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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在红色摇篮里
 
回忆苏区共青团生活片断
赖荣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红军来了,毛委员领导的红军回来了。”
  这消息象长了翅膀,很快地飞遍了我们福建汀州一带,也飞进了坐落在深山里的我们的小纸厂。我和厂里十几个工人,一口气地往家里跑。路上逢人就讲,仿佛这么一说,心里就更舒坦些。
  这是一九三一年秋天的事。当时中央红军和苏区根据地人民,在毛委员领导下,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揭掉了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之间的白色据点,并发展了大片新苏区。红军又回到我们的师福田村了。
  革命
  当我回到村里,汀州城里已经派来了工作组,有二三十位同志,他们在乡里组织乡苏维埃政权,接着成立了贫农团、赤卫队,开始斗土豪,分田地,热闹极了。村里的菩萨庙成了乡苏维埃办公的地方,庙顶上还升起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大红旗。红旗凌空飘动,远远望去,就象一团烈火烧红了师福田村的上空。
  一回到家,妈可高兴啦,变得话也多起来。什么城里来了工作组啦,工作组讲穷人解放的道理啦,访贫问苦啦,帮我们干活啦,开会啦,宣传啦……滔滔不绝,越说越兴奋。妈还告诉我:“我们家住着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指工作组同志)呢。”妈妈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骄傲喜悦的笑容,象是跟我说又象是说给自己听:“我们穷人真的翻身可就好了。”
  很晚了,工作组同志才回来,他们俩个子都不太高,戴着红五星八角帽,领上缀着两块红领章,腿上打着绑带,挺神气的。男的象是做工的工人;女的看来比我大不了几岁,象是城里的女学生。她可大方哩,亲热地对妈笑着说:“妈妈,来了客人了吧。”回头看见了我,一下子搂着我的肩膀,“回来了?小赖。”这可真叫我有点不好意思,别看我是个出门做工、见过世面的小大人,可我毕竟是个地道的“乡里娃”。大姐这一叫,弄得我心里象敲小鼓似的怦怦直跳,足足有两分钟答不上话。还是妈妈扯扯我的衣角,我才说了声“大姐好”,乐得他俩高兴地大笑了,臊得我的脸直发烧。
  说也怪,一见面我就觉得他们真象是自己的哥哥姐姐,打心眼里对他们有股亲热劲。第二天一早,我就跟在他俩后面转,他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们写东西,我就坐在桌子边看着;他们开会,我就蹲在旁边听;有跑腿的差事我就抢着干。无形中我便当上了“警卫员”兼“通讯员”。
  有一天,党支部决定成立少先队。和我年岁差不多的,只要成份好,自己愿意,都可以参加。陈大哥问我:“小赖,你参加少先队不?”少先队是干啥的,我弄不大清,但既然是大哥讲的,那一定是好事。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参加罗。”少先队一成立,队员就有六七十个人,大伙选我当了少先队队长。成立那天,乡苏维埃召开了少先队成立大会,乡苏维埃主席还在会上讲了话。会后陈大哥对我说:“小赖,入了少先队,也就是干革命了呵,大伙选你当队长,你可要领导好呵!”
  那天,我可高兴啦,出门就跑,恨不得一下飞到家,好告诉妈妈“我干革命了呵。”妈妈知道后,也高兴地连说:“好呀!跟共产党,跟毛委员好好干革命,把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统统打倒。”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革命多么“神秘”,可是,哪想到又这么“简单”呢。想着想着,仿佛我戴着红星帽,束着皮腰带,背着小马枪,挺着胸脯,大步大步地跨向地主大院,那肥得象猪似的地主赖阎王吓得跪在地上向我求饶呢。
  红小鬼
  不久,我们少先队发展到了一二百人,成立了一个大队,我被选为大队长。那时我们最爱学红军的装扮。穿上列宁服,腰里系条布带带,套个挂包,挂包上缀颗大红星,手拿红缨枪,背着大马刀,走起路来,腰板直直的,胸脯挺挺的。因为我们少先队是红军的后备军,时刻准备上前线,配合红军打仗。
  我们这班“红小鬼”,劲头高,胆又大,不论站岗放哨、送信、查路条都做得呱呱叫。我们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少先队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护群众的利益。因此,凡是困难的事,队员们都抢着干,若是乡苏维埃主席再鼓励几句,那就象着了火一样,更来劲了。比如贫农团开会决定要斗争哪个地主,逮捕哪个恶霸,我们就不睡觉,连夜带上红缨枪,背上大马刀,把那个恶霸的家围个水泄不通,等候贫农团前来发落。
  少先队管得可宽啦。当然,有的事是党支部、乡主席叫干的。但有些事呀,可是我们自己“揽”来的。例如:哪家打了童养媳,我们就不依他,一定要他陪理认错,要不认错,就画个大漫画,贴在他家大门上,或是开少先队会批评他。我们常常跑到群众家里,宣传什么破除封建迷信啦,剪头发啦,反对买卖婚姻啦,干起来认真极了。到人家家里先帮着干活,趁人家高兴时,就宣传一阵子,要是人家不睬我们,就一直蘑菇着不走,轮流跟着转。老奶奶、叔叔、婶婶们可喜欢我们呢,说我们人小志不小,小人干大事。
  一星期里,要算星期六最忙了。上午,帮助红军家属义务劳动。队里教育队员说:“义务劳动是光荣体面的事”,因此,大家都自觉地参加义务劳动,谁少干了一次,都觉得不光彩。如果正巧星期六有事,第二天一早就自觉地补上;我们也学习红军的样,只干活,不受招待,不吃人家的饭,不喝人家的水。每次劳动以后,队部都要总结,公布成绩,好的表扬,差的批评。不过我们谁也不甘落后,你挑一担,我就挑两担,所以,义务劳动无形中就成为劳动竞赛了。下午是操练时间,我们一个个换上列宁服,背上马刀,带上红缨枪,真象个小红军战士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走向苏维埃广场。集合之后,先唱歌子,接着是走步子、刺枪、劈刀,最后是工作组的同志讲话。每逢比赛唱歌,我们男队总是扯着喉咙唱,想压倒女队,可是结果呢,大多还是输了。女子队不但歌唱得好,还有最拿手的好戏呢,那就是劈刀。看的人多得很,没有不赞扬的。她们穿着天蓝色的列宁服,佩上少先队的红袖章,系条宽长的腰带,扬着眉,挺着胸,抡舞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又英俊,又威武,就象穆桂英挂帅,神气极了。
  少先队的生活紧张而愉快。在这段生活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参加福建省少先队成立大会,这也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了省少先队成立大会,我们大埔区有七八个人被选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当时正是深秋季节,天高气爽,队员们敲锣打鼓地祝贺我们荣当代表,并且欢送了一二里地。会议是在汀州城召开的。我们一早就向大会报到,大会秘书处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红艳艳的烫着金字的代表证,并且交代了三件事:第一,凭证入场;第二,对人有礼貌;第三,不在街上吃东西。
  开会那一天,天不亮我们就悄悄地起了床,洗了脸,饭也不想吃,把代表证别在胸前,束紧了布腰带,排着队,迈着大步向会议厅走去。通过大街广场,有多少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呵!这一天,我好象一下长了好几岁,那副神态象个大人似的,见了不认识的人也点头招呼,见了妇幼也主动帮助。我真想唱首山歌,可是一想这是在大街上呵!
  会议大厅是个四合头的房子。有两幅大标语,一幅写的是庆祝省少先队部成立,一幅写的是巩固发展少先队。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嵌挂在主席台正中的两面红旗之间,锦旗彩帐挂满了两边横梁,映得三百多个代表的脸象火烧一样红。
  大会开始,先唱国际歌和少先队队歌,接着省里一个负责同志作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少先队组织,还讲了少先队的性质、任务等好些革命道理。会场里,鸦雀无声,代表们聚精会神,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有文化的人都作了笔记。我斗大字不识几个,为了记下重要内容,我就在小本子上划上符号,如象“帝国主义”我就划上“*”,“国民党”我就划上“O”,“打倒国民党”就在“O”头上打个“×”。政治报告讨论了两天,后来又用了两天时间讨论通过了少先队组织章程,选举了少先队省队部。
  会议期间可热闹哩,我们又看“文明戏”(即话剧),又参加茶话会。最有趣的是茶话会上唱山歌。主持会议的一个女同志带头唱,轰开了局面,然后就是代表们自动起来唱,唱着唱着,就形成了县、区为单位的比赛性的对唱,后来又发展成为男女队员的对唱。唱词开始是老的,如当红军,打白匪等。后来,越唱越带劲,就编起新词来。什么“祝贺省少先队大会”,“歌颂共产党”“歌颂毛委员”“穷人娃儿当代表”等。歌声美,词也美,很动人,窗外围满了听众,一直闹到深夜。
  大会闭幕那一天,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同志也到会了。张主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严肃么?我心里一直这样猜着。当他进入会场时,我悄悄地把脚踮起来,伸着脖子看,张主席和颜悦色,象种田叔伯们一样朴素。他一来先问我们好,笑着向我们点头。我们使劲地鼓掌,掌声象春雷一样轰动起来。当他走过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屏着气,象红军受检阅一样,可是当他一走过去后,我们就高兴地手舞足蹈了。
  张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勉励我们当个好少先队员,做个“小红军”,争取做党的好儿女;并指着发给我们的红领巾(过去只有袖章,这次每人发了一条红领巾,一尺五寸见方,后披肩还缀着“先锋”两字)说:“带上它,就要记着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为了党的事业更好地工作。”他的话说得十分有力,一句一句地打动心弦,我恨不得跑上主席台,一把拉住他的手,告诉他:“我一定听党的话!听毛委员的话!”可是一想到这是在开会,哪能这么做呢。我低头看着发给自己的红领巾,它不单围在我的脖子上,也飘扬在我的心间。
  入团
  住在我们家的陈大哥,真是我亲密的老师,少先队工作有了困难,或是我思想上有了疙瘩,总要去找他。而他也时常给我提问题,要我回答。譬如,为什么要闹革命啦;革命由谁领导啦;什么人最光荣最勇敢啦。有的我答得出来,有的闹不清楚,他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每逢他给我指点指点,心里就感到着实得多,也亮得多。
  我从省里回乡之后,有一天陈大哥告诉我,现在乡里有党的组织,青年也要成立共青团组织,并说我们乡也正在筹备。不等他说完,我一把扯住他说,“你看我够资格入团吗?”陈大哥曾跟我说过:共青团员是最听党的话、最勇敢的人,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献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人,因此,也是最光荣的人。我心里一直向往着。大哥笑着对我说:“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就会够格的!”
  过了不几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记得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湛蓝的天空,挂着一轮明媚的月亮,把大地映照得如同白昼。我和另外四个青年来到乡少先队队部的一间小屋里,屋里正中的墙上挂了面红旗(即党旗),两边是两张红纸写的标语。这几件东西就象几团火,把屋子照得暖烘烘的。陈大哥早已来了。我们到齐后,由陈大哥主持,举行了入团仪式。我们先唱国际歌,然后由陈大哥给我们讲共青团的性质,奋斗目标,团员义务等等;特别强调团员要不畏困难,不怕牺牲,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末了再三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领导好少先队,在各项工作中起带头作用,真正起到党的助手作用。
  入了团,我就好象一下子长大了,俨若一个成年人,总想多找点工作干,为革命多尽力。打这以后,我们天天向乡亲们宣传脑子里装的一些革命道理,教他们唱国际歌。有时谁家闹了点纠纷,我也一本正经地给他们调解。团组织要求我们好好学习。我们都象个学生娃,口袋里常带着铅笔和线装的本子,有空就学,有空就写。不到半年,我就能够写便条,看中央苏区的《红色日报》了。我们在团组织的直接教育下,革命道理懂得多了,觉悟提高了,前进方向更明确了。
  我入团后不到两个月,大浦区通知各乡组织模范少先队,配合红军作战。消息传来,队员们乐得直跳,我们也能拿枪杀敌人了,多带劲,多光荣啊!我们连夜磨梭镖、打草鞋,带上“九节狸”“三响炮”(都是土枪),还领了几支“单打一”(一种旧式步枪)。全乡组成一百多人的队伍,带了几天粮食,到区里集合。
  “仗怎么打?打仗是个什么味道?”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谁也不害怕,这大概是因为有红军给我们壮胆,指挥我们打仗吧。
  队伍开到离汀州十里的黎壁峰,红军派来一个同志给我们讲话,鼓我们的士气,并向我们交代了任务,要我们负责带路侦察,随军作宣传,作群众工作。并叮嘱我们:听指挥,别乱跑;爱护群众,别踩庄稼;优待俘虏;缴获归公。
  红军的这次战斗任务,是要消灭据守福建童坊的一个土军阀。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接上火就把这个“土顽”打垮了。我们跟着红军一道打,实际上是跟着“见习”,起了个助助威的作用。少先队员们都挺勇敢,跟着红军追歼逃敌敌人先扔掉包袱、军毯,后来连枪、军帽也扔了,真是狼狈不堪。这就给我们增加了任务:拾武器,向俘虏作宣传。
  部队接近童坊了。首长交给了我们队一个任务:侦察敌人离我们多远,有多少人马枪支。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挑选了共青团员赖凤石和灶子去执行。
  这两个小伙子是一对机灵鬼,灶子过去是弹棉花的,对这一带地形很熟。他俩放下马刀和“九节狸”,弄根草绳往腰里一缠,扬着竹枝子,打扮成放牛娃,沿着山腰小道走了。他俩一边走一边向前搜索,看见有人来,就装成找牛的,“哞——哞”的学着黄牛叫。当他们穿过小树林,翻过一座小山梁时,天就黑下来了。这时,他们已接近敌人的前沿哨棚。哨兵正缩着脖子,抱着大枪,有气无力地走来走去。怎么办?越过前哨,会被敌人发现,绕道走吧,又怕误了时间。真是急中生智,他俩互相使了使眼色,便从背后一个箭步窜上去,把敌哨兵撂倒了,然后,用毛巾塞住敌人嘴巴,夺过大枪,解下腰里的绳子,把这个家伙反绑起来,押回了团部。这对我们查明敌情起了很大作用。为此我们受到了团部的表扬,说共青团真行,象个红军战士。我们感到无尚光荣!
  扩红
  一九三三年四月,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是,蒋介石并没就此罢休,疯狂地酝酿更大规模的“围剿”,形势十分严重。“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成了当时苏区人民的战斗口号。为了消灭敌人,粉碎蒋介石的新阴谋,中央发出了组织“少共国际师”的号召,准备开展五月“扩红”运动。其实,这是苏区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们向往已久的事情了。
  这时,我已担任区苏维埃主席。四月底,区里召开了由各乡党团支部书记和乡主席等干部参加的“扩红”动员会议,会上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扩红”任务。
  会后,各乡分头召开了党团支委会。本来是研究如何向群众宣传和作动员工作,但是会上支委们纷纷报起名来,研究会成了报名会。一个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就在全区展开了。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区苏维埃召开了纪念大会。那天是个大晴天,会场上红旗飘扬,各乡的赤卫队、少先队、贫农团和妇女队都参加了大会,共有一万多人。赤卫队、少先队着装特别整齐,红缨枪换了新红缨,矛子磨得发亮,一个个威武得很。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群众踊跃参军,话音刚落,就一个乡接着一个乡地当场报名了。当乡领队报名时,所在乡的全体人员便高举红缨枪。因此,广场上不断出现此伏彼起的枪林,接着就是一片掌声、锣鼓声。真是声势浩大,地动山摇。
  会上报名的共三千多人。根据上级指示,考虑到生产和支前任务的需要,最后挑选了两千名最棒的小伙子参加了红军。被批准的,乐得一跳三丈高,脚不沾地地跑回家准备行装去了。没有被批准的,意见可大啦,经过区乡领导反复地作思想工作才安下心来。
  这次,我没有被批准参军,组织上要我留下继续担任区苏维埃工作。说实在的,我心里也着实不舒服了好几天。
  参军的同志们出发那天,可热闹了,他们雄赳赳气昂昂,高唱着《我们是红色战士》的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了!
  阻击战
  一九三四年秋天,由于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我们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走后,敌人以超过我们一百多倍的兵力对苏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卫苏维埃,全苏区的人民都武装起来了,我们汀州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赤卫队员也武装起来,组织了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四师打击东线的敌人。国民党占领我们汀州南四十里的河田之后,牛皮吹得很大,声言第二天就要赶到汀州。结果呢,由于红二十四师的勇猛阻击,在河田附近打了个漂亮仗,使得敌人一个多月也没有前进一步。直到十一月一日我们完成了河田阻击任务,汀州完成了“坚壁清野”之后,我们主动撤退,敌人才敢爬进汀州空城。
  就在撤离汀州的头天,县委决定我带领抗敌大队配合红二十四师后卫团,在九里岭一带阻击敌人。
  我们大队的战士,大多数是从各区的模范少先队里挑出来的,少数是模范营调来的,绝大部分是共青团员。所以,当我向部队动员时,战士们那股虎劲都上来啦。我讲清了这次任务和战斗部署之后,问大家:“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行!”回音震得山谷直抖。尤其是女战士和小战士,踮起脚尖,高举红缨枪,昂着头,声音叫得特别响,似乎怕被别人小看似的。
  九里岭是敌人进犯瑞金必经之路,山高路险,是瑞金的天然屏障。山顶长满翠竹,山腰树木参天,而山脚却是一片开阔地,铺着齐膝深的毛草,地势非常险要。我们凭借这有利的地形,再加上紧张的战斗准备,只一夜工夫,就按着指定的位置挖好了坑道和工事。大路小道砍下树木当鹿砦,山坡溪沟埋上锋利的竹钉子,还布了一个地雷包围网。
  一切安排停当了,只剩下一个地雷组的任务不好往下分。埋地雷要有技术,要勇敢机智。同时呆在路旁工事里有很大危险性。可是我一提出,各组都争着要去,女战士闹得也凶,她们出口就将了我一军,说我是不是偏心眼,是不是瞧不起妇女。弄得我真是没法子。你说自动报名吧,几百只手一齐举了起来;你说民主讨论吧,面红耳赤地都争着去。最后只得来个“独断专行”,干脆由我来决定:指派共青团员李小林带领一个小组去执行任务。这小伙子胆大心细,又黑又高,受过“地雷训”,是个理想的地雷班长。
  第二天拂晓,天空密布乌云,山林鸦雀无声,敌人从汀州方向直奔九里岭来了。说真的,当时我一点也不怕,可是心里还是十五个吊桶提水——七上八下。我环视一下隐蔽好的工事,望望邻近山上的主力红军,看看这雄伟的大山,心里想着:红色的九里岭呵,你多么寂静,谁能知道在你的腹部,却埋伏着千军万马呵!
  狡猾的敌人,一接近九里岭,就特别小心,走走停停,停停看看,既凶狠,又象惊弓之鸟。敌尖兵拿着长竹竿子,弓着腰,战战兢兢地顺着路面探索地雷。要是草丛里有东西一跳,或是发现一节草绳,他们就马上埋下脑壳,翘起屁股趴在地上,动也不动,后续部队跟着立即卧倒。就这样,敌人象乌龟一样,十点钟才爬到半山腰。这时,山上没有一点动静,敌人以为我们被“吓”跑了,胆子渐渐大起来,就索性坐下抽烟、喝水了。
  我瞅准这个好机会,“砰”的一枪,撂倒了坐在大树下的一个家伙,接着,“轰——轰”鹿砦边的第一组地雷响了,把七八个敌人轰“飞”了。奇怪,敌人没有吓退,反而猛地向前扑来。子弹象雨点似的压过来。眼看敌人快接近前沿了,我举起红旗喊声“打”,砰——轰——哒哒哒,枪和土炮响成一片,主力红军的机枪也来支援我们。敌人大片大片地倒下了,没死的吓得掉头就跑。这时二、三组地雷也响了,敌人又丢下一片尸体。看看时机到了,我便提着枪跃出工事,大喊一声:“冲啊!”伏在掩体里的战士们闻声跃起,冲向敌群。四面的喊声、杀声、号声汇合一起,简直象塌了天一样。战士们抡着大刀,扬起梭镖,左挥右砍,如同群虎下山。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惊惶失措,象热锅上的蚂蚁,东西乱闯,连滚带爬,不是被炸死砍死,就是踩上竹钉、地雷,被杀得落花流水。最可笑的是有个匪徒,吓昏了头,一下子跳进我们的掩蔽坑,正好落在李小林的怀里,自己送上门来了。
  这一仗打死敌人七八十,缴获了二十多支快枪,我们没有一个伤亡。这是我们组成抗敌大队后的第一仗。
  就这样,我们用地雷炸,土炮轰,配合红军在九里岭上阻击了敌人九个昼夜,坚守住这条通向瑞金的要道。
  山中
  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初春,敌人疯狂地对苏区进行“分割”和“围剿”。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粉碎敌人的“分割”和“围剿”,在福建军区的领导下,我们游击队活跃在瑞金以东的古城和瑞金以南的武阳一带山区。
  这儿方圆数百里,山连山,山叠山,山外有山,山上有山,奇峰峻岭,树高林深,地形险要。敌人用了几个师,以大于我们百倍的兵力,团团围住这一带山区,企图用分进合击、按钉扎点的办法,把我们一网打尽。面对这样的形势,硬拚是不行的。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把游击队化整为零,以小队为活动单位,避实击虚,转战于重山之中。
  山里的二月天,风大,雨多。我们当时不是住山崖石洞,就是露宿于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树当房,地当床,一觉睡到天大亮,有时天上下大雨,树下下小雨,天上出太阳,树下雨淋头。衣服淋湿了,晚上冷得受不了,就几个人挤得紧紧的。那时白天不能行动,主要靠晚上,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有时前面走,后面还要留人埋掉脚迹。
  山区村庄差不多被烧光了,剩下的也多被敌人所控制。许多老百姓被杀害了,有的被迫逃走,留下来的群众很少很少。这造成我们很难和群众取得联系,供应极其困难,十天八天搞不到一粒粮,弄不上一顿饭,经常是靠野菜野果充饥。幸而大山里果树很多,有山桃、杨梅、竹笋、野菜,特别是野栗子,用火一烤,喷香的,象花生豆一样哩。当然,一天到晚都吃这些东西,酸甜苦辣,肚子闹成五味瓶,再喝上冷水,既胀肚子又拉不下屎,是很不舒服的,可是比起饿肚子还是强得多呵。当时我们游击队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水粮”。谁都称赞大山好,它既掩护我们,又供养我们,因此我们共青团员们说:苏区的山,也有革命性。
  生活艰苦,斗争残酷,但我们坚信革命一定胜利,敌人一定完蛋。我们紧紧拖住敌人,瞅准机会把小股敌人狠狠揍一下,打了就跑。一到夜晚,就是我们的天下。这山打两枪,那山打两枪,扰得敌人一夜不安。有时我们用石子在交通要道上,摆成“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等大字,旁边埋上地雷,敌人一见就火了,跑去一抓一捣,“轰”地一声,地雷开花了。以后,敌人被炸怕了,看见大字标语,也不敢再碰它一下了。
  有一天黄昏,我们顺着树木丛生的山沟转移,忽然发现小道上有两袋米。“米”!一个战士小声惊叫起来。好长时间没吃过粮食了,从来没有感到米那么诱惑人,我们小心地观察了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群众送来的?他放在这里,不是等于告诉敌人这山上有游击队吗?“不,不可能!”我们分析之后,断定这是敌人搞的诡计。好吧,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等到天黑,我们故意在山上踩了很多脚印,一路洒着米,沿着要道埋上地雷,然后,连夜扛上两袋米越过封锁线,转移到另一个山上去了。第二天,敌人发觉米不在了,洋洋得意,把山围了一道又一道,蜂拥而上,谁知立足未稳,地雷轰隆四面开花,游击队没找到一个,却丢下一片死尸。
  我们缺粮食,敌人送来了,我们缺枪弹也找敌人要。有一次,我派两个战士,摸到离古城十五里的碉堡附近侦察。天刚黑,他们摸索着前进。忽然发现一个匪兵,撅着屁股在树底下拉屎,他俩迅速接近匪兵,一个箭步扑过去,那家伙冷不提防,给推得屁股朝天嘴啃泥。“别闹!老子刚下岗。”他还以为谁跟他闹着玩呢。我们从俘虏口里得到了当天晚上的口令,于是决定当天晚上就去搞掉“乌龟壳”,向国民党“借枪”,“借弹”。
  这天正是月黑头,伸手不见五指。我带了一个小队,迅速摸到碉堡附近。探照灯光象条白蛇从乌龟壳里伸出来,在地面上扭动着。我们留两个班做掩护,一个班化装成敌人,大模大样地走过去。敌人哨兵缩在碉堡里可“威风”呢,“谁,口令!”接着就是枪栓一响,我们沉住气,回答了口令,敌人这才放了心。我们走到哨岗,令其开门查哨,这家伙开了门,刚露头,就给一个战士拤住了脖子,我们一拥而进。
  碉堡又圆又矮,顶梁上挂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油灯,象鬼火似地晃动着,墙边点了一柱岗香,地上铺着茅草和鸡毛,臭烘烘地象个母猪窝,匪徒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呼噜呼噜地睡得正香呢。我们把枪弹收过来,就挑开被子喝令匪徒们起来,他们还揉着血红的眼睛,骂骂咧咧地直嚷嚷。“不许动,我们是红军!”一个战士大喝一声,匪徒们才清醒过来,吓得直往被窝里缩。
  我们一枪没放,俘敌一个班,一把火烧掉了乌龟壳。等敌人发觉,我们早已翻过山坡了。
  这一次,我们搞了八支步枪,一挺机枪,两箱子弹,战士们乐得直蹦。特别是那挺机枪,谁都想摆弄一下,好几天人们都围着它转。我们小队的这个战绩,受到了上级和共青团组织的表扬。
  敌人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封锁吧,封锁不住;打吧,打不着;抓吧,也抓不到,反而经常挨打,于是,他们便采用更毒辣的办法了。只要他们发现疑迹,就围山放火烧。有一次敌人烧山,险些把我们小队给烧着了。那天敌人追了我们一天,我们为了摆脱尾巴,连夜转移。走到天亮,正好走到山腰茅草窝里藏起来,等候夜晚来临,谁知早饭后,敌人就放火烧山了。茅草偏遇顺风火,山窝象个汽油桶,顷刻变成了火海。火趁风势,风助火威,很快逼近我们,浓烟呛得泪流滚滚。怎么办呢?跑吧,四周都是敌人,又是大白天,很难跑得掉;不跑吧,火不饶人。我仔细观察了地形,出路只有一条,冲过一百多公尺的火海,跳过两个火山之间的大沟才行。但是,这火海能冲得过么?我们爬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一致表示:死也要冲过火海!我们扎紧草鞋,提起枪,纵入火海,只觉得风热得象烈火,火舌又象咆哮疾驰的狂风,想吹倒我们、吞食我们。大约经过两分钟的苦战,我们冲过火海,滚下了山沟。也多谢烈火浓烟的掩护,敌人没有发现我们。这场战场上的大火,虽然把我们的衣服烧烂、头发烧焦了。但是,它更坚定了我们的斗志和信心。共青团员们经常开玩笑说:孙悟空七十二变,也过不了火焰山,只得去借芭蕉扇;我们凭着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的革命意志,硬是冲过了火焰山。我们是经过火炼的呀!
  一九五九年九月写于成都
  一九七八年三月修改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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