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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我和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
 
(1989年2月)
陈启彬①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1955年5月份,我接到团市委的通知,要我带领一批北京的青年到边疆去垦荒,并首先配合团中央的黄天祥、黎雁、储战书、舒学煾等同志做好筹备工作。
  当时的筹备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项是物色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人。由于充分估计到北大荒垦荒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头一炮一定要打响,因此在对人员的选拔上要求非常严格。经团中央及团市委共同研究,确立发起人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还要是农村的基层骨干,具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有三年以上的农业生产劳动基础,懂得农业技术知识;身体健康;具有高小以上的文化水平;男同志占发起人数的80%。按照这些条件,开始由各区分别物色人选,经过一个一个谈话,最后在4个区内确定了5位发起人,他们是南苑区的李秉衡、李连成,石景山区的杨华,门头沟区的庞淑英,东郊区(现朝阳区)的张生。确定发起人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二项工作:打开局面。8月,由《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舒学煾同志执笔,共同起草了一份垦荒队发起人致团北京市委的申请书,并在各家报刊上公开发表,各个区县团组织号召青年积极响应,十几天之内报名人数就多达数百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做了第三项工作,确定队员人选。我们参考选择发起人的条件,在几个区的报名者当中进行反复筛选,我也一个区一个区地跑,最后确定了包括发起人在内的60名队员人选,其中男同志48人,女同志12人,绝大部分是党、团员,普通群众很少。这60个人就是60颗火花,要奔赴黑龙江萝北县,学习苏联共青团工作经验,建立共青城。
  队伍组成之后,我们就开始做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组织他们学习苏联共青团开垦荒地的事迹,学习党团组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文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势教育,队员们写了大量的决心书、志愿书,有的同志还写了血书,纷纷向北京青年和团北京市委表示自己的决心,绝不给北京人丢脸,绝不给北京青年脸上抹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扎根萝北。
  这一阶段,筹备组的同志还做了大量垦荒的准备工作,团中央的储战书一直在萝北联系垦荒队的开荒地点、住处、粮食、牲畜饲料等等,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临出发之前,耀邦同志把我找去,亲自对我交待了三项任务:第一是要把60人安全带到开垦地点,路上不许有一个伤亡,如果出现一个伤亡,要由我负完全责任。耀邦同志解释说,谁负责是小事,全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如果刚一出发就出现伤亡,影响太大了,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我听了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一路上小心谨慎,防止发生意外。第二是关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工作和生活支出,第一年由北京及全国其它省市的青年支援,第二年垦荒队就必须不但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还要向国家交售余粮。第三项任务是三年之内要培养出自己的干部,并同当地党委、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同当地群众搞好团结。当时耀邦同志对我说,要在三年之内完成好这三项任务,完成了任务,三年之后就可以回到北京,如果没完成,就再继续干下去,什么时候干好了,真正帮助垦荒队在各方面都站稳了脚跟,具备了长期发展的条件,什么时候再回北京。团市委第二书记王照华等领导同志也一再叮嘱我,这次随垦荒队去萝北工作责任重大,既然组织上把这项任务交给的你,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8月30日晚上6点钟,我们从北京出发,9月初到达目排地——萝北县团结村。第一天我们就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安了人员住处,二是准备第二天开始开垦,选择开犁的具体地点。当时,12名女同志就住在了团结村,由当地的老乡腾出了几间房子。男同志全部住在了新选定的开荒地点,住的是临时搭起的帐篷和草窝棚。垦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萝北垦荒与在北京开荒根本不同,先要放火烧荒,然后再用犁。当地的土质都是黑胶泥,草根树根又多,8匹马拉一个燕尾犁,开始时根本就扶不住,一甩就是一个跟头。扶第一犁的是我和杨华,一人一盘犁,破土开荒。经过10天的奋斗,开垦出390垧(一垧地等于15亩)荒地。9月16日,萝北县下了第一场雪,有一米多深,把房子、帐篷都埋了半截,这样,荒就不能再开了。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项计划,组织力量上山伐木,为明年盖房子准备木料,同时拨出一部分人在雪地中打草,准备苦房。当地农民在这个季节都不干活了,只要一下雪就全都封在了屋子里,看到我们这时还在大雪中奋战,都称赞我们说:北京的娃娃真能干。我们组织动员了40名队员到骑马架子、碱场沟两个山怀中伐木,砍下的树木就顺着山坡往下放,然后再用爬犁往回拽,一般是2、3匹马拉着一个爬犁,拽3根木头往回拖,也是非常艰苦的。本来春节是想回萝北过的,但是春节前突然大雪封山,把道路都填平了,40多人都被困在了山上。粮食吃没了,只好吃豆饼(喂马用的马料),直到萝北县委想办法,打通了道路,才把我们都接了回去。当地许多老乡感到很不理解,问我们:你们北京的娃娃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吃这份苦?我们的队员回答的也很简单:为了改造北大荒,变北大荒为粮仓。
  通过这一个冬天的开荒实践,我们摸索出了三个办法。第一是聘请当地农民作指导。当时,我们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连房子也盖不起来,适应当地情况的拉合辫房谁也不会建,应该伐什么样的木头,打什么样的草也都不知道,只能向当地有技术的农民请教,请他们作指导。第二是组织小型突击队,4、5个人一班,分散在各个小山头,这样工作效率比较高。盖拉合辫房柁、檩,特别是椽子很不好找,必须要去离我们那里80里地的麻花林子。一路上都是冰川,空身都走不过去,另外还有许多沼泽地,许多地方表面看是冰,但实际根本没冻住,十几米长的竹竿都探不到底,人陷下去就会送命。因此,我们采取小团伙分散活动的办法,几个人坐在一个大圆笸箩里,用棍子杵着冰面向前滑行,这样一直干了3个多月,才把所需的椽子都运了回来,盖起了60间房子和食堂、会议室,第三是与其他省市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联合。我还帮助他们建了好几个庄点,培养了不少干部,又与他们联合起来建了队,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县委对我们非常支持,认为北京庄不应该是孤立的,而应该是合作的,这个局面打得好。
  1956年我们不仅做到了自给,还向国家上交了余粮,但是队员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苦,主要食品是苞米<IMG=H040016AA>子和黄豆,菜只有萝卜,冬天是满天冰霜,夏天是满脸疙瘩(被蚊虫咬的小红疙瘩)。女同志更不方便,由于缺乏卫生纸,她们只好撕开自己的棉衣,掏出里面的棉絮以备需要。我发现这个问题后让管理员从伙食费中匀出一部分钱到县里去买卫生纸。尽管如此,由于天气寒冷,活比较重,卫生条件又差,还是有许多女同志都得了妇女病。一开始男同志无法刮脸理发,女同志不能洗澡剪头,后来又派人到县里去买了一些理发用具,才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还是没有条件洗澡。冬季中有半年时间都只能喝雪水。男队员没有烟抽,就抽榛子叶。
  1956年春季,我们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修桥筑路。当时在我们的驻地附近有一条鸭蛋河,我们在河岸上打桩,衬上草垫子,架起了一道土桥,另外还修了一条通往北山的小路。修筑通往田间的路就更加困难了,我们去开荒,冬天两脚冰,夏天两脚泥,到处都是沼泽,田间的路都是队员们一步一步<IMG=H040016AB>出来的。
  我们在萝北有两大困难,一个是冷,一个是狼。当地冬季气温达到零下-36℃到-40℃,开水洒在地上立刻就冻了冰。特别是第一年冬天,我们都还住在帐篷里,一锅水,下面架上干柴,一连3个小时也烧不开;蒸窝头时,下面一屉已经熟了,上面一屉却冻成了冰,没有办法只能煮些棒子面疙瘩和苞米<IMG=H040016AA>子糊吃。菜只有冻萝卜,用刀根本切不动,只能用斧子砍,砍下几块是几块,放些盐用水煮煮就算是菜。当时我们住的帐篷有9米长,4米宽,每天晚上9个大铁桶一字排开,烧柴取暖,大家都一头向着火睡,可是早上一起床,不靠火的一头就结了冰,粘在被褥上。后来,我们冻出了经验,睡觉时不再一个挨一个地躺着,而是3、5个人背靠背地挤成一团,身子一歪就睡了。白天干活时,手根本不敢直接碰铁器。一碰上就粘住了,只能连人带工具一起到屋子里去慢慢缓。我们还常常遇到狼的围困。有一次4个同志带着枪去打瘸狼,结果一只狼嗥引来了数百只狼,将庄子围了起来,大家又点火,又敲脸盆,百般恐吓才将狼吓走。晚上常有狼扒到窗口往里探头。面对这些困难,北京的青年说:“一不怕冷,二不怕狼,靠的就是两只手,改造北大荒,荒地是战场,帐篷是课堂。”确实是这样,当时队员们一出去就是开荒,跟荒地打交道,回来后就讲形势、讲政治、讲垦荒的意义,队员谈体会等等,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强的,培养出的这一批干部也都是高水平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干部,很多都被提拔到了县委各部门,工作得也都非常出色。大家都说,困难再大,生活在北大荒,就是苦中求乐,苦中求荣,生活再苦也不能给北京人丢脸。北京青年对苦的认识是:苦为甜之母,甜从苦中生,没有苦就无所谓甜,没有甜也就无所谓苦了。苦是暂时的,甜是人创造的,人不吃苦中苦,就难得甜上甜。这就是北京青年视苦为甜的勤奋心理。
  当时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不仅在萝北地区、黑龙江省影响很大,我和杨华每年都被评为黑龙江省、合江地区、萝北县的三级先进工作者,而且对全国各地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每年我们都到北京、天津、河北、安徽、山东等地家访,组织汇报会等,前后收到的全国各地的慰问信装了十几麻袋,我们也油印了一大批的宣传材料、感谢信等,发往全国各地。另外垦荒队的几位发起人还先后作为中国青年优秀分子的代表出访了几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1956年,李秉衡曾随赴朝鲜访问团出访了朝鲜。同年,庞淑英也赴苏联莫斯科访问,并与苏联的青年垦荒工作者一起交流了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当时艰苦的生活中,我们尽量把宣传教育工作搞好,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苦中求乐苦中有甜,以苦为荣,使家人放心。这一切使队员们受到很大鼓舞,保持了乐观的精神状态。1956年6月,耀邦同志赴萝北视察的时候,对北京青年垦荒队的工作是非常肯定的,评价也很高。临走时,耀邦同志握着我的手,一再嘱咐我要继续把工作做好。县委对北京庄的工作评价也很高,县委孙书记几次带人到北京庄,肯定北京庄的工作。合江地区报社特邀我为通讯员,及时在报纸上宣传报导北京庄的工作情况,先后刊载了我们写的稿件70余篇。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和团省委书记也几次接见北京庄的干部,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
  当时队员们的情绪这样饱满,工作这样积极,无形中我的工作压力也就更大了,更感到做为北京派去的干部责任重大。和队员们在一起,我是既受鼓舞,又感到肩头的担子沉重,想着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实处,不能给北京的干部脸上抹黑。队员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出现什么问题,我都要亲自处理。哪个队员病了,无论住在哪个庄点,离我的驻地有多远,天气如何不好,我也要赶去亲自守候,如果病情严重,在垦区无法医治,我也要亲自陪着送到医院。幸运的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队员竟从未有一个生过重病,说明我们的日常生活调理的还是比较合理的。遇到天灾人祸时,我也要站在最前面,当好排头兵。萝北的夏季多雨,打的雷都是落地雷,一不小心就会趟在雷网上,1957年夏天,北京庄的麻有等7个同志去山下割草,突然遇到了大雷雨,几位同志骑着马,手执铁质农具往山上跑。当时云彩很低,雷击点也很密,麻有不幸被落地雷击中,当场牺牲,整个尸体都烧焦了。当时也是我用了几条新毛巾,一点一点地将麻有同志的遗体擦洗干净,又为他料理了后事。平时队员们遇到一些思想问题也都找我谈心。一开始有些女同志的问题,和一些诸如婚恋、家庭等问题我感到不好处理,后来就索性将我妻子也接去了,遇到这些问题就由她出头,包括几次回京接队员家属、送家属,也都是她一个人跑的。当时我们和队员的关系都非常融洽,队里从没有人管我叫书记,都亲热地叫我“陈大哥”,叫我妻子“洪大姐”,当我们奉调回京时,大家都很依依不舍地哭成一团。
  通过3年的工作实践,我全部完成了当时耀邦同志交给我的三项任务,不仅在去的路上,而且在今后的三年半时间内,除了一人因自然灾害事故牺牲外,没有任何责任事故伤亡。1956年秋收后,我们初步实现了自给自足,人均创收200元左右,并且向国家交售了大量的大豆,同时在工作中培养了一大批生产队长以上,包括共青团、妇联等方面的干部,除了自己管理自己以外,还给县委及其它各有关部门输送了一批称职的干部,在这方面萝北县委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完成任务之后,1958年初,萝北青年垦区与军垦萝北农场合并,我协助办理好合并手续,帮助垦荒队建立好新的庄点,做好最后的交接工作,于同年2月奉调回京,任团北京市丰台区委青农部部长。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代表了50年代北京青年的精神风貌,他们那种不计个人私利,听党的话,为国分忧的无私精神与行动是不能低估的。我认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主要功绩在于创业、育人和为后人创造了条件。所谓创业,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30多年的时间里用艰苦的劳动为国家扩大了耕地面积,生产了大量的粮食,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一个大功劳。所谓育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的行动开创了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独立的团的工作的新形式。在战争年代里,青年人是最先觉悟、战斗在第一线的先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青年人仍然是最主要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因此,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精神在当时对全国的青年都是个极大的鼓舞,激发了他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同时,垦荒队的行动对全国的青年也是一种极大的教育,使他们更加提高了勤奋学习、艰苦奋斗、随时准备为祖国奉献青春的自觉性。所谓为后人创造了条件,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用自己的行动昭示了建设祖国边疆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建设边疆,发展边疆人口是一项造福人民、造福子孙的大事业。萝北县当时是一个人烟稀少、兽虫出没的地方,50年代初,全县只有4000余户,16000人口,自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后,在3年的时间里,全县人口上升3倍,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为今后的现代化农业机械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他们打下的基础,1958年开始的大规模军垦会缺少一个重要依托,遇到更大的困难。
  当然,在肯定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承认在垦荒队的历史上存在着过失,但是,从总体上看是功大于过。功,是创业的功,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过,是我们在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是前进中的失误。应当承认,当时我们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是在远离首都,远离组织的具体指导,远离人烟城市的地方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就凭这种精神和勇气就应该得到大家的敬佩,就值得学习。失误是在所难免的,有一些也是由于周围环境造成的,绝不应该因为垦荒队在实践摸索中走过弯路,做过错事就贬低他们的成绩,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够公正的。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各级领导都应该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30多年来,这些青年人实在是不容易。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是一支创业的青年队伍,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心、进取心和事业心,具有勤奋学习、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团结战斗的勇气和精神。他们的事迹表明,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青年人都能够在各方面发挥出强大的突击队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共青团更有条件组织广大青年发挥50年代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精神投身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事业中。
  (李眉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① 陈启彬,现任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生产科干部。1955年曾任青年团北京市南苑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受团中央派遣,以带队干部的身份随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赴萝北,并任党支部书记等职务。1958年,垦荒队与军垦农场合并后,奉调回京,任青年团北京市丰台区委青农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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