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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的回忆
 
廖似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同凯丰同志一起从香港到上海的。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按照上级交待的接头办法,我们搬到新亚大酒店去住。当天晚上,李富春同志来看我们,并帮助我们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我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组织上决定凯丰同志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要求我们在指定地区尽快找房子安顿下来。当时在上海,没有职业是很难找到房子的。幸好凯丰有个堂侄是裕华纱厂的职员,我们通过他的关系,搞到一个裕华纱厂的职员身份证,就在法租界内的一座小洋楼里租了一个亭子间,买了一些旧家俱,就搬了进去安家落户。
  初时,我没有分配工作,整天在家料理家务,心里感到苦闷,因而曾向组织提出让我到工厂去做工,但是组织上不同意,说女同志坐机关、搞掩护,就是革命工作。这样,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了。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才决定我当团中央的交通员(内交)。我是广东人,初到上海,人生地疏,加上又不懂上海话,出门办事甚为不便。特别是担负交通员这项工作,整天东来西往,穿街走巷不熟悉当地情况,不会讲当地语言,就很容易出漏子。所以,我到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学讲上海话。平时我主动地接近左邻右舍,跟周围的家庭主妇们一起上街买菜、织毛线衣、拉家常等。由于接触多了,我不但与周围邻居关系融洽,而且在频繁的交往中也逐渐学会讲上海话,并对当地的习俗风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时候,上海的环境十分恶劣,交通员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但是,我们遵守党在白区工作的保密原则,并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因而在传递情报文件当中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问题。我们送往上海市区内的文件情报,是先用蜡纸包好,然后夹在装陈皮梅的纸盒里送出去。如果是送往外地的,则采取密写的办法,用米汤写在白衬衣上,包好托人送去。而收到衣服的同志只需用碘酒往白衬衣上一抹,所写的字就很快显现出来,这办法既简单又安全,我当交通员的那段时间都是采用这种办法。
  我刚抵上海时,团中央书记是胡鋆鹤,组织部长吴大海,宣传部长凯丰,秘书长陈卓闻,陶承同志当时也带着孩子住在团中央秘书处机关,我经常到她那里传送情报,跟她们母子很熟。解放后,陶承同志写了《我的一家》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我们在上海相处时的这一段往事。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团中央遭受了一次大破坏。团中央书记胡鋆鹤、组织部长吴大海、秘书长陈卓闻等均被捕叛变。机关被破坏的那一天,刚好凯丰因有别的事不在机关。当天晚上,凯丰得悉机关遭敌破坏的消息后,匆匆赶回住处。一进门,就叫我赶快转移,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他说:“团中央机关已被敌人破坏,抓走了很多人。”我说:“饭已经做好了,吃完饭再走吧。”但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临走前,他叫我赶快去通知一位姓余的同志(该同志是团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干部),然后再到新亚旅社去找他。凯丰走后,我匆忙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离开住家,按照他告诉的地址找到了老余,把机关被破坏的情况说了一遍,叫他赶快避一避。当时我身上还带有两块银洋,便拿出一块交给老余就急忙到新亚旅店去找凯丰。我们在新亚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凯丰又叫我到沪东四川北路一带去找房子,因为这一带是广东人聚居的地方,可以通过同乡关系请求帮忙。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四川北路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刚刚安顿下来,凯丰就忙于着手恢复团中央机构的工作了。这时,上级也闻悉上海团中央出了问题,就派许宝铎(又名骆驼)来上海,协助凯丰一起筹建新的团中央机关。许宝铎是山东人,身材魁梧,肩宽膀粗,个子很高大。由于他是新调来的,叛徒们都不认识他,所以他经常出去活动,筹划恢复组织。不久,新的团中央成立,以许宝铎任书记,赵克昂(又名李一凡)负责组织,凯丰因叛徒们都认识他,不能继续留在上海,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往中央苏区,他原来的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改由黄药眠同志担任。
  凯丰离开上海时,我正怀孕在身,不能跟他一块走,只好留下来。分手时,凯丰交代我说,过几天会有人来接你到另一个地方去住。凯丰走时很匆忙,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也不让我送他。他走后的第三天,团中央交通员小唐(唐益之)就来到我的住处,把我带到新的团中央秘书处机关,同一位叫九姑的女同志住在一起。当时九姑身边也带有一个小孩,她的爱人原是团中央的巡视员,不久前被派往福建,在福建不幸被捕,后来情况不明。我和九姑的主要工作是坐机关当主妇,搞一些机关中的内勤工作。那时同我们一起住机关的还有李华生(李是秘书长,来往文件及印刷的东西都经过他手才能发送)和刘耀先夫妇共五人。刘是四川人,是专刻蜡版的,现在还健在,在重庆出版社工作,其爱人当时是搞油印的。交通员唐益之经常送稿件来机关印刷,走时又将印好的材料拿出邮寄或散发。团中央书记许宝铎也经常来,有时还在机关吃了饭才走。
  我自凯丰调走后,又在上海多住了几个月的机关。一九三三年夏,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而我担任交通员工作也已长达三年之久,如果继续干下去,不符合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原则,加上凯丰同志已调往苏区,因而党组织也决定把我调离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接到调动通知时,我刚分娩不久,而从上海到苏区,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带着婴儿容易暴露目标。为了避免拖累,方便上路,我只好忍痛把刚产下的婴儿交给交通员小唐送往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即今上海华山医院),留下待人收养,我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向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了。我们一起结伴同行的共有三个人,一位是潘汉年同志的爱人(名字记不得了),另一位是男同志,上海某兵器厂工人,当时苏区正需要这样有军械技术的工人。我们三人从上海启程南下,经过一个月的辗转奔波,最后终于到达了我仰幕已久的江西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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