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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青训班的后期情况
 
张午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愈演愈烈,河北张荫梧不断向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挑衅,第一次反共高潮正在酝酿之中。毛主席在六月底发表了《反投降提纲》,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阴谋,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抗大、陕公等学校组织大量青年开赴敌后根据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青训班组织了一个独立团开赴晋察冀和晋东南根据地。冯文彬、乔木等同志调回延安青委工作。安吴堡留下的只有五个队和在亮马台青年农场的一部分干部学员,总计人数三百余人。
  冯文彬、乔木同志去延安后,青训班主任由原教务处处长刘瑞龙同志代理,陈宇同志担任教务处长,朱致平同志担任生活指导处处长,王志刚同志担任总务处处长,我任总支书记兼人事科科长。此时形势更加险恶,青训班一方面要随时准备应付国民党突然袭击,一方面要准备好日本鬼子一旦打过黄河的应变对策。在这两种形势下,青训班都要在中共陕西省委(驻云阳镇,对外称八路军——五师留守处)领导下,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在渭河以北,沿咸榆公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冯文彬同志在撤回延安前,带刘瑞龙、朱致平和我到云阳镇,同省委欧阳钦、张德生、汪锋等同志接上了头,决定以后一星期至十天左右,由我到云阳镇向张德生同志(省委组织部长)汇报一次工作,并通过省委电台和中央青委取得联系.
  八月中旬,刘瑞龙同志调华中盐埠区任行署主任职务,临行前我们一起研究了战备工作和组织问题,决定由红军老干部朱致平同志代理主任职务,一有战变,即担任军事指挥;由我兼任生活指导处处长,管政治思想工作;派王志刚同志到亮马台建立后方组织和印刷厂,并和关中分区建立粮食供应关系(国民党限制青训班就地购粮)。为应付突然事变,青训班建立了一个有百十条枪的军事教导队,培训军事干部并担任警卫工作,对外即称一一九队①,由李景文任队长,张文秀任副队长,许文益任政治指导员。陕西省委给我们配备了一批枪,我们自己又搞了一部分。当时国民党一军副军长郭中林的儿子郭铁、女儿郭田都在青训班学习,郭铁把军事队一个班长带回家,分别化装成少爷和长工,从他父亲那里拿了两支驳壳枪出来。此时,还由陕甘宁边区青救会抽调了百十人的区县干部,南下安吴,组成一个队,即一一七队,刘铁锐任队长,刘书亭任政治指挥员。这批人都有根据地政权工作经验,目的是为新区输送干部。九月份,陈宇同志奉令调回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教务处长由孙克同志代理。
  这时,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活动外,青训班加强了对学员的军事训练,在城墙上修筑自卫工事,还挑选了有军事知识的陕西籍学员组成四、五个小组,每组二、三人,分赴渭北十余里搞调查,对山川河流、地形道路、地方武装、社会名流、历史沿革等各方面情况都摸清并写成调查报告,为一旦插下红旗打基础。
  由于国民党在西安以北的草滩等地层层设立关卡,对投奔安吴和延安的青年严加盘查,加紧迫害,不少人被拦截而强送集中营,因此来青训班的学生比一九三八年少了。尽管如此,决心投奔青训班的青年硬是冲破重重障碍,源源不断,一个月左右,就又集中起一百多人。一九三九年十月,青训班成立二周年纪念后,一一五、一一六两个队毕业,但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队又编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第一军董钊的部队已进驻到三原县西北,距安吴堡仅七、八里路,形势愈加紧张。一九四○年三月初,陈宇从延安到安吴,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并传达了中央青委领导的意见,总的估计是,日寇加紧拉拢蒋介石投降、分裂和反共,但攻过黄河、占领关中暂不可能。省委在云阳只有一营武装,青训班在安吴已成为孤立的前哨,虽能应变,但无法坚持。加之中央已决定在延安筹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要我们作撤回延安并入青干校的准备,并让陈宇带一二三队回延安,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批学生。
  一九四○年三月,我们开始作撤退准备。此时,一一八、一二○、一二一队已毕业,还有一一七、一一九、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一二七队。四月初,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传达的中央要我们撤回延安的电报,我和朱致平、王志刚同负责保卫工作的康彬,负责教育工作的孙克,还有协助管总务的张金同志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并经省委同意,从四月中旬开始,每隔一至三天,向延安撤走一个队。并加紧青训班的善后工作,卸下了安吴青训班的牌子和吊钟。四月二十四日夜间,工作人员和一一九队最后撤离,后方的印刷厂、农场和后方机关人员则由王志刚同志从关中带回延安。四月二十五日,我带军事队副队长张文秀向房东道别,离开了战斗两年多的安吴堡。我们转道云阳向省委作了汇报,张德生、汪锋同志告我二十七日省委也将撤离关中分区。二十六日天不亮,我和张文秀同志乘马北行,路途六天,五月二日到达延安。我们到延安后不久,国民党就向关中分区的淳化、旬邑、富县等地进攻,第一次反共磨擦就开始了。中央命令我们撤退的决定和时机都是非常正确的。
  (一九八四年八月金令完、赵有奇访问整理)
  ①许文益和其他老同志回忆军事队系一二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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