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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赖大超同志来信谈“二战”时期苏区团中央情况及青运史工作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团中央青年运动史研究室:
  一、我看了《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郑洸等同志整理的王盛荣同志《战斗在青年工作的岗位上》(下称王文)文章后,就我所知当时情况看来,感到大多是符合史实的,但也有些史料有疑问,甚至不实。如王文中说胡耀邦同志一九三一年在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事,我就觉得有疑问。因为按当时团章(现在的亦然)规定,各级团委员会的分工,如书记、秘书长或其他部长都是不用代表大会选举的。同时据谭启龙同志在《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上《鲜艳的团旗永远飘扬在我的心中》文章的回忆,胡耀邦同志(当时任湘鄂赣(?)团省委儿童局书记)是和他于一九三二年底随到该地巡视工作的团中央巡视员冯文彬同志一起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的(据冯文彬同志回忆亦如此),而我于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调到团中央儿童局(当时由陈丕显同志任书记)工作时,胡耀邦同志(主管儿童宣教工作,还主编《时刻准备着》杂志)和我,都在这里任委员,只是稍后陈丕显同志调任闽赣(?)团省委书记时,耀邦同志才调任团中央秘书长,我调任儿童局书记。又如王文中说长征中总政治部和各军团政治部都设立了青年部,并说高传遴、肖华、刘志坚、蓝升才等同志分别任总政和一、三、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则更是误记。据我记忆,这种建制早在长征前,或更早些的一九三三年就取消了,而改在各级政治部组织部、科内设立各级青年干事管理部队的团与青年工作;当然也就不存在如王文中所说的那四位同志当时担任总政和一、三、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之事。我当时和其后,也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我在长征中所在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就从未恢复过青年部,(肖华同志也未任过这个部长,他在红军各级政治部尚存在青年部、科前,任过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长征前和长征中他一直任少共国际师政委至该师并编为止。同时就我所知,刘志坚同志当时是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记不清蓝升才同志当时是那个军团中央地方工作团团员但都不是青年部长),而是在组织部内设立军团青年干事,由周冠南同志(已牺牲)担任,所属第一、二、十五(少共国际师)三个师政治部也是在组织科内设青年干事。第一师先是由吴法宪后是由我担任、第二师是由王宗槐同志担任的。至于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总政治部是否如王文所说,又设立了青年部,并由王盛荣同志任部长这回事,我也有怀疑,因为一方面军政治部(实际即总政治部,主任为杨尚昆同志)随红一、三军团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抵达陕北根据地后,次年二月随军东征山西北上华北抗日时,是在当时由黄克诚同志任部长的组织部内设立方面军青年干事的,在这之前由哪位同志担任,我记不起来了,在这位同志调动工作,加之要探讨并实行部队共青团改造工作问题,是从团中央调我去接任这个职务的。又如王文中说团中央在瓦窑堡恢复工作后,设立了军事体育部并由王盛荣同志任部长。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事情也可能有出入。一是据我所知,在中央和陕甘宁根据地团中央和地方团委中并未设立过军事体育部;二是在一九三五年底左右,冯文彬同志接替凯丰同志任团中央书记之前,王盛荣同志如仍在团中央工作,则是续任少先队总队长。在凯丰同志调到中央宣传部(据刘英同志回忆是调粮食部,冯文彬同志廖似光同志和我回忆是调宣传部)工作的同时,王盛荣同志调到粮食部工作。他走后,才调我接任少先队总队长。三是据冯文彬同志回忆,王盛荣同志是在团中央结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军事体育部时调任部长的。此外,王文中提到的团中央结束时,他和冯文彬、胡耀邦以及揭俊勋、蓝升才(已牺牲)、黄庆熙、雷铁鸣与我等部份同志合照中的杨俊勋应是揭俊勋同志(已牺牲)之误。
  二、从上述王盛荣同志回忆文章(按:即《战斗在青年工作的岗位上》,见《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有些史料有疑问和不实,还有未记起是那位同志访问刘英同志后所写的,发表在哪期《青运史研究》上的文章(按:即《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少共福建省委组织情况》,见《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和我自己(由郑洸等同志整理)发表在《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的《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团中央领导机构和成员情况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全和个别疑问之类的问题,这就使我联想到:当前青运史征集和研究工作,尽管你们和各地青运史征集研究机构的同志们都很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就我亲历过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和陕甘宁根据地青运史的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来看,我觉得还存在不够全面不够确切和不够条理的缺点。克服这个“三不”缺点是既迫切又可能的。因为一方面这个缺点在一定程度上,要靠活史料来补充已有的书面史料,而亲历这段青运史的老前辈老同志已寥寥可数,又多已年近甚至年过古稀,其中不少人仍在中央和地方担任第一线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忙;而退居二、三线的,有的身体不很好,记忆衰退。因此,不及时抢救,他们脑中的活资料就将永远消失;另一方面在已收集并将继续收集的书面史料基础上,如能收集更多的活史料加以综合研究,“三不”缺点就能较好解决。我想,这些缺点和补救工作你们是早有考虑的,所以你们正在继续为克服“三不”而努力。不过,对于老同志的活资料,只有你们牵头,不仅采取个别访问、撰写,而且还要采取多人座谈的方式来进行,因为个别访问、撰写方式征集的史料,有一定局限性,例如,上述个别访问整理的王盛荣同志、刘英同志和我的回忆文章,尽管大家当时都在团中央工作过,但各自的回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全面和不确切的缺点,这是由于已过去几十年的史实,本来就难以记忆全面确切,加上我们都已年过古稀或花甲,记忆衰退所致。因此,还要采取数人或多数人座谈的方式,经过互相启发,共同研究,才能较好克服“三不”缺点。在这方面,由于我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过来人,加上我认识或熟悉一些亲历过中央和陕甘宁根据地青运这段历史的老前辈,老同志,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愿在你们的帮助下,做一份工作。
顺致
                                 共产主义青年敬礼!
                                     赖大超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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