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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新青年同盟
 
抗战胜利后,党在长春市最早领导建成的进步青年组织
张为 傅昭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新青年同盟(以下简称“新青”)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长春市工委领导下,以自发建立起来的东北青年同盟(以下简称“东青”)的进步核心、骨干为主,和一批进步青年建立起来的党直接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新青”从成立到撤出长春市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为党的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这些进步青年,由于过去受过党的思想理论影响,在党的教育启发下,很快接受了党的主张和领导,公开宣布拥护“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
  “新青”这个进步组织,在党从地下转入半公开的特定条件下,通过所掌握的各种宣传手段,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以及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行径等方面起到了难以代替的作用。
  “新青”这个进步组织,通过读书会、学习班和夜校等途径,争取、团结了大批青年,为党、政、军输送了一批干部,40多年来,迅速成长为各方面的领导骨干:50年代在吉林省工作“党政十三级”干部有高狄等10人;最早成为“吉长部队”建军骨干的有马镇山、贲长铭、刘明理(曾任总参政治部宣传部长)等10多人;另有王汝(第五任团省委书记)、王革(江西省赣南地委书记)等来自学生运动的干部多人。现在已熟知的60多人中,地师级待遇以上的就有40多人。
  此外,“新青”还有通化、吉林、怀德和通辽四个支部分别在当他党委直接领导下开展了进步青年活动;当时市委还曾广泛地用“新青”这个进步青年组织的名义,派人直接到附近市县组建“新青”,开展党的青年工作,或对找到市委来的进步青年,同意他们回去用“新青”名义开展青年工作。这些“新青”组织与“新青”本部并没有直接联系,其活动内容本文不加叙述。
  由于市工委并未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构,当时有很多工作急需开展,许多事委托“新青”这个群众团体来进行。因此“新青”的工作范围,比当时和现在我党领导的青年工作所涉及的工作面要广泛得多。这是党和时代的需要。
  当时市委的党报《长春新报》对“新青”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认为“新青”“为人民的正义事业……干得最起劲、最切实”。“耐苦、果敢、奋斗精神殊值感佩。”是个“前途远大的很有希望的青年团体”。
  “新青”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完全是党的重视和加强领导的结果,也是党组织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党为“新青”付出了相当大的力量:1945年9月建立中共长春市工委的五位委员中,赵东黎、刘健民两位委员,从8月25日开始来“东青”团结教育我们这批进步青年,在政策和策略上指导我们进行斗争。另一位市委委员、组织部长徐慎也很了解我们的情况。“新青”建成后,派来延安老干部杨国风、肖鲁二位同志驻盟具体领导各方面工作。为了开展学生运动,市委书记申东黎于10月上旬为学生作过报告。为加强《青年报》的宣传工作,市府秘书长张文海同志支付报社全部经费,市长刘居英同志为报纸审过稿。八·一五后曾为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的周保中同志还于10月上中旬,来“新青”视察过工作。市工委在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时,也谈过作为群众团体之一的“新青”开展的活动。
  “新青”的成员在克服缺点中前进,政治上是十分坚定的,都是坚决跟党走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跟国民党走的。参加革命40多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和各种考验,大都对革命忠贞不渝,并积极拥护改革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四十多年后重新回忆党领导我们进行的这段斗争历史,更加认识到当时长春市工委领导的正确性。当时党组织是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的。工委领导经过地下工作的“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革命的胆略,充分运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有利形势和条件,集中部分力量迅速团结教育并领导我们这批进步青年,经过公开辩论和斗争建成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作为党在长春的依靠力量之一。在我党老干部、部队还没大批到达之前,我们的党在苏军占领下的长春这个日伪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和国民党派员“接收”东北的“行营”所在地,在“一批大学生和中学生跟共产党走,积极宣传共产党”的舆论声中,为了和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块战略要地,党曾派刚调来东北的老干部,直接领导我们开展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以加强党在青年中的群众基础,扩大党的活动阵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开展。这是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争夺东北青年的胜利。也为实现党中央在东北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
  现在就“新青”的发展历程,分三个部分回顾如下:
  一、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坚决跟党走
  革命的青年运动,是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党的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新青”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在“东青”建成不久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和领导。从“东青”建成到分裂的四十天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矛盾开始突出,发生了我党我军要就近就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蒋介石制止我党我军受降,命我军“原地待命”之争。8月28日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其前之8月20日苏军空降长春等大城市,开始占领东北。
  为了加强我党我军在“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中的有利地位”,9月19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出:“只要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此作了妥善部署,以“保障我党对东北的控制”。(《刘少奇选集》371页。)于是开始加强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力量。在此之前9月15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来东北主持工作。于是我党我军在东北迎来了新局面。
  1.“东青”的斗争,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反映
  “东青”是在“8·15”后第四天的8月19日,由一些欢庆祖国光复,想对祖国有所贡献的在长青年自发建立的青年组织。成员以伪建国大学学生为主,还有其它大学一些学生和教师、职员及社会青年。到分裂时发展到200多人。
  当时苏军已经进驻长春。地下国民党和敌伪残余结合在一起,公开出来活动,扩充势力;我地下党也在半公开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东青”成员中在过去处于地下极为隐蔽和互不了解的各种思想倾向开始逐步暴露出来:有些人过去受过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影响,思想上倾向国民党;有些人过去虽不了解国内斗争情况,但受过马列、毛泽东著作的影响,思想上向往共产党;多数人由于对国内形势的不甚了解,当时持观望态度。由于存在着这些分歧,在“东青”人员集结起来四天后的8月23日讨论“东青”章程时,就出现了新旧三民主义之争。当时有的进步同学就坚持提出“实行新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进步的政治主张。在会场准备中,愿画制并悬挂孙中山像,拒绝画制和悬挂像;同意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拒挂国民党旗。而倾向国民党的人,坚持“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那套国民党的纲领。为了团结多数青年,最后用“遵循总理遗志”代替“遵守总理遗嘱”,用“建设理想的社会”,代替“建设大同世界”等。并确定“东青”的性质和方针为“无党无派,来去自由,拥护国共合作,共同建国”。
  在“东青”本部领导成员中,主张实行新三民主义者占多数。当时除因国民党有关的“12·30”事件被捕刚出狱的“本部长”(即主任委员),和一名“企划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委员,讨论“东青”大事起参谋作用)二人外,其余六人都主张实行新三民主义。即“副本部长”田夫、总务部长高世俊、组织部长傅昭、企划委员马镇山、贲长铭、宣传部长裴士扬。以上都是伪建大学生。他们由于政治观点相同,团结了在校时并不熟悉的一批骨干力量张为、高地(高鸿九)等,还有“东青”宣传部的部分成员。另一方面,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早就打了“东青”的主意,想把“东青”攫为已有,又多方施加影响,幕后活动频繁。于是“东青”内部由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很快就成了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的斗争焦点。
  进步同学在“8·15”后开始找党。马镇山等主张尽快和共产党联系。裴士扬当时和熟人约好找到时立即联系。高地(高鸿九)等认为共产党一定会在贫民多的地方出现,于是在二道河子租了房子找共产党。就在这关键时刻,党的地下工作者赵东黎、刘健民在8月25日来到“东青”宣传部。“共产党人果然出现了!”赵、刘二人虽然互相知道名字,还没见过面,但主动找“东北青年”和宣传发动群众,同国民党争夺青年的共同任务,使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来到“东青”两位地下工作者在这里第一次见面了。
  进步同学在与赵、刘二同志接谈后即约定在傅昭家同“东青”核心中的进步同学一起开会。赵、刘同志讲了“国家、阶级、民族”,和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抗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政治主张等。提出了进步青年要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影啊,争取团结更多青年的任务。当时都表示拥护这些主张和任务,并约定经常来盟指导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田夫、傅昭、马镇山、贲长铭、裴士扬、高世俊等。会后即向观点相同的人传达,在统一认识之后,再向外扩大,争取更多的人站到自己方面来,如裴士扬一直对张为等如实传达赵、刘的讲话,同时当即决定把宣传部作为团结同志的活动阵地。对宣传部的骨干秦铭江、贾文和田真(建大八期生苗崇元)等经常传达赵、刘讲的问题。在公开活动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对同我党持不同意见的进行辩论,结果宣传部的同志全都跟党走了。从这时开始,进步力量都主动加强了与党的联系。
  事后发现赵、刘二位同志在傅昭家开会时曾有人“盯梢”。为了回击这种鬼蜮伎俩,便利用公开讲课,当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以争取更多的人跟党走,于是决定邀请赵、刘二位同志来盟作报告。让大家看到共产党光明磊落的态度,并当即宣布次日下午开大会,并通知国民党人参加,以便公开辩论。会议在“东青”大会议室召开。国民党部确实来了两名科长。会议由田夫主持,事先已商定,提问题时可以写条子,以便留下次解答,不作即席解答。赵东黎同志作了国共合作问题的讲话,又讲到解放区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在讲到各党派参加成立联合政府时,大家热烈鼓掌,其间,也曾有人写条子要求讲苏军纪律问题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的关系问题,当时一律不作答复。在赵东黎同志讲完后,刘健民同志说:“共产党人已经公开了我们的主张,希望国民党人讲讲你们的主张!”但会场哑然,国民党的两名科长没有答话。会后陈抗找赵东黎边了解其父亲刘芝明(三十年代的老党员,后为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在解放区。)的去处,边提出为了解答中国党与苏联党的关系,建议讲第三国际问题。
  以后赵、刘二同志经常找田夫、马镇山、傅昭等了解青年动态并提出引导青年进步的意见。“东青”搬到“王道书院”后,宣传部单独搬到永春路北口小楼,赵、刘经常来这里找核心内外的进步同学谈话,地下党当时的工作方法是既抓头头作工作,又抓骨干,这里已成了与我党联系的据点。
  地下党十分信任进步同学,进步同学竭力保护地下党。当时为了深入交谈有关问题和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傅昭和高地都曾留赵东黎、刘健民二同志在自家住过;地下党在有国民党人参加的大会上作报告时,由于这种作法是空前的,田夫、傅昭等也作了防止意外的安排。
  在这期间,国民党对“东青”步步紧逼。他们看到一口吃不掉“东青”,就制造蚕食的条件,提出与“东青”合办训练班,目的是既可插手培训,又想网罗一批人,为他们扩充势力。“东青”的核心成员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国共必将合作”,“东青”又有培训力量。想借短期培训之机可以使同学到外地发展“东青”,于是同意合办训练班。可是在训练班结束前,国民党竟公然要求在训练班学员中发展国民党员,由于田夫等发动训练班学员中的建大同学予以抵制,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加入国民党,只能利用与国民党合作,到各地开展青年工作。但是,这毕竟与国民党发生了联系,有的人后来被拉去参加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赵、刘二位同志发现后,指出此事的失策,核心中的进步力量接受了批评。第二期训练班就完全由“东青”自己举办了。在这期间,进步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在进行反对国民党控制“东青”的斗争的同时,还参加党的社会活动。九月上旬在人民公园(现儿童公园)召开欢迎苏军解放长春大会。我党刘健民同志要求田夫代表长春青年讲话。田夫讲了欢庆祖国光复和东北解放,欢迎国共合作,建设新中国等。当时周保中同志以苏军卫戍副司令黄中校名义讲话。刘健民代表中国共产党也讲了话。
  作为纪念“9·18”的具体行动,受市委赵东黎同志指示和委托,田夫带领盟员,去“儿玉公园”(现胜利公园),用钢锯锯下骑在马上的日军侵华派“儿玉大将”铜象的首级。这一行动给日寇进攻时采取不抵抗、日寇投降后又企图利用日军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头一棒,深受市民欢迎。这一行动也受到战后日本的重视,在其文艺作品和教科书中虽没指明地点,也曾有所反映。
  此外,赵、刘二同志依靠进步力量,随时抵制国民党在“东青”可能进行的不利于党的反动活动。当时“东青”亲国民党的头头提出要成立“东青”剧团,并由他亲自进行筹备并自任团长,他又找来一名老演员任副团长。戏虽没演成,但进步力量是按党的安排参加进去,防止意外事件和准备斗争的。当时为防止上演国民党的那套反动戏,在赵、刘两同志的亲自过问和具体安排下,决定陈抗以剧务部长、裴士扬以总务部长名义参加进去掌握方向。
  2.“东青”一分为二,“新青”即将诞生
  当时由于国民党想控制“东青”,“东青”领导成员中,进步力量和保守力量更加阵线分明,相互斗争已日趋激烈,而且公开化了。“东青”的分裂已迫在眉睫。
  在此之前,贲长铭和马镇山就有从“东青”分出来,成立自己的组织的想法,还曾和其它进步同学讨论过两次。“东青”的内部斗争发展很快,内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实际是两党争夺青年的反映,而这种斗争又直接受东北以至全国形势发展所左右。党对青年的团结和争取,以及对国民党的尖锐揭露,经常使国民党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不顾一切地企图一口吞掉“东青”。党已经清楚地看到“东青”的分裂不可避免。但为了更多地争取团结一些青年跟党走,指示进步青年要作好分出来的准备工作,等待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
  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开始逼得更紧了。九月下旬,他们又以“青年大联合”名义,再次提出把三青团的外围组织“爱国主义青年团”和在伪军官学校的“忠勇报国队”合并到“东青”来,其目的是想把接受我党领导的“东青”进步力量挤垮,使“东青”这个组织改变性质,成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时我们已经认识到,进步力量不只是针对“东青”内部保守力量的斗争,而且完全是对“东青”幕后国民党势力的斗争。
  当时,田夫、马镇山等进步核心成员,还有从外地回长的夏毅文等,立即向赵东黎和刘键民同志汇报,经他们二位同意,立即采取行动从“东青”分出来,另建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于是,分头在盟员中进行个别谈话,再作争取工作,尽量多争取团结一些同志。
  大会是在“王道书院”教室召开的。亲国民党分子主持会议,提出讨论与“爱国主义青年团”和“忠勇报国队”合并的问题,并交付大会辩论。进步力量这时又提出建盟时,坚持“实行新三民主义”等我党钢领和“拥护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坚决不同意与以上两组织合并。并宣称,如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我们将退出“东青”并要求对我们的主张进行表决。参加会议的百余人中,同意我们主张的20多人。于是我们当场宣布退出该盟,另建新盟。并提出不得再用“东北青年同盟”名义(后来对方改称“东北青年联盟”)。
  当时此种公开在大会上宣布拥护我党政治主张,退出“东青”和另建“新青”的革命行动,表现出东北的进步青年跟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同时也为犹豫观望的人指出一条追求真理与正义的道路,所以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盟员中,死心踏地跟着国民党走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当时处于犹豫观望状态。他们当时对国内实际情况和时局的发展认识不清,有的想继续念中国自己的大学,有的想再观察一个时期再定行止;他们有的人受了国民党反苏反共宣传的影响,有的接受了“唯武器论”的观点,有的对被夸大的个别苏军士兵的违法行为想不通,而产生了盲目的民族情绪。决定他们行动的,是由于思想基础的不同以及对国内实际情况的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差异。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些人,后来或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历次学潮的骨干,或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或陆续投奔解放区,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分裂出来的“东青”领导成员有田夫、傅昭、马镇山、贲长铭、高世俊、裴士扬;“东青”宣传部全体工作成员张为、贾文、秦铭江、戴东明、田真、陈风、宋大我;还有张健和三名女同志张雁英、马革、金英。陈抗、贾茹、高地和姚俊峰同志当时并不在场,是后到“新青”的。
  3.“新青”成员跟党走的思想基础
  抗战胜利时东北青年的思想特点与关内青年有所不同。任弼时同志说过:“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接触过外部世界,象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方向。”这是对东北青年最正确的理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策特点是想尽一切办法妄图割断我们同祖国和关内的联系。低年级大学生几乎全部受的日伪教育,虽然它的奴化教育没有发挥什么大的作用,但对关内情况的封锁,毕竟产生了效果,使不少人失去了对“8·15”后局势判断的能力,出现了一段对全国局势的认识过程。赵东黎同志根据他解放前后的工作经验指出:“8·15后的东北青年,大部分是跟国民党接触一段以后,才跟共产党走的,直接跟党走的是少数人”。而“新青”的成员就是“8·15”后直接跟党走的少数人中的一批。为什么他们能作到这一点呢?这里有党的胜利和党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党对我们作了团结教育工作的结果:
  ①党在抗战时期对东北一些青年的思想影响。我党抗日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和抗联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对受压迫的爱国青年是难以完全封锁住的。此外,有的同学就是革命者的亲属和后代,当然要跟党走的,如陈抗曾随其父亲刘芝明在上海为地下工作者站岗放哨和通风报信;党的工作者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和同学发生过各种联系,赵东黎同志经过长时期的调查了解,认为“建大有没有党做工作也不清楚,问过一些人,象有,但又找不出具体人。”当时来自进步的日本留学生的联系,要比来自解放区的联系方便得多,如我党东京支部负责人孙平化曾给熟人写过信并寄来第一本《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如组织读书活动就是受这些影响而开展起来的;日本教授也从反面透露:“打败国民党已不成问题,而共产党是最难对付的。”这就使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②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启迪。在日伪严密统治下,读到“禁书”绝非易事,发现与共产党有关人员是要坐牢杀头的。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偷偷阅读可能找到的进步书籍,探索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也并非怪事。石丹(张雁英)在齐齐哈尔中学时,因读进步书籍曾被捕过;伪法政大学毕业生黄复生因读过进步书籍才参加“新青”的。伪建国大学读到进步书籍的机会和条件还要多些。因为建大的第一任副校长作田庄一(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授时,以“批判”马列主义著称,而他讲的“统制经济学”和对我党有影响的左派教授河上肇讲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唱过对台戏。)曾自信地认为同学们学习马列的书不要紧,最后会用日本的那套理论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所以在日常学习中允许“自由阅读”,当然中国学生也只能是偷偷地看。而建大图书馆里马列著作日文本几乎应有尽有,还有日文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当时也可以从鲁迅的朋友东京的内山丸造的书店中买到《大众哲学》等书籍。
  于是当时利用同乡或同学关系,在思想倾向接近的同学间,开始组织了极为秘密的传书读书活动;也有的自发组织起读进步理论的读书组织。当时有的人钻研《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原著,但影响最深的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大众哲学》等著作,从而了解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而“9·18”前受过教育的上班同学开始批判在头脑中有过印象的三民主义,思想开始向左转。我们在“新青”进行的各项活动,也是以学到的这些进步理论为基础的。
  随着进步理论的学习和形势的发展,有的同学在1943年前后就进关参加革命了,有的继续留校搞读书活动。而到关内参加革命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有的直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有的到达重庆高崇民处参加党的革命工作。这些进关参加革命的同学,对我们起到了引导作用。包括被捕入狱及死在狱中的同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给在校同学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象。
  最能说明当时思想理论影响的是伪建大三期台湾籍同学李子秀(吕芳魁)入学后“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秘密学习进步书籍,认真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1942年被日军强征入伍后,他在1945年春带着日军“少尉”军衔,从日本到北平找地下党,6月到晋察冀参加炮兵建设。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2月的军事试验中不幸牺牲。1984年9月在张家口为这位台胞重修烈士纪念碑,聂荣臻同志题写碑文,肖克、杨成武主持并参加揭碑仪式。当时的《人民日报》载有报导和悼念文章。
  此外,由于上述思想理论影响,“8.15”以后,在外地的同学,不少人就近就地参加了党的工作。如李文鹤、石万生在丹东,孙洗凡在临江参加革命就是例证。
  “新青”的核心和骨干当时跟党走并非偶然。他们曾是在校进行读书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伪建大二期同学田夫、傅昭、贲长铭发起,后由马镇山和高世俊参加组织的读书活动,是在1941年“12·30”事件一批参加国民党“东北抗战机构”读书会的学生被日本宪兵队拿到名单全部逮捕后(直到1945年“8·15”才被放出)他们冒着极大风险,利用上班同学对下班同学的影响,而继续组织读书活动,并在毕业前将组织读书活动交给五期同学夏毅文(夏敏新)继续坚持,思想明显左倾。七期生何介人在1945年出走时,田夫和傅昭同他约定的方向是延安。核心中的裴世扬原是四期同学,同张权一起思想倾向我党。雷行(索景纯)、聂长霖进关参加革命前曾一起参加过在校较有影响的进步读书会。此外,当时参加读书活动的还有五期同学张为参加过三期王国柱(1943年进入关内解放区参加革命)组织的读书活动,其家人回胶东探亲了解到解放区的革命情况;六期张建(宝金)也曾参加过四期白振铎(1943年到重庆经高崇民参加革命)组织的读书活动。关于建大学生有进步倾向一事,建国后公安部作过多次调查,已有正式结论。
  ③地下党耐心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对我们的迅速参加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除了如前所述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十四年封锁与隔绝之外,当时又处在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的转折时期。斗争对象由日本帝国主义马上转为对国民党反动派。作为当时的东北青年,能顺利完成这个转折并非易事。
  当时的党组织,既肯定我们一些人“读过进步书籍,有进步要求,同情并向往共产党,革命热情很高”,但又发现很多人对关内的实际斗争和抗战内幕的具体情况很不了解,有如“一张白纸”;有人还认为,过去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今后国共合作共同建国仍将是国民党领导,仍有正统观念;当时对我党我军的实际力量并不了解,我们跟党走时都有长期蹲山沟打游击的思想准备,谁也没想到取得全国胜利会如此之快。为此,当时党组织对“东青”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由于当时的进步青年毕竟还同亲国民党分子都在“东青”组织里,有的人思想界限一时难已划清;有的人虽读过进步理论,也有进步要求,但每个人的认识水平不可能一致,急需帮助和教育。因此,地下党对“东青”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方针,是极为正确的,以“争取、团结”更多的同志跟党走。
  当时党组织针对青年中存在的一些思想,认为提高他们的认识最为重要。向大家讲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的正确主张和斗争情况,特别是党在“9·18”和西安事变等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使大家真正了解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于是豁然开朗。另外,按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讲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解放区群众斗争日益壮大的实际情况,增强对党和人民力量的认识,克服存在的正统观念。也曾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使大家了解两党的不同主张:即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建国,国民党仍要“反共戡乱”、打内战;共产党依靠人民大众,国民党搜罗日伪残渣余孽同流合污。并揭露国民党派系倾轧等腐败现象,使大家认识到建设中国的重任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对澄清模糊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④最现实的教育之一是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的巨大影响。
  思想作风问题是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赵东黎和刘健民二位同志是在1943年到1944年由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和当时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华北前线指挥部滕代远副总参谋长谈话后分别派来长春一带潜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的。他们来“东青”时,穿着黑布衣服,戴着草编斗笠,同普通百姓完全一样。他们讲述党的主张和理论,以及联系实际分析形势宣讲党的政策的逻辑力量,马上征服了我们。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真理在握,使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觉得精神上有了依托和力量。这和当时国民党人那套利用裙带关系,勾结日伪残余,大吃大喝,封官许愿,争权夺势,贪污腐败等作风是根本不同的。当时确实对我们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们就是受到上述影响和教育才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二、紧跟党在东北的战略部署,积极献身斗争
  “新青”正式成立后,直到从长春撤出的三个月内,国内形势和党的战略方针又有很大变化:
  10月10日发表了《国共会谈纪要》,提出避免内战及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国民党不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并没放弃其内战计划。
  9月末美军在塘沽登陆,掩护国民党向东北大量运兵,国民党又集结大量部队开始在秦皇岛登陆,也由于苏军要将中长路及沿线让给国民党接管,我党的战略方针开始由拒阻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转变。12月28日党中央重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的重要任务,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发动群众。还提出工人和知识分子工作对“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我党进一步加强了建设东北根据地和长春的各项工作。
  1.制定“章程”和发表“宣言”,“新青”宣布正式成立
  10月初的长春,形势日趋复杂。“接收大员”已经到达。国民党部在继续扩充实力。我党由于调来东北的老干部开始到达,于10月间加强了市工委领导,石磊任书记、申东黎为副书记。11月刘居英任市长。九月末开始,“妇女同盟”、“东北作家联盟”、“电影工作者同盟”等一批进步的群众团体相继建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于10月1日正式建成“新青”。
  我们在七马路占到一座日伪的四层楼作为盟址(现在胜利大街51号)。由高世俊、夏毅文带着市委开来的介绍信,搞到一批高粱米、采暖煤和菜金。只供工作人员吃饭,大都是高粱米饭、白菜汤。在分裂前,就从一仓库中搞来大批毛毯和铁床,早作了物资准备。
  赵、刘二同志和为首的成员商定,新组织名为“新青年同盟”。既有继承“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之意,又与我们分出后对方建立的“东北青年联盟”有根本区别。
  章程是包括政治纲领的,是由张为、夏毅文起草写成,经赵、刘二同志修改和讨论后通过的。主要内容:团结青年学习进步理论,为真理而斗争。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实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并提出长远目标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等。希望参加的新盟员要接受上述纲领,并有一两名盟员介绍才可入盟。我们之所以在章程中写入了党在当时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在学校时,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过长期探索和学习党的理论路线的结果。“东青”建立讨论“章程”时,我们就提出并坚持过,在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之后,更坚定了拥护党的纲领的信心。当时参加这些起草工作的,还有从外地回长的刘明理、肖国学等同学。
  为了表明“新青”对当时国内局势的政治态度,我们还发表了《新青年同盟宣言》。是由贲长铭起草,裴世扬写成,刘健民同志修改后于10月10日发出和张贴的。还在当天全市庆祝“双十节”的游行大会上广为散发。(原来文本已在吉林团省委的档案中查到)
  宣言提出:抗战胜利“是由全民族作英勇搏斗而得到的”,“建设祖国的主力”也必须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即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提出当时的战斗任务是“急速建设解放后脆弱的祖国,使之树立起全民政治的巩固基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号召“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青年”,“认清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时代性格”,“广泛开展青年运动”,“严密监视中国革命的反动化、封建化、腐败化和官僚化!”“肃清封建反动和破坏全民利益的一切势力!”“积极促进新中国建设的完成。”这个宣言在长春市当然有很大震动。
  “新青”的机构和人选是由市委赵、刘二同志最后确定的。主任委员田夫、副主任委员为一名留日同学;设三个部,总务部长高世俊、副部长夏毅文;组织部长傅昭;宣传部长裴士扬、副部长张为;训练部长徐兴(也是留日学生);马革为企划委员之一。
  “新青”是长春市委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但对外仍是“独立自主的群众团体”。建成五天之后,市委派延安老干部杨国风、肖鲁二位同志住盟具体领导。刘健民调任吉长部队司令员。市委委员、宣传部长赵东黎经常来盟领导“新青”总的工作。
  2.“新青”以群众团体名义为我党在长春市展开了一次空前的宣传攻势
  宣布成立前夕,宣传部和许多同志彻夜未眠,突击搞出版画、标语、口号和宣传画约500多张,从七马路到火车站、大马路及市内重要地点都贴到了。有的同志,还在当夜贴到国民党省党部的大门上。这次行动实际是对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作了一次大张旗鼓的突击宣传。有的市民说,“共产党的标语上街了!”在长春引起轰动。宣传内容都由市委宣传部长赵东黎看过的。除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外,针对国民党的内容有:坚决反对一党专政,拥护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等。针对战后现实斗争的有:打倒汉奸走狗;肃清封建反动势力;绝不允许汉奸走狗重新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此外,还作了以下工作:
  ①全文油印十月十日发布的国共和平谈判纪要,即“双十协定”,张贴街头,很受重视。
  稍后,贾文、田真还油印了《共产党宣言》500份,宣传共产党的基本思想,并作为学习材料分发给盟员和学习班以及其它与党有关的外围组织。
  ②油印《新民主主义论》和《大众哲学》有关部分,即刻一张蜡纸,可印1000张,作为盟员和所办学习班的学习材料。
  3.部分领导成员和骨干,参加党的建军和治安工作
  “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新青”成立不久,刘健民同志和赵东黎、田夫同志商定抽调干部参加建军。很快公布了名单。从外地来长春的进步同学也集中在“新青”一起参军了。当时关内老部队的老干部还没到达。
  当时随刘健民到达吉长部队驻地朱城子时,已组建起几个连队,开始边受训、边扩大队伍,边开辟解放区。前后共有三批:10月初有马镇山、贲长铭、夏毅文、宋文海等;10月中旬有裴士扬及从外地回长的进步同学路珂、王忠直、肖国学、刘明理、启运等;12月份在岔路河参加部队的有王林等一批年龄小些的同志。这些同志经受了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血与火的考验,有的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了,有的成为师团级干部,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近年才离休。
  我党派刘居英市长于11月份接管长春市工作后,为了加强长春市的治安工作,市委抽调“新青”姚俊峰、高世俊带赵东黎的介绍信,找我党派来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成功,参加治安工作。
  姚俊峰任六分局(铁北一带)公安分局副局长。高世俊是被派出参加接管市公安局的中层负责人之一。
  由于大批干部调出,“新青”机构人员有所变化。除主任委员田夫、组织部长傅昭外,裴士扬调出后,由张为任宣传部长。
  4.党领导我们开始加强“新青”的自身建设
  杨国风、肖鲁二同志是第一批来自延安的老干部。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可以直接听到延安的情况了。为加强各方面工作的具体领导,除赵东黎同志作为市委对“新青”工作的主管人员,直接同田夫研究“新青”总的工作外,肖鲁同志和张为负责报纸和宣传工作;赵东黎通过傅昭抓学运工作;杨、肖二人还抓盟内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以及武装工作。
  按照延安青年的生活方式,活跃我们的政治生活,晚间把盟员集中起来,除了谈延安抗大的学习和生活之外,还介绍老解放区青年运动的经验;肖鲁还和大家一起读从延安带来的《新华日报》,讨论各种问题;还领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是开路先锋”……等。还组织部分同志去市委听领导同志作报告。贾文、马革等听过刘居英市长讲话,主要是介绍八路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依靠和团结群众积极抗战,及关内老解放区的情况等。另外,还组织过部分同志去市委听老同志介绍延安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等。与会者增强了革命的自觉性。
  经赵、刘二同志介绍,开始在“新青”发展党员。当时是秘密地个别吸收入党的。一般是经杨、肖个别谈话,并了解个人和家庭情况。又听肖鲁同志讲党课,在阅读《党的知识》后,开始填表,并决定和某同志一起活动。张为就是这时入党的,还随杨、肖去市委机关所在地“民康大楼”的二楼会议室,参加“市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问题。会上还看到在长春的申东黎、张克威、张文海、肖林(谦之)等几位领导干部。
  党对“新青”的同志是非常信任的,当时还给盟员发了枪支弹药,准备参加坚守城市的游击战争。由杨国风同志领来“三八式”大枪二、三十支,还组织了短期的军事训练,大家都积极报名参加,准备随时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听从杨国风同志的统一指挥。
  为了落实东北局“肃清敌特”和拥护民主政权的指示,杨国风同志还组织盟员,进行过抓特务活动。根据情况,杨国风同志带领。田真、马革等同志,在我公安人员配合下,去小五马路抓坏人。抓到后当即交给我公安人员带走了。
  此外,为了全面接管城市,还准备动用“新青”力量协助有关部门,清查敌伪财产。后因撤退未能开展。
  5.在市委的主持下,运用出版进步书刊,演出进步话剧等手段,扩大党的影响
  当时苏军准备八份报刊,由我党公开出刊五份中,“新青”领回《青年新报》和《新少年》两份。《青年新报》是我党在长春的重要舆论工具之一,也是党对青年进行宣传和团结教育的报纸。当时以青年群众团体面目出现,11月初在长春出版,坚持每天出四版的日报。到撤退时止,共刊出40期左右。日发行量由2000份增到8000份,远销沈阳、哈尔滨和东北各地。
  为了办报,我们带市委介绍信去接管出版伪满政府报纸的《康德新闻》社作为“青年新报”社址。我们的同志住在那里,并领来枪支弹药作报社的保卫工作。
  当时伪《康德新闻》社有很多工人,我们出版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市领导指示,为了团结工人阶级,全部留用,一人不减。当时从市府秘书长张文海处领来二万五千元,可解决一个多月的工资和经费问题。
  报社由张为(当时名张大为)为社长。肖鲁(笔名肖洛)为主笔(即总编辑),并掌握总的方向。秦铭江负责处理报社日常工作。编辑和记者有高狄、田真、宋大我和王林等。还留用了原报社的部分年轻编辑。
  当时版面的主要内容有:重大新闻和政治消息;市委市府的决定和市内新闻及揭露国民党人和“接受大员”的劣迹等;部分转载过《九一八到七七》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它进步理论文章。文艺栏还转载过鲁迅和丁玲的短篇小说。
  消息来源:曾由编辑人员在夜间用收音机收听音量很小的延安和张家口的新华社新闻,还登过塔斯社消息。稍后党报《长春新报》传来新华社的打印消息稿。我们自己也采访市内消息。
  登载在头版头条的新闻有:长春市长刘居英发表施政演说,公布施政纲领,讲清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并宣布取消日伪强加于人民头上的出劳工和出荷粮等,提出肃清敌伪残余。并亲自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长春一中学潮的消息和报导;包括纪念十月革命节等消息。
  报纸付印前,由秦铭江将大样送给刘居英市长等领导审查。另外,还向延安来的老干部、《长春新报》主笔肖谦之同志请教过本报的编写方法等(这份报纸本应该找到,但查过几处未能发现。)
  期刊《新少年》是面向少年的32开半月刊。共发过二、三期。由陈抗、贾文(当时名叫李彦)主编。参照解放区的识字课本编写。内容有:人、穷人、富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等。由书店发行。
  “新青”刚成立的十月份,成立了“新青年出版社”,先后由姚俊峰、黄复生任社长。决定以《青年丛书》形式出版那些曾把我们引向革命的进步书籍。
  《青年丛书》发刊词中写道:“竭力搜集推进社会前进的理论”“来推进社会走向真理的途径。”其中的《社会发展简史》一书已经找到,由编辑人陈抗重新修订后,于1945年11月印发三万册。发刊预告还列有《大众哲学》、《中国革命简史》、《新哲学讲话》等。
  创办出版社时,姚俊峰带市委介绍信,接管日本人经营的“日满”印刷厂(现吉林日报社)及其纸库(现政协对门)。从成立到我军撤出近三个月期间,除前述《社会发展简史》外,还印发了《大众哲学》《九一八到七七》及《中国近代史》等。另外,《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解放区战场》等书,只印发了一部分,未及全部装订印出就撤退了。所印书籍大部由赵东黎同志等分发给进步团体和部队。也通过各处书店销到市内外一部分。撤退时杨国风同志连同枪支拉走一车去岔路河我军驻地。
  当时是借助二期同学李文鹤的亲属等一批人把印刷厂搞起来的,这些同志也都一道参加了革命,离休前都是负责干部。12月撤退时,为了处理善后,需要部分资金,姚、黄二人到吉长部队建军的朱城子,找司令员刘健民同志。当时由“新青”来部队的马镇山、贲长铭帮助搞到部分资金,解决了工人的全部工资。
  “新青”建成后,当即组成“新青年剧团”,由陈抗任团长兼导演。在现在的艺术剧场演出共产党员剧作家阿英的《不夜城》,共五、六场。这是一个反映上海工人阶级同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故事。由陈抗、张雁英(石丹)、贾茹主演,金英、可人也参加了演出,还外聘了一批青年演员。这次演出与长影剧团的《阿Q正传》等一起,形成上演进步话剧的潮流。市委《长春新报》给予了肯定,认为“颇得人民好评”。
  6.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广泛深入地开展青年运动
  根据党的战略部署和长春当时的情况和需要,“新青”在1945年11月15日党报《长春新报》第一期上发表了广泛深入地开展青年运动的要求和主张。当时提出:“进步青年要站在和平、民主的立场上,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一切力量联合起来!”提出的“三项目的”是:“①彻底的民族解放;②肃清汉奸及反动势力;③积极建立全民政治的巩固基础。”
  为了适应形势,广泛团结群众,提出“三项具体主张”:①“政治上要联合全国有血有热的青年,与肯为民众谋福利的各阶层青年,精诚团结,共同奋斗,以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并明确提出“反对内战和少数人的法西斯独裁。”②“在文化教育上提出扫除文盲,建设大众文化,摄取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以期文化水准之向上。”③“在妇女运动方面,提出实现妇女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方面的平等,以求妇女的彻底解放。”同时还提出:“要开展除奸运动,打倒一切摇身一变的‘假面爱国者’,‘打倒腐化的独裁官僚’。”
  这在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这时国民党就在社会上放风说“新青”是“左倾团体”。党报《长春新报》立即予以批驳说,“如果说凡是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就是左倾,那么左倾有什么不好呢?”
  “鉴于过去我国妇女文化程度之落后”,当时党报发表了“新青”在11月份举办“妇女识字班”计划,先在现在的宽城区联系家庭妇女50人。课程除“国语、常识”外,还想在可能理解的范围内,讲解国际形势和妇女问题,“加以浅显的说明”。
  当时“新青”的工作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党中央针对当时形势所提出的总的战略部署跟得更紧了;接受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更有内容、更加实际、更加具体了。此外,更加拓宽了团结广大青年男女群众的工作面!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广大盟员在迎来新的任务当中,也接受了新的锻炼!
  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发动学潮
  “新青”建成后,积极发展盟员。由于当时要求承认民主主义纲领,盟员发展到60人。但“新青”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办学习班或读书会,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发动学生、教师和社会青年参加学生运动,以扩大“新青”的盟员。在这期间傅昭、张健还组织过十几名青年工人学习班。但轰动全市的是党领导下的“一中学潮”。
  当时党在中学生和教师中的工作,是由市委宣传部长赵东黎同志亲自领导和主持,通过“新青”的组织部长傅昭和张健(宝金)发动积极分子,团结进步青年进行的。
  当时的学生和老师,渴望了解和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东北沦陷十四年的原因。“新青”开办了三处夜校和读书会,讲授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我党的政治主张。时间是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约1个月左右,每周各上课三次,收到很好的效果。
  教师学习班开办在自强小学和大经路小学。是面向小学教师的。约60人参加。其中少数人还参加了读书会,其中六、七人相继随我们撤走并参加工作。
  学生中补习夜校比较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当时以一中为主,包括其它中学同学。听课的多时达300人。由傅昭、田夫两人主讲。张健讲过近代史,另有人讲英语和数学。当时同学热情很高,要积极展开进步学生活动。特别是在听到市委书记申东黎同志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作的新时代的青年学生要组织起来和旧势力斗争,掌握国家的命运为主要内容的报告后,同学们联系学校的现实情况,很受鼓舞和教育。不久就发生了轰动全市的一中学潮。
  第一中学原是长春市有影响的重点学校。9月开始,国民党三青团的外围组织向该校插手。该校新任校长何某是靠国民党的力量上来的,仍是伪满压制学生那一套,“换汤不换药”,同学们很反感。个别进步同学反对这种作法,发起不拥护何的签名运动,很多同学签了名。何听到后,即勒令进步同学停学,又体罚了全校同学,更引起学生的不满。这次学潮被镇压之后,“新青”通过读书会在该校发动积极分子,并以纪革、郭海滨、王晔(曹永安)、王汝(曹永章)、张焕文等为骨干,发动第二次学潮,反对在学校继续实行法西斯统治,要求民主办学,写出标语和口号,准备对校长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斗争。没想到校长听到消息后跑掉了。但学生仍召开大会,纪革同学上台宣布校长罪状,会后三百多学生列队上街游行示威,干百群众尾随观看。这次学潮是在市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到市府秘书长张文海处备案,还请我公安局派人前来支持。稍后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这项工作大都是张健同志具体参加并组织的。
  一中学潮震动很大。《长春新报》发表了消息和文章。认为学生自动组织起来,肃清日帝奴化教育的残余,是为追求真理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学潮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以后随我党撤出参加革命。大都成了革命的骨干。
  8.积极参加党的群众活动和参政议政活动
  当时“新青”参加的活动有:
  1945年10月9日,长春市召开“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大会”,赵东黎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事先刘建民同志派张为代表青年发言,并事先介绍张到长影厂长张辛实处借来鲁迅著作作参考。
  10月10日双十节,“新青”参加在现在人民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参加示威游行。除大量散发“新青”宣言外,还喊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口号。
  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我党的群众队伍已在壮大,在中共党的代表和工人队伍后,就是“新青”的队伍。
  12月9日,举行纪念“一二·九”大会,强调继承“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传统。根据《长春新报》报导,不只“新青”内部以“报告、座谈的形式隆重纪念”。“新青”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同“中华进步学会”、“青年读书会”等六个团体一起举行座谈。“新青”的田夫在会上发言,同在“新青”分出后,留下的那部分人成立的“东北青年联盟”的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座谈会最后提出“反对在和平、胜利后的今天再扩大内战。”大家还提出“要把长春市所有团体结成一体,呼吁制止内战。”
  11月12日,田夫作为长春市人民代表,同市的各位代表登车南下,到沈阳参加东北九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拟“讨论今后东北和平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等”。会议因故没开完而中止。最近了解到四期同学怀德县“新青”的负责人刘兴国作为怀德县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12月27日,张为作为55名省人民代表之一,参加在岔路河召开的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签到登记表已从省档案馆查到)这次会议宣布了我党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推行内战的罪行。会议还通过了吉林省的施政纲领,选出周保中为主席的第一届吉林省人民政府。
  9.建立通化等四个“新青”支部
  通化支部是10月初接到在我党领导下建成的“新青”本部的宣言等文件、资料后,由“东青”支部改名“新青”支部的。“东青”成立不久,高地(鸿九)张权在赵东黎、刘健民介绍下,偕同王宗麟等回到通化市成立了“东青”支部,推选吴东民等为支部领导,在地委领导下开展青年工作。因此,那里的“东青”支部的性质有所不同,他们一开始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吉林市“新青”支部是在长春“新青”本部成立后,由在吉林市的赵钝来长春“新青”本部,经傅昭介绍与赵东黎谈话后,回吉林市在市委的领导下成立的。赵钝为主任,关矩、李莹为领导成员。
  1945年12月长春“新青”本部撤到吉林市后,贾文、高狄、田真、马革等根据市委的决定暂留在吉林支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徐杰、刘泽是在这时参加的。
  通辽“新青”支部,是陈辛10月份和“新青”本部联系后,回通辽把“东青”支部改为“新青”支部的。焦连柱为主任委员,陈辛为组织部长。
  怀德县新青年联合会,是与怀德中心县委书记苏梅接头后,在党的领导下建成的。“八·一五”后在公主岭的一批同学同当地青年,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宣传祖国解放的活动。长春“新青”建成后,他们主动来长找党领导,经赵东黎谈话后,回怀德找到苏梅的。负责人有宋宝璋、刘兴国、胡玉璞等。
  此外,当时市委赵东黎同志直接派人到附近榆树、四平等县市去组织“新青”,或同意来找党的青年回去用“新青”名义开展青年工作。据说“范围较广”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新青”本部并不了解情况。都不包括在上述支部之内。
  10.“新青”全员从长春撤退到吉林市
  由于苏军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四城市交国民党接管,党决定:市委、市政府、驻军及干部于12月中旬开始撤离到外地。市委原想在驻盟老干部杨国风、肖鲁先撤出后,将“新青”留在长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这时发生了国民党警察闯入“新青”的事件,“新青”再留长工作已有困难,于是市委决定全部撤出。
  这时《青年新报》的原拨经费已经用完,市府撤走后财源已经断绝。报社出报已面临困难。一天,当时接任市长的曹肇元约社长张为前去谈话。曹说:“你们的报纸如能改变立场,拥护政府,资金是不成问题的。”张当即予以回绝说:“我们报纸的立场绝不能改变。”在这期间,国民党乘张为不在报社时,唆使报社工头领国民党警察以要工资为名找社长,并已在“新青”盟址周围布置“便衣”盯梢。这时知道情况有变,国民党事先已有预谋,于是张换装从后门撤出到赵东黎住处暂避。稍后在田夫家开过会,经市委赵东黎同意后,开始向吉林市撤退。据事后了解,当时上级党已有决定,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的指示,在“大城市已经公开的干部”要调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去。留下的是能站住脚的干部转入地下。我们的撤出是执行了这一指示精神的。
  当时从长春一起撤出的有田夫(带队)、张为、戴东明、秦铭江、贾文、高狄、马革、田真、金英等十四人。时间是12月25日。从长春乘胶轮大车到兴隆山我军驻地,改乘火车到达吉林市。
  1946年1月(旧历12月8日)高世俊(蔡公颔)、姚俊峰、黄复生等十多人,乘两辆胶轮大车经岔路河,由赵东黎同志介绍去吉林同徐国藩接头。傅昭是在处理“新青”善后工作以后,在春节前到达吉林市的。
  1946年1月间,自强小学五名教师及一中学潮的骨干王晔、杨冰旅、王革、李民、华鲁等也撤到吉林市。
  三、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开始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1946年初,形势又有巨大变化:
  1月10日召开了有共产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许下保障民自由等诺言和通过和平建国等决议。然而随着国民党内战准备的逐步充实,其反动面孔也逐步完全暴露。
  蒋介石坚持武力解决东北的方针,在苏军撤走后占领沈阳又大举进攻我军驻防的四平。5月19日,我军主动撤出四平,又从长春、吉林转移。6月21日我党向国民党提出长期停战、重开政协的建议。但蒋介石在全国性内战部署完成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从此,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1月,“新青”同志撤到吉林市分配工作,实际是转入建设根据地的开始。
  在到达省会吉林市后,市委书记李维民和组织部长郑墉接待我们。二人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待人热情,非常欢迎我们这批力量到达吉林。当时要我们集中住在中苏友协,边学习边帮助吉林市“新青”支部工作。赵东黎来吉林市后,正式开始接受吉林市委领导。当时的直接领导人是民运部长徐国藩(朱济凡)、宣传部长高景芝。二人是从“苏中解放区”回东北工作的。
  吉林市虽为苏军占领,但当时局势十分混乱,表面是“维持会”说了算,实际是治安情况很坏:公安局正局长是地下国民党,副局长抗联干部共产党员段大吉已被杀害,伪警察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市委住在原“道德会”的砖墙院内,来自老解放区的市长沈越同来自抗联的军分区司令员王效明合住在“熙洽公馆”砖墙院内。两个“大院”虽有警卫队,夜间仍常遭袭击。我党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周保中省主席还驻在外县;地下国民党有王“代省主席”经常出面活动。当时城市工作是政权问题和治安问题,根本问题是武装斗争问题。我军正在附近的官马山和口前一带扩军并发展和扩大解放地区。我们由长春来的同志,经过学习后,都参加到治安、政权和部队方面工作。5月末从长春、吉林战略转移后,又分配到吉南、吉北参加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以建设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现按撰稿的要求,将有关同志当时分配去向,和了解到的最近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1.“新青”本部和支部的同志,大都从治安、政权、党群工作做起。
  ①参加公安厅前身省警务处工作的:田夫为司法科长,46年为区长、吉蛟大队武工队长,离休前为大连外语学院副院长;李莹为警务处秘书、江北公安分局长,离休前为省烟草公司经理。
  ②参加接管市公安局的:张为任保安科科长,解放战争时任区长、专署财粮科长,文革前主持省物价委员会工作,从北京调回后在省社科院继续搞研究工作;贾文为保安科副科长,建国后任县长,离休前为省水利厅副厅长。
  ③参加铁路公安工作的高世俊(蔡公颔)到吉铁警务部任保安主任,离休前为北京市怀柔县法院副院长;秦铭江为吉铁警务部教育主任,离休前为吉铁党校党委书记。
  ④参加政权工作的:傅昭为吉林昌邑区长,离休前为省二轻厅干部;徐杰为永北县武工队指导员,离休前为东北地震局局长;黄复生为永吉县粮财科长,离休前为吉林师范学院教师;姚俊峰为永吉县民政科长,逝世前为吉林大学副教授。
  ⑤参加党群工作的:高狄(高佩明)为吉林市青年艺术研究会会长、江北区干部,任吉林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吴东民(吴继贤)为永北县工作组长,吉林造纸厂厂长,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现为吉林省人大常委;马革在吉林市妇联工作,离休前为市人防办副主任。
  ⑥参加文化教育工作的:高地(高鸿九)《东北日报》编辑,青年报驻日记者,离休前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部长;张权参加《东北日报》工作,逝世前为省电子厅副厅长;张雁英(石丹)文艺工作者,离休前为省戏剧创作室书记;戴东明为吉南专著工作人员,逝世前为东北煤矿设计研究院德文翻译。
  ⑦参加外交工作的:陈抗、贾茹经学习后长期从事驻日外交工作。陈曾任“廖承志办事处”驻日三代表之一及使馆参赞、总领事等职。陈离休前为驻马来西亚大使,现兼任吉林省经济技术顾问。
  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田真(苗真、苗崇元)“表现一直很好”,1947年任桦南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时,年仅20岁,于3月17日在集厂子与敌人遭遇。他掩护战士全部撤出后,不幸光荣牺牲。当时任桦甸县区委书记、同苗真一起工作的北京市文联书记陈模同志,1984年秋回桦甸时曾与贾文、李莹去凭吊苗真烈士的陵墓,陈写诗一首,载于《吉林市党史资料》:“重返桦甸奔王店,松柏林中悼苗真。郁郁青山埋忠骨,万两潺潺情慰君。建大学子志气高,弃蒋寻党报祖国。武工队里显身手,风餐露宿苦作乐。集厂战斗遭敌害,潸然泪下惜英才。献身人民人民敬,虽死犹生放异彩。”(“万两”为墓前河名);赵名(赵作屏)同爱人一起参加吉辽军区的民运工作团,为团的秘书。1946年5月撤退前,因“枪走火”击中腹部,住院治疗中,于我们撤出后不幸逝世。
  2.撒出的同学和老师,到吉林市后,参加了部队的群众工作
  王汝(曹永安)曾是吉林第五任团省委书记,离休前为吉林省油田管理局党委书记;纪革(纪春林)吉林市《江城日报》总编辑;固革(郭海滨)大庆市委统战部长兼政协副主席;王革为江西省干州地区地委书记;杨冰旅为黑龙江省农机局纪检委副书记;李哲民为黑龙江省畜牧局处长;宋晓菲为河北省二轻局副局长;关键为江西大学书记。
  撤出的小学老师7人,已知道吴一鸣(女)为山东省济南机床厂教育科长。
  解放战争中牺牲者:张焕文、王晔(曹永章)都是一中学潮的主要骨干。王晔参加辽吉军区民运部,1946年6月,撤退到敦化县黄泥河子时在驻地被包围,为掩护另外三名同志撤退,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十七岁;张焕文也是解放战争中被包围而牺牲的。
  3.从“新青”参军的同志:马镇山抗美援期时为师和军的作战处长之一,离休前为张家口市地质部探矿机械厂副书记;贲长铭离休前为牡丹江市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裴士扬为黑龙江省建设委员会离休干部;夏毅文(夏敏新)离休前为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刘述圣(刘明理)离休前为总参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国学逝世前为南京航空军事学院副书记,路珂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学院副书记;陈风为湖南省委离休干部;金英离休前为南京纺织厂副厂长。
  在战争中牺牲者:宋文海抗美援朝时为师组织科长,牺牲于朝鲜。王林是“8.15”后,从辽宁回黑龙江的青年,后留在《青年新报》社工作。12月参军时约十七岁,在部队牺牲。
  4.从外地支部分别参加工作的:陈辛(杨维国)离休前为长春市计委副主任;胡玉璞离休前为西安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部长;刘兴国,吉林省考古研究所负责人;宋宝璋离休前为沈阳市物资学校副校长;刘成仁为大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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