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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一代青年的成长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哈尔滨学生运动
郭永泽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结束,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炮声便打响了。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抉择。在哈尔滨,我和我的同代青年,无一例外地卷进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风暴之中,经历着思想大震荡:中国向何处去?个人该选择哪条道路?
  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胜利,其中包括哈尔滨一代青年的觉醒。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哈尔滨青年经受了严酷的斗争考验和锤炼,我们中间不少人走过曲折的道路,历经坎坷,但终于找到了真理,殊途而同归,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大道。
  今天,回忆四十年前我们走过的道路,不单对自己,就是对当代的青年人,也不无意义。
  从“八一五”到“四二八”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我是伪满哈尔滨市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四年级学生。光复后,“二高”改名为滨江省立第一中学,随之我的学级改为高中一年级。
  八月十六日,一中数学教员梁振民一手高擎国民党党旗,一手摇动《三民主义浅说》小册子,卖力地向学生宣讲:国父孙中山是立党、建国元勋,嫡传继承大业的是蒋介石委员长。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国民党抗战有功,蒋委员长乃当今世界伟人。他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抗战八年间共产党实行“七二一”政策,即以七分力量发展自己,二分力量去牵制国民党,只用一分力量去抗日。梁振民还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是个穷国,没有富人,无“产”可“共”,有的只是大贫与小贫。
  几乎在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同时,梁振民在哈一中便拍胸脯宣布自己是堂堂的国民党员,开始了拥蒋反共的宣传。梁振民兼任学生宿舍的舍监,于是便利用学生宿舍为阵地,以部分受蒙蔽的寄宿学生为骨干,组织起反动组织“春血社”,出版油印刊物《春血》杂志。他活跃异常,夜以继日,晚间秘密集会,扩大发展组织,赶印宣传品;白天不断地公开宣讲,把听众向走读生方面扩大,同时大量散发形形色色的反共传单和小册子,例如《三民主义浅说》、《新生活运动》、《国民党党歌》、《三青团员须知》等等。
  当时,绝大多数的哈尔滨青年几乎从出世或幼年时期开始,便处在与祖国内地隔绝状态的沦陷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情况几乎均一无所知,因而先入为主,听啥信啥。而且,他们并非听听而已,至少是对这种“新知识”不自觉地去议论、扩散。更有些学生被鼓动起来了,积极地进行传播。到九月上旬哈一中复课后,这种思潮迅速传播扩大。应该承认梁振民在哈一中毒化学生思想的目的达到了。当然,煽动反共思潮的来源,还不仅仅限于梁振民和他的“春血社”。
  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市内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组织纷纷建立,如“哈尔滨党务专员办事处”、“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等等,都公开挂牌,争先恐后地大量散发宣传品,进行反动宣传。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共叫嚣的影响面就更大了。这种反革命舆论的宣传,一时间遍及全市,特别是对那些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青年学生,影响最大,于是在学生中便形成一种思潮,后来把它概括为盲目正统观念,其内涵是:
  ——盲目相信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主宰中国的正统力量,而挑起内战、破坏中国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
  ——用美械化武装起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天下无敌,而“土八路”则不堪一击;
  ——美国的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是中国的朋友,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
  反动分子利用苏联驻军中少数士兵的违纪现象,竭力渲染夸大,煽动反苏情绪,不啻火上烧油,增加对我党的反感。
  这种盲目正统观念所形成的哈市青年学生的主导思潮,在几件事情上充分反映出来。
  十月间,哈一中聘请谭庆林和廖春潮,分别担任社会科学基础及化学课教师。讲课中,学生发现谭、廖二人思想倾向进步,同梁振民观点相悖,于是有些人就故意找茬儿,撕他们的讲义,罢他们的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用匕首插恫吓信,最后硬是把他们轰出学校去了。“罪名”为他们是共产党,胆敢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其实,谭、廖二人当时还都不是共产党员。
  十月上旬,三青团中央团部派遣左文举来到哈市,他挂出“哈尔滨地区三青团筹备处”的牌子,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代表开会,布置动员各校学生参加三青团训练班受训。会后各校都进行了动员。三青团训练班开办两期,培训二百二十多人。为期一周的训练班,每逢结业便举行集体入团仪式,受训学生则成为正式的三青团员。哈一中由于发生争议和校长马荣选劝阻,没有派学生参加第一期训练班。第二期(十一月上旬),由学生会会长程××在全校大会上登台号召,要求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受训,并强调必须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才有条件报名。刚一散会,学生们便争先恐后地去登记报名。由于报名人数大大超过上司额定人数(每期每校三十人),还个个争执不下,吵闹不休,于是在高中学生刘××建议下,抓阄解决了问题。中彩者在学生会会长程××率领下,前去参加受训。此事也足以说明当时学生的政治倾向性。
  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国民党派遣一个营的军队来到哈尔滨,学生欢迎“国军”之狂热达到了顶峰。八日各校接到国民党市政府通知,要组织学生于九日去火车站欢迎“国军”。一中学生会会长程××当即紧急召集全校师生集会,号召学生为迎接“中央军”进驻哈尔滨市,并驻扎于一中校舍做好一切准备。顿时全校沸腾,展开大清扫。地板要擦得见木纹,搭床铺、铺草垫,热火朝天。清扫完毕命全体学生回家换制服——黑色制服白手套。为了明早集合无误,号召学生夜宿教室,结果全校十五个班七百多学生当晚果然到齐,甘愿在教室里受冻一夜,挨到天亮,列队奔赴车站。学生们冒着北方腊月的刺骨寒风,空着肚子,在冰天雪地中从清晨站到过午一点,总算眼巴巴盼来了“中央军”。学生们雀跃欢呼:“劳苦功高的国军官兵万岁!”、“苦战八年的中央军万岁!”,很多学生泪流满面。从火车站到一中,一路摇旗呐喊,争为“勇士们”抬机枪、背背包……。忽然一条消息在欢迎人群中悄声传开来:“这哪是中央军,明明是伪满国兵嘛!”是的,迎来的正是伪满洲国派赴河北、热河一带“剿共”的国兵——臭名昭著的“铁石部队”,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实在泄劲!
  但是,学生中盲目正统观念思潮所表现出来的强热政治倾向,却是一目了然的。就一般思想状况而言,一中并不特殊,其他各校学生也大体如此。而三青团分子活动之猖狂,还有比一中更甚的,那就是二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开始,苏联红军陆续进驻哈市,对哈尔滨实行全面军管。苏军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马列主义宣传:军用大卡车缓缓通过闹市区,红军士兵频频向人群散发大部头理论著作。谁手伸得最长、呼叫声最高,书就会落到谁的手里,而且是无偿赠送。那些精装本经典著作有《列宁主义问题》、《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国家与革命》、《苏联国内战争史》等等。我相信得到书的人在当时没有几个能读得懂,我至今仍保存着的那本《列宁主义问题》,还是四年后才认真逐篇学习,发现这是一本宝书。
  八月下旬,由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革命者和“八一五”前在社会上进行过秘密革命活动的青年,以及从关内革命根据地派来的几名干部,共约三十多人汇合在道外南马路附近的“东光寮”,建立起“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谭庆林和廖春潮就是临时省委派到一中开展工作的,谭、廖在一中发现初三学生张玉昌(张震)和王学勤思想倾向进步,便把他们介绍到“东光寮”,由王江夫(从晋绥解放区来的干部)领导他们,继续留在一中从事进步活动。这是“八一五”后,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学生工作的开始。但此时学生中盲目正统观念已占统治地位,这师生四人人单势孤,工作艰难,而且常受围攻和恐吓。因此,继谭庆林和廖春潮之后,张玉昌和王学勤也离开了一中,到社会上进行活动。
  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钟子云等同志到哈市开展工作,撤消“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以钟子云为首的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着手建立起党的武装——哈尔滨保安总队。到十一月中旬,苏军为履行中苏协定,准备将哈市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通知我们的党、军领导机关和武装部队退出哈尔滨。为了打击活动猖狂的三青团,我军撤退前,于十一月十八日,由王江夫带领哈市保安总队一连战士,到道里斜纹头趟街十六号(现交警大队)三青团训练班,逮捕三青团分子五十多人。在此之前,十七日第二期训练班刚刚结束,并举行了集体宣誓的入团仪式,十八日许多三青团员前去送照片,补办手续,来者一概入网。捕获的三青团分子,除左文举、杨季青两个头目外,全部教育释放。
  这对三青团反动组织是一次打击,但释放后的三青团分子转入地下照旧活动,继续发展组织,进行反动宣传,等待国民党接收大员和军队接管哈市,以图大干。
  十一月下旬,我党、军领导机关和保安总队撤离哈市后,市委以“中苏好协会”为阵地,继续团结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开展文化、宣传战线的合法斗争。然而,活动范围有限,没能深入到广大青年学生中间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市长杨绰庵率随员二十四人到哈,接管了市政府。转年的一月九日“铁石部队”进驻。名义上在哈市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政权,但接收大员们并不关心市民疾苦,不去履行政府机关的职责,而忙于敛财、争房、夺权。大员们西装革履,出入舞厅,原是一群阔少。市长杨绰庵向市政府职员训话时说:“我主张男的要闯,女的要浪。”一时传遍全市知识界,莫不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就连他的爪牙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都感到羞耻,暗中说:“什么东西!真给党国丢人现眼。”但还咬定更大的官儿是廉正的。
  国民党真正忙的是网罗伪满军、警、宪、特,组织地下建军,豢养大批密探、特务,暗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在国民党老牌军统特务、市警察局长余秀豪谋划下,暗杀了李兆麟同志,这一事件震动全城,正直的人们开始认识了国民党的真面目。许多学生自动参加送葬队伍,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所抱的幻想,开始发生怀疑。以中苏友好协会为中心,参加进步活动的文化界人士和学生,有所增加,但为数还是不多的。
  这期间,张玉昌和王学勤曾到市政府社会局,宣称代表市学联登记注册,登记的市学联主席为王江夫。这只是争取合法斗争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个市学联并未经选举产生,后来也没有进行过工作。
  我军进驻哈市之前,王江夫、黄云、王学勤和张玉昌等人在哈工大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王江夫为书记,他以社会学讲师身份为掩护。哈工大是解放前市内有党组织活动的第二所学校,由于工大学生思想状况复杂,而且校长(苏联人)限制在校内搞政治活动,因此工大党支部的活动也只能局限于较小范围之内。
  除一中和工大之外,这期间其他学校都还未曾有过党组织活动。包括一中和工大在内,我们党在大、中学生里影响是微弱的。进步学生因为在各校内找不到党的组织,便离开学校,到社会上或去外县参加革命工作,或者是进步活动。就我所知,哈一中就有张作斌、刘瑞祥、张景霖(张霁光)、崔锡昌、(崔中勃)、张玉琛、李云霖、杨树桐、杨树坡和我等人。至于其他学校,我就不得而知了。
  青年共学会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市。哈尔滨解放了!
  这座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美丽城市,半个世纪以来,历尽苦难。沙俄强占经营在先,日寇虎狼掳夺相继,而今终于从殖民地噩梦中醒来,获得新生。
  “四二八”这个日子为哈尔滨人民永志不忘,因为从这一天开始,解放了的劳动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哈尔滨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此时,北满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都在我军控制之下,哈尔滨是北满的交通枢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哈尔滨在巩固解放区后方和支援前线上,都处于重要战略地位。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就指出:“我党现实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还指出,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地区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这就是当时我们党在哈尔滨市的中心任务。青年是群众当中一支最活跃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争取教育广大青年,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便成为我们党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蒋南翔同志来到哈尔滨。他是山中央青委派来东北开展青年工作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就召见中央青委常委冯文彬、蒋南翔和宋一平,作了关于开辟东北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于是蒋南翔和宋一平便率领九十多人组成的中央青委“五四工作队”,向东北进发。经过八个多月的辗转跋涉,蒋南翔同志终于到达了哈尔滨,担任东北局青委书记、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七年二月起他又兼任市教育局长。
  一九四六年的五、六、七月,局势越发紧张起来,国民党破坏国共停战协定,向东北,中原、苏北各解放区大举进攻,至此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国民党用于内战兵力达二百多万人,美援军火这一年等于抗战八年。由于迷信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蒋介石吹嘘:“五个月内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五月末,我军从四平、长春撤退,哈尔滨也做了撤退的准备。由于我军立足未稳,人心浮动,这就给发动群众的工作带来困难。
  青年学生思想混乱,盲目正统观念仍是学生中主导思潮。三青团分子虽转入地下,但其反动活动并未因而有所收敛,相反,又增加了一项策动学生南逃蒋管区的阴谋活动。一中三青团骨干分子李家悦,从蒋区潜回哈市,秘密发放盖有“三青团哈尔滨匪区工作队”印章的布条,作为被骗逃往蒋管区学生的“通行证”。各校学生自治会也多数为三青团分子所把持,或为其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经选举产生的三名学生参议员中,竟然有在三青团训练班受过训的学生,这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位“学生参议员”在三青团分子幕后策划和指使下,公然在市参议会上和会外,向市政府施加压力,为“营救”被捕的三青团顽固分子李家悦和张彩苹而奔走呼号。
  如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解放后哈市青年工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开始的。开辟时期的青年工作十分艰难。
  解放初期哈尔滨的青年工作由学生工作入手。当时全市有二所大学和七所中学,党还无力抽调许多干部全面接管学校,除个别情况外,各校仍由原班教职人员维持工作。更没有足够力量深入各校普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只能集中少数干部在社会上一点一滴地进行开辟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蒋南翔接替王江夫,领导一个学生工作小组。这个小组设在南岗区花园街九十二号一座铁路公房内(在北方大厦广场前)。小组的成员有张震(组长)、王勤学、张玉琛、任庆(冯光武)和崔伯年。他们是共产党员。不久,杨树坡和我也参加了这个小组工作。小组的任务是以学习为内容,争取团结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滚雪球式地扩大团结面。小组成员都是哈市当地学生,比起延安来的老干部,他们有熟悉情况、联系群众的长处,于是,他们每天都有计划地分头串联自己所熟悉的学生,到花园街住地,谈心学习。逐渐成立起“青年自学会”的松散组织。
  记得最初蒋南翔同志来给自学会青年讲课,小房间里总共不过十几个人,南翔同志坐在屋角一只麻袋包上,耐心地给大家讲解《新民主主义论》。他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后来大家知道了,南翔同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早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就是党的北平学委负责人。我们接触时他虽然年仅三十二岁,却已经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了。颇使青年们感动的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大干部,却毫无官架子,竟然和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坐在一起谈心、讨论问题,和国民党神气十足的接收大员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随着工作开展,青年们接触共产党老干部多起来,对于他们那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莫不留下深刻印象,产生好感。若干年后有些同志常说:“我思想上的转化,很大程度上是从敬佩共产党干部的好作风开始,以后才逐渐经过学习,认清道理的。”解放后老干部带来的“延安作风”,对我们一代青年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小组的活动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人来参加几次活动,便不辞而别,后来才知道,他被人拉下水,搞三青团活动去了。我曾去动员过三个同学好友,等下次再去找他们的时候,人都不见了。全国解放之后才知道,他们匆匆逃亡蒋管区,怕受我这“赤色分子”的连累,怕国民党来了要遭殃。
  串联结果,团结的人数慢慢多起来,花园街小房子已容纳不下了,于是把活动阵地转移到中苏友好协会。解放后友协活动规模不断扩大,七月四日在友协成立起“青年俱乐部”,主持人是友协的文化部长陈振球。音乐工作者王一丁和吴限、杨牧云组织起二十多人的乐队和一个上百人的合唱团,吸引爱好音乐的青年,演唱“黄河大合唱”,学唱清新、亢奋的抗战歌曲。文学工作者李江、陈堤、王和、高莽等组织文学活动。青年俱乐部的图书室向青年介绍和借阅进步书刊,管理图书室的是朱繁和陈堤。俱乐部工作人员还有宇文之晨、李子木、刘杏芳、石荣华等人。
  此时青年自学会改名为青年共学会,“自”而易“共”乃表明扩大了群众性。活动方式变成以举办政治性讲座为主。在青年俱乐部的讲演厅里,经常组织四、五十人规模的报告会,我们小组担任组织群众的工作,主讲人是蒋南翔,演讲题目有:“旧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义”、“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民主与独裁,自由与纪律”等等。大多数青年听众抱着学知识、追求真理的态度,认真听讲,参加讨论。也有个别捣乱分子,无理取闹。如哈尔滨大学有个谭家铣,常常打断演讲,站起来和南翔同志“辩论”,他胡说什么法西斯主义是治国良策,中国不实行法西斯主义就要亡国。此人给我印象极深,他同人争论问题时从不听取对方意见,纯属狡辩。他闭着眼睛摇头晃脑,一手按着肚子,一手比比划划。后来发现他到处成心和我们作对,没有一件进步活动他不跳出来反对的。
  青年俱乐部的各项活动,青年共学会的发展,到七月中旬,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进步学生活动已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了。
  太阳岛上的青年之家
  七月十五日全市各学校开始放暑假。利用假期开展文体活动,以广泛吸引和团结教育青年,是个好办法。方案既定,便以哈工大学生会名义在《东北日报》上登出消息,发起倡议:在江北太阳岛上举办大中学生暑期夏令营。夏令营成立后定名为“青年之家”。夏令营坐落在以“民娘久尔”水上饭店为中心的一片洋房别墅区,前临一湾江水,背后是葱郁繁茂的树林,沿江有大片沙滩浴场,环境优美宜人。夏令营以学生工作组成员、友协青年俱乐部骨干和四中、工大、哈大进步学生骨干为核心,团结各校学生,共约二百余人。蒋南翔、何礼、史文生和陈振球是夏令营的组织领导者,他们都是以后建立的哈市“学委”、“教委”领导成员,也就是哈市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夏令营分为三个队,各队都指定二人负责组织活动,中国问题队是张震和任庆,文学队是张玉琛和王学勤,社会科学队是我和杨树坡。李杨和王学作负责后勤供应工作。李江、吴限、王一丁同志指导文艺活动。
  青年之家的活动安排丰富多彩。每天午前组织学习,请领导同志和社会名人作报告。记得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学生李则兰给讲过“手的故事”,他边讲边画,听来生动有趣。何礼同志讲过猴子是怎样变成人的?——社会发展史。何礼后来任哈尔滨大学副校长,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者。夏令营还请《东北日报》时事部主任沙英来讲过国际形势问题。蒋南翔、冯仲云、钟子云、华君武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和著名民主人士,都在这里作过报告。青年们佩服老干部都有学问,讲的时间虽长,而听来不觉乏味,既新鲜又受启发。
  学生们兴趣最浓的还是参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体育和文娱活动。夏日的太阳岛上风光秀丽。闪闪发光的江水和绿树丛之间,延伸着大片沙滩——野浴场。阳光洒在水面、树梢和黄灿灿的沙滩上,构成一副颇富诗意的画面。每当过午,学员们争先涌向江边,或游泳,或划船,欢快的笑语歌声响彻江面。间或组织划船、游泳竞赛,助兴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解放前的哈尔滨青年,哪里享受过这样的欢乐生活啊!
  青年之家留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要算是营火晚会了。至今,每当我听到“太行山上”这支歌曲的时候,脑际便闪现出那熊熊篝火,和被火光照亮了的无数双深情的眼睛……。我们唱“露营之歌”,唱“游击队歌”和“五月的鲜花”,还唱苏联歌曲“卡秋莎”、“三个坦克兵”、“假如明天战争”……,夜深了,人们却还陶醉在歌声中,留连忘返。
  欢乐歌声成了青年之家的特征。晚会上唱,划船时唱,连走路也不停地唱。伴随着明快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唱出的是句句富于革命激情的歌词,慢慢地那些歌词内容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思想,深印在脑中,这就是政治。是在欢乐中自愿吸收的思想养料。难怪有些同志回忆说:“那时候我好象是唱歌进步的!”
  不同时期流行的、为青年群众所喜欢唱的歌曲,大体上总能反映当时青年的爱好和情趣、内心的向往、乃至于政治倾向性。解放初期哈尔滨学生常唱的流行歌仍然是“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是美人窝”一类哼呀、哎呀、哥呀、妹呀这些东西。可难怪,那时候演的电影大多数是“良宵花弄月”、“贵妇风流”、“依本痴情”、“少奶奶的扇子”、“美人关”等等,而青年人爱哼这些电影插曲,并不觉得低级庸俗,没人说不好。
  青年之家改变了群众爱好。在那里谁要再唱哥呀妹呀的,当然也没人干涉,可他自己就会觉得差劲儿、丢人!重要的是这里的学员们已经开始讨厌那种靡靡之音了,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
  党的老干部在活动中广泛接触青年群众,相互熟悉起来。陈振球显得最活跃,他好打排球,喜欢游泳,跳水的姿势挺漂亮。在水上饭店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陈振球用浑厚的男低音唱了一首苏联名曲“工人之歌”:
  生活象泥河一样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熏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
  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破坏这个旧世界,
  为了光明新的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他唱得那么深沉而富有感染力,很快这支歌便传唱开来。史文生当时也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显得相当老成。晚会上欢迎他唱歌,这可把他难住了,他口吃,平时说话呜噜呜噜地,生人很难听懂。可是他不唱掌声就不停,于是他开口“唱”了:“三只老虎,三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脑袋,一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会场上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夹杂着热情的掌声。打这以后若干年,凡有老史参加的晚会,非让他唱“三只老虎”不可。
  延安老干部和当地青年之间正在无声地架起感情的桥梁。
  一天,青年之家悄悄出现一个陌生人。是朱纯学和张玉琛在江边散步遇上的一个年轻人,向他们问路,找青年之家。从此他便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此人就是刘宾雁。没过几天,刘宾雁就成了颇受欢迎的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围拢来。他会唱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歌,于是便一个接一个地教唱起来:“王二小放牛郎”、别致的“新拉洋片”、“团结就是力量”,他还教了许多苏联歌曲。不仅善唱,他还能讲,讲的多半是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故事。大家发现,此人真的见多识广,堪称师辈;而从年龄(和我同年,刚二十一岁)和气质上看,却又是青年可亲的朋友。慢慢知道了,刘宾雁原是哈一中学生,流亡到北平读书,后来到天津以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搞秘密活动,解放前夕身份暴露,又失掉了组织关系,才回到哈尔滨老家。他要找党组织,闻声寻迹来到青年之家,并且转眼间成为夏令营里的“明星”。
  夏令营到八月十日结束了,虽然仅仅为期三周,收获却是很大的。说它在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青年运动史上独占一页,并不为过。实践告诉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光靠讲大道理是不够的,尤其对于青年群众,更应该适应他们活泼好动、富于感情的特点,运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吸引他们,寓政治于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之中,这不仅在当时,就在今天也是行之有效的。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在五十年代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在太阳岛上又重建了青年之家,变成永久性青年活动阵地,至今又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一九八四年团市委请耀邦同志为青年之家题了词,刻石留念。一九八五年八月,南翔同志和哈市早期青运干部重访“青年之家”,欢聚叙旧,感慨颇多。
  民主青年联盟诞生
  与青年之家夏令营同时,在市内还开办了一个中学学生暑期补习班,有省立一师、省立一、二、三中、女中和市立一中等六校的六百四十多名学生参加,学习文化和政治课。补习班设在省一师(即现在三中校址),由省教育厅和省一师党组织主持,省教育厅厅长韩幽桐兼任一师校长,副校长苏林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那时候省一师党组织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
  这样,在一九四六年暑假期间,哈尔滨的进步学生活动便形成了三个集中点,即青年之家、友协的青年俱乐部和中学学生暑期补习班。此时,进步学生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愿望——需要建立一个青年自己的组织。
  这时候哈尔滨的形势还不稳定,在东北局领导指示下,市委做出决定:不论哈尔滨能否确保或保持时间长短,发动群众的工作要坚持,要做长期打算,以争取扩大党的影响,在群众中生根。市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到建立进步青年组织的时候了。于是在南翔同志主持下,拟定了基本方案,由部分学生党员着手进行组织准备工作。
  七月二十九日,在兆麟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女中原副校长日本人冈田和女教师安福。会上,由省一师学生王五常提出倡议:建立进步青年组织。倡议获得大会的一致拥护。紧接着由青年之家、青年俱乐部和暑期补习班三单位各选出十一名代表,在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二日举行两次筹备会议,讨论建立青年组织的名称,拟定组织章程草案,协商确定领导机构成员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成立大会的议程。准备工作就绪了,同时三单位各自设立筹备处,号召进步同学自愿报名参加组织。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是哈尔滨青年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点在道里兆麟影院(现在的儿童影院),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民主青年联盟成立大会,东北解放区第一个进步青年组织诞生了。
  二百多名民青盟员怀着兴奋的心情端坐在会场里。他们同别人一样清楚地知道,此时国民党大军压境,随时有窜越松花江、进犯哈尔滨的可能。假如敌人一旦侵占哈尔滨,那时民青盟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代表了真理,是中国的希望,他们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下定了。在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仍然受盲目正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当然是不肯参加民青的。也有少部分人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但由于局势不稳定,他们处于动摇观望状态,不肯“贸然行事”。而这为数不多的最初一批民青盟员(二百人还不到全市七千学生的百分之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行动莽撞,他们中间不少人违背了家长的劝阻,置亲朋好友的警告于不顾,勇敢地站出来亮了相——“我就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青年!”他们是哈尔滨青年运动的种子,在后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青组织里,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骨干。经过群众运动的锻炼和斗争考验,有些人入了党,成为党的干部。当然其间也有少数不坚定分子,后来掉了队。
  上午十时大会开幕。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自李兆麟将军被刺逝世后,冯仲云同志作为抗联将领,多次在青年集会上讲话,介绍抗联艰苦奋战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他。在民青成立大会上,他鼓励民青盟员要继承革命光荣传统,团结广大青年,为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目标奋斗,做一个建设独立繁荣新中国的青年先锋。
  省、市政府和各团体领导人:东北民主协会陈先舟、哈市临时参议会议长李国钧、省民政厅长杜光宇、市教育局长唐景阳、副局长罗明哲、中苏友协会长谢雨琴等人到会祝贺。蒋南翔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
  那时候开大会和现在不同,有个项目叫“自由讲话”,凡参加会的不管是谁,都可以事先不打招呼,登台随意讲自己想说的话。民青成立大会宣布自由讲话开始,有十多个男女盟员和青年,走上讲台表达心中激动的感情,表示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决心。还有从抗战大后方重庆刚刚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王又生,在会上以亲身经历和目睹的种种事实,揭露蒋管区的黑暗、腐败现象,断言蒋家王朝多行不义必自毙。会场上掌声、口号声不绝,气氛热烈、高涨。
  在如此情景下,竟然也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三中学生胡××上台邪腔怪调地说:“我不是从大后方来的,也不是从大前方来的,我是打‘偏脸子’来的……”(“偏脸子”是当时市内一个地区名)他故意嘲弄前面讲话的王又生同志,还说了些不三不四的怪话。胡××扮成小丑的角色来出洋相,企图破坏大会的庄严气氛,遭到与会群众的嘘斥。不仅有公开扰乱会场的,还有三青团分子混在群众当中来刺探情况的。那时三青团已转入地下,对各学校潜伏的三青团负责联系的头子叫张晓峰,他曾混进会场,并偷走了一张民青执委候选人名单,目的是供给国民党特务编制迫害进步分子的黑名单。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哈尔滨斗争的复杂、尖锐状况。
  成立大会通过了民青的组织章程。民青组织申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哈尔滨市除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以外,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都不公开。而实际上从成立之日起,民青各级组织完全在同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民青总部在市委领导下,各校民青支部由该校党支部领导。章程规定,民青不是全体青年的组织,不是“青年联合会”,只吸收青年中的进步分子参加。民青与党组织又不同,盟员条件不象党员条件要求那么高,因此它又是个群众性的组织。哈尔滨的民主青年联盟,不论是它的性质、任务,还是从全部活动和作用来看,都和共青团是一致的。民青后来经过办理“转团”手续,改名为毛泽东青年团,继之又改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乃至最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都是一脉相承的。解放后哈尔滨青年团的历史,应该从民青建立开始。
  筹备期间各单位推荐了二十七名民青执委候选人,经过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一人组成的民青执行委员会,他们是:刘宾雁、王五常、任庆(冯光武)、张震、李信诚(李杨)、张玉琛、冯忆罗、刘肇来、葛晓玲、于晓华、杨德光、王学勤、朱尚文(朱桥)、朱纯学、舒宪武、王学作、王凤歧、石维钢、赵松萍、李真茹和我。
  在执委会上推选出十三名常委,主席为王五常,副主席任庆、刘宾雁,其余十名常委分别担任组织、文化、学术、服务、总务等五个部的正副部长。民青总部从此建立,开始工作。民青成立标志着哈尔滨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民青高举反帝、反封建和爱国、民主的旗帜,团结广大青年,展开了火热的革命斗争,开始了新的战斗。
  民青成立后,哈尔滨附近各县纷纷派人前来联系,要求在当地建立民青组织。民青总部随即派人到各地去指导建立民青支部。到一九四七年春,在佳木斯、兴山、牡丹江、北安、齐齐哈尔乃至北满许多边远县镇,包括东满的延边地区都建立起民青组织。随着形势发展,成立之初仅限于哈尔滨市区的民青,便改名为东北民主青年联盟。
  民青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行动,是组织全体盟员进行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的“八一五”街头宣传。八月十五日,二百多名盟员编成十三个宣传队,分赴道里、道外两区的繁华街头,进行“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宣传,这在哈尔滨是一宗新鲜事,不要说在日伪统治下,就连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也从未见过有人敢结队在大街上高声歌唱、振臂疾呼。民青盟员们高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八一五,不能忘,东北人民得解放。受苦受难十四年,翻身不忘共产党”……。吸引行人聚拢来之后,盟员们一个个登上板凳,开始宣讲,他们痛斥蒋介石丢弃东北的不抵抗主义,使东北人民当了十四年亡国奴。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胜利后又来摘桃子进攻解放区,挑起内战的罪行。他们高呼:“反对国民党挑动内战!”“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听众越聚越多,盟员们受到鼓舞,唱了讲、讲完唱,情绪激昂,这一天好多同志嗓子都喊哑了。
  这是民青组织力量的显示。“八一五”街头宣传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而更大的收获,还在于刚刚建立的民青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了团结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增强了战斗信心。
  十月,各校建立民青支部以后,以盟员为骨干,组织过两次规模更大的社会宣传,即“双十宣传”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宣传周。这两次再不是二百名民青盟员的单独行动了,而是团结全市所有大、中学校的几千名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宣传大军,走上全市各区街,运用更多的形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
  民青成立后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参加遣送日本侨民回国的工作。“八一五”后日本关东军被解除武装,连同日伪重要战犯,被苏军押解到苏联远东地区。但在日伪机关和企业部门的日本人包括下级官史和普通职员及其家属,还有农村的日本“开拓团”移民,仅在哈尔滨地区就有八万余人。经国共双方协议,要在一个月内把日侨遣送回国。包括佳木斯、牡丹江、北安、齐齐哈尔在内,全部北满地区的日侨近二十万人,都要经过哈尔滨,运送到松花江岸,交给国民党方面,经长春、沈阳、锦州到葫芦岛,登船遣送回日本。
  在长春、沈阳等蒋管区,国民党利用伪满政权机构的官吏和伪满警察去担任遣送日侨工作,这些人只顾自己发财,不顾国家民族的体面,对日侨无止境地搜刮,贪污舞弊,无所不为。而我们党则决定由纪律严明的军队干部,并吸收民青盟员和正直纯洁的学生参加遣侨,这无疑是对民青组织的信任。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成立了遣送日人办事处,由处长李敏然(李立三同志)领导这项工作。八月十八日,一支由一千二百人组成的遣侨队伍开始工作。其中有九百人是学生,包括民青盟员二百多人,东北大学学生二百人和哈市各校抽调的学生。分别建立起查封大队(负责查封离境日侨的房屋和不带走的物品)和检查大队。检查大队分为五个中队、五十个小队(每小队十人),在火车站对每一个出境日人进行检查。
  每天有七千五百到一万名左右的日侨集中到火车站,列队等候检查。检查人员执行两条任务:一是按战犯名单的姓名、年龄、体貌特征对照,发现可疑分子,交专门机构审查;一是检查随身物品,发现违法带有黄金、珠宝、古玩等贵重物品便予以扣留。队员们高度警惕,认真检查,不放过一个战犯,不漏掉一件禁品。有些日本人把金银、珠宝藏在水壶双层底下,鞋后跟里,饭团子或罐头盒里。更有狡猾者藏在骨灰匣或妇女月经带里,都难逃队员们明亮的眼睛。这时的日本人各个表现得颇驯服,见了队员躬身施礼,主动打开包裹接受检查。也有少数不甘心失败的家伙,故意摆出大和民族“高等人”的气势,甚至扬言“十年后再见”,激怒了盟员们,当场严词训斥,直到他低头认罪为止。
  民青盟员们廉洁执法,严守纪律,一切缴获归公,不拿一针一线。也有个别盟员和学生揣起一支钢笔或是一付扑克牌之类小东西,事后在生活会上都认真检讨,东西交公。
  九月十九日最后一批日侨离哈,一个月之内遣送十八万二千多日侨,胜利完成了这一繁重任务。民青盟员参加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工作,过了一个月愉快的集体生活。他们每天工作之余,和各校学生在一起学习、运动、唱歌、交谈思想,相互鼓励,共同进步。遣侨期间民青组织发展扩大到三百余人。
  在遣侨工作队里还发展了几名新党员。他们都是历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最先进,工作最积极的骨干,早有入党愿望,经过组织考察认为条件已具备,此时履行了入党手续。在工作队里张震负责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他与党员进行单线联系,布置考察和教育积极分子的任务。新党员入党仪式都单独地分别在市委机关举行,蒋南翔同志参加,担任监誓人,会后他同新党员亲切交谈。那种情景是每一个亲身经历者终生难忘的。尽管党员之间不准发生横的联系,纪律约束很严,但新入党的同志那种兴奋心情还是喜形于色,“老”党员和别的新党员看了也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偷偷地过去握握手,以示祝贺。在遣侨工作队入党的有二中的王志超、三中的赵云岫、五中的邓进、工大的张自杰,他们在此后不久各学校开始建立民青支部时,都担任第一任民青支部主任。当时入党的还有朱纯学、王学作、赵玉龙、廖春谓、张宝海。
  联合宿舍
  遣送日侨工作结束之前,九月上旬的一天,听说市政府决定拨给民青总部一处办公楼,我和张震等几个人迫不及待地跑去看“新居”。那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式建筑,坐落在道里最繁华的地区,现在哈百一商店路北,新华书店的右邻。这里原是伪满地方检察院办公大楼。外观虽然说不上宏伟壮观,里面的房间倒挺宽敞、高大。我们从底层到三楼上下看了个遍,大大小小的房间很多,有些房间里摆着特别宽大的写字台,还铺着绿呢桌面。有许多桌椅、卷柜,到处是乱丢的文件,在专门的玻璃柜子里,还放着刀、斧之类的凶器。
  接着就动员民青盟员,大家动手来清理打扫房间,计划安排各个房间的用场。九月十二日,民青总部的牌子挂了出去,并登报声明:“民青总部从即日起迁至道里石头道街八十九号办公”。说是办公,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办公室,那时候连省市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里都放床,你根本分不清是宿舍还是办公室。因此这三层大楼里,除了一楼开辟大餐厅、图书阅览室和游艺室以外,二、三楼全部安排铺位做宿舍,没留任何一个房间作办公室。遣送日侨工作一结束,九月二十日,人们便纷纷拥了上来。他们是民青总部成员,各学校民青支部的骨干,其余是家住外县在本市读书的学生,共约一百五十多人。有些家住本市的民青盟员,非要挤进来不可,因为从青年之家到遣送日侨,他们习惯了过集体生活,不愿回家:“革命嘛,恋家干啥!”女中十五岁的阎崇贞,在家里哭着闹着要出来,到底把行李“偷”了出来,住进宿舍。
  不久前还是阴森森、空荡荡的日伪衙门僵尸,顿时喧闹起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学生,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民青总部召开各种会议,发出通知,繁忙得很。从九月下旬到十二月末,联合宿舍存在的三个多月期间,全市开展的“双十宣传”、“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宣传周、纪念“一二九”和“双十二”的宣传活动,还有“歌咏比赛”、“学习竞赛”等等一个接一个的青年群众活动,都是从这里发动起来的。这里是全市青年活动的中心。
  联合宿舍建立的同时,即九月下旬,市委作了一项重要决定,派党员干部和学生党员进入各学校,成立各校党的支部。由党员老干部担任党和行政领导职务,学生党员建立民青支部,去深入发动学生,改造旧学校。
  “四二八”解放以来,五个多月期间,除四中和一师以外,多数学校没有建立党组织,而由原来的教职员维持工作。这一段时间内,党领导的进步学生活动,一直是在社会上进行的。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学生工作,为了改造旧学校,至此已有必要也有了条件,派党员接管学校,从而以学校为阵地,推进青年运动的发展。一九四六年九月末到十月期间,先后派到各学校的党员如表(略)
  从此以后,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下,行政工作和群众工作密切配合,学校教育和民青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月初,全市民青盟员已发展到四百多人,比建立时增加了一倍。可是分散到九所学校,每个学校内盟员还是为数不多的。解放半年来,学生思想开始出现向进步方面的变化趋势,但从整体来看,盲目正统观念还远未得到根本解决,民青在学校里开展工作还是很困难的。
  十月二十日成立哈市学联,经各校学生自治会代表选举产生了学联十一名常委,其中竟有三名三青团分子。二中一个很反动的三青团分子李异畏,被选为市学联副会长,还有两名三青团分子担任学联部长。这种情况并非出于偶然,正是当时学生政治思想状况的必然反映,三青团分子的活动还是有市场的。不过,学联常委选举中我们还是取得了多数席位,尤其是破坏分子谭家铣落选,是我们斗争的一个胜利。谭家铣当场痛哭。后来他对别人说:“他们不选我当会长,哪管给个秘书当当也行啊,否则哈大退出学联。”
  我们回到一中时,全校一千多名学生中,民青盟员也不过四十多人。张玉琛在高二甲班,盟员只有他一个人。初中有些班里一个盟员都没有。记得我刚回到高二乙班,过去很熟的同学也远远避开我,不愿意沾我们这样“红透了的人”的边儿。一天早晨,上课之前已经来了不少同学,同班学生李××一进教室,把书包往书桌上一丢,跳上讲台说:“报告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本人听美国之音广播说,国军一周之内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共产党快要穿兔子鞋逃跑喽!”说完对着我做个鬼脸,引逗大家哄堂大笑。
  那时候女中一千一百多学生中,只有十一名盟员,民青支部都建立不起来。别说是盟员,就连参加遣送日侨回校的同学,都遭到讥讽:“进步人士回来啦!”三中当时也只有十八名民青盟员。哈大五百多学生中,盟员还不到十个人。各校民青盟员被讽刺、嘲弄是天天都能遇到的常事。甚至有些坏家伙故意寻衅、辱骂、欧打民青盟员。住在联合宿舍的盟员,每天放学回来,见到了自己的人诉诉委屈,年纪小的女孩子有时抱住同伴哭起来。
  联合宿舍是民青盟员的温暖大家庭。每天晚间楼上楼下,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不管工作遇到多少困难,情绪受到多大挫折,一回到“家”里便都烟消云散,他们相互鼓励、交流经验、研究对策……,这个集体使他们觉得有了精神上的依靠,给他们以斗争的勇气。在学校里争论的问题,常常也是联合宿舍里同志们急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让人包围了,他们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外国引进的“舶来品”,共产党在中国是成功不了的。我反对,可是说不明白,你看该怎么解释?”
  ——“我也说不清。走,找‘马克思’去”。王学勤有大厚本精装马列书,常常成套地引经据典。
  ——“这个问题嘛,得从鸦片战争谈起……”。“王克思”讲了很多,似乎有道理,但还是不那么透彻。最后还是把南翔同志请来,给大家作了个“中国为什么会有共产党?”的报告,深入浅出,这下子大家心里可亮堂了。
  联合宿舍常常请领导同志来讲演,真是雪里送炭。民青盟员要帮助同学进步,解开群众的思想疑团,他们意识到,首先自己应该把问题弄明白,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民青盟员在学校人数少,常被孤立,难于冲破局面。迫于重重困难,他们分析斗争形势,交换各自意见,得出结论:一要冷静。千万别象三青团分子那样耍流氓。要以理服人,说不明白的问题带回来学;二要热情。主动接近大多数中间状态的同学,和他们交朋友,盟员在学校别聚堆;三要孤立少数。掌握反动家伙的劣迹,狠狠地斗他,打击个别坏学生就能争取中间群众。民青发动群众先后在四中斗争了赵××,在哈大斗争了谭家铣,在二中斗争了朱纯正、李异畏,每个学校都打击了个别坏学生,并纷纷改造学生自治会,大多数学校民青盟员被选进学生会,掌握了群众组织的领导权。
  联合宿舍在生活上是艰苦的。吃的全是粗粮,高粮米、小米饭,白菜汤加咸菜。然而没人抱怨,他们知道,哈尔滨的工人拿不到工资,每月只发给几十斤高粮米,吃住在车间,日夜赶造六零炮弹,修理日本人丢下的坏坦克。“工人为了打老蒋,那么艰苦奋战,咱们吃得差点,这算啥!”可究竟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年纪,正处在发育期,能不馋吗?有一天我的侄子从阿城家里来看我,我跟他要了几十元钱(相当于现在的几角钱),于是我找到王志超:“走,有钱了,改善改善去。”我们来到街头小商亭,我买了块面包,一小截香肠大嚼起来,志超宁肯不吃,要一小杯白干,一扬脖吞进去,甭提那惬意劲儿了。
  寝室里都睡地铺,没功夫晒草垫子,潮气挺大,结果好多人都生了疥疮。我和姜洪、刘宾雁、张玉琛住在一个屋,晚间把火炉生旺,个个脱得精光,擦上药膏,围炉烤疥。尽管痒得钻心,还是唱唱咧咧,打打闹闹的。生活很苦,但却不以为苦。大多数人若回到家里,吃住好多啦,但就是不肯走,宁肯要精神上的满足,也不留恋物质上的享受。
  联合宿舍里男女同学间慢慢都混熟了,自然难逃规律,有些同志问产生了超过同志关系的感情。领导注意到这种苗头,及时在党的生活会上(此时已允许召开党小组会)宣布,在艰苦的战争时期,党员要执行“二七八团”的规定,就是说共产党不满二十七岁,不够八年党龄,不到团级干部,不批准结婚。不能结婚,也就别谈恋爱了。要执行纪律,端正宿舍里的风气,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时候,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很强的,只要是组织规定的事,都百分之百地去执行。在党员带动下,直到结束,联合宿舍里没发展成一桩恋爱故事。
  一九四六年年底,战争形势越来越吃紧。十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张家口,不出半月又侵入东北重要城市安东(今丹东市),蒋介石再次叫嚣:“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哈尔滨市民中流传着蒋军几周、几天内要攻打哈尔滨的谣言,人心慌慌。从《东北日报》上也可以闻到浓烈的火药味:
  ——十月十四日哈市工代会通过决议:建立工人、店员武装自卫队,保卫城市!
  ——十月三十一日以整版篇幅刊登“人民战争中的民兵战术”详细介绍地雷的制造和埋设方法;
  ——十一月二十二日用文字加图解的方法,详细说明地雷的几种构造和使用方法;
  ——十二月十七日,报纸介绍交通战、破袭战和地道战的具体经验。
  ……
  九月间,由党的干部黄云和李江主持成立了兆麟中学,招收四百多名学生。十月下旬,校方宣布迁校于通河县,四百多学生一下子散了,只剩不到一百人,迁校不成,只好把剩下的学生分别转到市内各中学。
  十月间,报上登出招生广告,成立联合中学,校长为陈振球,校址在通河,招生办公室设在一中,负责招生工作的宇文之晨(友协的干部)每天闲着没事干,因为很少有人来报名,联合中学没办成。
  联合宿舍自然有反映。有些家长来找孩子,非让搬回家去不可。然而既没人搬走,也没有人惊慌不安。相反,联合宿舍里照常说笑欢唱,热烈闹闹。暗中的紧张活动是有的,首先党员都得到指示:每人都要轻装,把多余东西送家去,或者处理掉。要记住,接到紧急通知后立刻背起行李到道外七道街码头,登上指定的轮船(封江后改为登车地点),到通河或更远的山沟里去打游击。党员分工串连宿舍里的民青积极分子,准备好便行动。
  联合宿舍并没因此而瓦解,这些民青的骨干分子又经受了一次考验。事实证明,他们跟着共产党把革命干到底的决心是下定了。如何上山打游击同时成了关起门来悄悄议论的主题,张玉琛讲了个笑话,他说,去年头一次随军撤退到宾县,老干部焦峰嘱咐他说:“小张,必要时脱鞋逃跑”,小张愣住了:“脱鞋逃跑,那不怕扎脚”吗?“什——么,乱弹琴!我说是假如让敌人俘虏去了,你可以伪装老实,睢准机会就逃脱。是妥协——逃跑。你脱鞋干嘛!”原来焦峰的山东口音小张没听清,弄拧了。从此人们见小张就警告他:“小心扎脚!”然而我们并没有撤退。到十二月底联合宿舍完成了使命,我们又转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开始了新的战斗。
  寒假补习班
  一九四六年年底到四七年三月初的寒假期间组织了两个重要活动,一是学生下乡工作队,到市郊农村大嘎哈参加土改;二是成立松哈大中学生寒假补习班。这里谈谈寒假补习班的活动,以及它在哈市青年运动当中所起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各学校开始放寒假,就在同一天,寒假补习班开学了。按字面理解,“补习班”应该是补习文化课的,然而这里并没开设文化课,学的是政治,实际上举办的是为期两个月的“抗大”式的政治训练班。
  回顾“四二八”解放以来八个月的哈市学生运动,主要形式是社会宣传,尽管活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参加的群众一次比一次多,而在内容上还只限于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一般性形势教育。这对提高青年群众政治觉悟是必要的,也的确起到了好作用,然而,要想深入解决学生当中的盲目正统观念,教育工作就不能停留在这种水平了。必须针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经过系统深入的教育,去改变他们的根本立场。而当务之急,是首先培养学生运动骨干,使他们在教育广大学生群众中发挥桥梁作用。寒假补习班,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而开办的。
  补习班设于第一中学。参加人首先是除少数下乡工作队以外的全部学生党员、各校民青支部的骨干和运动中涌现出的优秀盟员,还吸收了一部分自愿参加的学生,共约四百人。
  补习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主任是蒋南翔,副主任是何礼,陈振球任教务长。从延安来的党员领导干部史文生、康平、陈模、陈舜尧、李清泉、王文琪、李松涛、石泊夫、牛乃文、柳波和从白区来的陈仲瑶、在补习班入党的王又生等人,都参加了补习班工作。这个领导班子阵容是很强的,差不多集中了哈市全部教育行政和青年群众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
  学习内容有明确的针对性。集中归纳为三大问题:一是“国共问题”,即共产党和国民党谁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能引导中国走向独立、繁荣、富强?二是“美苏问题”,美国和苏联谁是中国的真正朋友?谁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三是“土改问题”,地主和贫雇农究竟是谁养活谁?谁是不劳而食的剥削者?这三个问题正是当时青年学生头脑中混淆不清的基本问题。
  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以自学、讨论为主,讲授报告为辅。首先按计划分专题进行讨论,提倡解除顾虑,敞开思想,敢于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补习班领导提出两条响亮的口号;一条是“大胆放口,自由思想”;一条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南翔同志反复强调,学生中的盲目正统观念,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去改变。为了求得真正的解决,先决条件是让他们说出来,这样,你的教育才是有的放矢,才能具体有效。由于提倡和坚持了正确的方针,学习讨论很烈烈,成堆的问题端出来了。有些民青盟员,觉得某一问题自己认识还正确,但是别人提出反面意见又驳不倒,于是把那些反面意见——普遍存在于同学中间的糊涂思想也摆出来,让大家分析。争论得最凶的是哈大同学,有人把蒋介石的反共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公开搬出来,作为理论根据,就这样也没有人给他扣“反动言论”的帽子,当然,最终那些谬论还是被逐条驳倒了的。对问题的争论,异常热烈,有时连续几小时,甚至一两天。
  真理愈辩愈明。经过这样的讨论,终于澄清了大部分问题。班里还在适当时机组织报告会,集中问题请人做专题报告,这种报告大家觉得真“解渴”。富于追求真理精神的青年人,当他解开了思想疙瘩,豁然开朗的时候,那种兴奋心情是难于言表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那一代青年,对于给他们以革命启蒙教育的共产党老干部印象极深,始终保持着崇敬的感情。
  在补习班担任讲课的主要是蒋南翔、何礼、陈振球等同志,还邀请过冯仲云、高崇民、沙英、李则兰、白朗等人作报告。曾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过的高崇民,是西安事变的目睹者,他讲临潼兵变时蒋介石贪生怕死的那付狼狈相,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一九四七年十至十二月间,全市各学校普遍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正是效仿寒假补习班的作法,在更广泛的范围收到了更大的成果。
  补习班里到处高悬“抗大”校风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补习班也真正体现了这种精神风貌。然而,既然社会上存在斗争,补习班里也必然有所反映。一中三青团特务头子李家悦一度被我公安部门逮捕又释放之后,跑到了蒋管区,后来又回到哈尔滨,他伪装进步,到处讲演,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他“进步”了。并自动要求到补习班来学习,松涛同志把他安排在我的睡铺旁边,让我帮助他。不久他又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再次被捕,原来他是长春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来干特务勾当的。他四出串联潜伏的三青团分子,布置破坏“任务”。哈市公安局早就密切监视他的行动了。他是在干特务活动中被当场捕获的。
  开展新秧歌活动也是寒假补习班里很有意义并具有历史特征的事情。
  解放前,人们认为扭秧歌乃是“剃头匠”、澡堂工人、饭馆“跑堂的”等等“下九流”一类人的娱乐,在农村也都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才去扭秧歌,补习班动员大家扭秧歌,开始很多人不好意思,甚至很反感,尤其女同学,拽也不下场。老干部出来带头了,延安鲁艺来的文艺工作者柳波同志边教边讲,说大秧歌是劳动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我们既然要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能同劳动人民共欢乐?扭秧歌也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行动嘛,而且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考验,看你能不能放下架子。如此这般,把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看,那没说的,扭吧!很快就扭开了。陈振球也下场指导,他说东北旧秧歌得改造,要大大方方、喜气洋洋地跳起来,不要“扭”,要“跳秧歌”,这就是经过改造的陕北新秧歌。他边说边示范,跳得又欢快,又活泼,确实好看。
  于是,每天学习结束,锣鼓一敲响,同学们便涌向操场,踩着鼓点儿高高兴兴跳起来。春节到了,秧歌队要上街,大家纷纷化起妆来。旧秧歌里的那些“傻柱子”、“阔大爷”、耳朵挂红辣椒的“妖婆子”之类角色一概不要,全化妆成工农兵形象。寒假补习班大秧歌队上街了。记得一次在南岗喇嘛台广场上,我们正跳得欢呢,围观人群里有人叫我的名字,出来一看是我的一个亲戚。他皱着眉头对我说:“你咋干这玩艺儿,多难看!”我白了他一眼,走进队伍去照样跳起来。
  一九四七年春节期间,全市许多工厂、商店、机关都组织了秧歌队,共有六十多个队,三、四千人。补习班的秧歌队最大,有二百五十人,而且最活跃、最受欢迎,在全市秧歌大竞赛中得到一等奖。
  补习班还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挖坏根”、“分红”。在“兄妹开荒”里牛乃文演哥哥,方丽(延安来的女干部)演妹妹,这个剧在哈尔滨也是头一次上演,群众觉得很新鲜,在补习班“兄妹开荒”的秧歌调大家很快就都学会了。“挖坏根”是陈振球新编的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秧歌剧,王学勤扮演二流子,刘正一演地主狗腿子徐大马棒,我演翻身青年农民。这个剧在全市汇演中也得了一等奖。
  一九四七年春季开学后,新秧歌运动在各学校普遍开展起来了。补习班学员自然成为各校秧歌队的组织者和带头人。
  加强党的建设是寒假补习班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发展新党员和加强党员教育两个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到这时候为止,哈尔滨市发展学生党员比较集中的有三次,即遣送日侨、联合宿舍和寒假补习班这三个阶段。建立补习班之初,就有计划地把各校经过培养教育和充分考察了的积极分子吸收进班里来,成熟一个便个别发展一个。
  一九四七年一月,市委决定成立两个党的工作委员会,即“教委”和“学委”,教委领导教师中党的工作,学委领导学生中党的工作。学委书记是陈模,副书记是康平。记得陈模同志是在元旦联欢晚会上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他曾是上海街头卖报的一个穷孩子,抗战时期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孩子剧团”,陈模后来到了延安,曾给彭真同志当过秘书,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对同志非常热情,他主持学委工作,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了。
  那时候对党员的教育抓得很紧,主要方法是通过党的小组生活会来实现。在小组会上开展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说“真正的”,是指自我批评认真而坦诚,对自己缺点不加掩饰,而批评别人也是直率的,那时还真不存在“怕得罪人”的一说。当时组织要求党员在三点上很严格:一、忠诚于党,无事不对党言;二、任何情况下都把党和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四十年代党就是这样教育年轻党员的。而老党员也确实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正是他们把延安作风带到东北新区的。
  为了加强党员教育,一月十六日学委创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党内生活》的小册子,第二期开始改名为《学习通讯》,第七期开始改用铅印。这个党内刊物对于帮助党员学习提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关于民青主席王五常脱党事件,以及受到党籍处分的事,就登载在《学习通讯》上,使全体党员都受到一次严肃的纪律教育。为了保密,在《学习通讯》上发表文章要用党内化名。我化名为方明投过几次稿。
  寒假补习班结束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虽然为期不过七十天,可是它收到的成效和在哈市青年运动中的作用却很大。四十年过去了的事,至今回忆起来,犹如一幕幕电影,依然清晰历目,可见印象之深哪!
  红五月*

  一九四七年一至三月,在东北战场上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重大转折。东北人民解放军冒着严寒,三次跨越松花江,胜利出击,威逼长春、吉林之敌。在南满临江地区,我军四次击退进犯的国民党军队。这就是有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微,共歼敌六万九千余人,我们打了大胜仗。胜利消息鼓舞了哈尔滨市人民,进一步坚定了进步青年的胜利信心,也影响,对时局抱观望态度的那一部分青年的心理。
三月十五日各学校开学,新学期学校教育和民青工作,是在变化了的新条件下开始的。从二月一日起,原属省教育厅领导的省立六所中学,改由哈尔滨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领导,蒋南翔兼教育局长。同时,教育局又增派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到各中学去担任校长、教导是主任和教师,以加强行政和教学领导。
  参加寒假补习班和下乡工作队的同学,在假期活动中得到思想上的提高和工作锻炼,他们分别回校,给学校带来一股生气。在上述活动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各校相继单独建立起学生党员的支部,受“学委”领导。各校教职员党员则由“教委”领导。“学委”书记是陈模,副书记是康平,张震和我是委员。当时各校学生党支部的书记是:一中杨树坡,二中王志超,三中王沛云,四中许诚,五中邓进,女中秦秀荣,工大张自杰,哈大李木庚。寒假期间民青组织也有发展,开学后在女中和哈大也都建立了民青支部。
  四六年底和四七年开学后,有些学校采取开斗争会的方式,揭露三青团分子把持学生会同学校行政闹对立,结果一个个把他们清除出去,选民青骨干担任学生会会长。一中没有这样做。因为一中学生会会长程××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他虽然参加过三青团训练班,但没有正式参加三青团,也没干过破坏活动,对他不能采取斗争的办法。一中党组织认为程××还非拿掉不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很投合学生盲目正统观念思潮,他是落后群众的一面旗子。经过研究,党支部决定通过竞选方式,选掉程××,并决定由我出面和程××竞选。但是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解放前我在学校不出头露面,解放后我又在社会上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学生大部分不了解我。而且论能力、论口才我都比不上程××,那时候我上台讲话还脸红呢。
  不行也得干,政治任务嘛于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动员全体盟员,全力以赴投入学生会竞选。竞争十分激烈。各班提候选人名单时,盟员坚决按校方提出的条件讨论候选人,因为条件对进步学生有利。有些人则主张不讨论而直接选举,这样显然对程有利。讨论的结果,全校只有一个班提名程××为候选人,民青取得初步胜利。在全校大会上介绍候选人人,程××的支持者以为大家都熟悉他,简单说说算了,而盟员上台介绍我们的人,则非常具体有力。副校长陈振球也亲自出马了,他宣布:“学校领导支持郭永泽当选,因为他能领导同学进步。他当选,学校行政将会大力支持学生工作”这一票是很有份量的!
  开始投票了。各班盟员在几天前已尽全力争取中间同学为我拉选票。高二乙班的李洪道、杨树坡、丛琛、王动和我五名党员,分工每人包八名同学。有些班估计选举程××的人多,于是盟员鼓动要选本班同学,以分散程的选票。结果,我以微弱多数当选为学生会会长。
  这次竞选好比扳腕子(较力),民青使出全身力气,相持良久,最后总算把对手按倒了。
  这是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表明了学生思想转向进步的变化趋势,民青已不再孤立,而能够团结影响相当多的学生了。一九四七年春季进步学生活动已在各校打开了局面。
  五月间各界纷纷改选市参议员。市妇代会罢免两名反民主的妇女参议员,补选上女中校长陈舜尧和一名妇女劳动模范。市学联撤掉原来三名学生参议员,选举我和张风、刘云杰、傅振桐为参议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小学教师参议员也进行了改选,姜洪(党员、民青支部主任)、白秋(党员)、李宗烈、王维相(都是民青支部委员)当选。各界参议员中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都被改选掉。
  五月一日,在八区广场召开了三万工人和一万学生参加的群众集会,庆祝“五一”和“五四”。集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从这天开始,哈市各学校展开了“红五月竞赛”活动。早在四月上旬,市教育局和民青总部就作了部署‘要求各学校动员学生积极参加红五月学习大竞赛和体育竞赛。体育竞赛包括田径和各类球赛。学习竞赛共分六项:有歌咏、大秧歌、秧歌剧、化装讲演、壁报和征文比赛。从四月下旬开始,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都热火朝天地搞起“红五月”活动,参加人数之多,群众热情之高是空前的。学校里天天敲锣打鼓练习大秧歌,哈大、二中、四中都是全校学生参加秧歌队。各个教室里有排剧的、装饰壁报的,唱的、写的、画的各显其能。有些学生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教师们也来指导学生编写剧本、修改征文和壁报稿子。四月下旬在各学校内开展班级比赛,五月上旬全市展开大竞赛。
  红五月活动按规定要在课余进行,而实际上对文化课学习不是没有影响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必要,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是具有鲜明政治性的活动,以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抗议美军侵华暴行、歌颂解放区工农翻身、大力支援前线等等为主要内容。红五月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旧学校关门读书、不问政治的沉闷局面,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民青盟员是各项活动的骨干,他们努力争取、团结中间状态的同学,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活动中民青又发展了一批新盟员。
  五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二十天内歼敌五万人,克城二十五座。从此,我军转入攻势。同时,陈毅指挥的山东我军,在沂蒙山区孟良崮,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主力七十四师张灵甫部三个旅,蒋介石“山东重点进攻”的战略被彻底粉碎。从这以后,各校学生连续不断地敲锣打鼓,到街上去宣传捷报。
  ——号外,号外!我军收复怀德、公主岭!
  ——一日三捷!我军收复梨树、双阳、通化市!
  ——捷报,捷报!东北人民解放军收复辽源、通辽、东丰!
  ——我军一举歼敌四千,攻克昌图、西丰!
  特大喜讯!人民解放军一日五捷,收复西安、开原、新宾、清原,歼敌一个师!
  ……
  前线捷报频传,同学们欢欣鼓舞,接连不断地上街宣传。有时宣传队刚刚回到学校,《东北日报》社便打来电话,或送来新的捷报号外,于是大家立即涌出校门,继续宣传。
  随之而来的是同学们结队到三棵树火车站去慰问伤病员,到各医院去为伤员服务:洗脸、喂饭、换药、接屎接尿,为伤员唱歌、演戏,赠送慰问信和慰劳品。在各班组织写慰问信、收集慰劳品,发往前线。到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住地去宣传党的政策。各校同学纷纷报名自愿到前线去工作,很快组成一个由一百二十名学生参加的战地服务团,于六月十四日出发奔赴前线,其中包括一中的二十七名同学。我的同年级同学姜锋、白玉林、马占坤后来留在四平、辽西一带工作,一直到现在。一中原学生会长程××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在当时,战场上的胜败就是最大的政治。学生中间没有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你是进步也好,落后也好,或者处在观望、动摇状态的也好,都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对于盲目正统观念较深的学生,国民党的惨败无疑是一付清醒剂,幻想开始破灭。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战局的急转直下,是他们走向进步的催化剂,很多同学积极参加支前活动,靠近民青并要求参加民青了。
  民青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早在四月二十一日,民青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总结成立以来八个月的工作,改选了执行委员会。蒋南翔同志在会上讲话指出:民青必须保持先进性与群众性这两大特点。今后在巩固队伍、提高盟员思想政治水平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使民青成为东北各地区、各阶层青年的共同组织。会议决定民青改名为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以适应在广大北满地区和东满部分地区已经建立民青组织的实际情况。
  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执委会,任庆、刘宾雁、王学勤、张玉琛、朱纯学、李木庚、付振桐、金枫、郭永泽、庞志敏、王风歧、王志超、赵云岫、邓进、朱服、王娅婷、张斯如、白盛斌、姜洪等十九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由执委会推选出九人为常委,组成民青总部领导机构。任庆为主席,刘宾雁和我为副主席,(半年以后刘宾雁改任民青主席)。组织部长王学勤、李木庚,宣传部长张玉琛、付振桐,社会服务部长朱纯学、张斯如。
  到八月中旬,即成立一周年时,民青盟员已发展到三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哈市学生盟员一千五百余人;哈市工厂、商店、小学教师、机关、医院民青支部的盟员共五百多人;北满各市县和延边地区盟员一千五百余人。总计已建立起直属的本部、总支、支部四十三个。
  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一九四七年暑期,组织了六百学生的下乡工作队,到市郊农村参加土改。还动员五千名学生分先后两批,在城市街道参加清查户口工作。
  解放初期,还有好多的伪警宪特、建军土匪、封建会道门分子、地痞流氓、赌徒、吸毒者、妓女暗娼、“化形地主”(外县地主改名换姓隐藏在市内)混迹于市民当中,时时危及社会治安。旧时街道的“保、甲”人员,往往不但不起积极作用,还掩护这些旧社会的渣滓。清查坏人和建立街道民主政权的工作,光靠少数公安干部是难以胜任的。于是动员了大、中学生,参加清查户口的工作,他们对加强城市治安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学们通过社会服务工作,也受到了教育。他们从实践中感受到,共产党才真正是旧社会的改造者,新社会秩序的创造者。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行。通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和集体生活,全市学生在政治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
  秋季开学后,在十至十二月间,各中学和哈大先后开展了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叫作思想改造学习。这是由市教育局统一部署和领导的。在回顾学生思想改造学习之前,先谈谈当时中学教师队伍情况。从政治思想方面看,解放初期教师也是“两头小,中间大”的。象一中梁振民那样思想反动的教师,各校都有,在“四二八”前夕,他们曾竭力毒化学生思想,灌输“正统观念”。“四二八”以后,他们有的跑到蒋管区,有的离校隐蔽到社会上,不敢公开向学生进行反共宣传了。他们为数不多,却起过极坏作用。再一个少数,是进步的非党教师,在一中有陈堤、王受和、付群、周齐、黄书、施新民、陈布文等人。他们多数是一九四七年才到学校任教,四六年各校进步教师就更少。教师中的多数人,政治上持观望态度,标榜中立不倚:“我教文化、科学知识,不问政治”,“我对学生不管他进步与落后,有教无类嘛!”而事实上他们常常并不遵守“中立”诺言,却散布错误言论。有的说:“真不象话,让学生扭秧歌,耗费宝贵时间。看看蒋管区的学生,人家英语说的多流利。你们搞政治吧,慢慢都变成落伍者”。有的教师拉学生后腿,不让去住联合宿舍、参加寒假补习班,不让学生去参加土改和其它社会活动。上课时故意提问民青盟员,出难题,让他们当众出丑。当多数学生盲目正统观念浓厚的时候,这些言论容易被接受。随着学生政治觉悟的逐步提高,一些教师思想的落后而便显露出来,对比之下,老知识分子不如青年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来得快。以致教育局提出尊师爱生口号时,学生接受不了,要求改成“团结教师”。
  面对这种情况,一九四七年下学期全市各中学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教师队伍作了较大的调整,各中学都安排了一批政治辅导员,担负班任性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学生的政治学习。一中的政治辅导员李洪道、吴连级、丛琛和我(这四人是四七年六月高中毕业留校的),周秉武、明照千、刘义昌、孟学刚、范桂琦、唐伯符、战汝澍(这七人是从高一在校生中抽调出来的),还有赵连壁、刘跃、杨振华、马宁、朱方、邵廉(他们是从东大分配来的),除个别人外,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其他各校也都作了这样的安排,如女中的李秀贞、周克英等(留校的),穆庆生、于为等(哈大分配的),朱瑛、付信等(东大分配的),这时期都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思想改造学习的内容,集中为“国共问题”、“美苏问题”和“土改问题”。学习方法以讨论为主,讲课为辅。首先解除学生顾虑,提倡“大胆放口”,自由思想”,让学生把一切怀疑问题和自己的主张,都彻底亮出来,然后展开讨论。这就是把年初寒假补习班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在全市中学和哈大普遍推广。因此,它的具体过程我就不去重复赘述了。
  经过学习,学生思想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基本得到澄清,学生思想得到很大的提高,到这时为止,哈尔滨学生思想中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盲目正统观念,基本上克服了。当然这不仅仅是一次学习的功效。
  二年来,哈尔滨的青年学生面临中国历史转折关头,身处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风浪中,他们思想上的斗争与变化,从来未曾终止过。他们形成过见解,又产生怀疑,自我否定,再观察,再探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也正是学生队伍分化的过程。正如我前面回忆的那样,到了四七年夏季,分化加速了,基本立场、观点转向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这次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可以说是全体学生的一次思想大清理,一次群众性的大总结,是延续二年思想渐变积累后发生的突变。
  引起大多数学生思想转变的决定性环节,是解放战争急转直下,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大反攻。到了我正在写的这个历史阶段——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东北战场上我军冬季攻势已经开始。继五月夏季攻势之后,秋季攻势在五十天内歼敌六万九千,克城十五座。人们看得很清楚,此刻离东北全境的解放,为时不会太久了。中国谁胜谁负已经不再是课堂里争论的问题了,蒋家王朝危在旦夕,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盲目迷信,不攻自破。
  当然,不能因此否定思想改造学习的巨大收获。哈尔滨青年学生之所以轻信受骗,受到盲目正统观念的毒害,其历史原因,就是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使大多数东北青年对中国现代史一无所知,对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年的反革命真象不了解,对共产党的历史同样不了解。这一次思想改造学习,就是在中国现代史方面给学生补上一课。各学校的领导同志针对学生思想问题,系统地给以解答,并请东北局、省市领导同志到校作报告。一中副校长陈振球同志,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参阅大量文献资料,给学生作了长达一天的报告。他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讲起,从“九一八”到“七七”,从“七七”到“八一五”,系统揭露了蒋介石反人民、反革命的历史和本质。他的报告很有说服力,学生们都认为确实帮助他们擦亮了眼睛。而为了准备报告他连续开夜车,以致讲课后晕倒在楼梯上,使一中同学更受感动。
  除上述两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促进学生思想转化的重要原因,就是通过两年来他们亲眼观察、亲身经历的种种事实,无不证明共产党的确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是挽救中国的力量。他们看到共产党一进城就镇压大汉奸、大恶霸李九鹏、姚锡九,和那些万人痛恨的宪兵、特务、警察贪官污吏,而这些欺压百的姓家伙,却纷纷逃往蒋管区,投靠国民党,或被国民党网罗去搞建军。妓院、暗娼、舞女、抽大烟等等旧社会的“癌症”,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便迅速得到“根治”。下乡参加土改的同学都看到了农民悲惨贫困的生活状况,如果不搞土改,农民就没有生路了,而国民党高唱“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二十多年,始终纸上谈兵,开空头支票。青年特别敬佩共产党干部的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凡此种种,如果关门读书,与世隔绝,是不会有深刻体会的。两年来规模浩大的社会活动,使哈市广大青年学生受到的实际教育,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从哈尔滨跑到蒋管区又回来的学生们,在学习会上现身说法讲他们在长春的遭遇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四二八”后一年来,哈尔滨和北满解放区有上千的学生跑到长春、沈阳和北平。国民党为了诱骗学生,在长春成立“松北联中”,除本校外还设四个分校,收容数千名学生。他们多数为的是读书,也有为“投身到社国的怀抱,去干番大事业”的想法。结果呢,尝到了苦头。他们说,松北联中并不正经上课,那只不过是个管吃管住的地方。三青团特务横行,监视学生言行。许多人求学不得,就业无门。他们对国民党“接收大员”和高级军官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深感愤恨与失望,他们的幻想终于成了泡影,于是有的重返解放区,有的生活无着落去当了蒋介石的炮灰。从长春回来的学生,他们的盲目正统观念是被自身的苦难历程所粉碎的。
  说盲目正统观念是一种反动思潮,是指这种思想的政治性质而言,并非把曾经深受其害的青年人同国民党反动派划等号,包括多数一时蒙骗参加过三青团的学生在内。东北青年都有一颗爱国心。因为他们曾身受亡国之辱,尝尽了种种异族压迫的痛苦。由此激发起来的民族自强、振兴中华的愿望,极为强烈。尤其那些解放前年龄较大、读过禁书、接触爱国师友较多的学生,爱国主义感情更强烈。回想日本投降时,哈尔滨青年奔走相告,泪流满面,他们终于能够大声宣称“我是中国人”了。为了献身祖国,有所作为,很多人勤奋学习,不满足于在学校里所学课程,到校外去补习数学理化和英语。跑到长春去的学生,很多人为了读书深造,幻想国民党办的学校正规,有名牌大学。他们狂热欢迎“中央军”,是爱国感情的自然流露,上当受骗固然可悲,然而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青年爱国热情的内核。瑕不掩瑜嘛!如果没有东北青年爱国思想的内因,我们党怎么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引导他们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呢?解放战争时期,党对青年进行的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具体来说,是帮助青年拨开云雾,把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引上了正路,加以发扬和提高。
  走过弯路,参加过这样那样反动组织的同学们,不是没有教训可总结的。他们终于懂得了把握政治方向是人生大事。只看现象,不求本质,才使人轻信盲从。后来,他们为此也曾程度不同地付出过代价,教训是深刻的。
  经过思想改造学习之后,哈尔滨学生的绝大多数,终于摆脱了盲目正统观念的羁绊,思想得到大解放。
  当然,在阶级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激化时期,青年中发生急剧分化也是必然的。有那么几个学生,坚持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充当国民党特务,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危及人民安全,终于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判刑。也有人追随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逃跑去台湾,据我所知,一中就有九个人。但这究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哈尔滨这一代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包括一时失足参加过三青团或其他反动组织、走过曲折道路的人,最终还是回到革命队伍之中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中学生会会长程××,后来成为先进工作者,并且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中的胡××,建国以后工作颇有成就,是闻名的外国影片翻译家。我还知道有的三青团员经过长期的学习,总结历史教训,现在成为共产党员了。
  思想改造学习的最后阶段——“土改问题”学习结束时,出现学生纷纷表决心的热潮。大家都表示拥护党的土改政策,坚决站在贫雇农一边,向封建堡垒进攻。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发誓要背叛地主阶级,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做贫雇农的儿子。这时候,不知道从哪个学校开始,学生为了表示决心写起血书来了。这大概是模仿前线战士出战前写血书表决心的作法吧。二中、五中都有学生写血书,三中有一百六十六名学生写了血书!于是我便召集我领导的一中初三丙班学生积极分子开会,布置说:“人家都写血书了,咱们班也得写,你们要带头。”第二天早晨一上课,我站在讲台上先发表一通鼓动情绪的演说,然后把右手中指伸到牙缝里就咬,没咬破,不出血!心想这怎么行呢,疼也得咬。于是我转过身去面对黑板,狠了狠心,到底把手指咬破出血了,便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涂抹了几个大字。这时全班鸦雀无声,学生都紧张地看着我,还没等我写完,积极分子便翻书包,找纸,咬手指头……立刻全班同志都跟着找纸,咬指头,写血书。学生写血书的事很快就传到教育局领导那里,马上下令通知各校制止学生写血书。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这样表示觉悟提高,进步岂不成了痛苦的事!
  有些学校还出现过地富子弟献浮财的事。三中一个学生家里是大地主,父亲做过伪满哈尔滨市长,他从家里拿出五十件贵重东西,包括金项链、珠宝、戒指等等,交给学校,表示剥削来的东西要退还贫雇农,并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有些地主子弟便纷纷效仿,没有金银珠宝怎么办?于是把身边带的衣物也献出来了。一中和三中都展览过地主子弟献出的“浮财”。这件事被教育局领导发现后,也及时制止了,通知学校把原物退还本人,并告诉学生,划清界限是在思想、立场上,革命也得穿衣吃饭嘛。至于大宗贵物品,应交政府去处理。思想教育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有时难免出现一些幼稚的过火行为,好在领导及时发现纠正,避免了在哈尔滨市形成全局性的大的过“左”偏差。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有的学校也出现过不适当的作法。比如在一中,六月下旬临放暑假之前,曾开展过“回忆运动”。经过红五月和祝捷支前活动以后,大多数同学思想开始变过来,学校因势利导,启发学生回忆两年前的形势和自己的思想,加以对比,从而看出自己进步了,大家也都有进步。这就是一中全校开展的“回忆运动”。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发展到后来变了样,形成对一部分过去思想落后学生进行批判,甚至不仅批判,还追查“组织背景”。一时间各班搞得很紧张,被追查的学生哭着鼻子“交代问题”,民青积极分子拍桌子瞪眼睛,喝令“别装蒜,你老实交代好了”!我记得教导主任胡朝芝老大姐主持的辅导员汇报会上(天天汇报,有时一天两次),这个说:“我们班揪出两个三青团外围分子,三个一贯道徒”;那个汇报说:“我们班又揪出来两个给三青团送情报的……”各班辅导员都不甘落后,急于“扩大战果”,以致把胡大姐吓楞了,她操一口四川话说:“我的妈哟,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三青团哪!不得了,赶快刹住。”就这样,一中还有八十七名学生交代了“组织问题”。
  “文革”期间,不少外调人员找我,让我证明某某人解放初期在哈一中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凡是我记得的人,我都实事求是地答复说,那时候学校搞“左”了,一来发生过逼供信,二来当时才十四、五岁的学生,就是思想落后点,人家一加压力就瞎说,给自己乱扣帽子。我知道,当时学校并没作过审查核实、组织定案,我看不能算数。
  同样情况在二中也有过。一九四七年四月,批斗朱纯正和李异畏(他们后来都服刑了),揭发朱、李问题也收不住口了,学生斗起劲儿了,各自揭发本班的“反动分子”,勒令有问题的人到全校大会上去坦白。结果,五天之内有一百多学生坦白交代问题,自己“承认”有反动组织问题的,就有三十七人。
  由此联想到“文革”红卫兵运动先在学生里搞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也并非于偶然。如果不加正确引导,青年学生容易头脑发热,有股子偏激片面劲头。特别是把政治问题、组织问题拿到运动里去搞,没个不出偏差。好在四七年上述“左”的偏差,发生在少数学校,而且很快制止了。为了消除后遗症,四八年中学里还专门开展过“团结运动”。
  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
  哈尔滨市学生曾三次下乡参加土改。第一次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到四七年三月上旬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开始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后来在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又从寒假补习班抽调四十六人,前后共二百多人,组成下乡工作队,到市郊香坊区大嘎哈分区的几个屯子参加土改。带队的是李江、吴限、朱繁、陈堤、任庆几位同志,后来陈模、李松涛同志也去了。工作队骨干成员还有李扬、杨树坡、王志超等几名学生党员。当时还没有剥夺地主的土地,执行的是“二五减租”政策。过去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收成粮食大部分交了地租,解放后限定农民只交收成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这次下乡工作队的任务是发动贫雇农,斗争恶霸地主,挖出隐藏的汉奸、特务、土匪头子,叫作“反奸清算斗争”。同时帮助农民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用土匪和地主武装的枪支,武装农民,成立农民武装自卫队。
  第二次学生下乡工作是在一九四七年的暑假,从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末,共一个月的时间。这次人数扩大到六百多,分赴哈市香坊、顾乡、松浦三个农村区。学生组成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青干校(六月二日成立)、一中、四中的三百多人组成,到香坊区;第二大队由哈大、二中、五中和女中共二百多人组成,到顾乡区;第三队是三中的八十多名学生,到江北松浦区。这次的任务是发动农民开展“砍挖运动”,即砍倒封建大树,挖出地主富农隐藏、转移的贵重浮财和粮食,同时进一步深挖地主武装埋藏的枪支弹药。当时正处在庄稼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贫雇农断了粮,生活困难。农民起来挖出地主隐藏的粮食和浮财,度过饥荒,并买马买农具,增加生产多打粮,支援前线。
  第三次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学生参加土改,八百多学生参加平分土地运动。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开始,到三月中旬结束,历时两个多月。这一次学生土改工作队遍布市郊三个区的所有村屯,平均每一自然屯都有四、五名学生。顾乡区有一中九十五人、三中一百六十人、女中三十四人、哈大六十四人;香坊区有四中一百一十二人、五中五十一人、女中二十四人、青干校二百人;二中八十人到松浦区。这一次土改的任务是贯彻土地法大纲,发动农民开展平分土地运动。
  前后三次一千六百多人次的学生参加土改,对哈市郊区农村贯彻落实党的土改政策、发动广大贫雇农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肃清汉奸、恶霸、土匪残余势力,建立贫雇农当家做主的农村新政权,以至发动翻身农民参军、支前,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更大收获还在于学生本身受到的教育的锻炼。
  如果说:解放以来党对哈尔滨学生主要进行的是民主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么组织学生下乡参加土改,则是把民族、民主教育上升为阶级教育,继承和实践了“五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传统,引导知识分子走上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收获是巨大的。这一千多名参加土改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建国前参加了共产党,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在学校里学习土改政策,争论焦点是究竟“谁养活谁?”开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认为地主是勤劳起家的,农民因为懒惰才穷,是地主养活了农民。学生中大多数持这种观点,并不奇怪,因为解放前贫苦工农子弟难得上学读书,念大学就更谈不上了。学生受封建思想教育,受家庭和旧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
  参加土改的学生是经过选拔的,多数是思想进步的民青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数拥护党的土改政策,懂得农村阶级剥削关系的一般道理,但究竟对地主剥削农民的实际情形缺乏感性认识,了解不深。还有少数学生参加土改,是带着疑问来看看的。有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家里被斗被分,而自己则发誓背叛家庭,甘心做贫雇农的儿子,来参加土改,这也是真的。但他们主要是出于相信党,出于最初的一种革命热情,他们同样对阶级斗争缺乏更深刻的理解。
  同学们一走进屯子,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座东倒西歪的矮土房,有些是用木杆支着才免得倒塌。房顶上薄薄一层苫房草,被水雨冲刷得都腐烂变黑了。房屋四周极少有院墙,光秃秃连棵树都见不到。一派凄凉景象。也有那么一两座大院落,院里有高大的镶着玻璃窗的正房、厢房、谷仓、马棚,你不必问,这必定是地主老财的家。抢先跑出来围着学生工作队转的是孩子们,找不出一个穿着整齐、象城里孩子那样的红彤彤的胖脸蛋儿,一个个细胳膊瘦腿的,有些竟光脚丫在冰雪地上跑。屋里四壁空空,到处透风,墙上挂着白霜。常常可以碰上大姑娘、小媳妇围着破被坐在炕上,因为没有裤子穿,下不了地。这是哈尔滨的市郊啊,最远离市区不过四、五十里路,可在太太和姑娘、媳妇们中,一辈子没进过街,没坐过火车,没见过电灯的大有人在!同学们亲眼目睹农民这种凄惨赤贫的境况,不免心里发酸。
  同学们下乡前都有思想准备,要和贫雇农同甘苦,要能吃苦。为了站稳阶级立场,都挑最穷的人家去住。火炕烧得挺热,可是还抗不住门窗四壁吹进来的冷风啊,只好戴上皮帽子睡觉,深夜还常常冻醒。有些人脸上冻起了泡,手脚冻裂。两个月不洗澡又没有衬衣可换,虱子抓不净,翻过棉裤一看,白花花的虮子都藏在裤缝里,于是顺着裤缝一行行地用牙咬。砍挖运动的时候农民缺粮,一天喝两顿稀粥。工作队员也不忍吃得太好啊,顿顿饭都熬一锅粥,里边有小米、高粮米、杂豆、菜叶子,有时加点豆饼,和猪食差不多。有的女学生在家里没有带肉的菜都吃不下饭,哪里吃过这种东西,可是却吃得很香甜。有的同学发明把砖烧热,在上面烤豆饼片儿,都争抢着吃。衣食住确实都很苦,但是同学们不叫苦,一天天总是乐呵呵地,有说有笑唱唱咧咧,可高兴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工作需要,他们是自觉接受锻炼的。也有个别学生受不住,中途逃回家去了。
  好多同学在家是不干粗活的。而为了工作需要,学习八路军作风,他们给老乡扫院子、挑水、碾米、喂猪,铡草、拾柴……凡是能伸上手,能为贫雇农服务的活儿他们都争着干。刚一进屯,想了解情况,农民不大肯开口,有的见工作队员来了便找个借口躲开。后来贫雇农慢慢地见学生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深受感动,就有了笑模样,话也多起来了。嘴甜的女同学认贫农老大娘做干妈,替大嫂哄孩子,也不嫌屙屎撒尿脏,学生和农民群众感情上越来越亲近了。
  农民群众信任工作队,消除隔阂,解除顾虑以后,运动才逐渐发动起来了。接二连三的“炕头会”、“诉苦会”、“算帐会”范围不断扩大,最后发展到在全屯贫雇农大会上争相吐苦水,控诉地主的罪恶发家史,揭发地主的种种残酷剥削手段。声泪俱下地控诉燃起群众怒火,对地主恶霸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时候同学们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地主,才产生了受苦人的深切同情。他们都看过歌剧《白毛女》,为喜儿流过眼泪,现在知道了黄世仁到处都有,苦难的杨白劳就更多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得一清二楚。
  参加土改运动对学生是最生动、最实际的阶级教育。人类社会划分阶级,有被剥削的阶级和剥削阶级,这种观念是共产党带来的。解放前哈尔滨的学生哪里有这种观念?不参加土改,没看见实际真象,有些同学还不易接受这种观念。解放前投考中学要填写入学登记表,上边有家庭资产栏目,那时候学生比富,不象解放后以工人、贫雇农家庭出身为荣,有些地主、资本家子弟以富有而自豪。参加土改后,学生的立场、观点发生了根本改变,树立了剥削可耻的思想。他们坚信,中国不彻底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广大贫苦农民就没有生活出路,中国就不会富强起来。
  在学校思想改造学习中讨论土改问题时,参加过下乡工作队的同学,都用自己在农村的实际体验,去帮助同学了解农村阶级关系的真象。当有人说地主是勤劳发家的,没有地主养活,农民就活不成这类话时,个别下过乡的同学竟气红了眼睛,拍桌子跳起来争辩。这也反映了参加土改之后感情上确实发生了变化。下过乡的同志一定都还记得,每当结束工作离开农村的时候,都依依不舍,贫雇农扶老携幼,送了一程又一程,妇女们哭了,学生也止不住眼泪。这眼泪非常可贵,它表明下乡学生和农民之间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后来有些农民进城,还到学校来看望这些同学。
  学生返城后对有些现象看不惯了,对有些男人油头粉面、女人擦口红穿高跟鞋,瞅着就不顺眼。而下乡之前,这些都无所谓,因为解放初人们的着装打扮就是这个样子的。伪满时女高学生冬天穿大衣不穿棉裤。只穿高筒毛袜,很洋气,这是由于哈尔滨外国人多,受洋人风俗习惯的影响。因此,党的女干部韩幽桐、郭霁云等刚来哈尔滨的时候,都脱掉二尺半灰布军装,换上旗袍、高跟鞋,为的是不致于脱离群众。四六年冬陈舜尧同志被派到女中当教员,还赶制了件藏青面红衬里的棉袍穿上。参加土改的学生改变了审美观,认为穿戴朴素才美。这里我联想到抗战时期大批平津女学生投奔延安,不是都脱掉西装换布衣吗。参加土改后回校的同学,有的甚至腰上系的小皮带还不肯拿掉,把它看成革命化的一种象征!现在说起来未免觉得幼稚可笑,而在当时的确是学生思想变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四八年以后,哈尔滨人衣着大变样,连商人都穿干部服了。所以陈舜尧又脱掉棉袍重新换上布军装,也不显得脱离群众了。
  四八年二月我在顾乡区蒋化村参加平分土地运动时,一中领队的是陈振球。一天,他对我说:“小郭,你和其他地主子弟能来参加这次土改是不容易的。记得去年暑假下乡工作队在火车站广场开大会,你在会上代表下乡同学讲话的事吧?你说你是地主子弟,家里正在被斗被分,你要做地主的逆子,向封建堡垒进攻。这件事可惹来了是非,在一次会上有些人批评哈尔滨青年工作右倾,树立地主子弟做学生骨干是错误的,就拿你作例子,而且他们反对地主子弟学生下乡参加土改。当然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这不是,又让你们参加了这次土改。”
  到后来我才完全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原来是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哈尔滨市召开的第一次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以某大学校长为首的一些同志严厉批评了哈尔滨的教育工作,说哈尔滨青干校包庇地主子弟,是地主子弟的防空洞。让地主子弟下乡参加土改,树立地主子弟为学生领导骨干,全都是右倾教育方针的表现。指责哈尔滨学生工作没有执行贫雇农路线,犯了立场性错误。他们甚至反对学生参加土改,认为学生里有不少地富子弟,他们是地富阶级的组成部分,对党怀有敌意,等等。
  当时蒋南翔同志正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由何礼、陈振球代表哈尔滨市教育局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指责。蒋南翔同志回国后,向市委和东北局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认为一些人对哈尔滨教育工作的指责是错误的。东北局领导同志肯定了哈尔滨执行的教育方针,认为是正确的。
  实际情况怎样呢?原来在土改时期,北满有些学校把农村土改的作法,机械地搬用到学校里,在学生中推行贫雇农路线。提倡“长贫苦子弟志气,灭地主子弟威风”。成立学生“贫雇农团”,对地富子弟学生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地方把地富子弟学生成批开除出校,送回家去交贫雇农批斗,不少学生因此跑到长春、沈阳去找国民党。
  当时这股“左”风是挺硬的,在哈尔滨市委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市“教委”和“学委”明确规定了两条政策界限:一、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能和地主、富农划等号,应该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后备,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二、学校是教育机关,不能把农村土改中的贫雇农路线机械地搬到学校里来。禁止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批斗、殴打和体罚。从而才避免了哈尔滨的教育工作和青年运动中的一场灾难性的破坏。而我本人,家里只是被当作地主斗争过,但土改后期纠偏,又划归中农成分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东北局正式作出“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纠正了“左”的作法和某些领导干部“左”的错误观点。二月,东北行政委员会也发布了“关于中等教育的指示”,批评了“单纯根据地主富农成份出身大量‘洗刷’学生,机械地搬用农村土改的‘贫雇农路线和斗争方式’的作法”,重申对知识分子采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事实上否定了第一次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对哈尔滨的批评、指责。
  建立毛泽东青年团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九四八年我军收复长春,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十二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关,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几个战役,直至全国解放。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哈尔滨召开了市民主青年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一百零六名代表,代表了全市学校、工厂、机关的二千多名盟员。蒋南翔同志在会上作了民青成立以来二十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会上讨论了根据形势发展,在民青组织基础上建立毛泽东青年团的问题。会议决定于“五四”青年节,正式成立哈尔滨市毛泽东青年团,要求各民青支部为此做好准备工作。
  会后,全市各民青支部都开展起“转团”活动,每个盟员都按毛泽东青年团团员标准衡量自己,总结优缺点,然后在群众会上(学校在班级会上)进行检查,接受群众的评议,最后由组织审批。全市学生盟员八百八十九人,百分之八十三被批准为团员。转团审查中有的学校要求过高,有些盟员因平时活动表现不突出,便被拒之门外。在转团以后,学生要求入团的积极性很高,但同样出现过要求过高的关门主义倾向,直到八月,青年工作会议以后,才得以纠正。
  小学教师里建立民青组织比其他职业团体都早。一九四七年二月,从学生寒假补习班派出三名学生党员到“小学教师寒假讲习所”开展建立民青组织的工作。他们是一中学生姜洪(姜兆庶)、哈大学生张斯如(张广玉)和四中学生王启。不久又派工大学生石秀成和张鲤参加这一工作。二月十三日,建立了小学教师民青支部筹委会,当时有盟员十八人。二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哈市小学教师民青总支部,盟员发展到六十名,选举产生总支部主任姜洪,组织部长张斯如、不管部长张鲤、宣传部长李宗烈和服务部长蒋笑梅,组成总支领导机构。到四八年五月民青转为毛泽东青年团后,在全一千二百零八名小学教师中,已有团员三百九十六名,团中有八十人担任小学行政领导工作:三十七名校长,四十三名教导主任。当时小学教师中中共党员很少,而团组织则起了政治工作核心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由青干校派出三十多名学员到各工厂去开展建团试点工作。在工厂里最先建立团组织的是电车工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了哈市电车厂毛泽东青年团支部。一九四八年七月,在哈市皮鞋厂和东建洋灰厂(即哈尔滨水泥厂)建立了团组织。到四八年十二月,在全市工厂建立了六十四个支部,共发展工人团员二千三百七十二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哈市兆麟儿童团,孙德胜被选为团长。儿童团在中小学里和社会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到四八年底,已有团员一万二千余人。
  一九四八年“五四”转团时,小学教师、工人、机关职员中的民青盟员,也都经过审查,合格者被批准为团员。
  五月四日,在道里丽都电影院(今哈尔滨音乐厅)召开了哈市毛泽东青年团成立大会。会上正式选举产生了哈尔滨毛泽东青年团市团部。民青到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哈尔滨市委作出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指示。市委指出:两年多来,哈市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党的领导和各方面努力下,转变了广大青年曾经存在着的盲目正统观念,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建立了进步青年的组织——民青,积极推动青年群众参加土改、战勤以及社会服务等各项活动,培养了积极分子,在知识青年中奠定了发展党的基础,并已有近二千名学生盟员和团员,成为我党政军民各部门干部。”
  这是党组织对哈尔滨青年学生运动的肯定性评价。
  哈市毛泽东青年团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东北地区毛泽东青年团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韩天石同志,秘书长是章泽同志,后来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地区工作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担任书记和副书记。
  为了统一全国青年组织名称,自十一月一日起,哈尔滨市及东北毛泽东青年团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十二月全市团员已发展到五千四百多名,比民青转团时人数又增加一倍多。
  市团部的组织机构和成员是:
  主任:陈模
  副主任:吴限、曲俊田
  组织部部长:李明(张李明)
  副部长:张震、刘云洁
  宣传部部长:牛奔
  副部长:刘宾雁、张玉琛
  青工部部长:黄若暾
  副部长:李源江、赵云岫
  学运运部部长:吴限(兼)
  副部长:郭永泽、付振桐
  社团部部长:林哲生
  副部长:朱纯学、王守智
  儿童部部长:孙德胜
  副部长:张国柱
  各部的正部长(除吴限和孙德胜外)都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并且都是兼职,后来也很少参加实际工作。市团部成立后不久又调来三名同志,他们是:范政(担任副主任)、白昌凯(任青工部副部长)、王凤歧(任学运部副部长)。开始的时候,市团部工作人员不到十五名,直到四八年年末,才增加到三十几人。人数虽不多,大家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却很高。全部工作人员都住在机关里,除陈模和吴限以外,都是单身汉,过的是集体生活,供给制待遇,没有家室之累,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工作。最初学运部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办公室不足十平方米,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外,别无他物。机关里没有上下班之分,除去吃饭、睡觉和运动以外,全部时间都工作。我记得,常常是根据常委会决定精神,我拟定工作计划,写好开会通知,便骑上自行车,到各学校去分发通知(这时全市有十三个大、中学校):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等候各学校团支部主任到齐,便开会讨论和布置工作。其余时间我就跑到各学校去看看、听听、研究点问题,从来也没感到被过多会议和文件缠住的苦恼。
  那时候机关干部之间关系融洽,老同志爱护青年同志,年龄最大的陈模和吴限也不过二十五、六岁,我们象对老大哥一样尊重他们。干部调动频繁,但从来没出现过情绪波动的现象。谁也不计较个人待遇、前途等等得失,组织上让干啥就干啥。没有亲疏之分,更不存在“关系学”,个个心情舒畅。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同志之间仍然保持着深厚的感情。
  市团部仍设在民青总部旧址,即道里地段街一百七十五号。这里原是一所苏联中学,院内有两幢楼房和两组平房,有相当宽阔的运动场和供青年群众集会的场地,四周围绕着高大的白杨树,夏天常有游人进院,误认这里是一座大公园。
  市团部把主楼开辟为青年俱乐部,设图书馆、阅览室、音乐室和各种游艺活动室,聘请学生团员课余来担任管理服务工作。俱乐部举办十一种内容的星期讲座,请名人来作时事政策、青年修养、科技知识和文学艺术报告。丁玲同志在这里给青年讲过婚姻恋爱问题,很受欢迎。星期讲座不愁冷场,也不需要发票,只要提前在《哈尔滨日报》上发条消息,到时候团员、青年就踊跃参加。青年的求知热情极高,常常是从香坊、太平等一、二十里以外的地区,排着队、唱着歌,一路步行来听报告,然后又走回去。市团部大院真正是团员、青年之家。
  为活跃青年业余文化生活,青年俱乐部常组织小说报告和电影讨论会。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小说和电影,在当时对于培养青年高尚情操起过良好作用。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不朽的青年》、《勇敢》等小说,都是青年爱读的书。四八年时,上海拍的那些不健康的旧电影都停演了,而我们自己已生产的影片又很少,影院大量放映的是苏联电影。如革命题材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等,而上映更多的是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电影,例如《卓娅》、《普通一兵》、《区委书记》、《宁死不屈》、《巾帼英雄》、《玛丽黛》等等。苏联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种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们那一代青年。
  向科学文化进军
  一九四八年春季开学后,哈尔滨各大中学一律转入正课学习,建立正常的学习秩序,从此结束了频繁的社会活动和以运动方式进行政治学习的作法。转入正常课堂学习以后,学校里民青盟员的作用就是带头学好各科课程,在学习中起模范作用。
  回顾四六、四七两年的哈市学生运动,主要是连不断续地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目的是改造学生思想,克服盲目正统观念,解决为谁服务的政治方向问题。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定这样的教育方针,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教育的目的也达到了。然而有得也有失,学生的一般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教育受到冲击。一九四八年战争形势和学生思想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党和政府不失时机地改变教育方针,动员学生为建设新中国而掌握科学知识,努力学好各科课程,把政治学习纳入正常的课堂学习。这重大决定立刻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响应,各学校都着手整顿课堂纪律,建立正规学习秩序。市团部要求学生团员在正课学习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有一部分团员,特别是团员里的骨干分子,过去担负着繁重的社会活动组织工作,占去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文化课学习上落后了。他们想赶上课程进度都很吃力,何况又要求他们在学习上走在同学们的前头,起模范带头作用,实在难哪!有些团员心慌意乱了,很苦脑。个别学生讥讽团员说:“这回你可吃亏了,课程落下了,谁让你总搞运动来着,思想进步顶啥用?”这种言论更给团员增加了压力。但他们思想先进,决心克服困难,加倍刻苦用功学习。他们少睡觉,不休息,课堂上集中精神听讲,课后请老师或学得好的同学帮助补习。学校也采取措施,专门组织课程落后的学生尤其是团员吃“小灶”,指派老师去辅导。各校都出现大量学习先进帮后进的互助学习小组。回想起那时候学生的刻苦用功劲儿和团员的顽强学习精神,真是值得赞佩。附带说一句,那时候还不存在考大学的竞争,也没有混文凭、打小抄的风气。学习就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为掌握知识、充实本领。在三月份开学各校进行文化课测验时,团员多数在中等水平以下,而到暑假前,除个别人外,团员都达到了中、上等水平。到寒假前年终考试时,团员大多数都取得了好成绩。从一年间学习提高速度来考察,进步最快的就是团员。二中全校十八个班考在前五名的共九十人,其中六十七名是团员。行知师范年终全校选出六名学习模范,全都是团员。三中学生会主席陈邦才(现哈市公安消防支队队长),开学时数学不及格,年终却得了满分。他领导的几个课外学习互助小组,除一人外数学考试都得满分。二中学生会主席杨在茹工作繁忙,学习优秀,同学们说他是“铁打的人”。二中团总支宣传委员徐国林(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校长)由于社会活动多,功课落后了,经过顽强的奋斗,终于赶上并超过了学习好的同学,年终考试各科都在九十分以上,成绩突出。各学校还普遍建立了学习互助小组,学习优秀的团员积极帮助同学。一中团员高德占(现任吉林省长)自己学习好还热心帮助同学,他是全市闻名的学习尖子,是帮助同学学习的模范,有些学习优秀的团员后来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如四中的林静华、六中(女中改名)的王毅志、刘正蓉、郑光迪(现任交通部副部长)。工大的三名学生党员张自杰(党支部书记、支团部主任、学生会主席)、杜鹏久(学生会副主席)和赵玉龙都是优秀学生,被选送去苏联留学,三人都取得了副博士学位。
  由此可见,政治的动力、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哈市的民青盟员——青年团员在政治运动中走在前边,同样,在向科学文化进军中,他们不但没有掉队,还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动全体学生,掀起为祖国建设而学习的热潮。
  一九四八年暑假,由市团部发起组织了“暑期青年建设队”,到市郊东建洋灰厂(现水泥厂)去参加义务劳动,修江堤、铺铁道路基。五所中学的三百多名学生参加了建设队,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团员。三十五天当中共卸运二百八十九节车厢的石头;用五千八百九十立方米石头,铺了九百米路基;还修筑了六十米江堤和四座桥头。劳动量很大,又正当七月盛夏,同学们一个个在烈日下晒黑了皮肤,有人手上磨出了血泡有的砸伤了脚,但是他们不叫苦,不偷懒,一个赛一个地都拿出十二分力气奋战。因为他们都是自愿报名参加义务劳动的。同学们引以为荣的是:这是创举,是东北解放区青年为建设新中国而组织的第一支义务劳动队伍,是按照列宁要求苏俄共青团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精神,来参加中华祖国建设的。我代表市团部来带队,一点都没觉得由于工作艰苦而难于领导,因为不需要思想动员,不需要督促批评,相反,倒要时时劝说大家别蛮干,不要累坏了。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建设队的照片,那是各学校带队人(各校的支团部主任)在开会时拍的。他们是一中明照千(现任湖北省化工厅长),二中王志超(哈市文化局长),三中张兴亚(去向不详),四中田杰(哈市社科所副教授),五中曲长胜(哈一工具副厂长,已离休)。还有一张明照千和王志超光着膀子抗着铁锹的大照片,刊登在《东北画报》的封面上,可惜至今没找到。
  团员青年建设队员也表现了青年团员的先进作用,义务劳动结束时选举出一百三十多模范队员,其中只有两名不是团员。
  一九四八年六至十二月,各学校先后公开了党组织。事先由党支部发出公告,宣布某日在全校师生中公布党支部成员和党员名单。这一消息立刻轰动全校,有些团员积极分子热切盼望找到党,表示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但不知谁是党员,不知该向谁去说。同学们开始纷纷猜测,到底谁是共产党员?结果,党员名单公布以后,绝大部分党员被群众猜中了。这倒不是因为泄了密,而是说,那时候的共产党员,在群众当中真正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走在群众前头。公开党无疑是对党员作了一次群众性的鉴定,鉴定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党员是合格的。
  投身建设志在四方
  解放战争时期哈市学生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干部。据统计,四七、四八两年,输送到党、政、军各部门工作的哈市学生共二千零四十四人。其中直接由各大、中学校分配工作的,四七年为七百七十人,四八年为五百二十四人;由青干校毕业分配的有七百五十人。为了适应哈市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迎接东北和全国解放,党急需大量干部,而哈尔滨能在短短三年间从学生中培养和输送了这么大一批青年干部,的确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哈市学生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建立了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第一、二期学员是由哈市各大、中学校推荐入学的优秀盟员和学生,第三期除吸收市内学生外,还面向北满和东满、西满地区招生。青干校校长是蒋南翔同志。这是一所新型的政治学校,学习的课程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以及国际形势和党的政策。教学方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学员参加土改等社会工作,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青干校的教育方针是解决学员的政治方向问题,解决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经过学习和实践锻炼,从青干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基本上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青干校在哈市培训三期学员,共七百五十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工作。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后,青干校迁到沈阳,改称东北青年干部学校,后来又改名为东北团校。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分布在哈市的各条战线,人数较多的是市区党政部门、中小学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还有些同志从事文化艺术、新闻宣传和卫生医务工作。其中很多同志后来被提拔担任领导职务。哈市第一批任命的市委、市政府局、处级青年干部中,有许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最早的一些学生党员。还有后来入学深造,成为专家、教授、学者。
  长春、沈阳解放后,又从哈尔滨派出一批青年干部,参加两市建团开辟工作。由哈市团部常委范政、张震、赵云岫带队的一批团干部,到沈阳建团;由陆云峰、肖戈、张国柱带队的三十一名青年干部,到长春市建团。同时还抽调一批学生党员和优秀团员,到沈、长两市参加公安工作。原沈阳市公安局长王长兴(现任市委政法委书记)、司法局副局长李向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庞永红、魏浩明、张留群等人,都是四八年由哈市分配去沈阳的学生。
  第四野战军(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关,曾组成一支干部教导大队,由当时的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随军南下。哈市学生党员和优秀团员一百多人参加了南下干部大队。我军解放一个地区,便留下一批干部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哈尔滨青年学生干部留在武汉、南昌、九江三市及其附近地区去工作的为数较多,其它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湖南、广西、广东、贵州都有当初南下的哈尔滨青年学生干部,在当地扎根工作,直到现在。近几年我公出到各地,遇见许多四十年前的青年伙伴,他们都怀念哈尔滨,这不仅因为哈尔滨是他们的故乡,而尤其因为哈尔滨是他们接受革命洗礼,受到启蒙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同样的道理,身在哈尔滨的那一代青年,对于在解放战战争时期所受到的革命教育,也是毕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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