砖子,就可以同七、八个人匹敌,对手近身不得。后来他们中许多人一到红军主力部队就当上了指挥员。
  一九三○年的夏天,逃赣反水地主李发新,带领一支靖卫团进入了高兴圩,企图袭击兴国红色警卫营。与李发新同父异母的兄弟李发普(共青团员)得悉这个消息后,主动向我报告,请求批准他单枪匹马,去宰了那个王八蛋。我认为这是莽撞行动,没有允许。他当夜去把那个与李发新勾通、坚持反动立场的后母,捉到区委审讯,并亲手处决了她。然后带领化装割禾的赤少队员二十多人,乘夜杀进了高兴圩。一顿土制炸弹轰然爆炸,在敌群中开花。炸死炸伤十几个敌人。其余的成了惊弓之鸟,纷纷夺路逃命。李发新带着几个马弁,躲进一个砻碓间里,负隅顽抗。当他听出李发普的声音时,忙喊:“哥哥救命!”李发普一个箭步冲进去,一刀结果了他的狗命。
  一九三○年十月,红军攻打吉安时,我带头报名参军。在我的带动下“C.Y”团员、青年李明发、李普农、李蓬玉、李加庚、张恩仁、李世杰等二、三十人都参加了红军。这年冬,我编入了红军新编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搞宣传工作,参加了活捉张辉瓒的龙岗战斗。此后,又调入红三军团工作,直到三次反“围剿”结束时,才又转到地方政府工作。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撤出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我跟随曾山等同志,从宁都向兴国、吉安的大山丛林地带转移,途中被敌人冲散。为了与组织取得联系,我弃家外出,隐姓埋名,受党的地下组织委派,在小龙坚持地下工作。这期间曾在吉安新四军办事处与毛泽潭同志的爱人贺绎同志接洽,一直坚持到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军兴国之前。曾派八名侦察员,通过组织与我接头。由我向他们汇报敌情,安排住宿,迎接解放。
  现在,我身体还健朗,记性还好。趁有生之年,将我的这段革命经历回忆,奉献给青年朋友们,也算是我多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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