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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抗战初期我从事青年工作的经历
 
于刚(陈泽云)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四○年九月,我在湖南地下党省工委及稍后的湖南省领导下,从事过青年工作。现简要记述如下:
  “一二·九”运动对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之前,长沙当地的进步青年如廖申之(意林、女)苏镜(女)、唐荣前(女)和章东岩等,已经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他们立即响应,发动群众游行。
  一九三六年暑假,北平学联号召同学们返乡,把“一二·九”运动的火种撒播到各地去。不少湖南籍的教师、学生在假期回到了长沙。当时,我是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一九三六年春参加南下扩大宣传之后,我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队员。一九三六年四月入团,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返乡是我入党两个多月后的事。记得同时回长沙的有北平民国学院进步教师谭丕模,北京大学的肖敏颂,清华大学的曹国枢、宋绍尧,北师大有曹国智(女)、陈德明(程绯英、女)和我。上海的李仲融,武汉大学的李锐、魏泽同、彭炳朴等同志也回到了长沙。我们回到长沙之后,找到廖申之、苏镜等一起商量如何利用暑假开展工作。经过大家研究,决定在长沙成立民先队;同时创办《湘流》三日刊,组织歌咏队,建立“一九三六”剧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我和陈德明利用她的母亲王钰创办的培德女子职业学校校舍开办了短期补习学校。
  因为假期很短,我们所在学校的党组织没有让我们带组织关系。通过谭丕模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长沙的地下党员刘道衡同志,到他家里去看望过他,并向他介绍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
  经过大家的筹划,首先在岳麓山爱晚亭召集有长沙本地同学三十余人参加的集会,成立了湖南民先队。同时《湘流》三日刊出版,长沙的歌咏和演剧活动也逐渐开展起来。我和陈德明等很快地办起补习学校。补习学校设有成人夜校,也有儿童班。除上文化课外,主要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我和曹国智、陈德明由北平返回长沙时,学校的国民党当局早就对我们加以注意了。反动教师熊梦飞派了几个湖南籍反动学生跟我们回到长沙,对我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破坏。他们到湖南省国民党省党部报告了熊梦飞等人的意图,和省党部特务室勾结在一起,指派特务钻进补习学校。在补习学校临近结束的时候,逮捕了陈德明、曹国智和我。《湘流》杂志也遭到他们的破坏。我们被捕后,关了儿天。省党部说我们有共产党嫌疑,但没有抓住什么证据,便由省党部书记长赖琏出面邀集三家的家长谈话,提出要家长具保今后不再受“异党”利用。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妄想吓倒我们,使我们回到北平后不敢再搞学生运动。但是他们的卑鄙目的没有达到。与此同时,他们在北平利用新生入学的机会,在北师大假借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印制了一批欢迎新同学的传单,内容大讲其“共产主义”,在迎新会上散发。利用这种栽赃诬陷的办法,借口学生自治会“宣传赤化”,查封了学生会办公室,强令学生会解散。当我们再回到北平的时候,学生会已被强令解散。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南北配合的一项预谋行动。
  这个暑假,我们在长沙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成立了湖南民先队,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就更加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武汉借读与参加湖南民训工作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八月上旬,我和几个同志结伴离开了北平。到天津法租界住了两天,风声日紧,我们买了到上海的船票离津。路上知道“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这一船人改由烟台登陆,到济南集中,由平津流亡同学会接待。稍停之后,由组织上分配一部分同学去陕北或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同学到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我从济南回长沙。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回到长沙。在长沙找到了中学时代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我的老师陈奎生先生这时担任第一师范校长。陈老师留下我在第一师范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当年十月,我和一些同学到武汉大学去借读。
  当时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曾请了董必武和陈独秀来校给全体师生演讲。董老着重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多项政策,同时也讲了我们党的传统作风。我听了讲演以后,曾写了介绍董老讲话内容的报导文章寄到长沙,发表在肖敏颂主办的《前进》杂志上。
  一九三七年冬,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政府准备西迁重庆。武汉空气震荡不安。我针对武汉大学情况,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写了《目前大学教育的严重现象》一文,在武汉《大公报》发表。文章举出武汉大学当时不少师生疑虑徬徨的景况,力主紧急实施战时教育。文章指出:“……今后长期抗战的基础在西南,两湖的地位是巩固西南的堡垒。……进取时,要能充分发挥后方地带的力量,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支撑;退守时,要能广泛发动民众游击组织作保卫民族生命线的血斗……”。文章说:“……平津学校一迁再迁、流离颠沛的情况,足够教训我们了”。当前要“抓住武汉尚未沦为战区的这些时间,切切实实……实施战时教育”。“……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准备大规模的游击战,是我们唯一的重要课题”。“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地苟安,也不能神经过敏地慌乱,我们要赶快……团结力量,训练知识,开始紧张的战时生活”。
  文章发表时,正值“一二·九”运动两周年前夕,武汉当地和在武汉的外地青年在昙华林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大会。罗隆基先生应邀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他激昂慷慨地鼓动大家发扬“一二·九”精神,奋力坚持抗战,打败日寇的进攻。他向到会青年宣告:“我们不是想做官,而是不想作奴隶”。“全体爱国的师生紧密团结起来,不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决不罢休”!
  当时,蒋南翔、杨述、何礼等同志在武汉主持“战时青年社”的工作,北平的一些同学经常在这里碰面。在武汉期间我遇到师大同学王仁忱,并会见了清华大学的杨学诚同志。
  我在武汉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后来在报上看到湖南省政府举办的湖南民众训练班刊登的启事:号召外地湖南籍师生回乡参加民众训练工作。这吸引了我们一些湖南籍的学生,大家决心早日投身到组训民众的实践中去。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比较好,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邀请了各方面人士到湖南民众训练班担任民训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如我党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还有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教授等。我回到长沙,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徐特立同志。徐老那时很辛苦,经常在天亮之前点上油灯接待来访的客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鼓励我们利用湖南民训这个公开合法的形式,真正到群众中去切切实实地做动员和组织工作。我报名参加了民众训练班,集中在第一师范校内,短期听课、听报告,受军事训练,到十二月下旬训练班结束,我被分配到湘西南的绥宁县工作。
  在绥宁的活动
  绥宁县当时很偏僻,交通不便,是湘西南土匪出没的地方。在我们去绥宁的同时,有位盛先茂老师被委派去绥宁当县长。盛老师是长沙人,和教育界的老前辈陈奎生、黄德安先生熟识,我们请几位老人介绍,走访了盛先茂,他对我们也相当重视。到了绥宁之后,在我们的推动下,他多次登台演讲,宣传抗日,做了一些有利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事。
  和我们同时分配去绥宁的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赵依侬。那时规定,中学教师担任县民训指导员,大学生担任区辅导员。赵是个自由主义者,没有党派成见,跟我们相处得比较好,因此,他宣传抗日的态度也比较积极。
  在去绥宁前,谭丕模介绍我们在当地找一个叫于昆的人,可以依靠他与当地青年建立联系。于昆原是黄浦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参加过东江战役,当时是共产党员,作战很勇敢。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搞地下活动,办秘密印刷厂,被国民党逮捕,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被释放回到老家,我们去找他时,已改名叫于时谦,他的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在绥宁的一段抗日救亡活动,就是和他共同商议开展起来的。
  于时谦在当地熟悉一批人,我们就通过他把这批人组织起来,作为我们的基本队伍。其中有龙友光,是绥宁县的一个小学校长,是于时谦的亲戚,当时起了骨干作用。还有于光德(于时谦的弟弟),欧阳柏、李子华、李世勋等。我们把这批人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阅读省工委的地下机关报《观察日报》。我们选择了条件比较好的武阳区为活动中心,利用春节到县城和各区召开群众大会,把当地很多自由职业者、知识青年都争取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有一个西药房的老板鲁彼得,还有一个小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周让三,都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出壁报,演活报剧、组织群众宣传队,到乡村讲演。绥宁县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组织了军事训练。初来绥宁时,国民党就派来两个军训教官,是复兴社分子。CC和复兴社之间的矛盾,在绥宁小小县城里也不例外。先是军训教官向省里告状,说绥宁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生浚依靠一批青年人搞共产活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商量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延长我们在绥宁的工作时间。我们支持王生浚反击军训教官,帮助他起草答辩书,也向省里上告。这样两派相持,就暂时延长了我们在绥宁的工作时间。
  绥宁一带土匪很多,我们所在的武阳区,就有个土匪头子“黄队长”,经常出入区公所,和区公所的人一道吃酒、聊天。于时谦和这个黄队长熟识,我们就想利用于时谦去争取这个土匪头子,进而争取土匪武装参加抗日。而土匪头子知道于时谦有作战经验,想拉于时谦上山。为此,我和于时谦专程到长沙请示党组织,谭丕模介绍我们会见省工委任作民同志,经过研究之后,又找到分管军事工作的聂洪钧同志,聂与于时谦谈话,研究了情况和对策,向于交待了任务,回绥宁去作争取土匪的工作。于时谦上山搞了一段,因黄队长有所察觉,于的处境危险,就撤了出来。这项争取工作未能成功。
  绥宁一段工作,在偏僻的山乡播下了进步的种子。那一批青年骨干,在半年多救亡活动的实践和学习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的后来参加了党,在绥宁建立起地下党支部。
  在绥宁工作期间,我曾在《观察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开展文化上的拓荒运动》(见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观察日报》)。就我在绥宁民训工作中的感受,指出大部分边远地区还远远落后于抗战已经进入新阶段的形势,还不能担负起战时内地应负的任务,仍然保留陈旧的一套。“总动员委员会”、“抗敌后援会”、区、乡、保、甲系统建立的“宣传队”,都还只是抗战中的点缀品。区乡保甲的唯一工作——兵役工作,“错误地用强迫方法代替了政治动员的工作”。“反而因此加辟了一条匪源”。“广大勤劳人民,除掉愁衣愁食以外,……第一是怕土匪,第二就是怕抽丁”。文章指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在整个政治力量的运用方面,当然希望政府作一彻底的努力。”而文化工作者“是推动政治向前发展的引擎,是发动千百万落后群众走向抗日征途的先锋队”。文章呼吁要让众多的文化工作者,组成拓荒的队伍,向广大地区开展一个拓荒运动。
  到武汉长江局受训和组建湖南省青委
  一九三八年夏天,我由绥宁回到长沙。
  这时,湖南省工委由谭丕模同志通知我到武汉长江局的地下党员干部训练班受训。我和《观察日报》编辑张干胜(张生力)同志一道到了武汉。
  这个地下党员干部训练班,是长江局主办的,由组织部长黄文杰同志主持,组织部干部黄祖炎同志负责日常工作。我们这一期已经不是第一期了。我们同期受训的有章蕴、曹少白(王亦青)、杨学诚等同志二十多人。训练班的课程有王明讲中国革命运动史,博古同志讲马列主义基础理论,黄文杰同志讲党的建设,边章五同志讲游击战争。到训练班做报告的有周恩来同志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叶剑英同志作军事形势的报告,吴玉章同志作国际问题的报告,训练班为时两个多月,正值武汉天气炎热,大家在日租界的小楼里,遵守保密纪律,很少外出。只有当敌机轰炸时,大家跑到附近法租界的一艘法国轮船上躲警报。
  训练班结束后,长江局青委李昌、宋一平两同志找我和李锐同志谈话,委托我们回到湖南之后,建立湖南省地下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我们带了黄文杰同志交付的秘密介绍信回到长沙,找高文华同志接上了头。高文华同志约我和李锐同志参加省工委会的会议,会上我们和任作民、谭丕模、聂洪钧、蔡书彬、郭光洲、帅孟奇等同志见了面。我们向省工委汇报了长江局青委的嘱托,当即经省工委讨论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省工委指定我担任省青委书记,李锐、曹国枢、杨隆誉(杨赓)、张迈群为省青委委员。省青委成立后,在曹国枢家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分工由李锐负责青年的组织工作;杨隆誉(《观察日报》总编辑)负责宣传工作;曹国枢负责联系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青年群众工作;张迈群负责职业青年教育工作。省青委成立之后,开展了一些活动,影响最大的是请徐特立同志到青年群众集会上讲演。徐老以他的崇高威望,广泛的群众联系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赢得了长沙广大青年的爱戴,极大地加强了我党在各界的影响。
  在这期间,我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写了《怎样才能统一全国青年组织——对于武汉当局解散青年团体的意见》一文,刊载于次日的《观察日报》。我对“建立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和开展全国统一的青年运动”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我们针对当时武汉卫戍总部解散青年救国团、蚁社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文章提出“怎样合理地采取统一青年组织的方法,以期真正达到增强抗战力量的中心目标,怎样绝对避免强制的方法,以免阻碍了青运统一的前途,削减了抗战建国的力量”。文章提出统一青年运动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要有利于“发动和组织全国青年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集中全国青年的力量,贡献于抗日救国争取全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工作”。(二)要符合“整个中国政治的基本动向”和“全国青年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发展民主。(三)要有利于发扬青年运动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促使全国青年能够发挥其历史作用,完成其历史任务。文章主张:“统一的青年组织,必须是团结一切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性别的青年,团结一切原有的青年组织以及广大的无组织的青年群众,在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纲领之下,独立地发挥其特有的先锋任务,为民族解放抗日救国而奋斗。”
  文章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能走向更广阔、更民主的地步,以便真能担负起集中青年力量的光荣使命”。只希望它本身能“向前发展,自然地吸收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不希望它在解散其他青年团体的条件下发展,反而防碍了它在青年群众中的信誉”。
  到延安参加青年工作会议
  一九三八年十月,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召开党内的青年工作会议,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的重要组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也在十月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正在这时举行。湖南省工委决定派我代表省青委去延安参加党的青年工作会议,同时也参加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大会。省青委决定清华大学学生陶家淦(王超成)和我同去延安参加会议,此时正值省工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去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就和高文华同志一道去延安,我们去延安时武汉还没有沦陷,我们经过武汉到西安。当我们到达延安时,才知道“长沙大火”的消息。从西安办事处同路赴延安的还有当时在南方各省地下党负责青委工作的陈丕显,周惠、吴华等同志。
  中央青委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方针以及六中全会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总结了抗日战争前及七七事变后青年工作的发展形势,提出了抗战时期青年工作的基本任务。会议根据六中全会所确定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明确了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历史性转变,即由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的性质,转到抗日的全民族的青年运动的性质;由少数无产阶级青年先锋队的组织转到更加广泛的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爱国青年群众的组织。以实现全国青年大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战略目标。会议决定在此总方针之下,要区别不同地区(我后方、战区和敌后方),规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和不同的工作形式。在我后方,主要是协助政府推行抗战新政,配合前方需要,进行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和生产、劳军等工作。在战区,主要是动员群众协助军队作战,准备游击战争。在敌后方,主要是积蓄力量,协助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等。工作方式,由秘密的狭小的方式,转向公开的群众性的、多样的方式。要注意青年工作者的职业化、社会化,取得公开合法的掩护;要注意工作形式的青年化、多样化如歌脉、戏剧、野营、训练班、演讲会、俱乐部等方式,以广泛适应青年的特点,面向广大青年的组织和团结。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方针,是要帮助它发展成为广大青年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以利于用公开合法形式,组织广大的无组织的青年。要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参加进去。对其弱点和缺点,要采取善意批评的态度,不采取简单对立的办法,要运用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青救会、民先队等团体仍应发展,但要着眼于团结和组织更广泛的青年。还可以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和地方人士等关系来做扩大青年团结的工作。这就是青年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也是西青救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
  中央青委当时的书记是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兼任,副书记是冯文彬同志。陈云同志曾经出席过一次小型的会议,并讲了话。冯文彬同志于十二月间向全国党的青年工作人员传达会议精神,作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现状及任务》的报告。
  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成份,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体现了青年运动更加广泛的团结。到会的除西青救的代表外,有华北、华南、回、蒙、南洋青年团体代表和国共两党的来宾。大会自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开始至十一月二十二日闭幕,会上朱德、林伯渠、陈云等同志都讲了话,王明也到会讲了话。毛泽东同志向一部分代表作了重要讲话。张闻天同志向党内传达了扩大六中全会的精神。
  大会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青年“更加百倍的团结起来”。宣言说:“我们庆幸我们的团结在今天已获有基础,同时我们痛感这种基础还不够广大和巩固。这是今天青年运动发展的最大障碍。……人人都盼望全国青年的积极团结,并把这种希望特寄托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前途上”。“大会要求全国青年男女普遍执行政府的动员号召,潮涌似地投入军队、游击队,建立广泛的少年先锋队,战地工作团等类的自卫组织与服务组织,参加各种抗日的团体和党派,进行大规模的战时宣传和普及教育的活动,使抗战建国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大会指出:“青年的岗位是在前线与敌人后方,是在最艰苦的工作上,是在广大的农村里。因此,我们必须熟悉和掌握这些岗位”。大会还提出“学习和修养对于青年的特殊意义”。勉励青年“时刻虚心的细心的向群众学习,追求高尚的远大的理想,养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强气节和待人接物谦和仁爱忠厚之道。……”号召全国青年“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在这转败为胜的枢纽时机”,“钢一样的团结奋斗”。
  大会还酝酿选举产生了西青救理事会。我以湖南省青年工作代表的身份,曾经当选为理事之一。
  会议结束后,我们随冯文彬同志到安吴堡,听了冯文彬同志在安吴青训班全体学员大会上的传达,参观了安吴青训班。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回到湖南长沙。
  当时,湖南青年工作缺乏干部,经过我们争取,中央组织部同意调闫戈南(杨黎原)同志到湖南工作。这时吕振羽同志正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先生的关系在武冈塘田办起了“塘田战时讲学院”,由地下党输送干部到该院学习。学院成为湖南党培训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学校。覃振任院长,吕振羽任副院长,担负实际领导。省工委决定派闫戈南同志到该院做党的工作,同时做培训青年干部的工作。
  到湘西传达青年工作会议的决定
  我回到长沙之后,省工委马上决定我到湘西沅陵传达延安青年工作会议决定的精神。与此同时,省工委决定聂洪钧同志去湘西工委和沅陵县委传达扩大的六中全会精神。于是,我和聂同去湘西。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间的事。
  我先到常德县,找到了白云(王铁铮)同志,通知省工委的决定,吸收他为省青委委员,负责湘西的青年工作。我同他一道到了沅陵。
  我们在沅陵县城的“新路书店”(书店负责人是我党地下党员彭少彭同志)楼上开了两天会,传达了青年工作会议精神,布置了湘西的青年工作。这次会议除白云之外,还有沅陵县委书记丁务淳(周宏明)等十几位同志参加。会后,聂洪钧、白云和我又一道去湘西的辰溪、泸溪、溆浦几个地方,了解党的工作包括青年工作开展的情况。在泸西还找了与湘西青年联系较多的金汉虚同志一起研究了如何开展苗区青年工作问题。溆浦当时是学校比较集中的一个县,原在北平的民国学院也迁到那里,我在那里会见了翦伯赞同志。当时溆浦县委书记是谌鸿章同志。
  参加湘宁中心县委工作
  我从湘西回到长沙,已经是一九三九年三月间了。我们在湘西期间,湖南省工委召开了干部会议,成立了湖南省委。我在长沙短期停留之后,省委决定调我到湘乡去,参加湘宁中心县委的工作。湘宁中心县委有三个常委,由袁德胜(现名袁学之)同志任书记,孙仁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湘乡县城郊龙家祠堂。所管辖的地区包括湘乡、湘潭、宁乡、蓝田、锡矿山。因为有相当一批学校迁到了蓝田,青年学生比较集中,需要着重做青年工作,省委决定我还兼任省青委书记。
  中心县委的委员还有胡开炯和王礼中同志。陈德明同志参加了湘乡县委,经常参加中心县委的会议。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的有:湘潭县委书记谭伟,宁乡县委书记李品珍,蓝田县委负责人邹克之(女),锡矿山党组织负责人唐白浪等同志。
  中心县委的工作,除经常联系和指导这个地区的党组织以外,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还举办了三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有两期是在袁学之同志的岳父陈家举办的。陈老先生是一位同情革命的开明士绅,他住的地方叫荆竹塘。他热情地接待我们在他家里办训练班,提供了我们一个可靠和方便的地方。另一期是在湘乡县委书记胡开炯同志家里举办的,地址是湘乡娄底。
  这期间,我到过湘潭县城和韶山、宁乡县城郊和蓝田,接触了一些学校支部和农村支部以及县、区、乡的地下党员和干部。
  大约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党统治区形势更趋恶化。这时,胡乔木同志到了湖南安江,代表中央青委检查湖南省青委的工作。同到安江的还有李锐。李锐找到了我和杨隆誉,在安江开了几天会。
  我这时正在距离安江不远的洪江市。因为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迫近长沙,我母亲和两个姑姑从长沙避居湘乡,然后又由我和陈德明护送她们到洪江安置。安江开会之后,我们在洪江若水乡过了春节。一九四○年三月我们从洪江到邵阳。
  从邵阳撤离湖南
  这时湖南省委早已搬到了邵阳。《观察日报》也随着搬到邵阳。我在一九四○年三月到邵阳后,高文华同志指示我和陈德明在邵阳设立秘密的省青委机关,开始经邵阳县委书记唐旭之(唐麟)同志介绍,住在青云街唐的亲戚家,后来又在郊区找到了新的住地。
  唐旭之同志的父亲唐梅村是位老教师,在邵阳很有声望,唐旭之就借重他父亲的名义,创办了《真报》半月刊,开展抗日宣传,登过很多进步文章,李锐同志和我也在《真报》上发表过有关青年运动的文章。省委规定我和邵阳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志经常单线联系。这是一九四○年三月至当年九月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地下党的情况很艰苦。一些地方组织被破坏,一些革命同志被捕,有的同志英勇牺牲了。记得当时在蓝田负责地下党工作的刁牧夫同志,曾到邵阳向谢竹峰同志汇报工作,我也参加了谈话。从他的汇报中发现他的面目已经很暴露了,当即决定让他交代工作,准备撤离。不幸他在返回蓝田的路上,由于他带了“中苏文化协会”的稿件,被特务发现,遭到逮捕和杀害。还有在新化县委工作的李化之同志也被国民党逮捕,绞死之后,把尸体扔在河里,死得很惨。新化县委所属组织也受到了威胁。这时中央业已下达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省委决定整顿组织,坚决撤退一批已经暴露了的同志。谢竹峰同志委托我到新化县去协助整顿组织。当时新化县委负责人是杨黎原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梅中学教员。我到新化后,先在一个小旅馆住下,找到了杨黎原和县委委员刘建安两同志,我们一起研究,把新化县党的组织重新检查一遍,不可靠的组织和个人,决定立即切断联系,可靠的布置隐蔽下来,有些在危险处境中的同志,下决心立即调走。进行了一番整顿,布置了应变的工作之后,我又回到邵阳。这时,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亲自通知我撤离湖南。一九四○年九月,我和陈德明同志离开邵阳到了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后,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约我们谈话,分配我们到新华日报社工作。从此我离开了湖南的工作,踏上了新华日报的新岗位。
  (一九八三年八月整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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