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团史研究
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其早期活动
 
陈泰生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早期建立的几个青年团组织之一。由于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当时全国政治的心脏,北京的革命活动较之各地就表现得更加活跃,在中国革命的早期阶段,北京成了北方革命的中心。在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亲自领导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但成立时间早,而且人数多,活动频繁,影响范围广,对于推动当时的北方革命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建团前的准备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是在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之后成立的。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一批先进青年在如火如荼的实际斗争中逐渐辩明了真理,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五四”运动领导人的邓中夏(时任北大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代表)、高君宇(时任北大驻北京市学联代表)、黄日葵(五四时参与全国学联的筹建)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都较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即便是一般的学生也一扫过去闭门读书、不问政治的风气,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越来越多的青年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开始关心起来,许多人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社会理想和进步思想学说。据朱务善(北大学生,北京团的早期成员)回忆:“‘五四’以后,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聚集在李大钊同志的周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所读的是在《新青年》和其它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以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其他如考茨基,河上肇等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也都辗转相传,争相阅读。这时不但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队伍中,即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五四”运动不但在思想上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在组织上也有了新的要求。当时各校学生都相继成立了学习与研究的团体,各类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就是在清华学校这样的美国化教育思想束缚的校园,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间新成立的社团就有五十多个。这些社团虽然大都是学术性的,但政治性日渐增强,有的还公开提出了以“改良社会”为宗旨②。当时表现比较进步,思想更为活跃的团体还要算“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公开团体发起于一九二○年三月,“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③研究会成立之后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学习读书活动。开始能读到的只限于《新青年》和其它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少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后来“李大钊同志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一批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通晓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④,邓中夏等同志当时都是通过听别人一句一句地译读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提高革命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活动,青年们“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就为后来北京社会主义小组的成立作了准备。”⑤五四时期北京出现的团体还有很多,而且有些社团是全国性的,当时,在京的著名社团就有“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这么多社团良莠并存,相当复杂,有的在发展中向左转,有的日趋右倾,有的由于内部意见分歧终于分裂,还有的建立一段时间后就无声无息了。但是,众多团体的建立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它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提供了互相切磋,共同学习的机会,青年们在建立团体的过程中尝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学会了运用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五四”运动中进步学生和广大工人互相支援,休戚与共,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增进的彼此的了解和友谊。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在酝酿建立党和团的整个过程中,李大钊同志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热情地参加和支持学生们的革命活动,北京各团体差不多都请他去指导或当顾问,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都接受过他的指导。大钊同志则不放过任何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他参与编辑指导或发表文章的刊物就有《每周评论》、《新青年》、《晨钟》、《新潮》、《国民》、《甲寅日刊》等许多种。通过这些活动,大钊同志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筹备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作了很大努力。“一九二○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在李大钊送陈独秀避居上海的途中,他们也讨论过建立政党的问题。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中国,到北京后,首先访晤的就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然后)维金斯基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人数不多,(大概)有十个、九个的同维金斯基见面。其中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梅羹、张国焘、罗章龙等。”⑦在座谈中维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各项政策、法令,使他们耳目一新,对苏联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轮廓。后来,参加座谈的人几乎都成了北京团组织的第一批成员。由于当时的革命力量以青年学生为主,特别是“五四”时期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等北大学生都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吸引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同时也为效法苏俄分别建立党和团的组织的作法,在酝酿建党的同时就考虑了建立一个青年团的组织,李大钊同志曾与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志讨论这些问题,“十月间曾将草拟的团章寄往湖南。”⑧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酝酿,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北京党的小组成立后不久诞生了。
  二、团的创建经过及其组织发展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时间大体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朱务善的回忆:“青年团的组织,实际上在党的组织之后。有了党的组织,鉴于青年运动的高涨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才由朱务善等于一九二一年末开始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那时一般学生都知道的”⑨。另一种说法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到的:“北京党小组建立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⑩。再一种说法是一九二○年十一月建立。持此种意见的人较多。成为此一说之有力根据之一是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的报告。大会书中提到“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11)。此书标明的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三月。据此推算,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时间当在二○年十一月。另一个根据是:几乎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及后来人研究的成果都肯定了北京团的建立是在党小组的建立之后,而北京党小组建立于一九二○年十月已是可信之说(12)。由此即能确定北京青年团的建立不会早于十月。看来十一月建团的说法较之前两种仅凭回忆的说法更为可靠。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的地点,一般的说法是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张国焘《我的回忆》、肖超然关于北京党的创立的两篇文章(13),都是此种说法。对于此说虽未看到原始文字材料,但似并无异议。
  关于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的成员、并未见到原始材料记载。根据早期团员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朱务善的回忆综合分析得出这样的结果:有两人以上回忆谈到的有十一个人,他们是高尚德(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朱务善、黄日葵、李骏、范鸿劼、张国焘。只有一人回忆提到的有:杨人杞、李实、罗汉、黄绍谷、王有德、高崇焕、吴汝铭(明)、周达文、刘维汉、郑振铎。其中大多数是北大的学生。因为这些情况全凭个人回忆,恐难作为确凿证据,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其中大多数人是北京团的最早成员。李大钊同志作为北京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很可能也参加了团的成立大会。
  综上所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大致情况是,一九二○年十一月在北京大学生会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成员有李大钊、高尚德、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朱务善、黄日葵、李骏、范鸿劼、张国焘。
“那次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16)。张国焘在会议上致开幕词,会上通过了团的章程,确定主要工作是学生会方面联络活动和学生中吸收同志。在组织分工上设立调查、宣传等四股制及委员制,各人分工负责,开展工作。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组织发展较快,除了北京大学有团组织外,其它学校也开始有了团的小组。一九二一年初在邓中夏同志的帮助下,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也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有杨开智、乐天宇、蒋文孝,杨开智是小组长(17)。到一九二一年四月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成员五十五人,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黄日葵、陈廷璠、湛小岑、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祁大鹏、杨人杞、陈为人(仁)、李骏、李实、罗汉、黄绍谷、王有德、高崇焕、吴汝铭、周达文、刘维汉、李梅羹、杨开智、乐天宇、蒋文孝等。李大钊是青年团的领导者,是北方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北方革命的领导人,他“亲自入团、直接领导了它的活动。”(19)到一九二二年末,北京青年团已有成员“三百余人之多。”(20)一九二二年四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成员任职期满,另行选举,曾将此事写信向上级汇报,我们从这几份报告中看出北京青年团组织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一份报告是前任书记邓仲澥(中夏)与新任书记贺道培的工作汇报。报告开头说:“现在我们除了委员会所分各部事务照常进行外,新添的便是各支部成立与发展了。预期于两个月内,成立要达十部以上”(21)。报告汇报了各部分工负责的任务是,书记部:统筹全团计划,预拟每月预算,报告中央与各处友团通讯,征集会费,兼筹助款,每月召集各支部会议一次,敦促各部进行兼参与各部会议及预备三月期满总报告兼召集全体大会。劳动部:劳工讲演,劳动教育,筹办劳动通讯社,为工人团体筹款及援助各地罢工团体。妇女部:调查女工状况,向女工们讲演,向妇女知识阶级的宣传并介绍,提倡或参加妇女运动及筹办平民女校。出版部:供给“后进”(先驱)稿子,每月向“后进”通讯一次,编译丛书、小册子及拟传单。宣传部:经理并发行“后进”半月刊,代派丛书、分散传单及口头宣传。调查部:了解劳动界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还要注意各界青年的状况。报告中还规定“每人当参加团体一个以上,每人每半年当额定介绍一团员。”(22)在此之前的另一份关于北京团组织变更情况的报告谈到:劳动部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分开,庶务部已改为妇女部,并且各校已另组有支部,每支部设正付书记一人,每礼拜开常会一次,并报告执行委员会书记部一次。每月召集支部书记会议一次(23)。以上材料说明,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前夕,北京青年团组织系统已相当健全,任务也比较明确,随着形势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活动方式已日渐灵活多样。这几份报告还反映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日趋成熟。报告中还谈到团的一大召开前,北京已有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农业专科学校、西山温泉学院、医专、高大、中国大学等学校成立或即将成立青年团支部。可见团组织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
  三、早期北京青年团的主要活动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便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开展了积极而有成效的革命活动。青年团不但在各学校学生中间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团的组织,而且深入各界群众,面向社会组织各种斗争。当时青年团的活动中心是北京大学。其主要活动有以下五方面:
  (一)密切与少共国际关系。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会议,李大钊、何孟雄等二十四人出席,团的书记报告了少共国际代表格林(Green)来华在京活动情况。会议就选举出席即将于柏林召开的少共国际大会的代表进行讨论,随即以多票选举何孟雄为代表,“随同格林齐往”(25)。北京青年团还于三月份写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委托何孟雄带往。大会书说:“因交通上的阻障,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末能如愿以偿。”书中汇报了北京青年团成立以来的情况,及决定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之事。最后高呼:“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万岁!”(26)充分表达了早期青年团员的国际社会精神和渴望与列宁第三国际领导下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紧密联系的心情。
  (二)加强组织机构建设。
  这以后,北京青年团又于三月三十日下午在北大二院开第四次大会。会上讨论筹集活动经费及改旧有之四股制为执行委员会,“设置委员十一人,分书记一人,会计一人,组织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27)。四月二十五日,青年团又集于北大二院开第五次大会,首由书记报告前三次执行委员会所决议的五项议案,次由会计刘仁静报告收支情况,随后讨论援救赴俄途中被拘的何孟雄,以及“五一”举行纪念活动事项。一九二一年五月以后,由于团内成份复杂各人信仰不同,加上经费、人事变动、反动当局加强控制等原因,北京青年团的活动相应减少,从当时混入团组织的密探关谦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也看出这一情况。一九二一年七月关谦报告:“近日探悉北大青年团及无政府党因北大三院俱禁止出入,故久无集议之机,更因来往信件多受扣留,是以无从发展,今拟北大开放门禁后再为活动”(28)。
  (三)深入工人群众。
  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北京青年团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李大钊同志的亲自指导下仍然做了许多工作,他们除了在进步学生中发展组织外,还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已成为北京早期革命斗争的一大特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就考虑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开始讨论从事实际工作,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接触工人阶级的机构,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试行探索”(29),与当地工人建立初步关系。在这时期,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等分途到各地活动,结识了当地工人中的领袖,并于一九二一年元旦,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北京青年团在长辛店的长期固定据点建立起来了。青年团组织了本校学生到这里给工人讲课,加强彼此间的了解,邓中夏、杨人杞、何孟雄、朱务善等团员也经常给工人上课,传援革命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工人中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五月一日,长辛店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庆祝劳动节的盛会,参加的人有一千多,“除了有北京的工人外,还有从天津、保定来的工人”(30)。北京大学各种派别的人也闻风而至,《晨报》和《京报》的记者也到会采访。会上还宣布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消息,广大工人兴高彩烈地呼口号、散传单、整队游行。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纪念“五一”节的第一次大会,第一次“五一”游行,并且在纪念大会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工会。这一举动在全国影响很大,当时的党内刊物《共产党》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称赞长辛店“组成了一个工会,办得很有条理”(31)。这次成功的纪念活动完全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青年团一手筹划组织的。四月六日青年团在北大一院召开执委会,专门讨论筹备五一运动的事,会上就群众游行,刊行宣传小册子,讲演及委托团员分任职务,号召工人团结在革命组织周围与资本家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其后,在四月二十四日的青年团第五次大会上,又讨论了五一运动筹备情况,会上决心设立“五一”运动委员会,推选罗章龙、王复生、王永禄等为委员,并先期作好各项准备(32)。正是因为有青年团的组织领导,长辛店的工人运动才搞得如此火热。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但在北京地区开展工人运动,还以长辛店为据点派出同志帮助北方各地发展工运。如:一九二一年五月以前,青年团就决定派二人赴唐山,协助进行五一活动(33)。一九二一年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后,北方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北京青年团经常派人赴京汉、京奉、陇海、正太、京绥等铁路和唐山、开滦等厂矿活动,宣传和组织工人。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陇海路工人大罢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消息即遵李大钊的指示派罗章龙(罗当时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负责人)去联系,指导并组织长辛店工会声援,使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北京团组织立即开展工作,支援香港海员。长辛店工会发表了援助海员罢工的宣言,并积极联络北方各路矿给以支援,使这次罢工经历了五十六天的斗争后取得了胜利。以后李大钊又利用直奉战争的机会,将何孟雄等人派为铁路密查员,利用调查交通的名义在铁路沿线组织工运,取得很大成果。一九二二年八月开始的北方各路矿工人大罢工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四)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为扩大影响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北京青年团非常重视宣传出版工作,在组织分工上专门设立宣传部和出版部,还给每个团员规定的宣传民众的任务,北京地区革命活动声势大,影响范围广与青年团有声有色的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们印发传单,刊行小册子,每逢集会、游行等活动日这项工作做得尤为出色。一九二○年“五一”庆祝活动,青年团就事先准备好了“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等几十种小册子和宣传标语(34),在会上把这些宣传品都散发给群众,大大增加了会场气氛。除此之外,北京青年团还注意办好革命刊物,向工人、学生及市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一九二○年十一月创办的《劳动音》周刊和一九二一年七月创办的《工人周刊》就是分别由北京青年团的早期成员邓中夏、罗章龙主编的。这两份主要的早期工人刊物,在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极受工人欢迎,“销行北方各地,……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35)。发行量多时达二万份,比当时一般的报纸多好几倍。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的《先驱》在北京创刊。“创刊号至第三期由北京地方团组织出版,”(36)这期间由邓中夏主编,刘仁静也常在《先驱》上撰文。《先驱》努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创刊号上就最早译述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宣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解决本国问题。同时,《先驱》在前三期所刊载的文章中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并且发表了专号反对基督教的影响和毒害,配合由青年团领导的非基督教运动。
  (五)向各地输送革命骨干。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卓越领导,北京成了当时北方革命的中心,党团组织担负着支援北方各地革命活动,帮助各地建立组织,输送骨干等任务。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多次派出团员赴各地帮助建立青年团组织,推动各地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四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高君宇受李大钊同志委派,由京返太原,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召集王振翼、贺昌等十几位进步青年,座谈人生观、世界观问题,鼓动大家向苏俄学习,进行彻底革命。五月一日,在高君宇的帮助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37)(当时称SY)。天津的青年团组织也是在李大钊指导下和北京青年团的帮助下建立的。一九二○年底张太雷由上海抵京,参加了李大钊创立的党团组织的活动,并在大钊同志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以后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京津两地的青年团就互相学习,一起到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工人中开展工作。一九二一年一月,张太雷同志去莫斯科,天津小组没有继续活动。“以后,于方舟同志又根据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将原来的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天津团组织逐步巩固和发展起来。于方舟同志等经常到北京向李大钊同志请示汇报工作。”(38)由李大钊同志指导和北京青年团帮助建立团组织的地方还有山东、陕西、河南、内蒙古等地。北京团组织先后向这些地方派出了较强的干部,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的斗争。
  总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成立到青年团一大召开的一年半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尽管当时中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还很年轻,思想尚不成熟,又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及反动政府的迫害捣乱,团组织本身也存在着各种缺点。但是,在革命先驱李大钊亲自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面对重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了大量的工作。到团的一大前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对北方革命颇有影响的青年团组织。她的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五四”以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同时青年团的活动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运用革命原理指导实际斗争,使自己本身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注重开展工人运动,与广大工人一起把北方工运搞得轰轰烈烈。在组织建设中,北京青年团不断总结经验,适应斗争需要,纯洁组织,壮大力量,并向各地输送了不少的骨干力量,有力地帮助了各地团组织的建立。与此同时,团组织还在思想建设上下功夫,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在团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活动可以看出,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青年团团结广大进步青年,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前列,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优秀革命家,真正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助手的作用,其光辉业绩鼓舞着后人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回忆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295页。
  ②见《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五四运动在清华,54页③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回忆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293页。
  ④见《李大钊传》,第85页。
  ⑤见《李大钊传》,第86页。
  ⑥见《李大钊传》,第12页。
  ⑦见《一大前后》(二)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6页。
  ⑧见《李大钊传》,第108页。
  ⑨见《一大前后》(二)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96页。
  ⑩见《一大前后》(二)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146页。
  (11)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70页。
  (12)见沈庆林《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党史研究资料》(十七),及《文史资料选编》(十一)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活动。
  (13)《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及《文史资料选编》(十一)。
  (14)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06页。
  (15)见《一大前后》(二),刘仁静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217页。
  (16)同(14)。
  (17)见《文史资料选编》(十一)第2页。
  (18)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70页。
  (19)《李大钊传》,第108页。
  (20)见《青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五期,16页。
  (21)(22)(23)(24)(28)见北京团的材料。
  (25)见《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五期,9页。
  (26)同上(27)同上(29)见《北京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2页。
  (30)见《北方的红星》第71页。
  (31)《共产党》月刊第六号,1921年7月7日出版。
  (32)(33)《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672页,673页。
  (34)见《北方的红星》第73页。
  (35)(38)见《李大钊传》第117页,109页。
  (36)《青运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51页。
  (37)见《文史资料选编》(十四),15页。
  (39)见《一大前后》(二)第160页,161页,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