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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难以忘怀的战斗生活
 
忆安吴青训班
张持平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一、插曲
  一九三八年初我到临汾刘村找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我原想要求去八路军工作,组织上没同意,分配我到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教书,这是阎锡山办的,我不太想去,但组织已决定,就奉命前往。不到一个月,日寇进攻临汾,运城危急,学校向西转移。其时我正在发高烧,在战地辗转月余,病情日重,幸得留日时的同学姚耐悉心照顾,才能渡过黄河转到西安。我休养了月余,身体好转,就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后来上级通知我去安吴青训班工作。
  我带着新奇的心情,第一次进入我八路军防区工作。青训班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还不清楚。我坐了八路军的货车离开西安向肥沃的渭河南北奔驰,这时正是艳阳天,辽阔的土地上种满着庄稼,汽车奔驰在颠簸的公路上,我们饱尝了西北的春光。开了老半天,在一个古堡停了下来,这就是安吴堡。教育处长刘瑞龙和教务科长陈友群等同志正在一座“洋房”楼下等着我这名新兵。
  二、安吴堡是培训抗日青年的好地方
  一九三八年日军进占山西,保卫黄河、保卫大西北是西北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共同的战斗任务。当时有一首歌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忽听得鬼子兵袭进潼关,咱们的陕西有了危险,若要保平安,只有和他干,日本人,杀人放火真野蛮,日本人,杀人放火真野蛮!”(大意如此)这是一天晚上,丁玲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演唱的。
  那时国共才合作,抗日高潮正兴起,敌人已进逼黄河。如何使广大人民拿起斧头当刀枪,挺起胸膛上战场,为此必须先把青年武装起来,作短期的训练。据我从上海到南京、武汉等地了解,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最关心的是,中国作为弱国、大国,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取得最后胜利?这些,是非常迫切要回答的问题。在国统区里,一些人先是宣扬速胜论,企图死守上海;随着华北、上海节节败退,他们又抛出抗战必败论。许多进步青年两眼望着延安,望着共产党,不论国民党的大后方还是沦陷区,甚至远隔重洋的各地华侨青年都经过艰难险阻来到西安,目的想去延安。但这谈何容易。一路上,国民党顽固派设立重重关卡,制造种种骗局,妄图把这些抗日救国青年拉过去,截留下来。而安吴靠近西安,附近无险关峻岭阻隔,也无急滩大河拦挡。从各地来的青年较为容易进入。把青训班设在安吴,我想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比较合适。有几位青年人得意地对我讲:“来这里真方便。”
  安吴古堡,据说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时,慈禧太后曾慌忙奔到这里暂住过。这里有座“小洋房”,其余都是庙宇庭院。领导机构(包括教学机构)就设在那座“小洋房”里。训练机构在附近的大庙,那是可容纳七、八百人,大队部和学员们都住在里面。课室里的桌椅都利用地形地物(包括坟场的柏树林),从上述条件来看,安吴确实是个好地方。
  我到安吴,一去就教书。不久还兼任学习科长。
  三、青训班的特色
  我念过大学,还在日本留过学,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学校大都如此。以后我回到上海专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上要我打进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同学特别训练班。从上海到南京、庐山、荆州,训练还没结束,因暴露了身份,只好逃回汉口。后来又被介绍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哲学。从平时到战时,从国民党地区的战时训练班到我党主办的青训班,通过比较,觉得安吴青训班的味道与其他地区不一样,到这里,不讲工资待遇、住房条件,组织决定了就得干。我在大学时念外文系,但学得较多的是传统的哲学和经济学。在学习中也读过一些马列主义专著,但只是一点粗略的知识。当时青训班正好缺少人教马列主义课,因此叫我去教,我觉得有点为难。乔木同志跟我谈,他问我:“你学过马列主义吗?”“学过。”我答。“那就边学边教吧。”后来又教《中国革命史》,重点讲中国革命性质与革命任务。在乔木、瑞龙两同志的关怀鼓励下,我硬着头皮接受了。我与其说当先生不如说当学生更恰当。这里的老师有乔木、瑞龙等,还有许多年青的小伙子。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不少东西。我在安吴虽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我今后的工作、生活起着有益和长期的作用。
  我在国民党伪特训班里,只要你不上他圈套,不加入国民党,他就不让你结业。而安吴青训班则不然,总希望你早日成才,结业后上前线。有一天朱总司令来视察,当晚开了欢迎会,农民们送来了花生、枣子,朱老总边吃边讲,如同家人。青训班的许多长征老干部,工作踏实,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们不仅办学,还出版《青救丛书》,冯文彬等同志亲自写文章。而我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时,蒋介石任校长,却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有一次听说他要来庐山星子对我们班训话,忽听得外面突然响起了防空紧急警报,我们赶快躲藏起来,一问原来是蒋介石及其一大帮人马要经过。他本来到这里是为留日学生训话的,但不知哪个特务谎报,说我和姚耐要暗杀蒋介石,于是把我们队伍集合在礼堂后,突然来个向后转,接着搜身,最后把我和姚耐带到大队部看管起来。两相比较一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上下、军民关系真有天壤之别。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优良传统,青训班就是按这样的优良传统办事的。没有课堂就利用柏树林的墓地作为露天教室,没有桌椅,就曲膝当桌,席地为椅,如果你幸运能找到一块砖头垫垫就十分好了。没有床就打地铺,没有制服就各穿自己的服装,五颜六色,多姿多彩。学员与教员都发一样的补贴费,吃饭也官兵一致。我是教员,又是学习科长,我睡在哪里呢?就睡在教务处的办公桌上。白天铺盖卷起来,晚上当睡床,这已经算优待了。在青训班里,大家都精神饱满,不怕艰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标,所以能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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