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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建立青年团的前前后后
 
何启君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介绍建立青年团的情况,首先要从山东解放区青联代表到延安汇报青年工作谈起。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陈毅、黎玉同志按照中共中央电报的要求,指派了山东解放区青联副主任杜前同志、胶东负责青年工作的马仪同志、鲁中负责青年工作的李云洁同志、鲁南负责青年工作的李诚同志等,去延安汇报青年工作情况。这几位同志接到任务后,便在山东各地作了调查研究。
  他们先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到达延安,又经过十多天的准备,便在杨家岭中共中央青委机关进行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青委的何启君、黄若暾、田心等同志,和山东来的四位同志,共七个人。当时冯文彬同志不在延安,大概在二月份到国民党地区重庆、上海等地,指导那里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所以没有参加会。
  我们对青年工作的讨论研究,都是在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山东的同志一到延安,我们就向弼时同志做了汇报,以后的各段工作,也都及时地汇报并得到了弼时同志的指示,因此,我们的分析研究能够顺利进行。
  汇报是以杜前同志为主,马仪同志汇报了胶东地区的青年工作情况,特别着重地汇报了烟台市的青年工作情况。当时,烟台市是我们解放区较大的城市。接着李云洁同志汇报了鲁中地区青年工作情况,李诚同志汇报了鲁南地区的青年工作情况。后来,又从山东地区联系到全国整个解放区的情况,其中有太行地区、晋绥地区、晋察冀地区、华东地区等。东北地区没有资料,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没有进行研究。
  一九四六年整个解放区的青年组织总的说来,是处于取消状态,但又可分为几种类型:
  1.山东地区——有比较健全的青年工作机构,但工作不活跃,方针不明确,青年工作干部很苦闷。
  2.太行地区——几个区党委的情况是,从上到下没有青年组织,没有工作机构,没有专职青年工作干部。
  3.陕甘宁、晋绥地区——虽然上面还有少量的青年工作干部,但下面没有组织。
  把这些情况向弼时同志做汇报时,我们提出:目下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么就干脆把青年组织明令取消;要么就认真地把青年工作加强起来。必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解决。
  在听我们汇报时,任弼时同志指示:“你们研究一下,在解放区是否建立青年团?”他说:“在七大时,中央青委冯文彬同志等曾提出一个方案,主张在解放区建立青年团,当时党中央没采纳。现在你们再研究一下,是否搞青年团?”当时弼时同志还没有肯定要建立青年团,只是提出要研究一下。我们把弼时同志这个指示,拿到中央青委的讨论会上进行研究。我们在前一段的汇报、研究中谁也没想到,也没提到要建立青年团,只是觉得存在问题很大。经弼时同志提示,我们的研究就深入了一步。这时,我们又请了陕甘宁青年组织负责人王治周同志来参加,他是陕北苏区时的老干部,一直搞青年工作。
  在接下去的青委的会议上,大家回顾了青年工作的历史: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曾有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它从一九二○年开始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在中国革命的长时期斗争中,不论是白区的艰苦斗争,还是创建苏区的革命斗争,都起过重大的光辉的作用。当然也有过狭隘的第二党的错误倾向。一九三五年,根据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改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这个组织改为广泛的青年组织,使其适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把狭小的第二党式的组织,改为广泛的抗日的各式各样的青年团体。
  于是,抗战前后,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青年组织,如各种名目的社团、读书会等等。当然在一二九运动后就产生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民先队也不广泛)。随着各解放区的建立,就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在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在开辟解放区、参军、参战、减租减息等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九四三年一月初,中央指出,当时的青年工作也有新的错误,如青年主义错误,把城市工作的一套方式方法搬到农村等等,当时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批评了这些错误倾向。但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产生了取消状态,有的领导机构名存实亡;有的对青年工作撒手不管,把大批青年工作干部调走改行。
  追溯了这些历史情况,然后研究在解放区今后青年工作到底怎么搞才合适?要怎样加强、建立青年工作机构?大家一致认为,在解放区不只要认真搞,要加强领导,还要加强青年组织的作用。
  当时党内,在青年工作问题上有几种认识:1.有些同志认为青年工作可有可无;2.认为在农村中,包括全体农民、妇女和一切群众运动,由农救会统一领导就可以了;3.青年工作只是搞些文化教育,如识字组等。我们分析了这几种思想,认为是相当普遍的,是错误的。
  接着,我们研究是否建立青年团。
  大家认为解放区经过八年抗战,各个解放区的青年工作蓬勃发展,青年都积极参加各种组织,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都是在各项运动中带头的活跃分子。当时青救会是广泛的组织,“都是会员又都不是会员”,不能满足这些积极分子的政治要求。同时,这些积极分子又是分散的,没有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得更充分。研究这个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1.需要建立青年团,把这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从上到下建立青年团。青年团要有从上到下垂直的领导系统。
  2.把这些积极分子组成模范青年队,仍由青救会加以领导就行了。
  3.不需要组织青年团,也不必要建立模范队、组,只须加强青救会组织领导,明确工作方针,发挥青救会的作用就行了。
  经过讨论,多数同志包括山东的杜前同志,陕甘宁的王治周同志等,都认为有必要建立青年团,这是会议的主导意见。最后,并成为全体一致的意见。
  后来又进一步讨论要建立青年团,这个青年团的性质、任务、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
  一、青年团的性质、任务
  青年团应是政治性教育性的基干组织,是青年群众的先进分子核心组织,以新民主主义相标榜,凡在思想上接近共产主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又一时不能入党的优秀青年都可加入。在党的各项事业中,领头去干,不是与党并列,是介乎党与一般群众之间的党的后备军组织。
  有相当严格的组织生活与纪律,有一定的工作责任与政治义务。受较深的组织锻炼与较深的思想训练。既不十分狭隘又不十分广泛。政治上与相当程度的组织上直接受党的领导,又有相当程度的群众团体的某些独立性。
  青年团要保证完成党的任务和工作,要成为推动青年工作的核心,在各项活动中领导广大青年。
  名称可叫“毛泽东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叫“毛泽东青年团”可以解释为共产主义,也可以解释为新民主主义。
  二、青年团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要选举产生,强调团组织和团员要执行决议,严格纪律,要有高度的自觉,要服从领导。团员要按时交纳团费,过组织生活。对团员的处分:分批评、警告、开除三种。
  三、青年团的组织和成员
  青年团的组织是公开的,更有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团的支部在农村。建立区、县、分区、省、全解放区到中央团委等领导机构。中央团委设秘书处、总务处、宣传部、组织部、青工部、儿童部、妇女部等。
  青年入团要有相当人的介绍。团员的成分要以工农青年为基本,地主家庭的青年得牺牲其地主阶级利益。工人、佃农、雇农、贫农成分无候补期。中农、学生、职员、店员、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成分,有三个月的候补期。
  团员年龄,由十五岁至二十三岁,保留团籍到二十五岁。团员与青年群众之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一般保持百分之十至二十,也有的同志主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四、青年团与其它组织的关系
  1.团与党的关系:青年团在政治、方针、任务上受党的绝对领导,团的各级主要工作人员,应经党委批准。团应为党的各级委员会中的一部分,青年团在组织上要有相当的独立性,团的内部生活、日常工作、经常团务,党不要过多干涉。
  2.青年团与政府的关系:青年团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保证政府法令、政策的贯彻执行。
  3.青年团与工会、农会、妇女会、人民武装部门的关系:在业务上各种活动,应由他们决定。
  军队中的青年团,暂不建立。
  这些方案,就是后来青年团的最初的设计蓝图。
  关于青年团的性质、任务,主要认为当时党的任务是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是民主斗争。因此,任弼时同志提出叫“民主青年团”,中央青委有的同志主张叫“毛泽东青年团”,又有的同志主张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但任弼时同志指出:“青年团是全国性的,在国统区叫毛泽东青年团不合适,应考虑国民党地区嘛。全国的青年组织,全国都可以接受才行嘛”。所以后来定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经过调查,青年积极分子约占青年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左右,按这个情况,团的组织不宜过大。鉴于过去青救会凡青年都是会员,“都是就都不是”的情况,团员不要发展太多,过于多了反而不易起作用。我们提出,团员大致在全体青年中占三分之一左右。
  也讨论了建团后,青救会怎么办?认为青救会也可以成为一般青年的组织。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全体青年怎么办?还需要一个一般青年的组织,即是后来建立的青联和学联等。
  中央青委经过一个半月(五月中旬到六月二十七日)的会议,连续讨论研究了解放区青年工作的情况与问题,和是否建立青年团的问题,然后就向弼时同志作了总汇报。弼时同志指示,把讨论的意见,写个文件报告中央。我们由何启君同志草拟了《中央青委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议(草案)》,再经青委讨论会的全体同志修改后,报告党中央。弼时同志说,中央书记处要讨论一次。同时,弼时同志提出要见见山东来的同志,以便直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延安枣园,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第一次举行了讨论建立青年团问题的会议。任弼时同志主持了会议,朱总司令、康生和饶漱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青委何启君同志、黄若暾同志、山东青年代表团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同志。
  首先由中央青委何启君同志汇报,然后,杜前同志又汇报了山东解放区青运情况。
  汇报之后,任弼时同志说:“今天要商量一下,在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是否要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的问题。”
  朱德同志首先表示:“我看可以组织青年团。团的工作内容是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青年团要以教育为主,要教育出新民主主义的人。教育除学校外,就是参加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教育,参加生产运动,参加土地改革都是教育。”
  他说:“陕甘宁边区取消了青年组织,是因为天天集中开会,群众反对,这里是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搞不起来。实际上取消的是教条主义。后来,实际工作方法不同了,是深入群众,开一揽子会议了。取消了教条主义,解决了党的绝对领导问题。现在又出了毛病,以党代政,以党代青年组织。当然,边区的工作,胜利是基本的。”
  他说:“青年团以教育为主,教育的方法要到青年群众中去寻找,时时刻刻重视教育。团要使青年得到利益,有所进步。搞好生产对青年有利益。进行教育要根据群众的需要。青年要有组织,现在需要组织,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少不了组织。”
  “组织青年团,是革命的基础。参加生产运动得到生产知识,参加土地改革得到阶级斗争知识,参加运动就是教育。”
  “组织青年参加土改,参加军队,这样政府、军队都高兴,这也就是教育了青年。”
  “工作方法不能一样,有城市,有农村,你要去迁就它,不能要它迁就你。在农村,你想去搞轰轰烈烈是不可能的,而是深入实际地去工作。在城市,开个大会也行。”
  “团员不能要求多,过去是每个青年都参加组织,不能起作用。要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这样才能持久。”
  “要起迁移先锋作用,不要搞先锋主义。过去搞成青年先锋主义,搞的人人嫌。这是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搞的,一般农村青年怎么愿意搞那样的轰轰烈烈呢。”
  朱总司令最后说:“青年团有建立的必要。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比一般青年觉悟高一点,组织起来才好领导他们。现在青年党员,要划一部分到青年团中去,把青年团领导起来。”“现在建立青年团组织有好处,无害处。现在是党组织统一领导下搞,不是放出去党组织不管,任意自己搞。在军队可以组织青年团小组,现在就可以去做,只有好处无害处。”
  “青年思想纯洁容易教育。但要有正确的指导方针,随时都要谨慎的工作要通过教育改造青年的思想。去改造社会。 ”
  讨论中,大家回顾了青年运动的历史,发表了许多意见。有的同志说:我国青年团的方向、方针对的时候,作用就大。就是在内战时期,虽有第二党的错误,但作用还是大的。青年工作者,不要认为中央决定了,就一切好办了。还应多从方向上任务上着想。如果再像一九四二年那样脱离农村实际,那就不需要。现在的方针是要在生产、土改等斗争中去成立青年核心组织,在斗争中发挥青年作用,那就很必要了。
  还有的同志指出:从解放区看,现在有了党,有了政权,是否可以不要青年组织了?表面上看,好象可以不要。如有的同志说:“几年没有青年团老子也没有垮台!有了组织是个麻烦,搞不好还闹乱子,还要花钱。”有的是有这样的问题,现在陕甘宁边区,不仅是青年、妇女组织,农会组织都是如此。有些同志以为,有了政权,就不需要群众团体了。有了政权以后,群众团体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党有了政权,容易发生命令方式、官僚主义。
  这次讨论中,还有这样的意见:有了政权,下道命令,感到很省事。现在宁陕甘边区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无论什么工作,都是政权去推动,而基层党组织,群众团体从下面去发动群众做的很差。连党支部的作用都小了。县委书记布置工作也是以行政面貌出现,不是从党内去布置,不依靠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因此,农村识字班,县委书记、部长在时,就轰轰烈烈;书记、部长一走就垮了。
  讨论中也谈到,青年干部要学会做青年工作,不能用行政办法,否则,群众会把你看成“青年官”。现在官已经不少了,群众不需要再来一些“青年官”。我们的口号是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而实际工作中在搞命令主义。
  讨论中又提到:建立青年团,是党通过团去发动青年群众,把党的工作从下面去做,因此建立青年团组织是必要的。
  有的同志也谈到:青年的广泛组织仍是需要的。今天研究的是青年中的积极分子组织问题。建立青年团的好处是对青年的许多特殊问题可以得到处理,以更好地团结教育他们,成为党的助手,培养党的后备军。
  讨论中大家还议论道:以成年的眼光去观察青年,青年是有些幼稚,也有些不正确的东西,但有些正是他们的优点,如坦白、纯洁、有朝气,接受新事物快等等。领导青年要懂得青年特点,保持其锐气。现在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助手,是党的需要。
  任弼时同志总结了大家的意见说:“大家一致意见,同意建立青年团组织”。又说:“现全国各解放区共有二千万男女青年,其中有三、四百万积极分子,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解放区的大部分青年在抗日战争中是积极的,而且发挥了很大作用。”
  弼时同志说:“在抗日战争初期,很多地区还没有党的基层组织,也没有建立政权,那时农救会这个组织可以代替一切。有了党组织和政权以后,农救会、青救会应转变工作方向。青年组织应适合青年的要求和特点,但有些地区未跟上,因而感到工作方向摸不着了。有的解放区,青年单搞一套,遇到反对,由此也就消沉下去了。”
  “现在,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三、四百万青年积极分子,能吸收入党的仅四、五十万人。今后再发展一批也不过八十万人。另外还有三百余万青年积极分子,是组织起来,建立团组织好,还是不去组织?看起来还是组织起来好。组织起来既提高了他们,发挥其积极性,又可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我们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战后各项建设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带动广大青年。现在就应该这样去做。中央青委的同志提议组织起来,应该说是有好处的。当然组织的不好,也可能没有好处,重要的是领导问题,工作方式问题。”
  弼时同志又说:“过去历史上有了经验,共青团时期有过第二党的错误,抗战时期有过先锋主义的错误,其中也有些历史原因,如中国先有共青团后有党,但还是起了很多作用。所以会犯第二党的错误,是抄袭了党的一套,而未去研究青年的一套,未去研究青年特点。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今后,这还是一个基本问题,如不认真改革还可能犯第二党或先锋主义的错误。现在是党的领导强了,不容易成为第二党。但如不预防,也会闹成与党不和。我们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我们用不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没有前途。如果做得好,就有好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起模范作用,参加各种建设。要在各种工作中研究领导教育青年的方法;要研究青年团如何领导一般青年去参加各种建设。做的好,在于教育,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弼时同志说:“关于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名称,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再扩大一点,防止不成为狭隘组织,也可叫‘民主青年团’,以后还可再讨论。实质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其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从任务上讲,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团内要进行些共产主义教育。”
  “关于一般青年群众组织。在团外,还需要广泛的青年组织,象山东的青救会,因抗日战争已结束,寿命不长了。但可以转成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如文化学习组织、学生会、学生联合会等,青年团要在广泛的青年组织中起先锋作用。”
  同时,弼时同志也指明:“如何开始建立团组织?先搞一套空架子的办法不好。开始可以采取示范办法,先从工作基础好的地区做起。在基层党支部内,划出一部分青年党员,去发展团员,即可开始成立团支部,由党支部去领导。基本上采取由下而上建立组织,但上面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首先从团支部搞起,然后再建立团的区委、县委。开始县里先配备一、二名专职的团干部,其他的还可以吸收政府中和教育部门的青年干部兼职去做。”
  他说:“什么时候开始建团,现在就开始去做。把团建立起来,对目前的解放战争有好处。可以先在非战争区的农村、学校、工厂开始建团,以后军队中也建立团组织。”
  任弼时同志这些讲话,是对中央青委讨论中的主要问题,逐一做了结论。
  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未参加这次会议。会后,任弼时同志讲,这个问题还要和毛主席谈谈。到八、九月间,弼时同志曾到杨家岭找毛主席,专谈建团的事。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任弼时同志在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延安枣园,一个小会议室里,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朱德、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马明方、蔡畅、习仲勋(西北局书记)、胡乔木、黄敬(是敌后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之一,有代表性)、康生、饶漱石、陈伯达等。
  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青委何启君同志、黄若暾同志,山东青联代表团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同志,以及陕甘宁边区青联的王治周同志。
  会议仍由任弼时同志主持,先由中央青委何启君同志汇报(这个汇报提纲的原件,今天还留存着),汇报完就进行讨论。
  任弼时同志在前次会开始时他不表态,先让大家谈。这次会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主张说:“过去很多年,对青年积极分子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关于是否建立青年团的问题,书记处的同志谈过,大家是赞成建立青年团的。也问过毛主席,他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
  弼时同志接着说:“一九四二年,提出反对青年先锋主义以后,许多地方的青救会就等于解体了,就是还有青救会的地方,青救会这个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也不适应目前的形势要求了。”
  “现在老解放区有四百万左右青年积极分子,问题在于对这些青年积极分子,是让他们分散着对革命有利呢?还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对革命有利?看来,把这四百万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去推动两千万青年,组织广大青年参加各种工作,发挥青年的积极性才好。因此,把青年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组织是必要的。当然,要考虑到组织起来是否能发挥这个作用?还会不会发生相反的作用?我想,现在情况不同了,今天组织起来,只会有好的作用,不会有什么坏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做,如何去领导。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犯过第二党的毛病,组织上越搞越狭隘,后来就没有多大作用了;现在的青救会是包括了几乎所有的青年,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弼时同志说:“青年容易犯青年主义、先锋主义的毛病,我们以前已经反对了。现在建立青年团是否还会发生以上的毛病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各地方党的领导强了,再象过去有个时期那样,跑到党的头上拉屎是不会了。但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如果仍是过去那一套,越搞越狭隘,仍有犯错误的可能。”
  “在组织形式上,现在要建立的青年团,比过去的共青团组织要更广泛些,要包括民主青年。入团后,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党要对团加强领导。”
  “在国民党统治区,同国民党作争取广大青年的斗争,青年工作就特别重要。”
  任弼时同志讲完后,徐特立同志对青年团的问题作了分析,他说:“青年是否要有一个特殊组织,首先要看有没有特殊性,如学习问题、职业问题、婚姻问题、童工问题,这些就是青年在社会中的特殊问题。”
  徐老讲道:“青年有两重性。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特殊问题,因此,青年团这个特殊组织一定是需要的。党要领导青年,不去领导是不对的。没有组织就没有工作。”他认为:“青年团这个组织最好由青年到成年的人去搞,这样可以更能体贴青年的要求。青年组织容易狭隘,也需要成年人去领导。把他们的特殊要求解决,领导他们到社会里来,到党里来。”他说:“青年的教育是多样性的。毛主席说过,教育分三个阶段:一是文化教育,二是政治教育,三是理论教育。文化还是低级的,片面的;理论是高级的、全面的。青年不一定进学校受教育,领导他们就是教育他们。青年要求学习,就要有领导。”“乡村的青年工作不是不可以做,而是我们不会做。”
  接着林伯渠同志发言,他指出:“过去青年犯了些毛病,青救会不要也是对的。现在有这个必要了。比如,妇女的组织在生产上起很大作用,有组织好办事。青年也需要有个组织,推动工作就会便当些。下层妇女有些工作要做,就有了妇女组织。一个模范村搞得好,青年与妇女要有组织,老百姓自己也要这个东西。”
  林老说:“要服从法令,青年人最容易跑出这个范围以外。对于什么样的青年就做什么样的工作。不要主观主义的想得太多,再多了别人就不来了。有十几个人就做十几个人的工作,他们要求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就可以组织起来。”“我想还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好,旗帜鲜明。现在有党员二百万,青年团员最多也只能多一倍,太多了也就不起作用了。组织起四百万团员就是很大成绩,核心作用,太多了就没有作用了。”又说:“军队并不妨碍搞,军队里也有一批青年,搞起团来也有味道。从来军队里是不反对这个作用的。蒋介石搞青年军,我们看不值钱,但它还是有作用。从青年起就教育训练是起作用的,科班出身就是不同,从小就搞起来,作用就不同。”
  林老接着说:“你们将来搞起青年团,可不要超过党和军队的纪律。搞得好,党和军队会象对儿子一样的爱护。如果搞得不好,搞出不成材的孩子,那就不好了。要做好团的工作,要真正培养后代,就要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共青团的一套。要克服过去的毛病,把工作方式搞好,使青年和成年都需要,大家都喜欢。搞青年团,现在要从放牛娃着手,过去是从反帝学生入手。现在要从农村环境出发,按照老百姓的要求去工作。城市的大小,农村情况各有不同,现在要从农村开始,先把农村的青年团搞好。将来青年团搞起自己的家务,还希望我们办个大报,教育全国青年。”
  朱总司令讲话指出:“历史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打了先锋的,是非常对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后来在苏区是过于革命了,革起自己的命来了,结果就把自己革了。在解放区有政权的地方,政权很重要,但要有群众团体的帮助。”“青年团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下,这点很重要。应该在青年团里组织党团,执行党的指示。但党做错了,你也不要推翻党。”
  朱总司令说:“搞青年团,这是个教育后代的问题。有些地区取消了青年组织,是有损失的。要党组织来领导建立青年团,就不会搞成第二党。组织青年团,老头子去组织也可以,就是说,开始建团还是要老干部去做,做到青年团能自立的时候,老干部就退出来。
  朱总司令又说:“大城市要培养后代,小城镇和乡村也要培养后代,要做好培养后代的”工作,没有青年组织,不建立青年团不成。”“在我们有了政权的地区,可以公开建立青年团组织。在有青年工作有青年干部的地区,可让青年干部去组织;在已经没有青年组织的地区,党组织去建立青年团,这是党的工作,如果出了毛病就改么。”
  西北局领导同志马明方同志说:“名称很重要。我的意见,就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那本书,可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纲领。”
  胡乔木同志发言说:“现在农村经济单位是家庭,青年是家庭中的一分子。青年运动搞不起来,有人说是农村的家庭问题。毛主席说家庭的基础不是固定的,我们一方面要联系家庭,一方面要脱离家庭,如果我们的工作只是停留在固定家庭,那就是保护封建。我们是共产党,是主张集体经济的,这就有了矛盾,我们的工作,要将矛盾控制好。一方面要联系家庭,一方面要从家庭中找一些分子出来搞一些另外的工作,如参加识字班,学习政治文化。”
  当然,这次中央的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提出农村不适合搞青年团,农村环境分散,工作忙,组织太多,会议太多,忙不过来。可是,当时我们解放区,农村是主体。如果农村不适合建团,实质就是否定建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敌后搞青抗先(即青年抗日先锋队,半军事性组织),这就很好了,不要再搞什么青年团。
  这时朱总司令再一次起来讲话了,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讨论如何建团的,怎么讨论起建不建的问题来?我们还是讨论如何建团的问题。”
  由于到会的大多数同志表示积极赞成建立青年团,虽然经过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任弼时同志做了总结发言。他总结了大家的意见,说道:“大家的意见,建立青年团这个组织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建立青年团,需要好好研究。”
  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未提出要不要建立青年团,第二次就成了一个问题,出现了要不要建立青年团的问题。会议的意见不是一致的,是有争论的。
  这次会议除了讨论要不要建立青年团之外,中央领导同志对建团和团的工作还做了指示,这对后来团的工作,一直到今天和今后,还是有极重要的价值,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
  1.当时在党委的工作方面,如在党委统一领导的问题上,在工作方法上需要改进。有以党代政的问题,有行政命令的问题,有不会通过群众组织做工作的问题,还有一种忽视群众工作,忽视通过群众组织去做工作的现象。
  我们在中央青委讨论时,就议过这个问题,也向中央反映过这些方面的问题。
  2.要以党的中心任务为中心,团不要另搞一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去工作,这是党中央非常强调的。
  3.另一个问题,是团的工作本身。当时在中央会议上就提到,在党取得政权的地区,要啥有啥,容易出现官办团现象,不是群众自觉自愿,团搞活动不是群众性的,这就要脱离群众。同时要注意不要做“青年官”。
  4.在中央讨论中,提出要防止第二党倾向,不要太狭隘,不要脱离群众。
  5.团的工作要注意青年特点,要按青年特点进行工作,青年团工作要青年化,不要按成年人老年人的要求去工作。
  6.关于团的作用,会议一致认为,青年团是党的助手,要起积极作用、桥梁作用、后备军作用。会议上,大家追溯了历史,指出历史上是先有团后有党,难免出错,如青年主义、先锋主义、第二党等。会议非常强调青年团不要搞形式,防止形式主义空架子。
  这次中央会议决定要搞青年团,但要求试验一下,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当时弼时同志指示说:“试点首先在延安,搞一个农村,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会后,中央青委按中央意见,着重讨论了如何试建青年团,并写出了一个试建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中央青委和陕甘宁边区青联的工作中心,是试建青年团。弼时同志同意了这个试建计划。
  试点确定在延安,一是延安县的冯庄(农村)。还有,在绥德县的试点是白家崄。二是延安城东拐峁的光华火柴厂。三是延安中学(行知中学)。
  任弼时同志提出把山东来的同志留下几个人,中央青委推荐马仪、李云洁两同志留下。于是,马仪同志负责冯庄试点,这是个重要任务,因为当时争论的重点,是在农村能不能建团。王治周、李云洁两同志和其他几位青年同志,如惠庶昌同志(原团的九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就到了绥德城东白家崄。试点搞了一两个月,收到初步成效。
  马仪同志带了边区青联的吴光明同志到冯庄。他们一到冯庄就发现村的党支部都是老头子,没有青年党员。党组织本身无新生力量,成为老年党,这就说明了党缺乏后备的情况。而党支部又是排斥青年的,当时老头子们流行一句话:“嘴上无毛,说话不牢”。就是不相信青年,轻视青年。
  当然,在青年当中也存在着歪风邪气。村里有二流子、有破鞋,有的青年去“溜脑畔”,不好好生产,而成群结伙在窑洞顶上看人家妇女,胡闹,扰乱社会。还有赌博的,破坏生产的,往人家南瓜里拉屎的等等。说明青年不组织起来,没人管,就会发生歪门邪道。
  冯庄在组织起青年团后,有很大变化。通过青年积极分子对有的青年分别进行教育,青年中的歪风邪气刹住了。青年团领导青年去好好生产,风气明显好转。
  工厂建团是黄若暾同志搞的。未开展工作前,在青年工人当中,有大吃大喝现象,休假时许多人吃吃喝喝去了,他们家中有困难,而自己却在浪费。有的不好好参加生产劳动。组织青年团以后,团员带头搞好生产,搞好节约,不良现象有所改变。在青年之间,对生活有困难的,也能进行互助。这些在青年职工当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学校里也起了明显作用。当时,延安中学学生有死啃书本现象,他们多为干部子女政治上要求进步,要求入党迫切。团的工作就从这里着手,组织学生搞课外政治学习,搞卫生活动,如扫院子、擦玻璃等。同时,又注意搞好课堂学习,搞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学习。团员在各项活动中,积极带头,搞得极为活跃,风气大有改进,学校领导极为满意。
  我们把农村、工厂、学校三个点试建青年团的情况,向弼时同志汇报。弼时同志听后很高兴,他说:“试点工作表明,搞青年团有好处没害处。”并指出,“请西北局讨论一次建团工作”,让中央青委去讲讲试建青年团前后的情况。
  这时,已是十一月份,冯文彬同志已经回到延安。他带上何启君同志,参加了西北局的会议。西北局领导同志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等听了汇报后,很满意。这次会议当即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扩大试建青年团。
  在中央讨论建团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青委还代中央草拟向各地党委发的试建青年团的通知。弼时同志让青委写,结果写得不好,弼时同志说还不如上次那个建团建议写得好,所以未用。又请胡乔木同志写,也未用。后来弼时同志又主持写了第三稿。大约在九、十月份,发到各解放区,对推动各地建团起了作用。
  冯文彬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到延安后,听了这一段工作情况汇报,很高兴。从此,在冯文彬同志领导下,建团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文彬同志是个老同志,对各大区的领导同志都熟识,他通过电报、带信等许多办法,同他们联系,几个主要地区的建团工作先后都动起来了。晋西北地区,开始由胡健同志负责,后来晋绥分局领导上加派了胡克实同志负责;在晋察冀边区,由许世平同志、刘国华及李梦华等同志负责;在太行地区,晋冀鲁豫中央分局领导上调了李新同志负责;山东解放区,从杜前同志回去后,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精神,试建团的工作,立即展开了。但是,不久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使建团工作受了影响。后来,冯文彬同志又派黄若暾同志到东北,协助蒋南翔同志开展团的工作。这样各地区的试建团工作就开展起来了。
  一九四七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举行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冯文彬同志代表中央青委作了关于团的工作的发言。在此期间,中央青委召开了各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团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参加会并讲了话,他说:“青年团要定出些条件,暂时要严,严的很,要为人民当公差,当长工,立志真正诚意为人民做长工,为人民的英雄,一切坏作风要去掉,一切好作风要接受起来,甚至革命侠客的好作风,也要有。”
  会上讨论了建团方针、方法与建团思想。特别是确定了不要秘密建团,要公开建团;以及纠正建团中自报公议忽略本人自觉自愿的某些做法。后来,在文彬同志推动下,召开了华北青年工作会议,使建团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于军队中的建团问题,一九四八年党中央召开了前方主要领导同志会议。冯文彬同志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派何启君同志去找邓小平同志,请教军队中建团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现在,前方的军队中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大部是青年,连队都要建立党支部,可是刚刚入伍的解放战士,入党有困难。”小平同志明确表示,军队中应该建团。
  在军队中建团,一九四六年朱总司令最早就表示同意,弼时同志也同意,一九四八年小平同志也同意,但中央没有发出正式通知。直到一九四九年进北京后,冯文彬同志即派何启君同志去总政,找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商议在军队中开展团的工作。傅钟同志又找了黄镇同志一同研究,后来总政发出了关于建团的通知,军队的青年团就逐渐搞起来了。
  另外,中央青委对于中央直属机关的建团也注意到了。一九四八年中央机关集中在河北省平山县柏坡一带,中央青委派人去找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曾三同志,研究中央建团意图,在中直党委的努力下,中央直属机关的团也开始建立了。
  中央青委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作了大量工作。一九四八年中央青委起草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
  代中央起草《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的,是杨述同志。起草后由冯文彬、黄华、杨述、何启君等同志讨论修改,然后送交弼时同志,并经党中央批准,成为正式文件。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是由何启君同志起草的,主要是根据各地建团的团章,又参考了党章。但主要是依据一九四六年中央青委讨论青年团的意见和任弼时同志及党中央会议的指示为基础,写成第一个草稿后,经过冯文彬、黄华等同志讨论,多次修改而成。
  以上这些,主要为第一次全国团代会作好种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两个文件都经过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任弼时同志亲自批改过。
  一九四八年中央青委又委托荣高棠、张凡两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镇开办第一期中央团校,为培养团的干部,打下了早期基础。学习期间,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曾去参加晚会和讲话。
  回忆起建团前后,中央青委的干部,对于建团的基本思想,时时记在心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团的工作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要做党的助手。另一方面,要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不能抱消极态度,不能埋怨党委领导。
  二、对于党委,怎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好团的工作,要有正确态度和方法。党委要善于领导团的工作,善于通过团组织作好青年群众工作。团干部要帮助党委领导好团的工作,更要帮助下级党委搞好团的工作。这里有个方法问题。
  上面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三、就是要从青年的实际情况出发,来作团的工作。从青年的切身利益出发,了解他们的要求,按青年特点去进行团的工作。我们早期试点时,就经常注意研究青年问题及青年特征。开展青年工作,如果脱离青年需要和青年特点,效果不会好。
  当我们回忆建团前后情况的时候,无限怀念任弼时同志。建团的前前后后,他代表党中央领导了这项工作。他是建团的最早倡议人、团的工作的设计人和青年团的奠基人。
  〔编者附记〕 本篇,主要根据李云洁同志所珍藏的一九四六年《中央讨论青年团的会议记录》二件,及何启君同志所珍藏的《中央青委讨论建团问题的记录》和其他有关的原始资料,并经杜前同志、马仪同志、李云洁同志、何启君同志共同碰头回忆,然后,何启君同志口述,中央团校任廷涛同志整理而成的。最后,又经马仪、李云洁、何启君等同志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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