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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我所知道的三十年代共青团中央局
 
唐益之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一九三○年八月,我由家乡常州的小学教师缪青裳(共产党员)介绍,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读书。这所学校仿效晓庄师范,校长倾向进步。恽逸群在那里任教并担任中共肖山县委书记。缪青裳将我的团的关系转给恽逸群,九月,湘湖师范团组织安排我担任肖山至杭州的地下交通。十一月杭州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要抓我,我在校长等人的帮助下,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通过在大夏大学读书的同乡冯大朋(现为上海中学退休教师)找到了我的小学教师吴元。当时,吴元兄弟三人在武进受到通辑,隐居上海。吴元的兄弟吴锦棠当时是团中央一个刊物的发行,我在他家看到过凯丰(团中央宣传部长)、老余(即余心、余百鲁,当时为团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后叛变)和小朱(即赵克昂,李一凡,后叛变)。
  开始,我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我通过同学认识了季苏和朱理治(当时在团江苏省委负责组织工作)季苏介绍我参加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季苏是负责人,办公地点在四马路会乐里),担任发行工作,负责发送文件和宣传品到闸北区“反日会”。
  一九三二年八月,朱理治介绍我到团中央搞发行工作,正式恢复了团的关系。这时团中央书记是胡均鹤,宣传部长是凯丰,秘书长是陈卓文,总交通是蒋平。直接领导我的是团中央发行部的小邱(湖南人)。福州路山东路口有一间仓库(灶披间)是我们的联络站,平时不住人,印刷所将印好的宣传品送到那里,我按时去取,与来人彼此不见面。然后,我把一部分宣传品送给团江苏省委负责发行工作的李文彬(后来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出狱后改名叶梯青,抗战期间在苏中工作,后在姚家庄突围中牺牲。);另一部分分别邮寄各大学图书馆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上海的各个大学,以扩大宣传。
  十一月,团中央调我任内部交通,领导我的是团中央总交通蒋平。他也是常州人,比我年龄大,装做我的表兄同我联系。我的工作是给团江苏省委送文件和联系工作,接头人是团省委的内交通李××。此外还负责外地来沪和出狱同志的接待工作,我先去接头,有时送些生活费,然后把关系交给蒋平,由他安排带走。十一月间,我曾听说团中央有破坏(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团中央书记胡均鹤、经斗部长胡海等被捕叛变),但不知详情。
  一九三三年初,由于蒋平被捕叛变,团中央遭到很大破坏,除凯丰以外,几乎所有的团中央领导干部都被捕了。当时我住在新闸路一家麻油店楼上,一天我回去,女主人说:“你表兄带人来找你”,暗示我赶快离开,我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立即离开了。以后我才知道是蒋平带了特务来抓我。他还带人到团中央局的联络点(四马路上的一家旅馆)去,抓走了团中央巡视员张光天(前几年在西安去世)。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张来上海时告诉我的。
  团中央这次遭破坏后,我同团省委的内交老李(苏北口音,他说自己是大夏大学学生,他爱人姓王)仍有联系。不久,组织上调骆驼(徐宝铎)重新组织团中央局,他通过老李,找到我的住处(今富民路),要我负责团中央局的内外总交通工作,并派一位女同志王兰英(沪东工厂的工人,现在南京)与我做假夫妻。
  团中央局在甘斯东路(今嘉善路)上租了一幢房子,成立了秘书处。调李华生(四川人,“文革”后期为河北省科委付主任)当秘书长,住在那里。他负责刻钢板、油印和收发文件。那时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大约是三三年底,他调天津任巡视员工作。当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还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廖似光。她是凯丰的爱人因为怀孕不能随凯丰去苏区,留了下来;另一位叫九姑(广东人。据说也是一位负责同志的爱人),带了一个小女孩,她们作为家属住机关。我常去秘书处,骆驼也常去,他在那里看文件,并且给我们交待工作。
  骆驼是团中央书记。大约一九三三年的四、五月份,先从北方调来的陈伯伟(即小陈)负责团中央局的组织工作。他的爱人叫“大陈”,是大学生,戴一副深度的眼镜。是我把他们接来并给他们找了华山路靠近静安寺的一处房子住下。以后又从北方调来小李任宣传工作(当时主要负责团刊——团的建设),他是北方人,学生模样,听说家里很有钱。他被捕比我早,被捕时被打得很厉害。他的爱人小金(朝鲜族)也是学生,与他同时调来,也是我去接待并安排住处的。大约八、九月间,我还接待从北方调来的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四川人),小朱来了以后,也负责组织工作。黄药眠来上海不是我去接待的,但他来我家出席团中央局的会议时,我见过他,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黄药眠来了以后,在团中央局负责宣传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我还接待过从北方调来的小陶(即陶凯荪),她开始同青岛调来的小刘装成假姐弟住在一起,大概在下半年小陶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宣传工作,小刘后调回青岛工作了。小范(即范正中)夫妇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间从徐州调来,由我去安排住下的。他以后分配到团江苏省委当组织部长。
  此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团中央秘书处从泉漳中学调来的小刘(即刘耀新,现在四川)和小妹(以后同小刘结婚)搞油印工作,也是我去接待安排的。抗战胜利后我在山东曾遇到过刘耀新,问他以后的情况,他说一九三四年团中央大破坏后,他就失掉关系了。
  当时,我们团中央局还有几个内交通。一个是孙云(即薛承缇,大夏大学学生,现在武汉),她调来后与团中央局书记骆驼住机关还有卢义兰和卢义梅姐妹俩(湖北宜昌人)。卢义兰当时化名小杨,调来后与我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机关,她负责送团江苏省委的文件,给团中央秘书处的文件由我送去。与上海党中央局的联系则由卢义梅负责。另外,团中央局还有一个外交通老高(河北人,个子很高),他负责同北方的联系。当时团中央局与外地的联系,主要就是河北的天津和北京,因这地区团组织较强,文件来往也较多,因此团中央单独与他们建立了交通关系。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则通过一个姓李的党中央局的交通,他到我家来联系,传递团中央的文件。当时有联系的还有东北奉天、河北唐山、山东青岛、河南开封、安徽寿县以及苏区等,其它地区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当时苏区曾来了一位小田,后来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儿童团工作了。
  当时团江苏省委书记是朱理治(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团省委改组,朱理治调走。由原团中央局组织部长陈伯伟接替。),负责宣传工作的小郑(即郑思群,广东人),我曾见过他们夫妻。此外还有一个叫丘九的好象也在团江苏省委搞过宣传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骆驼(徐宝铎)调到上海党中央局,负责联系团中央局的工作,小陈(陈伯伟)调任团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在南市蓬莱市场被捕。当时因团组织已遭受到多次破坏,我思想上也有一些准备,立即把身上的一封外地来信吞入肚中,敌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先关在南市公安局看守所受了很重的刑,但一直没有招供。至于被捕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在南市公安局时,好象看见小范(范正中),但他没有出来指证我。不久,我被押送龙华警备司令部。关了两个月,敌人仍得不到任何线索,就以“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两年半徒刑,然后关到苏州反省院,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获释出狱。
  团中央局一九三四年十月又遭到一次大破坏时我已在监狱中。后听团江苏省委交通戚铮音同志说,这次大破坏是因为原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小范(范正中)在调徐州任联络员时,被捕叛变。小范叛变后,仍以联络员身份来上海,与中央局和团江苏省委机关取得联系。探明各人住处后,敌人就在十月底逮捕了团中央局书记陈伯伟、组织部长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宣传部长黄药眠,以及同他们住机关的三个女同志和卢义兰、卢义梅。还逮捕了调党中央局工作的骆驼(徐宝铎)。骆驼、陈伯伟、小朱被捕后都叛变了,这次破坏给团中央局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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