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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冯文彬同志谈安吴青训班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青训班的创办与发展,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与抗战初期整个斗争形势和西北所处的历史地位有着密切联系的。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陕北和西北人民就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奋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爆发的西安事变,给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以极大鼓舞。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在延安开了第一次西北青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使青年组织进一步从老共青团组织那种狭窄的圈子走出来,成为更加群众性、广泛性的青年团体,以适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要。
  “七·七”抗战爆发,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之下,于九月二十三日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后来又接受我们党提出的一些条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我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从延安来到八路军——五师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驻地云阳镇。它距西安有一天路程。这次来云阳镇是张闻天同志派我来参加接收安置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同志。因此项工作已接近尾声了,陕西省委的贾拓夫、欧阳钦等负责同志向我提出,陕西有一批积极分子,多是西安事变前后西安青年运动骨干,以民先队员为主,能否帮助训练一下,使之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抗战军事、政治知识方面得到提高。我答应了这个要求。我们便借用于右任先生的农场,于十月十一日开办了第一期,名称就叫“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我担任班主任,乐少华担任军事教员,工作人员总共四人,学员一百几十人,训练时间半个月。这期是中共陕西省委组织的。结业以后,反映很好,省委提出继续办,就又办了第二期。当时乔木同志也在云阳,我邀他也来青训班,得到中央的同意,他便担任了青训班副主任。这期间情况有了变化,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溃败,沦陷区大批流亡学生奔向西北,要去延安,去寻求救国真理。当时西安“八办”压力很大,也希望有这么一个训练班接收大批要去延安的学生。毛主席知道我们在云阳办青训班,打电报要我回延安汇报,时间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底。毛主席肯定了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的作法,还给我讲了很多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重要性,记得大意是:我们要取得抗战胜利,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青训班应该是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拒。毛主席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提出需要讲授抗日游击战争课的教员。后来,中央从抗大、中央党校等给抽调了一批干部,象黄春霆、李东潮、刘瑞龙、张琴秋、朱致平、屈志统、史洛文、董昕、陈宇等等,组成青训班教学力量的骨干。大概是在办第三期时,同蒲铁路失陷,几百铁路工人到了西安,我们也接收他们到青训班,成立了职工大队,中央派张浩同志来青训班担任职工大队大队长。从第二期开始,学员已超出陕西省的范围,有由“八办”介绍来的一部分。第三期就复杂了,天天都有新来的,开学时学员是三百名左右,学习三星期,结业的时候,学员已超过五百名。云阳镇实在容纳不下了,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迁到云阳以北的安吴堡。从第四期起,青训班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当时处于民族危亡最紧要关头,青年们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深恶痛绝,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和行动中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因此,在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失陷后,特别是临汾、风陵渡被日寇占领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男男女女,大批地从四面八方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不少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经过了许多风险到西北来,要到延安去“朝圣”取经啊!所以青训班不是你要不要扩大办,你不招生他也来。青训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面前,为了适应抗战需要,为了满足广大青年的爱国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附近,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和抗日军政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训练。当时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与赞赏,在青年中是很有吸引力的。尽管当时我们青训班的条件还很差,每人每月还要交六元伙食费,睡的是地铺,坐的是破砖,上课在露天,吃的大锅菜,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青年们依然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与干扰,想方设法的找到安吴堡来。四、五、六期差不多每期学员都在千人以上,最高达到一千五百多人。
  青训班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年四月,共两年半时间。一九三八年底以前是按期招生进行训练,一九三九年一月以后,国民党搞反共磨擦,交通也遭敌人破坏、控制,外面来的人就少了。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全国党的青年工作人员会议精神,决定青训班以培养青年干部为主。从一九三九年以后,青训班就按需要组编成队,训练的时间有长有短,有一月、二月、三月的,也有半年、一年的。据大家回忆,青训班共办了十四期,总共编到一百二十七个队,培养输送了一万二千余名有觉悟,有文化,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一九四○年春,局势愈加恶劣,蒋介石加紧制造磨擦,青训班在安吴堡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根据党中央四月十三日的电令,全部撤回延安并入了“泽东青干校”。
  青训班的历史,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青训班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和多次肯定的。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陈云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担任中央青委书记,他就对我说:“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青训班办好,通过青训班向全国撒种子,开展青年运动。”青训班的学员结业以后,都是根据党的需要派往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中以及许多民众团体中去开辟青年工作新的阵地。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如:青救团、青抗先、青救会等等,都是西北青救会的骨干,使青年运动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青训班对推动青年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青训班确实是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参加才能取得胜利这一思想,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青年引上革命道路,为抗日救国培养了一批干部。现在,他们之中有的当了大军区政委、军长、司令员,有的是省级干部,有的成了专家、学者,这个作用是了不起的。
  第三,扩大了抗日宣传。青训班不但向周围群众宣传,而且利用军事野营演习机会向驻地国民党军队官兵宣传,向当地政府人员宣传,还通过派学员到敌后去做宣传。
  第四,继承和发扬了我党艰苦奋斗的好传统,用活生生的事实传播了党的影响,体现了党的三大作风。青训班工作人员和学员吃的睡的都是一样,一起上操、跑步,一同上课学习和讨论,一同军训和野营演习,干部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上上下下学习风气很浓,课余生活非常活跃,的确是生龙活虎,朝气勃勃。周围群众和青训班关系相当亲密,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由于战争和国民党当局的干扰与刁难所带来的供给上的困难。青训班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安吴堡周围、在西安、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赞扬,也在世界反法西斯青年组织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根据几次访问录音和一九八五年二月七日座谈会上发言综合整理。 整理人柳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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