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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初探
 
刘心勇 王敏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九二○年八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并为统一的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及其过程进行探讨,以揭示青年团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建团的历史经验。
  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背景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并非偶然,它与上海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五四运动之后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直接关联;它的创建,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传播的一大成果。
  第一,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口岸城市。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顽强,资产阶级集中,无产阶级强大,是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漩涡,也是当时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十世纪初,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地处中国中部,是中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中枢之一,上海在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又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各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时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上海却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政治力量,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的革命者从事政治活动造成了一定的空隙。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政治团体林立,思想流派纷呈的局面。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比如,孙中山先生设中华革命党总部于上海,他本人也长期驻足上海。一九一八年,当他在南北军阀威逼之下,被迫辞去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后,更是公开定居于上海的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五四”之前,陈独秀也曾长期在上海活动。一九一五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并取名《新青年》,一九二○年春,又迁回上海),是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发轫。上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里,拥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其中心很快移至上海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的中心之一。全国各地许多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寻求革命的真理,会聚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正如李达所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星期评论》(李汉俊等办的)”①。上海成了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地区之一,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学生运动不断高涨,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必须及时地建立全国学联时,大家就把建立全国学联的地点选在了上海。他们认为,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②中国早期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以上海为活动基地,中国早期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海的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因此,上海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的诞生地。
  第二、由五四开始的青年运动的实践,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前提。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运动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青年要求改造社会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一九二○年五月,一年之中,各地出版的刊物骤增四百余种③,其中大多数皆由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所创办。
  五四之后的青年运动,与五四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中国青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造社会的实验。
  五四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社会主义”成为青年最向往的理想社会。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一股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新思潮,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成份外,还包括当时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或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等等。对这种现象,毛泽东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④。瞿秋白也曾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同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⑤正是在这样的庞杂的“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鼓荡下,中国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从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年春,全国不少城市出现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式的工读互助团及性质相近的团体,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工读互助运动,那些团体的具体章程和做法虽有所不同,但原则和指导思想却大体一致。它们的原则是半工半读,收入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指导思想是首先由少数人本着互助的精神,组织半工半读的新生活,然后依靠这种新生活的扩张逐渐改造整个社会。这些无政府共产主义、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试验,得到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一些社会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的支持或赞助。除了北京,上海也是中国青年进行工读互助试验的中心之一。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后,陈独秀、王光祈等人紧接着就筹备建立上海工读团。毛泽东也曾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之后,一部分学生又幻想在“经济会枢”的上海或许能够成功,结果又在上海组织了有名的“沪滨工读互助团”,后来也失败了。
  工读互助运动是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一次重要实践,它的出现,是中国青年运动深化的一个标志,而它的失败,则促使大批青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施存统就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靠少数人组织工读互助团和诡诈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没有不失败的道理。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⑥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之时,千里迢迢从杭州赶到北京参加工读团的俞秀松,在工读团失败后,也很快抛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空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
  总之,跟着青年运动的实践与发展,尤其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青年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形式的空想理论的界限,清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步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随着大批决心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青年队伍的壮大,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青年政治团体,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根本原因。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影响,迅速扩大。当时出现了三家宣传社会主义并在青年中影响极大的社团及其刊物: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月刊(此刊于一九二○年初从北京迁回上海,李大钊在北京负责组稿)。李大钊、陈独秀成了当时青年的崇敬的思想领袖。二是戴季陶、沈玄庐等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及其《星期评论》周刊。五四运动后,《星期评论》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而获盛名。三是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当时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著称。这些社团和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起了极大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结合,其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九二○年五月一日,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许多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由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各地的学生们以“劳工神圣”为旗帜,去工厂宣传,或与工人们一起举行纪念大会。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也预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新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初步结合,使中国青年运动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各地优秀青年在上海的相对集中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涌现,为在上海成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创造了条件。
  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其初期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创造了可能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则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偕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也夫、马迈也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一行,肩负着“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⑦来到中国。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维经斯基和李大钊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于同年四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的积极活动下,六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筹建,八月正式形成。在酝酿组建共产党组织的同时,维经斯基还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介绍了苏俄共青团组织情况⑧。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好地团结和教育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并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的同时,决定组建青年团。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⑩。当时团组织成员有八人: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另说是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八人)(11),二十一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团的机关设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一九二○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的机关所在地,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任俄语教员。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粱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建团不到一个月,团员已达三十多名。
  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革命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建团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青年团为本团提出的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等。”(12)青年团员们在党的引导下,深入劳动群众,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开拓了上海工人运动的新局面。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团员李中(即李声澥,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工会的具体组织者,他先后担任工会筹备会的临时主席、成立大会的主席,同年秋,团员李启汉(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沪西工人区举办工人半日学校(13)(后一度改名为工人游艺会)。这个团体在工人中很有影响。俞秀松也积极参加了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他协助李汉俊等编辑的通俗工人刊物《劳动者》,在工人群众中影响很大。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经常深入工厂作社会调查,写出了一批抨击社会黑暗,启发工人觉悟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如《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陈为人撰)、《黄包车夫拉车吐血》(卜士奇撰)、《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柯庆施撰)等等(14)。文章涉及上海各行各业,也反映了工人的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语言通俗,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初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刊物,但团员们通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共产党》和《劳动界》等刊物,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工作报告、决议、文件大都刊登于《共产党》月刊。
  在团结和教育青年方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更是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相当成绩。仅外国语学社,就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去苏俄学习。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一年夏季先后到达俄国的团员青年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韩慕涛、蒋光慈、傅大庆、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吴葆萼、曹靖华、韦漱园、任作民、王一飞、谢文锦、许之桢、粱柏台、华林等三、四十人。这些青年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在党的领导下,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本身也得到迅速壮大。到一九二一年初,团员达到二百余人,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并邀请上海团派代表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5)(三月二十九日,俞秀松应邀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留俄学生代表,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上海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希望要求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团的影响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纷纷建立。各地团组织建立后,上海团经常与之互通情况,交流经验。正是因为在各地建团的过程中,上海团客观上起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由张太雷主持制定的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正式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16)。
  总之,尽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但它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初创活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五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三、几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关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问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但为什么不称“共产主义青年团”,而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呢?
  原因有这样几条:一是因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青年心目中实际上是“改造社会”的同义词。对大部分青年来说,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由于“社会主义”一词对青年具有着极大的号召力,所以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愿意袭用“社会主义”一词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比如,陈独秀的文章一度以“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自称,即为一例。一九二一年,在俞秀松(也可能是张太雷)提交给少共国际“二大”的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团的名称最初曾定为“青年社会革命党”,以后才确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7)二是尽管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马克思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但仍有不少的无政府思想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当时的许多共产主义者本身,也还残存着不少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实践与学习,并对各种繁复的“社会主义”流派作理论上的分析、概括。三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共产”两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浓重的群众来说,是一时难以理解的。正如后来恽代英撰文解释的,采用“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名字,“是因为防着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很多误会的原故”(18)。
  2、党团关系问题
  毋庸置疑,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上海党组织所缔造和领导的。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光是建团的倡导、支持者,也是积极的组织筹划人。团建之后的活动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青年团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是学习性质,每次都有政治报告,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19)。许多当时留下的文件也明显地反映了党团关系:“团接受党给予的组织罢工和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同时,团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独立性。”(20)
  当时党是秘密的,而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如曾以青年团的名义举行过“马克思诞生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要活动(21)。当时,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组织联合举行的。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原则与传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关于是否“暂时解散”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称:由于初建时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不统一,“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内部思想冲突激烈,“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22)但许多当时人均回忆没有“暂时解散”一事。李达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成立后,一九二一年五月并未取消过,记得一九二一年左右,我们经济很困难,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的房子与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S.Y的房子,每月要化不少的线,房子租不起了,而且有的青年走了,但是青年团组织并未取消。一九二一年秋冬,还曾派人到苏联去学习”(23)。施复亮回忆:“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24)此外,罗章龙、柯庆施等人的回忆也都否定了“解散”的说法。
  就目前笔者所见的材料分析,“宣告暂时解散”一说似有所误,但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之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一度陷于低潮,却是事实。这是什么原因呢?把现有材料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施存统所回忆的那样,团的领导骨干离开了上海,一九二一年春,上海团的主要负责人俞秀松去了莫斯科,同一时期,上海团的骨干分批去苏俄学习,这就影响了上海团的活动。
  第二,新渔阳里六号团机关的丧失,暂时打乱了团的活动节奏。一九二一年四月,上海的党团组织为了举行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曾召集了一批学校、社团、报馆的进步人士在新渔阳里六号开过三次庆贺五一劳动节的筹备会。五一那天,举行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庆祝活动。因此,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注意。五月二日中午,法国巡捕搜查了新渔阳里六号。尽管事先有了准备,法国巡捕一无所获,但由于此地已受注意,团的机关不能再继续在此活动下去了。但当时经费困难,没有办法另找活动地点,对团的活动也造成影响。
  第三、更深刻的原因是团的“一大”文件所指出的,即团内思想信仰的不统一。所以在讨论问题时,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25)这种状况,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大批骨干离去之后,更显突出,开展活动更加困难。
  总括上述种种,我们不难看到,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尚属幼年时期,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主导地位,但又间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成份;组织形式亦不严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决定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十一月,从苏俄参加少共国际“二大”回来的张太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意见,主持恢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制定了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使团的性质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也比较严格确定了团员的标准和义务(26)。这一临时团章的制定,正是对前一时期青年团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达到了初步的统一,上海团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李达:《一九二○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见《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6)第1页。
  ②屈武:《激流中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片断》,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63页。
  ③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176页。
  ④《毛泽东给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一集)。
  ⑤瞿秋白:《俄乡纪程》,见《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23~24页。
  ⑥《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卷,第439页。
  ⑦《维经斯基在华活动纪事》,见《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60页。
  ⑧⑨李达:《一九二○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见《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2)第1-2页。
  ⑩(12)(15)(18)(2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2页。
  (11)陈华建:《初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的关系初探》,见《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9页。
  (13)参见《沪西劳动状况》,载1922年5月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4)均载《劳动界》第12期至24期。
  (16)《共产党》月刊第四号,见《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99页。
  (17)(27)见《先驱》第5号。
  (19)F·M(即恽代英同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见《中国青年》第六十三、四期,1925年1月31日出版。
  (20)(22)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第28页。
  (23)(26)见《先驱》第八号。
  (24)同①第2页。
  (25)施复亮:《一九二○年——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见《青运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3)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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