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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中共中央决定重建青年团的回忆
 
何启君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人人都有最值得纪念的经历,我最难忘的是一九四六年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奠基礼”。
  (一)
  抗战时期,根据地青年运动的组织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她是一九三六年底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由共青团改造而建立的。抗战中青救会在团结组织根据地青年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根据地,进行抗日的宣传以及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抗战后期,由于群众运动更加深入,青年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大批积极分子涌现,青救会组织的性质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抗战即将胜利,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青救会这个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由于成份复杂,组织庞大而且松散,青救会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
  一九四五年五月,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形势和任务对青年运动的需要,解放区各青年团体在延安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并选举成立了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它标志着青救会的光荣使命已经完成。这时,由于资蒋介石集团为了争夺胜利果实,实现他独裁的野心,积极准备内战,我觉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无法实现。青年运动在这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如何发展,成了我们每个青年工作者十分关注和焦虑的问题。
  (二)
  一九四六年五月,山东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干部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六人,奉中央命令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山东青年工作。当时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去国统区重庆视察青年工作,留在机关工作的只有我、黄若暾和田心三人。所以杜前他们来,就和我们三人在一起,共同讨论工作。讨论的内容开始以山东为主,以后联系到冀南、太行、太岳、晋察冀、陕甘宁等解放区。经过对各解放区青年运动的种种情况进行分析归纳后,到枣园党中央驻地,向任弼时书记作了详细的汇报。弼时同志听完报告后指示我们:“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党的‘七大’时,文彬他们曾提议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没同意。现在你们可以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此前,我们正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适应党的需要和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开展工作发愁,任弼时书记的话,象拨亮了我们心间的一盏灯,心里一下亮了起来。我们回去后,又邀了陕甘宁边区青联主任王治周同志来青委机关,对弼时同志的指示进行认真地研究。
  我们的会和当时延安的许多会议一样,民主空气十分浓厚,大家可以尽情地自由讨论,发表见解,直到思想取得统一,意见一致,所以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大家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开始,总结了党领导的青年运动在各个时期的地位、活动与作用,分析了青运史上曾出现的错误倾向和教训,结合抗战胜利后青年组织和活动的现状,党对青年工作的要求,苏联共青团的经验,研究重新建立青年团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条件等问题。每讨论几天,就向任弼时书记汇报一次。经过反复酝酿和一次次地对青年运动历史的追索,对现时青年组织、活动状况的调查研究,我们把意见集中起来,便向党中央、向弼时同志提出了我们一致的愿望——重建青年团。弼时同志说:“你们大家都主张重建青年团。我个人是同意的。名称是不是叫‘民主青年团’?你们想想,应该建立怎样的青年团才好。”
  于是,我们开始围绕团的名称、性质、任务、组织制度、与其它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等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止和克服曾经出现过的先锋主义错误倾向等,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反复酝酿,如关于团的名称问题,黄若暾同志首先提出了“毛泽东青年团”的意见,杜前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提议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识取得了一致,六月二十五日,我们拟写了一份“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的草稿,报送中央书记处。
  (三)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弼时同志通知我们:成立青年团的建议已看过,中央书记处要开会座谈重建青年团的问题,请你们参加。
  八月二十六日,讨论建团问题的会议在枣园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小礼堂里进行。书记处领导同志朱德、任弼时以及在书记处负有重要责任的胡乔木、政治局委员康生、中央委员饶漱石和任弼时同志的秘书王发武出席会议。我们汇报了各解放区青年的组织与活动概况,青年积极分子政治上进步的要求和建立先进青年群众组织的愿望,提出了建立一个“由党直接领导、直接掌握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核心组织”的具体意见。强调了这个青年的核心组织,将在党的生产、文化、民主事业的建设中,最有效、最有力地组织青年发挥助手和先锋作用。它在现阶段以新民主主义命名,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凡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优秀青年都可以加入。
  汇报完后,朱总司令首先发言,表示“我看可以组织青年团”,他指出团的任务,应是向青年进行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进行参加土改、打仗的阶级斗争知识教育和一切实际的革命运动教育。工作方法不能千篇一律,组织形式不能强求一致。应该抓着别人不敢干的好事带头去干。建团的事除在农村外,工厂、军队也可以组织青年团,现在就可以去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朱总司令是第一个在中央会议上,发言赞成支持建团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会议一致赞成重新建团,并对建团的指导思想、团的性质、任务等进行了讨论。最后,任弼时书记联系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要求重建的青年团要在党的领导下,用各种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发动团员青年起模范作用,吸引青年参加各项建设事业。他指出:按实质来说,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党在目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奋斗,因此,青年团可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避免成为狭隘的组织,也可以叫“民主青年团”,成立这一组织,是为了将来。对于其他青年团体,青年团要去加以领导。
  青年团作为一个新的生命孕育成熟了。
  (四)
  我们天天盼着任弼时同志到杨家岭来,他说过要向毛主席汇报重建青年团的事。毛主席就住在杨家岭。
  九月十一日一辆救护车开进杨家岭,这是延安唯一的由中央领导同志乘坐的“小轿车”。弼时同志果然到这儿来了。
  两天以后,即九月十三日,我们乘坐弼时同志安排的车到了枣园。书记处小会议室里,任弼时同志、朱总司令、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中央妇委书记蔡畅、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以及马明方、安子文、胡乔木、黄敬、刘宁一、李颉伯、王发武、康生、饶漱石、陈伯达等出席会议。任弼时首先传达了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方面的意见。这是我们听到主席对成立青年团的最初声音。
  我们又一次把解放区青年工作的情况、工作出路及如何建立青年团,如何打开工作新局面的问题向会议作了汇报。中央各方面负责人都先后就如何建团、建什么样的团、如何开展工作等讲了意见。朱总司令又一次发言,他强调团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最后任弼时书记总结说,过去我们建立青救会,是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现在到了我们决定建立青年团的时候了。
  在这一天具有历史性的会议上,我们真切地听到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滚动声。
  (五)
  九月十四日,我们早早地围坐在杨家岭中央青委的小土窑内,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进行反复地回味,根据先一天的会议精神,讨论重建青年团工作如何起步的计划。参加讨论的有田心、黄若暾、马仪、李云洁、王治周和我。杜前、李诚因要返回山东传达中央建团精神和开展工作,没有参加这个讨论就先走了。马仪和李云洁是同杜前、李诚一块儿从山东来的,因任弼时书记说我们青委的人手太少了,指示把山东来汇报的干部留下两个人。我们和杜前商量后,就把马仪、李云洁留到中央青委工作。当时,马仪是结婚的第三天就奉命辗转千里来到延安的,组织决定他留在延安,他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根据中央精神,我们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用中央青委和陕甘宁边区青联的名义,制定了先在陕甘宁边区试点建团的计划。决定先在延安选一个学校、两个农村的乡或村,在绥德、米脂县选两个农村的乡或村、一个学校开展建团的试点工作,以便探索、总结经验。工作人员分工是,延安由王治周负责,绥德、米脂由陕甘宁边区青联委员田汉汀负责。后来在执行这一计划时,我们根据任弼时书记的指示做了调整,王治周、李云洁调集了绥德分区各县青联主任惠庶昌、申效增、延焕梧、张树桐到绥德分区进行试点建团工作,马仪和延安县青联主任吴光明选定延安县冯庄村作试点,黄若暾负责去延安丰足火柴厂和延安行知中学搞试点,田心和我留在机关。十月后,我受黄若暾委托,代他到延安行知中学开展工作。不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工厂、学校的第一个组织分别诞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六)
  中央决定试办青年团后,任弼时书记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他一面具体指导中央青委干部直接参加的各个试办点上的工作,一面吩咐青委代中央草拟一个电文,指示各解放区立即开始这一新工作,要把枣园会议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青年团的意图,尽快地传达到各中央分局。
  遵照他的嘱咐,我们拟了一个草稿,送到枣园。任弼时书记看了说:“这次写的这个文件,不如上回写的那篇好。”意思是说不如六月份写的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
  不久,中央关于建立青年团的电文发出了,这个电文是弼时书记亲自拟写的,是他心血的结晶。电文概括了中央青委两个月的讨论内容和中央八月、九月两次会议研究的意见,扼要地阐明了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建团的意义,强调了“党应指定青联干部及一批青年党员,作为团的组织基础”,“先从建立下层组织做起,防止搭架子、铺张、形式主义”。电文标题用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似乎这不是中央的“指示”,其实,这是那时中央和中央的领袖们,向下级党组织发文的惯常语气。这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建团的第一声号令,它使建团工作在各解放区由点到面普遍地开展起来。
  (魏鹏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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