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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团中央白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建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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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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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人，一九三二年初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以后担任过团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还曾以团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直南”（当时河北省称“直隶”）工作了几个月。一九三四年底，团中央将我从团河北省委调上海团中央工作。
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我到达上海。当时正值团中央遭到大破坏，我在上海找不到关系，没有接上头。后来我找到过去在南开的同学胡评（他原是团员，这时已脱离组织，在大夏大学读书），通过他找到了王兴让。王兴让的一只手只有一半，我们都称他“王佐”。他那时是团江苏省委的闸北或沪西区委书记，于是通过他我找到了团江苏省委书记郑征夫（即“小郑”，我在天津时就认识他。他是热河人，原是北平学生，一九三四年初曾担任团河北省委书记，后从河北调上海，担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团中央这次大破坏后，团江苏省委同团中央也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们同党的系统还有一些联系。郑征夫让我等候，由他的爱人小王（北平师范学校的学生）给我送消息和生活费。
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郑征夫被捕。小王乘特务不注意时跑了出来，她通知我，小郑被捕，组织受到破坏，要我立即搬家转移。郑征夫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中病死，小王不知下落了。
后来“小邹”（即邹思椿、“戈夫”，原是北平师大附中的学生，梁漱溟是他的舅舅。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我们曾一同在河北省反帝同盟青年部团组工作，我是团组书记。一九三二年底我调到团省委，小邹接替我担任团组书记。以后他调到团省委任秘书长，一九三四年从天津调到上海工作，“戈夫”是他到上海后开始使用的化名。）找到我，同我商量关于建立团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事宜。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三、四月，我们正式建立了团中央白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或称团中央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文德，（东北人，先我从满州调来上海，以后叛变），小邹（邹思椿、戈夫）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我家是团中央开会的地方，同我一起住机关的是季月娥，她当时只有十七岁。
小邹（戈夫）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六月间离开团中央。过去他曾在北平被捕过，他认为自己当时的表现不够坚定，在团中央工作不合适，需要进一步考验，因此自己提出暂时离开团中央的工作，写文章。小邹的住址只有我知道，由我联系他。当时我分管团江苏省委的工作，同团江苏省委书记许亚（当时叫“苏州小陈”）单线联系。我还记得曾同一位叫商纪连（美亚绸工厂人）的谈过话，派他去浙江开辟团的工作。团中央同党的联系由文德负责，我们的文件和经费都是从党的方面领取的。我记得看到过关于反“五次围剿”批判“单纯防御”路线以及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等等文件。我们领到的经费不多，但是生活费是发的。团中央秘书处由文德负责联系，据文德讲在秘书处工作的有一个女同志叫“小顾”。团中央内部交通白凤明（山东人，现名宋延儒）。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团中央机关又遭到大破坏，除小邹（戈夫）外我们都被捕了。我们是分两处被捕的：一处是在公共租界，被捕的有我、文德、沈国栋（现名俞西远，当时是联系团江苏省委的交通），还有位住机关的女同志季月娥和李秀兰（文德老婆，同文德住机关，原是东北某烟厂工人，以后叛变）；另一处是在法租界，被捕的是白凤明（内交）、小顾（秘书处）、陈源（广东人，在宣传部搞英文翻译工作，后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病死）等。这次大破坏的原因，我不清楚，估计是有内奸。
在捕房关了一个多星期后，由于文德的叛变和指认，我们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季月娥始终不承认有组织关系，我们被引渡时她无罪开释，但是很快被国民党特务以绑架方式抓走，也关进了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星期后，我被解送南京，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同年十二月被判刑，送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抗战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由于党中央的营救，我们被释放。同是出狱的有黄文杰、陈依菲（即陈同生）、张贵卿（一九四二年在浙江牺牲）等人。九月初，我通过黄文杰恢复了组织关系（一九三九年秋，我经浙江省委批准去大后方读书，和组织失去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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