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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战斗在青年工作的岗位上
 
王盛荣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我是湖北省人,大革命时期我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当时团中央书记是任弼时,组织部长是陆定一,宣传部长是贺昌。湖北团省委书记是李子芬,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何成德。后来我调到党的省委作内部交通,曾在当时市公安局长吴德峰同志指派下,担任“八·七”会议的保卫工作。也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以致以后在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同志重逢时,他曾打趣地说:“王盛荣,原来你还没死呀!”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我们不能再继续开展活动了,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党决定选送一批革命性强,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八月底我离开武汉到上海,再碾转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红色之乡——苏联。在那里,我经历了近三年的艰苦学习生涯,于一九三○年七月学成返国。
  我是七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回国前,组织上告诉我们一个接头地址,七月底在上海接上关系,八月接受团中央分配工作。当我归国之际,正值王明一伙莫斯科毕业生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中央为机会主义,拒绝党、团中央分配工作,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会,改组党团中央领导之际,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着是与非的严重交锋。为了捍卫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这些教条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陆定一同志为代表的共青团中央,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党性。陆定一同志是我们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革命前辈,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卓越领导者,他是大革命时期团中央、白区(上海)团中央、苏区团中央的领导者之一,对共青团的发展壮大做出过巨大贡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曾经作为共青团的代表,出席了党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参与了制定“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历史性决策。随后,他又作为共青团中央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全权处理少共国际有关中国共青团的事务。一九三○年回国后在上海团中央工作,一度曾主持过团中央工作。
  尽管我也是从苏联回来的学生,但我很钦佩陆定一等同志的革命气节。为了与王明等人的错误行为划清界限,我接受了团中央给我分配的工作。我和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温裕成同志取得联系,到共青团沪西区委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实际工作考验中,上海团中央认为我与莫斯科王明等人毫无来往,一九三○年九月下旬决定送我到苏区。在此之前,由于斗争形势起了变化,温裕成同志先我调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团中央分局书记(他后来受到张国焘等人的排挤,在根据地肃反中被“冤杀”了)。我则于一九三○年十月抵闽西苏区,在龙岗团特委做少先队工作。十一月调到江西中央苏区,分配到兴国团县委任书记兼少先队队长。当时党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战争”,中心工作是动员青年参加武装斗争。在党县委和军队的领导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少先队配合独立师(师长肖克)打击敌人,围困盘踞兴国县城的十九路军,使他们既不能睡,又没有吃的,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苏区群众全面坚持坚壁清野、动员和配合战争的工作中,锻炼了少先队的战斗能力。
  一九三一年八月底,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到兴国县视察时认识了我,同我谈了话,全面了解了少先队围困十九路军的情况,并要我随同他到瑞金,作为兴国县委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九三一年秋,中央苏区同时召开了三个大会:党代表大会、团代表大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派代表参加,如湘赣代表团的团长是王震同志,代表有胡耀邦、谭启龙同志,王震、胡耀邦同志不但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而且还参加苏区团代表大会。
  苏区共青团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团苏区中央局,大会上宣布了团中央局领导成员的分工:书记顾作霖,组织部长胡均鹤,宣传部长陆定一,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青妇部长杨兰英,儿童局书记曾镜冰,以后曾镜冰调到闽赣任团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接任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同志在这次团代会上被选为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当时,胡耀邦同志是秘书长最合适的人选:第一,他参加过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在红军中时间长,久经斗争实际锻炼;第二,他入伍前是个中学生,有文化,可以起草通知和报告,这在老红军中是不可多得的;第三,他从湘赣苏区来到中央苏区,与其他地区团组织保持着联系;第四,他作风简朴、雷厉风行、严守纪律,深得同志们信赖。他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材。
  那时党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又当选为中央苏维埃主席,随之又建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于毛主席的提议,朱德总司令出任军委主席,我作为少先队总队长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因为当时的少先队工作是日日夜夜围绕着战争而开展的,少先队、模范少队都是半武装的组织,每次战役或战斗,都要有少先队、模范少队的配合,因而有必要让少先队总队长参加军委会议,了解军委的战略意图。
  在苏区团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团中央局都设在叶坪,并且在一个屋子里办公。团代会召开以后,团中央局办公地点设在洋溪。苏区团代会以后各苏区团省委书记分别是:福建团省委书记冯文彬,江西团省委书记张绩之,湘赣团省委书记李国华,闽浙赣团省委书记刘英(男),湘鄂赣团省委书记郭潜,鄂豫皖团中央分局书记温裕成,湘鄂西团分局书记宋盘铭,陕北团省委书记高朗山,原福建团省委书记陈荣调为香港团省委书记。
  不久顾作霖同志调到闽赣任党省委书记,他带走曾镜冰任团省委书记,然后由凯丰(何克全)同志接任书记,经凯丰调整:组织部长刘英,宣传部长郭潜,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付总队长张爱萍,秘书长胡耀邦,青妇部长杨兰英,儿童局书记陈丕显。时隔不长,郭潜调湘鄂赣任团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由凯丰同志兼任,宣传部副部长阿伪(魏挺群)兼任《青年实话》主编。
  一九三二年八月,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整个白区党、上海党中央严重缺乏经费,连房钱、伙食都无法开支。前两次派人送钱,都拐款逃跑了,这次经慎重考虑,要我只身将经费(美钞六万余元,合现大洋十三万元),经香港送到上海。交款给我的是邓颖超同志,由一个班护送我过封锁线。到达上海后杨尚昆同志在码头上接我,当时在上海的陈云同志也关怀过此事。此行我还有另一项特殊任务,准备出席少共国际的会议,我在上海等了半年,因王明从苏联回电极力反对,我没有去成。在我离开苏区,到上海期间,张爱萍同志代理少先队总队长。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回到苏区后,仍由我任少先队总队长,同年九月张爱萍同志调到“少共国际师”工作,直至红军长征。
  长征中,团中央领导成员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当时军队中的青年工作情况是:总政治部青年部长高传遴,一军团青年部长肖华,三军团青年部长刘志坚,五军团青年部长蓝升才,其他各军团也都设有青年部。我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担任总政治部青年部长。
  长征胜利结束后,团中央在陕北定边县继续开展工作。当时团中央书记名义上是凯丰,但他已到党中央搞宣传工作去了,经常不到任,实际上负责的是冯文彬同志。不久凯丰正式调走,冯文彬任书记。这时期团中央领导成员有:组织部长刘英,宣传部长刘道生,秘书长胡耀邦,军体部长王盛荣,还有其他同志:赖大超、李瑞山、黄庆熙、高朗山、白治民等。
  一九三五年,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抗日呼声空前高涨。为了摆脱“左”倾错误影响,克服“关门主义”、“第二党”的错误倾向,团结更广大的青年一道抗日,十一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将共青团改造成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团体。规定:凡是三五年以前入团的团员,一律转为中共党员。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当时党员和团员,只是年龄上的区别,政治上并无明显差别。记得少共国际章程规定:凡年满二十岁的团员即可转党。因此这种情况并非中国共青团别出心裁的独创,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如此。事实上也是这样,敌人抓住共产党员是杀,抓住共青团员也是杀,从无半点宽容。从我们党内看,历届团中央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关向应、博古、顾作霖无一例外。因而在当时虽然团是属党领导的,但党、团员政治待遇基本上是平等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团中央正式宣告结束工作,有些同志调往其他单位工作。多年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们即将分离,大家无不怀有一种难言的别情。临别前夕,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冯文彬、胡耀邦、王盛荣、赖大超、杨俊勋、蓝升才、黄庆熙、雷铁鸣等在团中央小院天井中合影留念,摄下了共青团历史上有着重大纪念意义的一瞬。尔后,同志们天各一方,投入新的更艰苦的战斗。从此,我告别了青年团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
  (郑洸、宋毅、蔡忠良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访问,宋毅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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