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回忆文章
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鲜艳的团旗永远飘扬在我的心中
 
谭启龙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永新县团县委的同志收集了一批革命旧址的和革命文物的照片,千里迢迢来到成都,要我谈谈青少年时代走过的革命历程,谈谈土地革命时期自己家乡的青年革命运动。望着照片上那连绵不断的天龙山革命根据地;那座落在参天古树中的杉木垄团训班,那标着“CY”字样的鲜艳的红旗,和那少先队留下的气壮山河的标语……我仿佛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青少年时期,回到了青年革命斗争的行列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是啊,是应该谈谈,这也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
  (一)
  我出生在井冈山下的永新县黄塘村。家里很穷,没有房屋没有地。三岁上,父亲病死了,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受尽了欺凌。我十三岁那年春节,母亲遭地主的辱骂和毒打,而悬梁自尽了。从此,我没有了妈妈没有了家,流落到横岭界山里做了个放牛娃。
  横岭界属天龙山区。天龙山山高林密,绵延百里,山里零零散散住着一些人家,大都是在山外过不下去,不得已跑进山里来开荒种地谋生路的。象我的主人家一样的小富户,还很少有。他家有许多山地,有好几个强壮的劳力,种了大量的蕃薯、生烟、生姜雪花皮……。山里野兽很多,特别是野猪,一到夜晚便成群结队地出来吃庄稼。所以,要整夜地住在地头的高棚子上守夜。我除了白天放牛割草,晚上还要和主人的几个儿子轮流守夜,轮到他们守夜时,我就给他们送饭。
  我去送饭的时候,经常在棚子里碰上一个陌生的青年人。听说他叫颜勇,是附近金台山尼庵里一个老尼姑的侄子。他是来庵里走亲戚的,可竟走上我们棚子里来了。开始,他坐在棚子里跟我们闲聊,问些山里的事:种几多地?交几多租?缴几多税?受什么人欺?以后就不知他跟主人家的几个青年小伙子嘀咕些什么了。我一上棚子,他们就改口聊些天气收成之类的话。猜不透他们要干些什么。
  一天傍晚,我送饭,走到木棚底下,又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他显然太激动了,声音很粗重:“田地是农民开的,却被豪绅地主霸占了,稻谷是农民种的,却进了豪绅地主的粮仓,豪绅地主把我们当牛马,整得我们死的死,逃的逃。你们为什么离乡背井,跑到深山来跟野兽作伴呢?这也是豪绅地主逼的呀。我们要翻身,要抬头,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打土豪,杀官府……”
  天啊,这是金台山尼庵里的观音菩萨开了口吗?我第一次听到人世间有人在为穷人说话,说得那么真挚,说得那么实在,字字句句敲在我的心头。联想起自己苦难的身世,回想起被逼死的妈妈,我情不自禁地伏在柱子上痛哭起来。
  棚上的话声嘎然停止,接着,颜勇走下来了,他抚摸着我的头问:“孩子,你哭什么?快告诉我。”我象见到了亲人,抽抽泣泣地把满腹的怨恨全倾吐出来了。颜勇为我擦去了眼泪,瞪着一双燃烧着怒火般的眼睛,字字千钧地说:“孩子,别哭,跟着我们干革命,一定要把那些害人魔王斩尽杀绝!”
  象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中找到绿色的海岸,象在茫茫黑夜里看到了指路的明灯,我,找到了母亲——中国共产党。从此,我有了依靠,有了指望,获得了新生。
  (二)
  天龙山区是个好地方。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茅坪以后,就在象山庵接见了正在宁冈避难的永新县委的刘珍、王怀、刘作述、贺敏学等同志,布置他们立即回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开展农民暴动和游击斗争,做好接应红军主力攻打永新的准备,迎接土地革命大风暴的到来。遵照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些同志很快就回到永新九陇山,其中刘一奇、贺曙光、文庭梁、颜勇、贺可展等同志来到地势险要的天龙山区建立根据地,成立党团永新西北临时特委,在天龙山区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建立武装,进行农民暴动和游击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西北临时特委刚成立时,武装力量还很小,只有一支十几个人、两枝枪的游击队。豪绅地主组织了反动武装——保安队,气急败坏地上山来“清剿”,结果不但搜不到游击队,反遭到游击队伏击。
  我一心想跟着游击队去报仇,可是他们不答应。有一次,我偷偷地跟在游击队后面下山去,刚走到半山腰,就被发现了。他们说我年纪小,不能打仗,只能干别的工作,硬把我赶了回来。连开会也不叫我参加。有一次,他们在场上村开会,我气呼呼地闯了进去。颜勇问我:“你来做什么?”我说:“我来开会。”他说:“这是党团员会。”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是党团员。”颜勇一听:“扑哧”一声笑了。他朝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子青年人递了个眼色,小声说:“就是这孩子。”瘦高个子立刻站起来,象大哥哥一样亲热地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外面去。
  出了门,我十分委屈地责问:“为什么不让我革命?”瘦高个子解释说:“革命不能是一盘散沙,是要有组织的。我们青年人要革命,首先要加入共青团组织。”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共青团的基本知识,最后鼓励我:“你想参加共青团,这很好,但共青团不是邦会,想参加就参加,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创造条件争取参加”。我听了,不觉灵机一动,连忙说:“噢,我知道了,我还不是共青团员,我一定要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我今天就为您们放哨去”。不等他答应,我“嗦嗦”几下爬上了村口的大松树,急得瘦高个向前摊开手,象是要接住我似的。我笑着说:“您放心开会去吧,我不会掉下来,我还可以爬得更高……”。
  后来我知道,瘦高个子叫贺可展,他是团西北临时特委书记,他到横岭界来,常要找到我,教我读书写字,教我唱《国际歌》、《少先队歌》。有时也叫我跑跑腿,到附近山棚里叫个人、捎个信什么的。我知道这都是革命工作,所以很乐意去做。
  一天,贺可展同志交给我一封急信,要我交给场上村的团支书贺成租,由他送到北乡花溪村的一个秘密交通那里去。我接过信,心里想:这可是个创造条件的好机会……”。于是我没去找贺成祖,径自下了山,在树林里躺到半夜时分,才借着月光摸进村。刚进村,就被保安队的岗哨发现了。我返身便跑。敌人紧追着,眼看快追上了,我连忙掏信,准备把它吞掉,这一掏,想不到掏出了一把铜毫子,这还是贺可展同志看到我天天打赤脚,没鞋穿,给我的鞋钱,我急中生智,把铜毫子用力往后抛去,铜毫子落地,叮叮<IMG=h013001aa><IMG=h013001aa>响,队丁们以为是银洋,全都站住不追了,抢着在地上瞎摸。我趁机甩掉了敌人,钻进了庄稼地里,绕到村后,顺利地进了村,找到了秘密交通,把信给了他。
  我高高兴兴地回到横岭界,谁知贺可展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不但没表扬我,还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给我上了一堂“纪律课”。我这才知道,干革命是件挺复杂的事,并不是单凭大胆、不怕死就够了,还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
  五月初的一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标着“CY”字样的红旗下,我向团组织发出了“革命到底”的誓言,那时我刚满十四岁。
  入团以后,贺可展把我送到团特委在杉木垄举办的团训班学习,使我这个放牛娃进一步得到提高。团训班结业以后,我被分在团西北特委,跟随贺可展同志学习做团的工作。在斗争中我得到锻炼,先后担任了团横岭特支书记,花溪团区委常委等职。
  (三)
  土地革命时期的共青团组织,“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领导青年无产阶级学习共产主义,和成年无产阶级一致努力奋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团接受党的领导,配合党的工作,负责向党推荐党员,输送干部,党对团十分关心重视,党委书记都会参加同级团委的会议,团委书记一般担任同级党委副书记。在湘赣边区整整七年的土地革命斗争中,永新团组织领导全县团员青年、少先队、儿童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不愧是发展根据地、保卫根据地、建设根据地的一支生力军,不愧是党的有力助手。
  发展组织,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一九二八年上半年,西北特委除了坚持天龙山区以外,还采取波浪形的方式,积极向山下发展。我到西北特委以后,经常跟随贺可展同志去山下发展组织。
  我们首先来到永新西北两乡的村庄里,以各种方式联系青年,发动青年,建立组织。我们恢复和扩建了大革命时期就有的“平民夜校”,把青少年都吸引过来;也采取走亲访友,挂勾串连的方式,联系青年。我们每个团干部要负责几个村的团组织发展工作,每个团员也要负责几个青年的培养和发展工作。对于态度明朗的青年,我们就公开向他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展他入团。对于态度不够明朗的青年,我们就要注意观察他试探他。如有个团员看到一个青年受了豪绅的欺侮,就过去对他说:“这些有钱人真没有心肝”。这个青年听了,也愤愤不平起来,发牢骚了。团员试探他:“听说有个青年人的组织叫共青团,专门和这些家伙作对”。青年说:“听是听说了,可惜不知道在哪里?”团员说:“可以找呀”。青年说:“你找到了可要告诉我……”探到他的态度以后,就可以去做工作,条件成熟了,就发展他入团。也有一些青年人很恨豪绅地主,可又害怕参加革命。他们说:“我们西北乡的保安队就有几百枝枪。还有反动派的军队一来一个旅,一个师,枪多得象树林,我们打得赢他们吗?斗得过他们吗?”我们便给他们讲革命形势,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人多力量大的道理,逐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年轻人爱唱山歌,我们就对症下药地编了些山歌,教他们唱,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我记得我们爱唱这么一首山歌:
  百条大路百条通,十人就有九人穷;
  九个穷人团结紧,何愁革命不成功。
  我们在永新西北乡建立组织以后,又翻过天龙山,深入到北山下的安福南乡一带去开展白区工作,发展团组织。我们跟着尹辉先、马明、曾静持、贺可展等党团干部,装扮成打零工的,来到陈山沟里的萍江头。青年人爱跟青年人在一起。不久,我们跟村里的青年人就混熟了。青年人爱聊天,山里的青年人还爱听山外的新鲜事。我们便把永新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消息告诉他们,激发他们反压迫求解放的愿望,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考察,首先吸收了苦大仇深、忠诚可靠的青年入团,然后建立了大革命失败后安福的第一个团小组——萍江头团小组。
  以后,陈山沟里,这村来了个木匠,那村来了个篾匠,昨天来了个做生意的,今天又来了个走亲戚的。我们的同志就是利用这些身份,暗地里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开来,先后在陈山、洋陂、茶江、上城、彭坊等地建立了党团组织,组织了暴动队、少先队、儿童团,开始打土豪、除恶霸,开粮仓,分浮财,闹得陈山沟里一片火红。
  团组织建立以后,便积极开展活动。我们经常摸到豪绅地主、保安队、挨户团的门口去贴标语。我们总是统一行动,一夜之间,就在一个片、一个乡,甚至全县的村庄里都贴上标语,使敌人防不胜防,也无法追查。团员同志们时刻监视着豪绅地主、保安队的行踪。有时还去豪绅地主家打短工,到保安队去当队丁,趁机摸清情况,到夜晚,便里应外合,杀土豪,打保安队,闹得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对付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同志在斗争中创造了一种递步哨的送信方式。一村一哨,飞速传递。如八九都的递步哨路线是:花溪送长园,长园送胡家,胡家送汤家,汤家送溶溪。传递方式各种各样,十分巧妙。长园村的团员送信来胡家村,总是装着检药的样子,把信件当作药方交给团员黄贞云(他家在胡家开了一间小药铺)。黄贞云把信交给本村的女团员胡福妹,胡福妹便装着捞鱼虾、摸田螺的样子来到汤家村小学堂旁的水塘里。教书先生文定忠也是团员,他看到胡福妹来了,便出来打招呼,然后蹲在塘边跟胡福妹开玩笑,趁无人注意时交接信件……。由于递步哨组织严密,传递迅速,起到了很大作用。往往保安队一出发,情报就已经传递上山了。
  在白区开展秘密工作是十分危险的。在反动武装严密控制的反动堡垒村里,如陈家、黄门、钱溪、固塘等村,外村的群众只要一踏进去,就遭到捆绑吊打,残酷杀害。胡家村一个老媼媼,饿得实在不行了,便跑到陈家村里的妹妹家去吃餐饭,结果被挨户团作为探子抓起来,用扛丧木踩脚腕,直踩得她死去活来。我们有许多同志被派进村去开展工作,结果都有进无出,被杀害了。在革命势力较大的村庄里,我们也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否则就有杀身之祸。
  我们的斗争几经反复,在革命高潮时,许多同志的身份公开了,革命低落时,这些同志就成了豪绅地主报复的对象,我们的同志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灌塘村的女团员马夏姬、尹秋莲,她们在一九二八年初加入共青团,参加了许多秘密革命活动。这年六月,红军和游击队粉碎了湘赣两敌第一次会剿。全县各地开展了农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她俩参加了区委的宣传队,跟着西北特委的干部李金昌等同志,到万硕、石塘、礼塘等村搞宣传,她们还背着宣传队的两枝枪,到楼阳村召开群众大会,斗争豪绅地主。反动派对她们恨之入骨。不到两个月“湘南八月失败”,敌军重占永新,豪绅地主卷土重来,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楼阳村的地主还乡团头子李锦前一回村,就带领一群爪牙,在灌塘村刘快活、李回基等反革命的配合下,把马复姬、尹秋莲两家洗劫一空,又把她俩关进刘家祠,连夜审讯。她们都是二十岁不到的女青年,又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开始,真吓得浑身发抖。后来,她们想起了入团的誓言:“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能叛团……”,立刻胆大气粗了,敌人审问她们村里谁是党团员,她们不说,敌人逼她们带路进山去搜共产党,她们不肯,敌人对她们用篾片掀,用踩棍踩,打得她们死去活来,还威胁说要用刀子把她们一块一块地割死。她们仍然顽强地说:“我们是共青团员,我们参加了革命,要杀要剐由你们”。敌人看马夏姬不说,又审尹秋莲,看来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折磨了她们大半夜,她们还是没有屈服。敌人无法,只好把她们监禁在村里,准备第二天押走。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们就在本村群众的帮助下逃出了魔掌,上了山。
  共青团十分重视少先队、儿童团工作,每到一地,都要建立少先队、儿童团组织,领导他们开展活动。在红色区域里,为了防止逃亡的豪绅地主和保安队的武装侵犯,刺探军情,破坏捣乱,我们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处处布防,程程设哨,把红区布置成一个敌人钻进去跑不了的天罗地网。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到市田一带,派出三个武装特务,妄图混入红区刺探军情,结果被少先队抓住了。
  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一丝不苛,非常认真。一九二八年四月,湘赣特委宛希先同志第一次来西北特委布置工作。他穿着破衣烂衫,背着大眼斗笠,脸瞠黑红,身体矮壮,很象当地农民。他顺利地通过了白区。可是一踏进红区地界,就遭到高汶村的儿童团员的查问。宛希先露出了湖北口音,更引起了儿童团员的怀疑。他们蜂拥上来,就要捆绑,宛希先忙问:“你们是什么人?”儿童团把红缨枪往地上一顿,说:“我们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员。”宛希先告诉他们:“我认识你们这里的彭伏山,你们带我去见见他吧。”后来押到这一带的革命领导人彭伏山同志那里,才解除了这场误会。
  一九二八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西乡圹边村一带调查分田工作。一天早上,他去三房村参加乡政府的一个会议,没有带路条,走到村口就被儿童团拦住了,不让他进去。后来还是乡政府的同志等急了,赶到村口来接毛泽东同志,才解了这个围。事后,毛泽东同志美美地夸奖了儿童团员们一番,他还特意向乡政府要了张路条,夹在笔记本里,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
  西北特委在横岭界设立了几间牢房,专门关押从永新和安福抓来的大土豪和反动派头目,横岭特支的少先队、儿童团日夜在那里看守。有时保安队进山来“会剿”,我们便把囚犯押进深山老林里躲藏起来。一次,我们押着几个反动头目,藏在一条长满野草杂柴的水沟里。敌人追上来,反复地在这一带搜索,不断地呼唤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干瞪眼,一动也不敢动,我们的梭标正对着他们的心窝,只要他们敢反抗,就捅他个透心涼。
  横岭界地处天龙山的南大门,一条山道从永新象形直通山顶。保安队经常从这里上山来偷袭我根据地。横岭特支的少先队、儿童团担负了保卫根据地的繁重任务。我们在山道两旁的主要山头上——从五燕岭、三柱峰、千山坡,直到场上村,都设立了了望哨。我们的少先队、儿童团两位一体,两人一班,几根香一换,日夜在那里站岗放哨。敌人来了,便敲响铜锣,前面哨所的锣声响了,后面的也接着敲起来,这样一个哨所接一个哨所敲下去,一直传到场上村,我们便作好准备,迎击敌人。
  有一次,保安队又来“会剿”。他们鬼得很,不走山道专钻林子,躲过了五燕岭的哨所,一下子摸到三柱峰来了。这天我正在那里查哨,发现敌人鬼鬼祟祟地爬上来了,连忙敲响了锣。敌人以为我们的人都在山头上,便一齐涌上山来。为了拖延时间,我们钻出包围圈以后,又在旁边山头上敲了起来。当敌人又涌上来时,我们再转到另一个山头上去……。敌人东奔西窜,疲于奔命,转了大半天,一无所获,只得收兵下山。这时,我们的少先队又出现了,这里“砰砰”几枪,那里“咚咚”几铳。这边草蓬伸出几支梭标,那边山顶上滚下一排擂木乱石。敌人反扑过来,我们又隐蔽起来;敌人一走,我们又打。这样反反复复,搞得敌人无奈其何。最后只好抬着几个伤兵,丢下几枝枪,垂头丧气地下山了,我们都站在山头上敲锣唱歌欢送他们:
  斧头不怕纠丝柴,
  红军不怕反动派。
  斗的豪绅威风倒,
  打得白军没命逃。
  (四)
  一九二九年五月,继蒋、李争夺西南地盘的战争以后,又爆发了蒋冯战争。永新境内仅剩下这豪绅地主的反动地方武装,我县党团组织趁机领导革命武装大举进攻。从一九二九年三月到八月,仅半年时间,西北特区的赤卫队、暴动队、少先队就把西北两乡的保安队、守望队、挨户团大部分消灭了。保安队队长刘梅高、马奎土、岩奎楼、岩仲汉等也先后被击毙。十月六日,西北特区的革命武装上千人,又攻占了反动堡垒黄门坊,捣毁了五区保安队总部。十一月十一日早晨,全县革命武装联合行动,攻占了永新县城。十二月,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接着,又成立了工会、少先队、妇女会等革命团体。这时,我从花溪团区委调任永新县少先队队长。一九三一年七月,党团湘赣省委、苏维埃政府以及少先队等人民团体先后在永新成立,我任省少先队总队长。
  少年先锋队组织是在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广大劳动青年的半军事化组织,是工农红军的后备军。少先队员都是十六——二十三岁的青少年,大家一律戴八角帽,穿灰制服,挂红领带,扎黄绑带,扛着梭标、大刀、鸟铣及少量的枪枝。少先队经常以乡为单位集中在一起操练,每天三操二讲,大家的枪法刀术都练得很精。每年在“八一”总检阅一次,队伍甚是威武雄壮,少先队担负着支前参战、打击敌人、站岗放哨、保卫苏区、耕田种地、建设苏区等多种任务。
  动员少先队员参军,是我们的一项中心工作。每次动员,总是团员带头,少先队积极争取参加。我们经常整连整营整团的输送少先队到红军中去。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我县少先队模范团在沙市集体参加红十七师。同年九月三日国际青年节,永新近千名模范少先队队员又参加了红十七师少共国际团。永新第三区,在一九三三年冲锋季里,有三百多名少先队员参军。合田乡一个夜晚就动员了一百七十多人参军。北乡见口村,全村六十九户,男女老幼合计二百七十二人,仅在红军长征前的大动员中,就有四十一人参加了红军。一个少先队员,有兄弟三人,两个哥哥都参加红军牺牲了,他自己又参加了红军。黄公略同志领导的红六军第三师的绝大部分,西路分委的红二十军的大部分,湘赣红军永新独立营的全部,湘赣红军六军团的不小部分,都是由永新的青少年组成。我县先后有好几万人参加了红军,有万余名青少年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永新县人民为革命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
  永新县的少先队经常支前参战。我们多次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一九三○年十月四日,我们又带领三千多少先队员,跟着红军参加了第九次攻打吉安。
  吉安城是赣西南的重镇,敌人驻有重兵,防守十分严密。城外挖了一条又宽又深、插满碎玻璃的壕沟,架了三道又高又密的铁丝网,修筑了几个炮台。我们赣西南的地方武装打了八次没有打开,敌人有恃无恐,叫嚷什么:“铜南昌、铁吉安”。
  古历八月十五日凌晨,皓月当空,照得大地如同白昼。我红军三军、四军、十二军、二十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吉安城。后面还有数以万计的赤卫队、少先队,一阵激越的冲锋号声响后,枪炮声就象过年的鞭炮一样轰响开了,震得星星都在眨眼睛,不一会儿,螺子山方向燃起了冲天的火焰,红四军攻城成功了,其余各路红军趁机填平壕沟,劈开铁丝网,一鼓作气攻进城去……,当东方涌出一轮红日的时候,我们在吉安城欢庆胜利!
  红军迅雷不及掩耳般地攻进吉安,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伪司令邓英仓惶乘船逃命了,留下了所有的“难民”(从苏区逃出来的豪绅地主)和他们搜刮到的金银财宝。我们进城后的任务就是抓“难民”、清浮财。
  我们刚进城时,连方向都搞不清,在大街小巷里一转,就出不来了。电灯也是第一次看到,睡觉前用块黑布把灯泡包起来,算是熄灯。少先队缴到几个手表和怀表,队部的人一人发了一个,给我发了一个最大的——以为越大越好。山古佬进城,闹了不少笑话。开始我们工作进展不大,后来和吉安市地下团组织取得了联系,才掌握了情况,熟悉了环境,取得了经验。我们组织一个个小分队大街小巷到处转。队员们是从全县各乡调来的,耳朵灵,眼睛精,我县的“难民”一个也逃不过我们的掌心。我们把他们象捉鸭子一样,一一捉了出来,这里一路,那里一串,抓了三四百。我县的一个杀人魔王保安队长旷志斌,在我们攻打黄门坊时,他骑马逃跑了,在我们占领永新县城时,他又溜走了,这次在吉安,终于把他抓住杀掉了。我们从豪绅地主、牧师神父、反动官吏家的夹墙中、地洞里、阁楼上搜出许多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几个少先队员还从“老同升”金匠铺的养鱼池里搜出一个保险柜,大家用斧头剁,用刀劈,用凿子凿,搞开了一个洞,缴到许多金子。因为我们工作做得出色,上级团组织奖了一些枪枝给我们。
  一个星期以后,红军主力军向东出发了,我们也扛着浮财,押着“难民”,回到了永新。那时的财经纪律很严,一过禾水——来到永新境内,我们就进行搜查,大家连个绣花针也没耍。我们队部缴到的几十个手表怀表也全部上交了。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一天下午一点来钟,我们省少先队的干部正在永新县城列宁公园检阅永新模范少先队。忽然接到少共省委的一份命令,湘敌王东源师从宁冈方向偷袭过来,已经逼近县城,命令我部火速迎敌。当时湘赣红军主力不在永新,县城仅有一个三、四百学员的红军学校。我急忙命令停止检阅,带领模范少先队紧跟红军学员出发了。
  好险啊,我们刚过南门浮桥,就看到敌人黄压压的出现在离城两里路的发关村青蛙湖。红军学员抢先占领了大路左侧的山坡,居高临下,阻击敌人。我们都分布在各个山头上,摇旗呐喊,燃放鞭炮,虚张声势,给红军助威。我们还为红军送子弹、抬伤员。红军战士倒下去了,我们少先队员又拿起了他们的枪继续战斗。我们还从城里抬来了几门土炮,向敌人猛轰。四周的群众也赶来支援,送来了一甑甑的白米饭,一桶桶的汤菜。敌人反复冲锋了十几次,都被我们打退了。傍晚,敌人看到天快黑,又摸不透我们的底细,不敢恋战,往后撤了,我们追了一程,回头防守在城外冬瓜岭上。
  下半夜三点钟,我们又出发了。天很黑,伸手不见掌,我们在手臂上扎了一块白毛巾为号,一个挨一个,沿着山边小路悄悄地南行。来到烟阁垄边的山头上,只见满垄灯光闪闪,就象一座不夜城,敌人就露宿在这里。凌晨四点多钟,正是一夜中最黑暗的时候,几百红军学员一齐放了排枪,我们也齐声呐喊:“杀呀——”寂静的深夜,陡然间象刮起了狂风、炸响了巨雷,垄里顿时乱得象窝蜂,只听得哨子嘟嘟地响,“难民”哇哇地叫,敌人在惊呼:“赤匪来了!赤匪来了!”吓得敌人丧魂失魄,连夜退回宁冈去了。我们咬着追赶,沿途抓到不少“难民”、散兵,缴到不少枪枝弹药。天一扯亮,我们停止了追击,在三湾、小江、坳背一带构筑工事,派出暗哨,以防敌人再次窜犯。其实,敌人早吓破了胆,一去不复返了。湘赣红军回来后,我们也撤回来了。在满街震天的鞭炮声中,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唱起了雄壮的少先队歌:
  “啊!走上前去,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稳着脚步!要高举少年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一九三二年底,正是党内左倾路线特别严重,整个苏区内部大搞肃反、乱抓乱打乱杀所谓“AB团”的时候,许多优秀的党团员、革命干部惨遭杀害。我和省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同志也被假口供诬陷为“AB团”。在省委会议上,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工会主席刘士杰(长征路上叛变)和省政治保卫局局长谭牛山执意要把我们抓起来,张启龙、谭余保等同志坚决反对,省委负责同志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同志以“送中央审查”的名义,把我们带出来了。
  到中央苏区后,不久,我们就解除了审查,进了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结业以后,我仍做青年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少先队总部巡视员,湘鄂赣省少先队总队长,少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等职。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初,我二十四岁那年才离开团组织,开始做.党的工作。但是,那鲜艳的“CY”红旗永远飘扬在我的心中。我永远不会忘记教育、培养、锻炼我成长的共青团组织,我永远不会忘记蓬蓬勃勃、惊天动地的青年革命斗争;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青年战友。直到今天,这一切还在激励着我在新长征的征途上“老骥仍将万里行”!
  (龙灿珠、陈建军记录整理共青团永新县委供稿)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