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回忆文章
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我在共青团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黄药眠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一九二九年,我在暨南大学附中高中部教书,党的关系在文化支部。当时,在立三路线下,经常搞所谓“飞行集会”或冲击工厂搞罢工。我们的公开职业是教师,穿着西装皮鞋去发传单、砸公共汽车、参加示威游行,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目。我们许多人遭逮捕,支部开会也七零八落。有些党员不赞成这种斗争方式,而李立三却夸大说:“工人都要拿起枪杆子直接行动搞暴动了,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怕死,就是右倾!”由于经常有反动军警到暨南大学来搜捕,我不得不离开暨南大学,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并停止一切公开的社会活动。为了掩护秘密工作,我保留了艺术大学的职务,兼教《文学概论》和《戏剧概论》两门课。我离开艺术大学后,这两门课就由阳翰签接教。
  为什么要调我到共青团中央去工作?因为当时青年共产国际派了一个负责同志(英国籍)来上海,指导中国青年团中央工作,我做他的翻译。不久,共产国际通知,这个英国同志去柏林开会。那时候中苏断交,去苏联的路上很不安全。组织上就派我和刘明佛(当时团中央的负责人)拿了护照护送他去柏林。我们一到柏林,才知会议已开过。向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请示后,组织上决定我们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我遇到陆定一(当时是共青团中央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年秋,为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立三路线,瞿秋白和陆定一以及驻职工国际的代表邓中夏都陆续回国去了,接着刘明佛也回国去了。这时,共产国际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式代表,只由原在列宁学校学习的黄平作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临时代表。后来,黄平也被调回国,我被留在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那时,党中央、团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记录等文件,均拍成照片寄到莫斯科。我的任务就是看这些文件并挑选出一部分将它们翻译成英文。黄平走后不久,约在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陈绍禹来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化名为王明(其目的是有意与黄平之名不易分清)。后来,康生到了莫斯科,他名义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实际上是王明的副手,对王明恭顺得很。康生初到莫斯科不懂俄文,开会经常叫我帮他翻译。有人讲我当过康生秘书,是不确实的。
  我在莫斯科期间,还记得的有这样二件事:
  (一)一九三○年底,刘少奇曾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一九三一年,他回国后就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应公开打出赤色工会的旗帜,而应当开展对黄色工会的工作,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这时正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王明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指责刘少奇的意见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不相符合(当时赤色职工国际号召各国工会要公开打出赤色工会的旗帜,独立领导工人运动),攻击刘少奇的主张是“右倾路线”。刘少奇申辩他这个主张是同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佐夫斯基商量过的,经罗同意的。王明到莫斯科后,当面询问罗佐夫斯基,罗却表态不同意刘少奇的主张。于是,王明就打电报回国,批评刘少奇伪造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对抗党中央,迫使刘少奇下台。陆定一也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前后下台的。
  (二)我初到莫斯科时,米夫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翟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那时,王明这一派受到米夫和东方大学领导的器重。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外文比较好,如卜世奇、郭绍堂等人都被作为党的理论干部来培养;而不少刚从国内去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谓“土包子”)则遭轻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米夫、东方大学的领导和王明等,彼此意见分歧很大,矛盾很尖锐。后来,共产国际派基尔善诺娃到东方大学去进行整顿,并作出结论。当时宣布的结论大意有三点:
  第一,指出东方大学的领导有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指出瞿秋白对东方大学领导不满,有意见没有通过正式途径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而另行组织一部分中国学生去反对东方大学的领导,是属于小组织派别活动,也有错误;
  第三,指出在东方大学受到宠爱的这些学生(即王明那一派)都是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他们是属于偶然分子或异己分子。
  这三条结论,对两方面都作了批评。
  后来,中共中央由王明宗派集团掌握领导权,他们为了反对翟秋白,就公布了其中的第二点,即只将共产国际批评翟秋白这一部分的结论公开。这件事又引起了当时由东方大学转到列宁学校(党校)学习的中国学生的不满,他们要求党中央将这三点内容一齐公布。王明到莫斯科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就声称留在列宁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有反对中共中央的情绪,并声称中国学生的这种反党情绪,是有校长基尔善诺娃在背后支持的。恰好这时斯大林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顺便点了基尔善诺娃的丈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是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联共党史》的主编)的名,说他也有错误。于是基尔善诺娃也遭到了批评。基尔善诺娃受到莫斯科市的区委的批判,说她目无党的组织,看不起区委,只知道向共产国际跑。最后,基尔善诺娃夫妇也下台了。
  一九三三年冬,我奉调回国,经哈尔滨、天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因等了两个星期还没有人来接头,我心里慌了,就写信给鲁迅,想通过鲁迅找到党中央。所以,鲁迅日记中有某日“黄药眠来信”云云,结果鲁迅没有回信。我只好又去找黄白薇间接找到周扬。周扬当时似乎不大信任我,因我没有介绍信及其它任何证件。后来,中央派人来找我,终于接上了关系。那时,因白色恐怖厉害,党中央和团中央都已搬往江西苏区,上海只设有党和团的中央局,专管国民党区的党团工作。组织上派我到团中央局工作,担任宣传部长,规定我不准与任何无组织工作关系的人来往、接触。所以,当时“左联”的情况我毫无了解。到一九三四年秋,我在法租界被捕,后来被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被判十年徒刑,送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执行。
  我在团中央局期间,团中央书记是骆驼(真名据说叫徐宝锋)。后来,骆调到党中央局,他继续代表党中央局联系团中央局。骆驼调走后,由原任江苏省团委书记小陈(汪清)任团中央局书记,小朱(被捕时化名为李一凡,出狱后改名赵康)担任团中央局组织部长。
  (上海党史调查组 范静娴、陈昌霜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访问整理。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一九八一年第二辑)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