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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回忆冀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的建立和活动情况
 
臧育生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1938年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从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支队的教导队中,抽调一批党员到南宫县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他们都是原冀南乡师的学生。党校毕业后都被留在冀南作地方工作。朱德兴、郑华、王肃武等人留在省委党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工作。臧育生和辛明两人作青年工作。辛明在冀南区党委做青委工作,臧育生到刚成立不久的“冀南民先总队部”任巡视员。当时的“民先”总队长是崔克。“民先”组织只是在少数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队员,人数很少。
  一、延安取经
  1938年秋后,冀南区党委组织青年代表团去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并列席“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由4人组成,辛明带队,代表有:臧育生、杨俊仁(青丰县人)、尼宗英(钜鹿县人)。到太行山后,与华北青年代表团汇合,由胡耀邦(当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青年科长)和陆平带领,自屯留县出发,经长治、高平、晋城等县境过黄河到达陇海铁路的渑池车站,以八路军的名义,乘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了一、二天,即以八路军后勤部人员的名义,乘运送棉衣的卡车去延安。此时虽已国共合作,但路经咸阳时,国民党的驻军仍百般刁难,在扣留我们大半天后,才予以放行。一到延安,的确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认为这里不愧是革命的圣地。除汇集到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和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外,还有大批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和归侨青年,历尽艰险,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大家分别在“抗大”、“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革命理论和抗日救国的知识与本领。大家住的是自己动手开挖的窑洞,土炕上铺着自己割的山草。没有食堂,在露天饭场上,吃着陕北的小米饭,格外香甜。城市来的“小姐”们,脱去了旗袍,换上与战士一样的军装,剪短的头发再戴上一顶军帽,脚穿草鞋,腰间扎上腰带,显出一种精神抖擞的女战士的美。没有洗脸盆,清清的延河水是最好的天然洗脸池。虽然岸边已结了冰,打开冰凌,仍然洗得痛快。上课没有教室,窑洞前的一块平地,就是空气新鲜的露天课堂。没有桌椅自己动手用木板、木棍做成小凳,坐下来,双膝就是写字的活动桌子。各学校除了为数不多的专职教员外,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起,中央领导同志都是义务教员。黎明时的号声,使整个延安城从夜幕的寂静中醒来,到处是早操的口令声、沙沙的跑步声。抗日救国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山岗和平川。早饭后,一天紧张的上课学习、军事操练和各项紧张的工作开始了。确实象“抗大”校歌所唱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只能将旧城内的房屋摧毁、而满山的窑洞是最好的防空工事,人们照常工作和学习。“延安颂”这首歌,很好地描述了当时延安的情景。夜幕降临了,学生们还点着油灯学习、讨论。各个山岗上层层窑洞的灯光看上去十分壮观。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延安各种学校学习,训练之后,就奔赴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武装和地方工作的骨干。
  中央青年工作会议,是在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同志亲自领导下召开的。他向会议作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问题》的报告。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由冯文彬、胡乔木等同志负责。中央青年工作会议的代表都列席了“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彭真等都为大会作过报告或讲话。使代表们对于抗日时期的青年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组织形式等,有了新的明确的认识。“共青团”和“民先”已不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以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团结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青年。青年代表们,除开会外,还到“陕公”、“鲁艺”、“中央党校”等各校参观访问,而且在“抗大”当了一天“抗大”学生。在“抗大”,我们从早晨起床就开始参加早操、跑步,白天跟“抗大”学生们一起上课学习、唱歌、游戏,晚上还参加学生的学习、讨论。直到熄灯睡觉前,我们参加完了学生的一天的活动,才高兴地离开学校。在延安一段时间,深深感受到延安是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大学校、大本营。延安的青年们,是全国青年们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榜样。
  二、冀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的建立和活动情况
  我们冀南青年代表团,带着中央青年工作会议的精神和部署,学习到了延安青年运动的宝贵经验,于1939年的春节后,回到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并向冀南区党委汇报了延安青年工作会议的情况。区党委决定在冀南普遍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首先组成了“冀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筹备会”,臧育生为筹备会主任,领导成员有辛明、熊飞、赵韬、于迈、李凯等人。筹备会的任务是: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建立村、区、县各级“青救会”组织。从1939年3月至10月,冀南各县和大多数区及村的“青救会”组织都建立起来了。1939年10月10日,由筹备会召开冀南青年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冀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总会主任是臧育生,组织部长赵韬,宣传部长熊飞,武装部长李凯,儿童部长于迈。
  冀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简称“青救总”)所属下级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在各军分区(也是专员区)设立分会。各县设县青救会,县以下各区设区青救会,区下所属各村都成立了村青救会,绝大部分青年都加入了“青救会”。“民先”组织也合并到青救会中去了。此后“民先”组织即不存在了。
  为了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青救会负责建立青年的武装和半武装组织。在各村的民兵组织(当时叫“抗日自卫队”)中,建立青年队(即青抗先)。这是不脱产的半武装组织。青救会可以单独组织青年队的训练和军事活动。比如进行夜间紧急集合,练习夜行军,并经常组织若干村子的青年队,进行夜间对日伪军的破袭战。割电线、拔电线杆子、破坏铁路、公路,袭扰敌人炮楼据点等。青救会领导的抗日儿童团,配合妇救会,白天代替民兵站岗、放哨查。路条。白天,各村的进出路口都有手持红缨枪的妇女和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夜间放哨巡逻是青年队、自卫队的任务。以青救会的名义,号召和组织的正式青年抗日武装,叫“青年营”每一个军分区建立一个营,青救会负责输送兵员和干部(比如第三军分区的青年营长就是由青救会的干部李振同志担任的,他在作战中腿负重伤,后截去一条腿)。军事指挥和训练及日常政治工作由军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统一管辖。
  为了坚持经常对青年的教育和指导各级青救会的工作。在冀南青救总会的领导下,建立了“冀南青年社”,出版《冀南青年》和《少年儿童》两个油印刊物,另外还印发些其它宣传材料。在日伪的“扫荡”和我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中,“青年社”隐蔽在群众的保护下,一直坚持出版。“青年社”的负责人,有尹国良、张国梁、陈光远。
  为了在青年中开展文艺活动,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在冀南青救总会的领导下,建立了“冀南青年战地文艺工作团”(简称“战工团”)。团长是余渺。活动在冀南各地,用演戏、唱歌、舞蹈、演讲等多种形式,对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时期,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青救会、儿童团、妇救会的活动,使过去沉睡的农村变得生机勃勃。每天傍晚,村村抗日歌声此伏彼起,青年队的训练和儿童团的活动紧张进行。他们与全体抗日人民一起,改变了平原的自然地形,把根据地内的道路,都挖成了能通行大车的路沟网,使敌人的汽车、坦克无法行动。而抗日武装和群众则可利用路沟自由来往活动,并成为与敌伪作战的良好工事。许多村庄进行了改造,大街上修筑了障碍和掩体,各家各户利用打通院墙和用梯子等办法可以户户相通,成为能攻、能守、能战、能退的战斗堡垒。后来日伪为加强其所谓“强化治安运动”,不仅“扫荡”频繁,而且在沿公路边上挖一丈多深、一丈多宽的壕沟,用公路网和壕沟网把抗日根据地像棋盘似的分割成碎块。公路和壕沟边上的碉堡是林立的。白天要过公路和壕沟,必须从炮楼跟前的吊桥上通过;夜间敌人把吊桥拉起来,就无法通过了。敌人还经常在午夜或黎明突然袭击,包围村庄。天亮后以清查土八路和抗日分子为借口,抓捕、毒打或杀害群众,抢掠财物。但抗日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屈服,又创造出对敌人斗争的新方法,即挖地道来和敌人周旋。抗日青年和广大群众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军战士、伤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事例是很多的。我党我军确如鱼水关系。我党、我军战斗在群众的海洋中,这是敌人无法消灭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理想,鼓舞和团结着各根据地和全国人民,成为无穷无尽的伟大力量。
  1941年以后,敌人加紧了对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原来根据地的中心区也被敌人的公路网和壕沟网分割成碎块,碉堡林立,大、小“扫荡”频繁,并经常对我部队、领导机关和某些村庄突然袭击。因而我军大部队活动很困难。机关、团体也经常受到损失,加上敌人的抢掠和天灾,根据地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为了保存力量,渡过困难时期,主力部队大都撤到太行山区,地方部队也化整为零,在被分割的根据地内,实行成排、成班的小部队活动。地方干部也大批调到太行山区和延安学习训练,以保存实力。留在根据地的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都实行精简机构和人员。冀南的总工会、总农会、妇救总会、青救总会、文救总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冀南各界抗日救国总会”。主任是习从真,由臧育生任组织部长,仍兼青救总会主任。由赵鼎新任宣传部长仍兼文救总会主任。工会的杜道周、农会的扈惠民、妇救会的刘梦云等,都是“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成员,又各自兼任工、农、妇各总会的负责人。这样冀南的群众团体各总会合并成一个“各界抗日救国总会”。而工、农、妇、青、文各总会的名义仍保留,大大精简了机构和人员。这样有利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渡过当时的困难。
  1943年秋后,臧育生被调到太行山,入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夏,冀南区党委决定我去延安学习。同年7月从太行山出发,9月到达延安,然后入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从此没有再回冀南。此后,冀南青救会的变化我就不清楚了。
  抗日战争早期和中期冀南的青年工作领导机构,除了冀南青救总会是公开群众团体外,在党内设有冀南区党委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的工作,开始由辛明负责。后来,北方局派来张刚任冀南区青委书记,1989年冀南青救总会成立前后,北方局青委又派张汉涛同志来冀南,任青委书记。后来张汉涛同志在一次反“扫荡”(大约是1941年或1942年)中,在威县境内光荣牺牲。青委的工作又由辛明负责。我自1939年春从延安回到冀南后,一直是冀南区党委的党委委员。辛明同志一直在冀南区党委青委工作,直到被调到钜鹿县任县委书记。后又任二地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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