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回忆文章
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回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李超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一支五百多人的青年队伍,在日寇进攻广州的炮声中,忍痛离开这个祖国的南方城市,英勇地向着敌后的广大农村挺进了。这支队伍,就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是在一九三七年创建的。最初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大青年抗日先锋队,以后,各先进青年组织相继成立,到一九三八年,各先进青年团体联合组成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十月十二日,南侵的日寇在广东省惠阳县的澳头地方登陆,进攻广州。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党的指示下,号召队员和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省动员委员会的战地工作队,开赴战地,直接参加保卫广州的战斗。
  “抗先”的这一战斗号召,马上得到广大青年的响应,两三天内,就有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店员、青年教职员,背上简单的行囊,纷纷前来报名参加。这时,因为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逃,日寇长驱直进,很快逼近广州外围,形势十分紧张,报了名的同志集体住在教育路(现在做了南方戏院)的一所空房子里,准备随时应变。
  十九日晚,“抗先”全体同志以急于赴战的激昂心情,参加了七万人的保卫广州火炬示威游行。游行前在中山纪念堂前的广场集合,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吴铁城、余汉谋等人,还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作了“训话”,声言“誓与广州共存亡”。但是,游行完毕,刚刚散队回来,一个派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抗先”同志从增城前线赶回来报告说,国民党守军已经狼狈溃退,大约天亮时广州就能听到炮声。我们打电话到省动员委员会去探问情况,电话没有人接。打电话到国民党省市党部去,号码拨了一次又一次,也没有打通。只见昏黑的街道上人如潮水,肩挑手提着箱子衣物,携儿带女拥向江边码头。这时,我们队部的几个同志,只好在黑夜里分头到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去看个究竟。到达之时,只见门户洞开,四周死寂,进入屋里,电灯开不亮,用手电筒一照,抽屉翻倒,纸屑撒满地板。不问而知,国民党的老爷们早已走得一干二净了。
  面对这种情况,党组织指示“抗先”立即转移到市区对岸的芳村去,避免陷入日寇重围。
  二十日,为了弄清情况,我们几个同志又从芳村渡河回到市区来。市区一片混乱,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难。西关一带,国民党宪兵和警察因为抢东西分赃不均,互相开枪射击。我们这几百人的队伍手无寸铁,有事无从应付。有个同志的哥哥是兵工厂厂长,一家都已逃光,屋里藏有枪枝,他带我们到他哥哥的住所,把枪和子弹取了出来。有了枪,胆子顿时壮了许多,我们就留在市区布置工作,直到快天亮。
  天色微明,敌机就到市区上空侦察。我们夹在混乱的人群里,走到长堤海关大楼附近,碰上七八个汉奸便衣队,这些民族败类明目张胆的胡乱放枪,象贪婪的恶狗一样,搜劫逃难居民。我们好容易才挤到黄沙码头,跳上小艇,赶回芳村去。回到临时驻地真光女中后,我们匆匆开了一个短会,把队伍分成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四个区队,高唱着抗日救亡歌向敌后进发了。
  东江区队的同志要到敌后去,他们分乘小艇在珠江河上绕道前进。其余三个区队沿着广(州)三(水)铁路向西行。这是党所直接领导的广东的先进青年组织从城市走向农村,准备在广东农村立足生根的开始。
  敌机不断在低空侦察扫射。广三铁路上涌流着惊惶的人群,路旁丢满了箱箱柜柜,也有哇哇啼哭的被父母丢下了的婴孩。我们这一群,大多数是没有走过长途的,但是深重的国仇家恨激发起来的抗日热情激励着我们。队伍顽强地保持着队形前进。有些同志沿途向逃难的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有些同志在救治伤病的难民,有些同志把弃婴抱送到附近乡村去找人收养。回头北望,广州在隆隆爆炸声中升起了无数浓黑的烟柱。近晚,我们走到人心浮动惶恐的佛山镇,才知日寇就在当天下午二时侵占了广州。
  估计日寇会很快进占佛山,我们在佛山停留了半夜,又继续沿铁路西行。天明,走到三水县榄冈,前面横着宽阔的西江,岸边拥挤着两三千个打算过江的逃难群众。江面空荡荡的,直到中午,一只小艇也没有找到,原来,天亮不久,日寇就已经侵占佛山,要是再不能渡江,几个小时之后,日寇的骑兵就会追上来。最后几经周折,我们才找到一艘电船和一艘拖船,天黑前把队伍和群众全部渡过江去。
  过江后,到达四会县境,同行的三个区队分手了:北江区队往北走,到粤北各县去;中区区队往南走,到粤中各县去;西江区队继续西行,到粤西各县去。抗日爱国的进步火种,从此在广东各县广泛撒开。
  西行路上,有一“小插曲”:敌机空袭的时候,我们无意中遇见了国民党市党部的老爷们。他们是坐上满涂泥巴的小轿车仓皇逃命的。一听到飞机声,他们弃车奔向路旁藕塘的污水中,全身蹲在泥淖里,只露出戴有绿色钢盔的头来,但是,他们还感到不安全,于是,再用抖颤的双手,擎着荷叶把脸孔低遮着,惊惶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活象乌龟从水里探出头来。看见他们这个丑态,使人更加气愤!
  西江区队到了高要县的肇庆镇,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到北岸各县,一部分到南岸各县。他们按照“战工队”的编制,十多个人一小队。最初一个月,每人领到省动员委员会发下来的十二块钱,算是生活费、工作费和交通费。但是,只领了一个月,国民党的老爷又来“限共”反共,说不能“白养共产党”,把经费停发了。“抗先”同志们下到农村里,喝稀粥,睡稻草,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夜校,办训练班,组织青年、妇女团体,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工作,还对地方武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因为各个“战工队”里,差不多都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党通过队里的党员,加强对工作的领导,所以农村里的抗日怒潮很快就高涨起来。
  在西江方面,由于党的力量比较强,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所以,“抗先”来了以后,群众性的抗日团体蓬勃发展起来。高明县因为有大革命失败后荫蔽下来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的领导,少年儿童组织“乳虎团”曾经举行过万人“乳虎”大会,全面地推动了县里的抗日工作。广宁县的“抗先”同志同农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农民中的一些封建迷信团体,也因“抗先”对他们进行了艰苦深入的动员工作,而愿意“下山”参加武装抗日斗争。这两个县,有了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就成为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队的活动基地。在高要县肇庆峡附近地方,“抗先”同志帮助当地回乡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组织了武装抗日团体——“西江青年抗日自卫团”,在前线接敌地区,直接打击日寇和伪军的抢掠活动,保卫了乡土。“抗先”还在守卫肇庆峡的国民党海军水雷队中发展了自己的组织,个别思想觉悟高的官兵还被接收入党,使这支部队在抗战士气和军民关系上都有较好的表现。此外,新兴、云浮、罗定、郁南、德庆等县,“抗先”都在青年学生、青年教师、青年农民、青年店员中发展了成百成千的队员,建立起县队部,对县里的抗战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粤中各县“抗先”的活动规模也很大,中山、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等县都有县队部,很多乡成立了乡队部。整个粤中地区,有两三万“抗先”队员,形成一支强大的青年抗日力量,不但在当地各阶层人民中发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香港、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发生良好的影响,他们慰劳抗战部队和救济难胞的好些物品,都是由“抗先”收领转送的。
  北江方面“抗先”的活动,比较集中在接近前线的四会、清远等县和作为广东抗战后方的曲江、翁源、南雄等县。在这些地区里,“抗先”在农民群众中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到东江敌后去的“抗先”队伍,党员人数较多,他们在沦陷了的土地上,出生入死地动员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好些“抗先”同志,英勇壮烈地在武装斗争中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一部分留在广州市区和市郊的“抗先”队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了英勇艰苦的地下工作。
  一九三九年年初,在工作普遍展开,组织有了巨大发展的基础上,“抗先”在新兴县城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会议,正式通过队章、队徽,选举总队部委员,成立总队部和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四个总队部办事处。这次全省代表会议根据党的指示,总结了“抗先”几个月来的工作,研究了抗战形势和广东青年运动的形势,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到前线、到敌后去开展工作的必要;强调掌握武装和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会议开过之后,“抗先”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期间,各个地区的“抗先”同志先后对继续进犯的日寇作过英勇的武装斗争。北江的“抗先”同志,在清远县琶江地区发动几千乡民,打退了日寇的进犯,使日寇从此视琶江为畏途,不敢随便窜扰。粤中的“抗先”同志,在台(山)开(平)战役里,和地方武装并肩作战,在台城近郊和开平赤坎镇附近,有力地阻击和杀伤日寇,掩护了群众的安全转移。“抗先”的女同志在战斗中抢救伤员,运送弹药粮草,和男同志一样英勇顽强。平时,她们深入妇女群众中发动和组织她们参加抗日工作,为后来这一带党的地方工作和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地下交通站和伤病员荫蔽治疗所,不少就是设在“抗先”女同志的干妈和结拜姊妹家里。中山县的“抗先”同志在日寇进犯唐家湾、石岐等地时,也是打保卫战的主力。他们打退了日寇船艇多次进犯。后来还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队,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长期地坚持了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因此,“抗先”在中山、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等五县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谈起“红公仔唛”(“唛”是广州话,“标志”的意思。“抗先”队徽有红色人像高擎红旗踏着时代车轮前进的标志),都翘起大拇指。西江的“抗先”同志,也参加过芦苞等沿江地方打击日寇的战斗。至于东江的“抗先”同志则更是经常地对日寇和伪军进行武装斗争。
  但是,正当“抗先”对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愈来愈多的贡献时,对日妥协、对内磨擦的国民党当局却愈来愈凶地倒行逆施。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反对“抗先”的工作上,当“抗先”在各县建立组织时,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长以至行政专员,都伪装进步,要求参加到这个青年团体中来;进来后,他们就暗中笼络收买少数认识不清分子,企图从“抗先”内部培植起一支反共反人民的力量;在抗战热潮高涨,绝大多数青年倾向进步的情况下,他们的阴谋不易施展,于是又转而采取公开的造谣破坏、暗中监视盯梢和利用权力,限制、禁止活动等办法,来对付“抗先”,他们还借用省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命令“战工队”全部集中到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翁源县去,企图对“抗先”实行“拔根”政策。
  这些阴谋活动,对“抗先”同志是个严重的考验。绝大多数同志经受得住这个考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国民党反动派的笼络收买阴谋彻底失败,五六万“抗先”队员中间,他们找不到一个公开出来反对自己团体的人,而且愈是打击破坏,“抗先”愈加团结,群众对“抗先”愈加爱护。停发经费以后,“抗先”的吃饭问题是靠群众募捐帮助解决的;对于国民党的监视、盯梢和搜查,群众也自动起来帮助摆脱和掩蔽。
  曾经有个姓伍的国民党女中央委员乘轿回台山县的故乡,因为对轿夫讲了攻击“抗先”的反动话,轿夫一气之下,把她从轿中揪了出来,丢在半路,抬着空轿扬长而去。
  由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从城市转向农村,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在人民群众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当局要想把它“拔除”,再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了。
  随“战工队”到翁源县香泉水地方集中的“抗先”同志,不久被分派到国民党军队里担任“政训”工作。“抗先”的同志在严密监视和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军队里的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耐心地进行了宣传说服工作,坚定了他们一定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了他们对日寇作战的斗志,同时也帮助他们改善了和老百姓的关系。由于“抗先”同志做了这一系列的工作,才使广东的国民党军队能够在两次粤北战役中抵御了日寇的进攻。
  但是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当局,对于抗战有大功的“抗先”同志,却用秘密逮捕、活埋暗杀作为“酬答”。最先遇害的是从澳门回来参加战地服务的廖锦涛同志。国民党特务把他用麻绳勒死后挂在屋梁上,然后宣称他“畏罪自杀”。
  跟着,频频有“抗先”同志夜里“失踪”。国民党当局一面诬陷他们“逃亡”,要加以“通缉”。一面把人装到麻包里,偷偷地扛到荒山里活埋掉,或者运到韶关河西芙蓉山里加以杀害。这些遇害的“抗先”同志,有些是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同志。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愈干愈疯狂,全省各地的“抗先”组织都受到百般迫害;“抗先”同志为了保卫自己抗日爱国的神圣权利,在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在受了进步影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之下,对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迫害展开了英勇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当局最先想用强迫“集体加入”新成立的三青团的办法来“融化”“抗先”。为了实现这个阴谋,他们对“抗先”总队部和各级队部的负责干部,用尽了许愿封官、介绍老婆、免费供读大学、保送出洋留学等种种卑劣手段,企图引诱收买;引诱收买无效,就公开恐吓,声言“不接受‘好意’的要付出生命作代价”。“军统”在广东的头目蔡劲军和“中统”在广东的头目高信两个家伙,一武一文地“通力合作”,由摆酒席“请吃饭”,到耍无赖拍桌子骂街,就是想要总队部的负责干部说出“同意”这两个字。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在“抗先”队员们面前,他们得到的只是严正的拒绝。
  在这紧急关头,“抗先”总队部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韶关举行第二次全省代表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坚决表示拒绝“加入”三青团,坚持“抗先”这面光辉的旗帜;同时,估计到国民党当局狡计不售之后,一定会进一步进行迫害,因此,决定马上作应变准备,使广东青年的抗日爱国工作能够在困难条件下继续坚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抗先”新队歌。这首雄壮的革命歌曲,是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同志特地为“抗先”创作的。它从革命圣地延安遥远地寄到祖国的南方,给全体“抗先”同志带来巨大的鼓舞,每当我们在对敌斗争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这首新队歌高声唱起来:“我们是抗日先锋,我们是青年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旁……”。歌声唤起了青年们革命的自豪感,使人无所畏惧!
  在迫害“抗先”总队部的同时,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也纷纷对“抗先”地方组织进行迫害。但是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迫害者受到了应有的回击。当郁南、台山、中山等县国民党老爷宣布解散“抗先”的时候,他们立刻被几百以至几千群众包围住,提出质问和抗议,把他们吓得脸色铁青,狼狈万分。中山县的国民党书记长亲自率领爪牙到“抗先”县队部去,要摘下“抗先”的招牌,被事前得到消息等候在那里的几千名愤怒的群众,几乎把他打个半死。
  不久,国民党当局就通缉“抗先”的负责干部。但是广大群众甘冒株连之险,极力设法保护了他们的安全。当国民党特务侦骑四出,到处搜捕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认为可以立足藏身的乡村,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关切的照顾。我被追捕很急的一个冬夜里,就曾经得到西江上的渔民的帮助。他把我收留在他的小艇中住了好几天,不断移动停泊的地点,直到危险过去,才护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
  一九四○年春,在广东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已经见不到“抗先”的公开活动。但是,火种并没有熄灭。
  许多“抗先”干部,遵照党的指示,转移到敌后,同当地的“抗先”同志和抗日爱国的进步青年,坚决地拿起枪杆,对日寇汉奸展开了武装斗争。在东江纵队,珠江纵队,以及粤中和南路的人民抗日游击队里,无论是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有不少“抗先”同志。广东青年,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从城市到农村,同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学会了群众工作,学会了武装斗争,战胜了国民党的迫害,战胜了日寇的进攻,终于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