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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程度，革命的危机正以极大的速度生长着：一方面各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战争更加急进，国民党更彻底的投降，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将东三省与上海完全出卖，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竭其全力来进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农苏维埃政府，进攻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中国工农红军；另一方面中国苏维埃运动飞速的发展，不仅在南方几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在北方陕甘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最近红军在进攻中获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给敌人新的“围剿”以很大的打击，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猛烈的高涨，白军士兵的譁变，灾民农民的骚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是四年中完成了五年建设计划，并且开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
在这一形势之下，青年工人的生活更加的痛苦，资本家向青年工人水平綫下的生活积极进攻，残酷的吸取青年工人最后的一点血，工资不断的减少，工作时间的增加，加重工作，打駡罚工，取消米贴，取消偿工、开除青工，并且几千几万青年工人和女工失业（如上海丝厂关厂之后，有四万左右的青工女工徬徨街头）。大水灾的结果使农村经济愈趋破产，把几百万的青年农民拖上了失耕失地与饥饿的状态中，而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利用时机来加紧剥削，买卖儿童，奴役青年农民，将几千万的农村儿童与青年陷于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的生活，已痛苦到了极端。可是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苏联青年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在土地革命胜利了的中国苏维埃区域，工农青年已经摆脱了过去帝国主义国民党束缚的锁链，他们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青工工作六小时，童工工作四小时，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增加他父母的工资，学徒期内工资照给，减少学徒出师的年限，学徒不做家务杂役，工资增加了，还开办了列宁小学和中学，青年工农完全免费入校，提高了青年的文化水平，同样工作得到了同等工资，苏维埃政府对工人有“劳动法”的保护；青年农民得到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地主高利贷的奴役与束缚，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青年群众的生活开始了大大的改善，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经济与文化的地位。所以苏区的青年工农以自己的英勇斗争，给全国的劳苦青年指出脱离饥饿、灾荒、经济浩劫与地主及资本家剥削的革命出路，指出了从帝国主义奴役之中解放出来的出路。这样便推动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工农劳苦青年斗争的极大猛力的发展。自从“一二八”事件后，上海内外棉日本纱厂十一个厂的罢工，青工单独斗争与参加一般斗争的数目是增加了（不完全的统计，上海事件后，在上海发生过四十八次青工童工单独的斗争与参加一般的斗争），青工参加罢工斗争的积极性更加发展了。青年在拥护红军，庆祝红军新胜利中踊跃的参加，在一切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及日常斗争中，青年群众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说明了青年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提高了，而同时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们争夺青年的斗争亦是更加紧张了，利用一切民族爱国主义的武断宣传，要工人替资本家加紧工作，所谓“提高生产力，实行军事教育、体育游艺、党化教育、民族文艺、童子军等”来欺骗青年，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禁止青工对资本家斗争，在黄色工会中禁止建立青工部。一切反革命派别更以假革命的“左”的词句提出“反对日本”“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政治”的口号，孙科派的“救国纲领”，国家主义派“打倒一党专政，对日宣战”，社会与教育派“召集国民大会，进行反日革命战争”，改组派“打倒个人独裁，建立民主政治”，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等等，来引诱青年，夺取青年群众。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是有利于我们团的工作的转变，另一方面是说明了团的任务是大大的加重了，要求团用最强的速度，在为争取青年工农日常利益要求而坚决斗争的基础上，在独立的、坚决的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基础上，争取、团集最广大的青年群众在自己周围去进行领导青年群众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拥护红军与苏维埃，拥护苏联，争取中国独立解放与统一，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区，推翻国民党统治，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争取中国苏维埃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争取全中国工农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及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从团的目前中心任务出发，来检阅团的工作，虽然最近时期有了些微的成绩（在苏区领导了青年参加了英勇的革命战争，团的组织有了部分的发展，团的积极性，部分在发展着，特别是在新的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上海，改变机会主义的领导，从空叫拥护红军，征调工人到红军去，已经开始了实际的工作，团的组织从削弱的状态中有了部分的新的发展，团内的积极性更加在开展着，群众组织有部分的发展等等），但是全团一般现状仍异常严重的，团的工作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拿“一二八”后党中央给团的决议上对团的估计是：“团的工作很大的落于劳苦青年群众的积极性之后，团争取青年群众的程度和速度很大的落于客观条件所要求的程度与速度之后，团对于一切政治事变，缺乏灵活的反响，这特别在目前革命危机成熟的面前是十分危险的，是不能容忍的。”那么，现在的工作是更加落后了，落后的现象是在增长，团的组织部分的削弱了（广东、上海），团的现状是更加不能容忍了！
因此摆在我们团中央和全体团员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要清醒的无情的正确的来揭发团工作严重现状的最大原因，用百倍的努力把它克服，而求得实际工作的转变。首先，我认为指出以下的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这些同志认为造成团的工作严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一）没有具体的指导与具体的研究，……（二）没有具体的检查工作与深入的自我批评，……（三）没有建立个人的负责制度与互相的督促！……”他继续的说：“我们的火力应集中着我们团内的严重状态的各种各样倾向进攻！”他最后的结论便是：“完成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的问题的决定，就在同志们的勇敢、坚决奋斗！”（见“列青”第五卷第二期并飞同志的“团目前的严重状况与怎样克服”）同样的在凯丰同志做的一篇“为实现党中央给团中央的决议而斗争”，文章内说：“站在目前革命的发展要求转变我们的工作方法，适合到新的环境上去”，于是他提出工作方法上的转变：“使每个干部都成为能干的干部，把那些不干的干部给以无情的打击。”（这样的对干部的了解也是不正确的）这二位同志的主要缺点便在于没有真实的大胆的指出团工作严重现状的最大原因——政治上的原因！只是了解成为“工作方法与方式上”“反倾向斗争上”的结果，的确，在目前团内缺乏具体的领导，缺乏新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尤其是缺乏新的积极的干部与坚决的反倾向斗争。这是阻碍团实际工作的转变的重要原因。如果仅仅指出了这一些重要原因，而忽视了甚至掩盖了造成这些原因的政治上最大的基本的原因，那么，“反倾向”，“提拔新干部”都成空话！所谓“转变工作方式与方法”，结果还不过是在“工作方式与方法上”打圈子！在没有改组前的江苏省委的领导与造成这时期江苏团工作严重状态的结果，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最大的原因在那里呢？不仅是工作方式与方法不好，不仅是干部没有提拔，不仅是反倾向斗争不坚决，而是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对红军在进攻中，新的伟大的胜利没有实际的了解，对于武装青年，组织广大青年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放弃，特别是忽视了在目前民权革命阶段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在中央苏区的团，因为放弃了在工农苏维埃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对于领导青工斗争的发生消极，对组织青工群众的工作怠工，对于加强红军中、苏维埃政府中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放在团的一切工作的中心。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在团中央本身亦是如此，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青年公开刊物上说：“我们学生青年为中华民族利益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始终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中之一队生力军。”他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是目前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唯一的领导，可是团中央对于自己主持的刊物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可以置之不管，事实上等于默认！在河南的团说：“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以国内阶级战争打倒国民党。”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了解，党中央屡次的指出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国民党，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河南省委却不愿意了解这种事实的真理，同时他们指示和批评许昌县委关于游击战争的布置说：“组织许昌县城的游击战争是对的，不过不是发动小商人，而是要发动手工业工人。”这里可以看到河南省委不但不了解游击战争是什么一回事，并且企图用“左”的办法来掩盖他们对于领导青年工人的日常斗争的放弃！在陕西、西安市委的报告说：“青年运动的发展，特别表现不平衡，学生运动突飞猛进，士兵斗争已普遍的高涨，而青工学徒店员方走到政治觉醒与自身利益的要求，一般的斗争情绪是消沉的状态中。”这种不平衡的理论是极端有害的，实际上是掩盖了对于青工斗争领导的消极，富农路綫在陕西的团占着统治的地位，无论在陕西团工作的那方面，都是表现着富农的要求。在他们分析农村的阶级关系的时候：“农村之中的阶级分化极剧烈的开展起来，不是一般的佃农雇农的生活更加千百倍的恶化，即是中农与中农以上的阶层（！！）也都日益破产起来，甚至一部分的富农与小地主也是陷于破产之途。”这种分析完全是富农地主的代言人。因为农村中贫苦农民的生活恶化是由于富农地主剥削的加紧，而西安的团把贫苦的农民雇农与富农地主列在同一战綫上，都是被剥削的（？！），因此他们说：“给青年群众宣传时，公开的说，不要怕什么，但不给富农分子说，反对富农”（？！），这样的反富农斗争乃是十足富农路綫！在河北的团，在直南组织农民的斗争，提出什么口号呢？“要求发清公债”，这完全是替地主富农帮忙，而不去发动农民的抗租抗债的日常斗争，组织游击战争。北平的团：“和黄色工会开联席会来组织‘三一八’的斗争”，通过了“欢迎党国要人演讲”，这完全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因此“召集讲演会请陶希圣来演讲”，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武断宣传的机会。由于这样的结果，北平群众示威，便“不断在马路上号召”，脱离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不去组织青年斗争，不发动广大青工劳苦群众参加示威，不进行在工人区域的飞行集会与分区示威，结果只有建立在学生基础上的一二百人的示威了！在福建、四川的团提出了“反日援马后援会”，号召群众“援助马占山”，而四川的团还把“后援会”呈请当地国民党党部合法登记。同样的在安徽合肥“五一”行动时，我们的同志把发动群众斗争的计划报告团防局，请求国民党“勿来干涉”！这种机会主义的典型，完完全全做了国民党的俘虏，甚至于革命的叛徒！还有许多地方的团，在青年工农自动要求我们领导时，反而拒绝了！如合肥的团“五一”报告中说：“我们的宣传队在飞机场向工人演讲，工人都停工来听，后来，他们要求我们宣传队领导打监工头的斗争，我们同志说服装不好，易引起监工怀疑，下次再来吧！”象这样的例子，恐怕还不只是合肥的团一个，这正是团的工作不能深入广大青工，团还不能成为广大青工斗争的领导者，因为这些团部已经根本忘记了团是无产阶级青年斗争的组织！没有明确的了解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象这样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在过去的江苏省委更是十足的暴露出来，他们破坏了失业工人运动，破坏了反帝战争周的运动，放弃了广大青工罢工斗争的领导，尤其是沪西日本厂斗争，曲解了中央给江苏省委的指示，终于完全离开了党与团中央的正确路綫。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中央本身的例子：如在“列青”第五卷第三期上“上海事变中沪西工作的教训”冥同志的文章，说到沪西的工作青年化说“目前的中心，就是在如何建立青年工作系统与工作形式，更具体的就是建立青工小组、青工部，如何召集青工代表会，如何成立少年先锋队与童子团。”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冥同志对青年化的了解仅仅是组织上的，并且是忽视了目前工作中心是领导青工斗争，争取青工的大多数，他没有了解，领导青年劳苦群众的斗争与争取青年特殊要求，组织青年劳苦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加强对一般劳苦青年以共产主义教育，是青年团的中心任务，也是青年化的主要实质。但是中央的团报可以不加以批评而登载出来。
这里我们不要忽视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有时在“左”的词句之下掩盖着和进行着。如有些团部以“青年团反军国主义教育”而拒绝了放弃了青年义勇军的工作，拿“国际主义”来拒绝参加群众自发的反日斗争。甚至在满洲的团，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反日团体要求我们领导时，我们的团认为这个团体有爱国主义色彩而拒绝了！他们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如果参加爱国主义的行动与国民党何异呢？”却忽视了组织民族革命战争与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上这些事实，都是说明了团内还存在着右倾“左倾”机会主义，曲解党、团中央的路綫，对党的正确路綫表示抵抗。特别是放弃了民权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
因此，要完成团的紧急任务，转变团的严重现状，必须动员全团到青年群众中去，面向青年工人群众，开展团内两条战綫的斗争，在不调和的两条战綫的斗争上，在最近举行的党团两中央联席会议检查团中央工作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上，首先要集中火力来揭发与暴露团内对于目前形势发生的机会主义的估计，拒绝与抵抗目前中心任务的执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取，而给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要严厉的打击两面派的错误，打击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付机会主义错误的观点！在广泛的深入的开展反倾向的斗争，立即开始中央冲锋季的计划，动员全团用百倍的努力来进行冲锋季的工作，争取冲锋季工作计划百分之百的完成，争取今年国际青年节的战斗任务的完全实现！
因此各级团部应该根据中央三个月冲锋计划的原则，定出当地团部的冲锋计划。这种计划的确定，绝不是上层的、和平的，而是全团的、争斗的！必须在支部的基础上，定出每个支部的竞赛条约，将党的路綫深入到支部中去，深入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中去，在动员广大青年工农争斗的基础上，来争取自己冲锋计划的实现。
为了保证冲锋季计划的执行，必须在开展反倾向的斗争中来进行团的组织的整个动员与领导机关的加强与改造，举行支部会议、区代表会议，启发与吸收下层团员的积极性，检查自己的工作，无情的揭发隐藏于团内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与不做实际工作消极怠工的倾向斗争，引进下层新鲜的积极的斗争的青工干部，改造与充实各级团的领导成份。粉碎机会主义领导。
——“列宁青年”第六期 1932年5月31日出版
（中央档案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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