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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回忆文章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回顾
 
(1988年1月7日)
王庆功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5日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情是怎样提出的呢?1955年春夏之间,主管郊区农村团的工作的团市委副书记张进霖等同志到团中央汇报工作,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关于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的问题。当时党号召不仅需要发展工业,也要发展农业,这时北京的合作化运动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户入了社,农业社的蓬勃发展,很需要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同时,因为当时生活越来越好,教育发展也较快,上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学毕业生一批接一批,要都在城里工作也安置不下,所以我们就开始动员那些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或其它专业学校的学生回乡参加生产,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这就面临着一个这批学生回乡后怎样使用,发挥其特长的问题。根据市委的指示精神,团市委从这时起将动员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当做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利用他们有文化知识,接受新事物快的特点,组织他们学习推广新科学技术,种试验田,研究总结作物生长,夺取高产的经验。这时,农村团的组织还学习建筑业建立青年突击队的经验,根据季节和活茬组织了一些临时性的青年突击队,在生产上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从组织青年种试验田、建立临时性的青年突击队,后来发展到建立有固定土地和劳力的青年生产队。叫青年生产队,但实际上只有十几个人,也不过是一个生产小组。在发起垦荒队的这个时候,正是搞青年生产队试点的时候,还没有普遍搞。我记得在亮甲店红旗合作社搞菜田的试验,南苑种了一块水稻,朝阳搞了几亩玉米,作为试点效果不错。当时,我们认为建立青年生产队是组织青年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的一个好办法,于是向团中央汇报了这一工作。当时听汇报的胡耀邦(团中央第一书记)、张曙光(团中央青农部部长)、梁步庭(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领导同志,也认为这是一条路子,可以继续试办下去。后来,全郊区大部分合作社都建立了青年生产队,在种试验田、学习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述这些实际工作的情况,充分证明北京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在学习推广新技术上很少保守,在急、难、苦活茬上能够发挥突击作用,并且组织起来也能够搞好生产。
  这一年春天,团市委还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青年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主要是在“南大荒”等荒滩荒山上植树造林,选择了一些适应北方种植的杨、槐等树种,成活率还很高。我们的祖国很大,荒地荒山也很多,而我们国家每年又有这么多青年升不了学,需要安置,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到更广阔的荒原上去施展自己的本领呢?这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好处的。我想这些工作情况可能对当时团中央领导提出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有一定的影响,也许起了一点参考或促进的作用。
  发起组织青年垦荒队的指示,是团中央提出来的。团中央领导在6、7月份专门找北京团市委的领导王照华、张进霖、李伯康等同志谈组织青年垦荒队的问题,团中央提出准备动员一部分青年到边疆去开荒,让北京带个头,当时叫“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垦荒队的名字是后来定的。这次谈得非常明确,就是让北京带头,然后在全国动员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当时大家信心都很足,耀邦同志说:“我们把这件事办好了就是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立了一功。”
  会后,北京团市委立即进行了布署,准备先找几位同志发起,然后再在团员、青年中进行动员。当时有同志提出一个乡出几个人,大多数人认为这样不好,不能用这种征派的办法,将来有人打退堂鼓,偷跑回来影响更坏。于是决定采取做好思想工作自愿报名的办法,先找几个同志做工作,如果愿意去,就当发起人。那时北京共有6个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南苑。团市委先召开了团区委书记会议,会上传达了团中央的指示精神。当时南苑的红星已经搞起了合作社,叫红星集体农社,让他们那儿出个发起人,影响会大些,别的区也都要出人。会后,各个区的团区委干部都分头到各乡去做工作。这时团中央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催问,并直接下去做动员工作。本来打算每个区都要有一个发起人,影响面宽一些,但最后有的人工作没有做通,不愿意去,后来定下了5个人,都是最坚决、最积极,一定要去的同志,都是各乡、村的团干部。杨华同志是青年乡长,当时的发起人之一,他的态度是很坚决的,曾表示别人不去他一个人也要去,绝不当逃兵。我的印象他已经结了婚。
  确定发起人之后,就由他们联名写了申请书,报纸上全文登载了。团市委这时开始进行全面动员工作:一方面动员青年赴东北垦荒,二方面同时动员支援垦荒队。5个发起人的申请书发表以后,在全市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青年们热情很高,几天之内报名参加垦荒队的就有上千人,外省市青年报名的也有1、200人,远远超过我们准备派去的人数。但考虑到当时萝北的条件和困难,去人太多了,就更难安排了。于是在报名者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才选定了第一批队员,其他的人只好以后再去。有些人在垦荒队出发时还哭着请求团市委批准他们一起去。在积极报名的同时,青年们还募捐支援了垦荒队近7万元。当时捐赠活动十分踊跃,为了做到不花国家一分钱,这些钱都是青年通过搞义务劳动挣来的。
  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基本都是郊区的,第二批多是城市的,他们是冬季走的。第一批走的时候,张进霖、郑德山、陈启彬等同志都一起去了,张进霖、郑德山没呆多久,等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就回来了。陈启彬留在了那里。
  当时,团中央考虑到只有北京一个队解决不了太大问题,北京就是先带个头。于是在北京发起之后不久,在天津和河北也开始了这项工作,这三个地方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组织的。张曙光同志曾说:北京队应该有个邻居嘛,不然太孤单了。为了加强对青年垦荒队的领导,团中央还调了一些共青团干部随队到萝北工作。当时团中央可能考虑到将来天津、河北去的人要超过北京,于是决定调天津团地委书记宋三洪任萝北县委副书记,主管青年垦荒工作,河北、天津、北京三队都有共青团干部带队。北京队是南苑团区委的干部陈启彬,准备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等工作开展起来之后再回来。
  1956年春节前夕,北京、天津、河北共同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去萝北慰问,由我带队。北京参加慰问团的主要是工、农、学生、服务行业中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和团干部。当时我们带了许多慰问品,主要是生活用品,特别是过春节的年货。各个队的驻地我们都去看了一下,他们基本上都住在非常简单的临时住房里。北京有二个地点,条件都很艰苦,但那个地方的土质很肥沃,临近一条河,没有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北边的一个地点靠近一个没有多少户人家的小村子,南边是一片荒原,什么也没有。队员们就在荒地中用草编起来,糊上一些泥搭成临时的棚子,铺上草睡觉。女同志很少,用一个大汽油桶生火取暖。我在北京队的驻地度过了阴历除夕和初一、初二,后来又去了天津和河北队,一共大概有4、5个地点。那时,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荒凉,除了草和一些乔木外什么也没有,要砍棵能使用的树需要到几十里外的山里去。我们到他们砍树的地方看了一下,还和他们一起砍了树。荒山上有的树长得很好,又高又直,砍一棵能做好几根檩条。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伐木、盖房,天天在-30℃多的低温下作业。我还和萝北县、垦荒队一起勘察了一些地方,看看什么地方适宜开荒,种什么作物好,还准备了一些钱,要买农具、牲口和大车,为第二年春天的大规模开荒做准备。当年因为气候很快进入冬季,所以他们只开了很少一部分地。一开始我们为垦荒队准备的农具有些不适应当地的情况,开不了荒。那里的地很荒凉,树根、草根很多,他们主要是用双轮双铧犁开荒,大多靠骡子和马拉,有些不大适用。另外,队员们也都不太习惯,他们大多是北京郊区的农民,以种菜为主,种一些粮食也都是精耕细作的,一到那里,荒野无边,耕到哪儿算哪儿,都不习惯。后来县委阮永胜书记还特别和我们谈准备如何规划,如何帮助他们搞得更好。我们在去之前也有大体上的开荒计划,但到了实际中一看相差甚远,只好重新规划,如何开荒,如何搞水利等等。当时考虑要把这些分散的驻地都集中在一起,还考虑因为靠近一条河,是不是能种一些水稻,后来看是不可行的。除了开荒种粮之外,还想种些菜,我们特意向萝北县委说明,我们的许多队员在家乡是菜农,不少同志有种菜的技术和经验。
  垦荒队到达之后,杨华等几个领导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克服困难,当时最困难的就是吃饭没有菜,只能吃黄豆、白萝卜,把白萝卜切成块,放上点儿黄豆,加上花椒面、盐,用水一煮就吃了。后来,为了改善生活,想到利用黄豆给大家做些豆腐吃,但当时只有一个天津人会做,不够大家吃,于是只好派车到萝北县城去给大家买些豆腐制品和白菜、萝卜一起煮着吃。有时也买一点鱼,那时那里的鱼很便宜,但也只限于过节的时候。还有一个困难是冷:一晴天就下雪,白天气温低到-37、8℃,人的眉毛、胡子、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和皮帽子上都是冰,根本不能戴口罩,嘴里呼出的热气使口罩一会就成了冰砣。队员们冻手冻脚的非常多,有的人脸上都生了冻疮。有时在屋子里,睡觉前屋子烧得很热,到后半夜一下子就凉了,队员感冒生病的时有发生。我们向他们建议,是不是能派人值班,下半夜负责添火,要不然大家的身体受不了。但因为都是年轻人,白天干活都很累,晚上倒头就睡着了,值班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还有一个困难是狼多,晚上围着屋子叫,吓得胆小的女同志睡不着觉,男同志们都拿着棍子准备打狼。从城里到荒野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困难我们出发前都讲过了,耀邦同志的讲话题目就是《向困难进军》,但真到了那里还是感到出乎意料,大家思想上都有些准备不足,因此,当时做的大量工作是围绕着团结奋斗,战胜困难,自力更生,建造家园,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化等内容进行的,对队员有很大鼓舞。平时,杨华等同志很注意作风的艰苦朴素,强调垦荒队的钱都是团员青年、团组织支援来的,不能随便乱花,除了生产上需要的,生活上能够节约的都要节约。
  大约初四、五,我们离开了垦荒队,回到萝北县城,和县委领导同志讨论垦荒队的建设规划,对如何配备机械设备搞机械化、水利化,如何开荒种地,包括种粮、种菜、栽果树,如何发展养猪、养羊、养鸡如何建庄设点建立生活区等等,都提出了建议,当时想得比较多,可能有些不符合实际,有些有别的原因,听说后来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我们在那儿主要是通过开会来开展慰问活动,召开了许多次大、小会议、座谈会等等,不仅慰问垦荒队员,还慰问了当地合作社的干部、老乡和县委机关干部。还召开了一个全体队员大会,讲的内容也是鼓励大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多生产粮食,要吃大苦耐大劳,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不能克服现在的困难,就没有将来的美好前景等等。当时许多同志都表示要和这块土地同生共死,不让它长出粮食决不收兵,死不瞑目,真有一股黄土埋白骨的劲头。我们同全体队员和各个队的干部一起还照了相,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
  我们这次去慰问,大家都认为效果很好,对每个队员都有很大鼓舞,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思想更加稳定。用他们的话说:“娘家人来了,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但感到十分亲热,格外高兴。”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有不少队员写了迎亲人表决心的大字报,表示:要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一定要在垦荒中作先锋、作英雄……。慰问团回来时队员送我们的情景,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队员们对我们送了又送,等我们上车时许多队员都哭了,有不少队员哭着说:“让北京的领导和青年们放心,我们绝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我们的车开动了,走远了,队员们还站在那里招手呼唤……。在归途中,我们慰问团的同志都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来慰问对每个队员都有很大鼓舞,队员们的言行,对我们也是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1956年春天,团市委还派人去了一次,当时因为种子不够。据说北大荒的地三年不上肥也能长庄稼,但因为大家都不太懂,又只能种些豆子等等,我们送去的一些种子也不适应当地情况,收成也不太好。
  当时北京等青年垦荒队在生产、生活上问题比较多,各方面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北京团市委也管不了。大约一年后,1957年陈启彬同志回京,北京也没有再派干部去。听说宋三洪同志不久也离开了萝北,从这时起,我的记忆中青年垦荒队就整个交给了萝北县。北京、天津和河北再没有对他们进行支援。萝北县当时大约也就是1.2万人口,在财力、物力上也不可能给垦荒队多大帮助,我听说有一个时期青年垦荒队曾经是非常困难的。听说,现在他们建设得很好,日子也好过了。我敬佩他们,也时常想念他们,想找个机会再去萝北县看看他们,看看他们用30多年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巨大建设成就。
  发起组织青年垦荒队的时候,正是我从建筑团委调到青农部工作的时期,上述种种工作,有些是我主持的,有些是我参与的,还有的是我听领导讲的,时间又过去了30多年,记忆有误实在难免,请了解情况的同志指正。
  (李眉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① 王庆功,原任北京市房修一公司党委书记,1988年离休。1955年——1965年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农部部长,亲身参加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组织工作,并于1956年初到萝北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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