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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赵东黎同志的回忆节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我是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许建国同志派来的。派出前,办了个训练班。我不是正式学员,是旁听。因为我在东北有个关系,我哥哥伪满才成立时考过军官候补生,由准尉、少尉升到中尉。
  ……第三个是青年读书会,这个问题本来不应放在这里谈。它有两重性,对内是训练班,对外是群众团体,参加游行、座谈会,发表意见,在市政府登记过,也算一个群众团体。
  读书会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我记得是1945年8月29日。这也不完全可靠,也没来得及找几个人印证一下,历史问题,弄得不准确,也不好。
  青年读书会一开始,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以于万春为主10多个人。他们自己搞一个支部,叫共产党支部,找我,要跟党建立联系。他们把支部的组织方案给我看了,征求意见。他们原来受另外一个人影响。那个人叫杨文阁。后来杨文阁到本溪找东北局去了。这个人走后,他们就到处找共产党。后来跟我们建立了联系。这些青年一方面很单纯,一方面对共产党有好感。想自发搞支部,谁也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说,你们同意批准了就行。
  再一部分人是以王达、高殿阁为主的,有几个人。他们在什么地方那天找到我的,没有记清楚,现在还不太好查。
  后来,决定叫他们找个地方学习。地点那时叫园东路,紧靠西四道街小白楼。原来是日本人的,没有人了,谁占算谁的。先起学习班的名牌,我说叫“失学青年读书会”他们认为“失学”二字不好,把“失学”二字去掉了,叫“青年读书会”。
  附近有一部分青年了解之后,起先来旁听,后来也参加了。如:金树炎、魏向明,住的都与那里不远。那两部分人加上临时参加的,大概不超过二十人。办了多长时间记不清楚了。后来人越聚越多,需要扩大,通过和左林、周保中联系,又找到长春市四大财阀之一,房阀展子祥,向他硬借,民康大楼就是这么来的。这里有煤,条件还不错。
  人真正多起来还是市委成立以后,在第一次成立会上,是这样定的,凡是各系统联络的青年,暂时没有工作的,都到这里学习。由个人系统通知,都来这里报到。接着还有人要求参加。规定有两个人介绍,社会青年也可以参加。后来,又扩大一下,有旁听的,象李少光、邵大光,这些人到那旁听。两部分,一部分住宿的,像正式学员的样子;旁听的,好象是非正式学员。谁也没规定,形成这一部分,人数越来越多,总人数多少也说不清。市委会上定了,用这个地方叫大家有个学习的机会。前一个时期,这里边没有党员,从这时候起进来一些党员。党员还是傅根深同志系统来得多,其它系统少。逐渐搞发展党的工作。发展党,请苏东回忆一下。我记得那里边没有党支部,也没有党小组,是市委直接发展的。市委两个人说同意就发展了。手续绝大多数是由苏东办的(徐慎:那时,赵东黎说谁好,我和苏就办手续。你只要承认介绍,我就承认)前些时期,我记得划个表格,后来油印表格。(苏东:铅笔划,或复写。每个入党的人都必须填写志愿书,这是肯定的,由我谈话。徐慎:石磊同志来了,将“七大”党章给我们讲了。我们来的早,对“七大”不了解。那时,大量发展党员)当时有几个事让本人记住:第一候补期多长,大部分是三个月,一般本人都记得准。第二是入党时间,告诉他从什么时间开始。第三是告诉他谁是入党介绍人。这些要牢牢记住。工人入党没有候补期。象傅根深下边的工人没有候补期。(苏东:贫雇农没有候补期)
  读书会,是训练班性质,究竟有多少人,弄不太清楚。上课地点在地下室。上课时间,每天早饭前,上完课就吃饭,吃完早饭分头到各地活动。苏东在机关,有什么事,苏东就定了,管联系和发展党。但是,后来国民党特务总捣乱,砸窗户,砸玻璃,地下室就上不成课了。挪到三楼,把房间打通变成教室。到了三楼,国民党虽然还打玻璃,总是轻一些。一般的讲,在课堂上有150人上下,旁听的都站着。(苏东:有200人,再多也容纳不下了)。总数是多少弄不清楚,有随来随走的。(徐慎:有学三、五天工作需要就调出去了)。看起来,可能有400人上下样子。还有一部分代培的,其中有内人党派来的,哈丰纳组织的内人党。哈丰纳和刘健民有书信来往,哈丰纳写信介绍10几个人到这来学习,主要是蒙古族,在二楼,那时要求学习的人比较多,未能收那么多。
  那时期,国民党说那个房子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市委机关在这里,在二楼,申东黎同志在二楼东面占两个屋,接着是我的屋,孟恕来了又串一个屋,也是两个屋。市委机关在这里,我上课的时间多一些,市委别人也上课,关里干部大量来了,也住这。说它是招待所也可以,不过那时没有这个名字,关里的同志住在三楼,二楼设个服务台,有两个学生值班,买烟,给他们干点什么,不让他们上街,怕被国民党杀害。过往干部,大部分都住在这里。张启龙、白栋材、张松都在这里住过。有几批,最大的近百人。二楼有个大房间,开座谈会用,座谈会象个讲座,匡继长、刘居英都讲过。自由参加,从白天到晚上。
  这个组织,对党讲是个训练班,实际也是市委一个直属工作队,很多事都让他们办。如,到街上去撒传单,往开源堡拉枪拉炮,到街上去参加游行等。双十节国民党搞个游行,原来我们没想游行,后来搞个对立面游行。就是那次,张景珲喊口号,被国民党给盯上了。后来被国民党抓起来了。不到100人在街上喊口号、游行。“一二·九”座谈会,青年读书会也派代表参加,也作为群众组织发表意见,和国民党作斗争。整个学员活动的安全问题都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原来的10几个人是骨干,算学员也算工作人员。也听课、也学习。那时没有书,靠笔记。关里来的干部带来些材料,看了点。前个时期一本书也没有。有《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在王达手里掌握着。读书会内部有分工,韩春刻钢版,小刘组织开会、拉枪。高勤干事务工作,张景珲组织队伍。为了安全,张景珲有三支盒子枪。每天晚上自己组织站岗,三支盒子枪轮班站岗。这些主要靠他们去搞,我们不管。
  搬枪以后,我们就有了枪和子弹,这些干部是作为机动队伍,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
  第四个是新青年同盟,它的前身是东北青年同盟,这一段复杂,主要骨干是伪满“建大”学生。“建大”学生本身就有读书会。有的读书会确实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有个姓张的。是他搞的“一二·三○”事件。他们也都被捕过,上溯到伪满“建大”这个问题也不清楚。“建大”有没有共产党做工作也不清楚。问过一些人,象有,但又找不出具体人。有些人跑重庆,象孙寒光、聂长霖跟着高崇民干。有的人跑延安,象张化石,跟共产党没联系的想跑也跑不去呀。过去把“建大”活动都当作是国民党的,现在看起来还需要查证,我的看法,还可以看作是自发性的。领导成员7个,有5个是倾向我们的,有两个是倾向国民党的(一个叫王金钊,副委员长,一个叫崔万宝,是组织部长)。
  前个时期,我跟刘健民一起去了。他们门口挂牌子,我们是公开去找他们。找他们谈观点、谈问题,然后开座谈会,办小学习班。弄个10个8个人就在那里谈。过两天,又去谈想把这个组织争取过来。后来国民党省党部也在那里做工作,省党部是中央饭店的刘荣第,还有一个姓郝的伪满作家,在某县党部当秘书,是东亚杂志的。还有个姓王的,是特务。他们挂了个国民党省党部训练班的牌子。我们一看不妙,国民党搞的是自愿参加,自愿旁听,正统观念越来越强。前一段大部分倾向我们,有些中间,后来倾向国民党的多了,出现分裂。新青年同盟就是从那里分裂出来的。他们公开分裂,开过两次大会表决,谁愿意分裂就分裂出来。
  然后,东北青年同盟就一分为二了,一个靠拢我们这边,是新青年同盟;靠国民党那边的有三个青年组织;其中一个叫东北爱国青年团。三个青年组织合到一起叫东北青年联盟。它准备作国民党三青团的前身,后来它也改变了。
  新青年同盟成立的时间清楚了。是1945年10月1日(分裂的时间是9月下旬)。我也去“东青”作过大报告,是与国民党唱对台戏。我记得去讲两个题目。我跟林清源两个人去的。一个题目是国共合作的历史,意思是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就往前发展,国共分裂,革命就会损失。因为这个问题容易讲,又不容易发生分歧。第二个问题讲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是说革命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纲领。三民主义是三大政策以后的三民主义,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结果讲砸锅了,他们就不让我们讲了,发动听众递条子,都是难以答复的问题。我们事先都研究了,有思想准备,说:你们临时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律不答复,你们要同意,咱们下次再谈。我们想利用机会多谈几次。
  新青年同盟按原则讲确实是群众团体,但是也有不少事。后来关里的干部来了,增强了力量,派杨国风到那里作内部工作。肖洛(过去好象叫肖鲁)到那里管宣传,管报纸,那时争取了八份报纸,我们分给他们两个,一个是青年报,是日报,大张的,一个是儿童刊物,是小本的。那时,张庆和接收公安局,分局长缺两个,就叫他们派,他们派了高世俊和姚俊峰。
  我们做长期打算,想要和国民党搞和平民主,要把它这个组织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团体会员。我们想搞一个中华进步协会。赵家骧筹备一个春华中学。我们想在那里面安排两个人去当教员。那时徐慎拿两万元钱跟他谈条件。我们就从“新青”那里派出两个人。同时他们本身也是搞学生运动的。到一个一个的中学去工作。那时,中学已经开学了。搞一中、二中的学生运动。后来从那里也拉出一部分青年,象王晔、王革、张焕文等10几个人,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带走了。叫他们搞学生运动,也办文化补习班。后来搞政治学习班不行了,很多人不参加。搞文化补习,插着讲讲政治还行。既是群众组织,也和国民党作斗争,在“一二·九”座谈会上和国民党青年联盟斗争的很厉害。这些人当时既作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完成我们临时委托的任务。
  为什么建大第二期生是骨干,我们不从二期里发展党员?因为,他们有点抱团,有些事情他们研究完才拿到大会上去,所以不发展二期生。发展四、五期生,四、五期生是中坚骨干。七、八期生是小孩子,去听广播呀,象高狄办青年报,伏在榻榻密上听收音机,搞记录。《青年报》的稿子也靠广播。我们那时往榆树、磐石、公主岭、四平等地都派了人,去开辟工作,组建新青年同盟。给他们任务自己干。范围很广,有关系就派,主动找上来的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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