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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
 
汪成旺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湖北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几个青年团组织之一,详细地了解和充分地认识它,对于我们研究共青团的历史,继承和发扬青年运动的革命传统,十分有益。

(一)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以来湖北青年运动相结合的结果,是党领导湖北青年运动的产物。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华大地。五月七日,消息传到武汉,学生们个个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九日,武昌各学校学生代表集合于中华大学,讨论如何声援北京学生的问题。十日,中大、高师等十五校学生代表开会,声讨国贼,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会议一致决定与北京学生取得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十二日成立了武昌学生团,并制定了学生团简章。十四日,决定将武昌学生团改为武汉学生联合会,作为湖北学生运动的联络机构和领导机关。五月十八日下午,武汉各校的热血学生三千余人,冲破反动当局的禁令,按预定计划,齐集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宣言、传单等。其势震惊武汉,揭开了湖北青年运动的新的一页。
  革命运动的兴起,青年们的爱国行动,急需新的理论的指引,急需新的政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了,也传到了湖北。一九二○年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基础上,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上海建立了。在上海党、团组织的指导下,董必武接受了筹建湖北党组织的任务,他分别找陈潭秋、刘佰垂等进行联系、酝酿,在一九二○年九月,创建了湖北党的小组(也称支部),随后,在武汉中学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中学为什么成为湖北地区青年团的发祥地呢?这主要是由于武汉中学是湖北早期党的活动中心,还由于武汉中学是董必武、陈潭秋在一九一九年秋为了鼓吹革命、教育青年亲自创办的。他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①他们常常对学生讲:穷酸也能办好事,破屋偏能出人材。在教学方面,他们有一套新的计划和新的教学方法。因此,他们播下的火种,使武汉中学遂成为革命青年的摇篮。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先后吸收了大中学校先进知识青年二十人左右入团。团员多是武汉中学和湖北省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有一中、旅鄂湖南中学、外国语学校、高师、高商等学校的学生,其中主要是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
  在武昌一些大、中学校发展团员和建立团组织的基础上,湖北党、团支部负责人张国恩、董必武、郑同志、李书渠等主张正式建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的上午九时,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小组召开了第一次组织会议,出席会议的共十八人,其中十一人属大、中学校的学生。李书渠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成立团组织的宗旨。他说:“我们团组织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和平等,消灭资本主义,消除阻挡我们发挥才能的各种障碍。简而言之,我们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会上,董必武、包惠僧、郑同志、赵琪先后讲了话。董必武同志向参加会议的代表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并以“五四”学生运动为例,激励团员们向旧世界宣战。他说:“我们应当同现存的旧社会(可惜我们现在生活在它里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有人会说,这是很困难的,也不是几个人力所能及的。然而,深奥的知识不也是悟透寻常事物的结果吗?……我们不应当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我们可以举出今年(一九二○以后)的五四学生运动为例。……”②会议还通过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这次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小组召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实质上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会议,它正式宣告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制定了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规定了“团的会议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和“不论任何人,经我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加入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等③。
  当时,湖北党组织的活动完全是秘密的,团的活动是半公开的。但是,成立不太久的团组织的活动范围比较窄小,吸收青年入团,组织上并没履行什么手续,而是以团员个人关系进行的。此外,这时湖北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发动起来,随着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断绝,国际代表回国和武昌团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团员骨干准备赴苏学习,到一九二一年一月,武昌团的工作暂时停顿下来了④。一九二一年五月,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开始活动。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加强了对青年团的领导。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和少年共产国际的指示,恢复和整顿团组织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一九二二年,按照代理中央职权的上海团的指示,四月九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选了团的负责人,建立了团的领导机构,其成员是:刘昌群任书记并兼任会计和劳工工作,林育南任学生运动委员长,李书渠负责宣传教育工作,马念一(马哲民)负责妇女工作,王道负责军人工作,陈潭秋负责出版工作,黄贤珏负责图书工作。之后不久,湖北团区委直至湖北团省委建立,取代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关于湖北的建团活动,还必须讲到恽代英和利群书社。
  恽代英在武汉对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从五四运动直到湖北党、团支部成立,恽代英是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倡议创办的著名的利群书社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成为当时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进步青年的重要场所。
  董必武后来回忆说:“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⑤情况正是这样。尽管恽代英不是湖北党、团的第一批成员,但他对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的一大批成员成为湖北乃至全国早期党、团的负责人,准备了较好的条件,这不过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以后的事。

 

(二)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其主要活动表现在:
  第一,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当时青年的思想处于“饥饿”状况,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感到,要进行革命活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只有学好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抵制和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他们按照简章的规定每星期聚会一次,每次聚会都有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等内容。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等人经常出席会议并讲课,帮助团员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陈潭秋在创建团组织的同时,就组织青年骨干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亲自讲课,作报告,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及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团员们学习的主要书刊有:《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共产党》月刊,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及关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记。他们对这些书刊的内容很感兴趣。为了不读死书,他们在学习中还注意研究各国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如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i·W·W,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力求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创办了湖北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团体,是由党团负责的一个宣传机构,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为宗旨。主要成员是党、团员和五四以来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其中有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人。起初只有十余人,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同时,他们还在各学校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如组织读书会(读书会是以团员为骨干的)、同乡会以及各种学会,并利用学生联合会进行学习和宣传。此外,团组织还办了一个《通讯社》(夏之栩负责油印),主要发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方面的稿子,对教育青年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深入工农之中,进行社会调查。
  除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外,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当时,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穿着长袍不好到工人中去活动,他们就到工厂去办夜校,通过访问学生家长,通过同乡、亲戚、朋友的介绍到纱厂去,到铁路去,到码头上去,到黄包车工人中去,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办工人识字班,接近工人。这种识字班,办得好广泛。主要在武昌的一纱厂、汉口的英美烟厂、汉阳兵工厂和裕华纱厂、震环纱厂、南洋烟厂以及铁路工人中。他们还在徐家棚设立工人子弟学校,加强同工人的联系。在农村,他们利用暑假回乡的机会,办农民认字班,一方面向农民灌输新思想,一方面加强同农民的联系⑥。
  在同工农广泛接触的基础上,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同党员在一起,进行认真的社会调查,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文章。陈独秀曾制了一个武汉工人状况调查表,是郑凯卿填报的,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在这期间包惠僧写了《武汉劳工状况及其活动》,林育南写了《五七、五四与五一》,夏之栩写了《佃户》等,大多发表在党团领导的《武汉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当时,团员们的社会调查及其调查报告大部分是在团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比如,有几个团员在长江机械厂作了调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曾在汉口青年团的会议上宣读、讨论过。这些通过社会调查写出的文章,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唤起了工农群众的觉悟,使团员们与工农的感情逐渐融洽起来。
  第三,参加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尤其是在它的中、后期,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湖北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发展。
  武汉的人力车工人受车主的剥削很厉害,生活很痛苦,斗争要求迫切。当时,一些工厂的资本家把到工人中进行活动的青年学生当作“慈善家”,曾主动地接待他们,并介绍了厂里的资产、工资等情况,想利用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青年团员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细致地了解、收集工人受剥削的情况,替工人写状纸,向官厅告状,在工人中影响较大。以后,又逐渐将斗争扩大到京汉、粤汉两条铁路和汉冶萍公司及纱厂等。在党的领导和青年团的参加推动下,一九二一年冬租界人力车夫反对外国车主加租,罢工胜利,给了武汉产业工人以极大鼓舞,以后徐家棚与江岸成立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武长段九月罢工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安源正在进行罢工准备之际,武汉成立了汉阳铁厂工会,安源、汉阳再与黄石联络,进而加强了汉冶萍的整体联系,此外,纺织工会、邮政工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同时期,汉阳兵工厂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反对军队干涉举行了罢工;汉阳扬子机器厂举行了支持粤汉铁路罢工并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一九二二年十月及次年一月英美烟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侮辱女工,连续举行了罢工;一九二三年一月汉口纱厂工会反对厂主不承认工会举行了罢工;京汉铁路江岸大智段公事车上铁警侮辱工人家属,工人举行了罢工。这些斗争,无论大小,都在党团主持的会议上提出研讨,决定对策和行动步骤⑦。自此湖北一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了。
  在农村,团组织主要是组织学生暑假回乡作农民运动,宣传革命道理,清算土豪劣绅贪污学款的罪行,启发农民起来反对苛捐杂税。当时农民运动搞得较好的是鄂东、鄂中的黄冈、黄梅、大冶、咸宁、黄安、广济、蒲圻、通山等十余县。青年团在这些地区起了较大的作用。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大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在一般学生中,影响较大,是湖北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当时,在多数学校里,许多青年在课堂上听不惯老先生的那些说教,便直接找到团员们谈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在青年团的帮助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青年团员,或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妇女读书会的成员。学生们有要求婚姻自由的问题,尤其是女学生,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下,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天罗地网。团组织不仅支持她们,而且帮助她们离婚或逃婚,成为“新青年”杂志派的“自由天使”⑧,还有的学生要求升学,因为贫穷怕考不上,没钱交学费,团组织就帮助他们就地半工半读,或是介绍他们到莫斯科去免费留学,还帮助介绍一些毕了业和半途废学的学生找工作。青年团通过这些方式来激发青年学生的上进心,动员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以推动湖北的革命运动。团组织还在许多学校组织了研究会,作为打击各学校旧势力的重要力量。当时旧势力都在经心书院和两湖书院的控制下,其中湖北省立女师是经心书院系的势力范围。校长王式玉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学者,他把学生的聪明智慧用旧礼教禁锢起来,使女师成为当时各学校旧势力复活的堡垒。团组织决定首先进攻湖北女师,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潮”,迫使反动校长王式玉辞职。
  第四,健全组织,扩大团的队伍。
  湖北的团员最初只有十名,开始只有武汉中学成立了团的支部。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到团的“一大”为止,团员人数达到二百人以上,团组织几乎遍布武汉各大、中学校,甚至有的小学也有团的组织(如武高附小)。
  为了壮大团员队伍,加快发展团的组织,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湖北党的组织帮助建立了正式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又把武昌团改称为武汉团,并使团组织迅速向工厂、农村发展。在工人中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最先是从徐家棚开始的,而后逐步建立了武昌和徐家棚两个团地委。根据团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建立了正式的湖北团区委。委员有:刘光国、青光、得胜、李求实、东洋;后补委员有林育南、许白昊、卢斌。湖北团区委建立之后,积极着手发展团员和整顿团的组织。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遵照团中央第四号通告“人数未满二十人的地方团,照新章,不能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精神,召开了武昌团地委会。胡彦彬作了报告,并改选了团地委。胡彦彬任委员长,任开国任秘书,刘昌群、何恐任会计,余世颂负责农工(十月十六日胡彦彬辞职,余世颂代委员长)。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武昌团委又举行会议,余世颂作了报告,并进行了选举。正式委员有:胡彦彬、刘昌群、余世颂、任开国、李书渠;后补委员有:刘念祖、何恐、廖如愿;余世颂任委员长,廖如愿任秘书,刘念祖任会计,胡彦彬负责宣传,李书渠负责工委工作。七月二十日,武昌团委又进行了改组。其成员是:张继渠任秘书,余世颂负责农工,景芳负责宣传,何恐负责组织。
  一九二四年九月,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子芬同志当选为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又秘密建立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董必武任记书,陈潭秋任组织部长,李子芬任青年部长。从此,湖北的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全省各地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壮大团的队伍。一九二四年寒假,李子芬、王一飞、宛希俨、吴铁汉、石炳乾回到家乡,成立了“黄梅平民教育促进会”、“青年读书会”,并吸收和组织了一部分青年建立了黄梅第一青年团小组,为黄梅农民“进德会”(即农协)的成立,打下了基础。随后不久,魏文伯、叶万鹤、魏梦龄在黄冈西乡(即现在的新洲县阳逻、刘集)发展了团员,建立了团组织⑨。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湖北团省委正式成立,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正式委员是:林根、刘仲云、何毅生、柳伯文、汪守愚;后补委员有:张学武、梁仲民、李树青、沈尚干。林根任书记(兼会计),张学武负责组织工作(兼记录、交通),刘仲云负责宣传工作,何毅生负责学生工作,柳伯文负责青工工作。
  湖北青年团组织早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发展中起到了原种的作用,其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三)


  关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后的经过和主要活动,由于资料有限,目前还不可能全面阐述。但是,我们仅就现有的资料,可以得到如下有益的启示:
  第一,坚持党的团的绝对领导。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参加党领导的湖北青年运动的。它的实践表明,武昌团的建立、发展及其活动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一诞生,就以半公开的形式接受和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团组织和团员们自觉地把党组织称为“本校”,把自己称为“预校”;还把党员称为“本科生”,把团员称为“预科生”,较好地正确处理党团关系。因此,离开了党对团的领导,团的活动不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在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不论在青年工人、农民中,在学生中,在还是在团的队伍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倾向,需要经常地对团员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京汉铁路工人中存在的湖北帮、江南帮、福建帮、广东帮等封建行会思想,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做了许多教育工作。那时恽代英等人热衷于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搞什么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还提出所谓“八戒”。团组织主动与他们接触。在一九二○年冬天,还积极推荐吸收利群书店的林育南为武汉学生的代表出席在依尔库兹克召开的第三国际领导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通过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不久恽代英、卢斌(陆沉)、李求实等人很快成为党、团的骨干。团的工作对他们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坚持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结合,便将一事无成。武昌团初创阶段是以团员个人身份介绍青年入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团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员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工作。成立后的武昌团,特别是重新恢复后的武昌团委的成员,很注意到工厂去调查研究,与工人交朋友,宣传革命理论,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在工厂发展工人团员,他们还利用各种机会到农村去开展各种活动,使团组织在农村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充分体现了团员们与工农相结合的实际行动,这是团的建设的一条主要的基本经验。武昌团能够健康地发展,团员的素质能够显著提高,并发挥大作用,是他们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的必然结果。
  第四,坚持团的组织建设。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建立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搞好自身的组织建设,严格执行团内纪律,以提高团的战斗力。从现在仅有的资料证明,正式成立之后的武昌团就严格按照简章的规定举行会议,开展活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在二一年一月停止了活动(它的成员并没有停止活动),但很快在二一年五月就恢复了团的活动。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坚持了团的活动面向中国社会的实际,另一方面错误思潮的影响较少,组织纪律较强。当时,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内的生活是比较健全的,团的纪律非常严格,执行纪律也很坚决,凡不到会,不缴团费,或与团体不大发生关系者,均即开除。当然,有些规定存在着一些不完备的地方,但是,在那种复杂的环境里如果没有铁的纪律,青年团不可能发挥作用,团员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我们应当看到,六十三年前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免有一些幼稚,但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它,学习它,纪念它,对于加强青年的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董老忆潭秋》,《楚晖》丛书第一辑
  ②《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张泉田译自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科研团体刊物《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俄文本。李昭时、丁则勤校,原文是西柏林自由大学郭恒钰教授提供的。)
  ③《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
  ④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⑤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1937年),《“一大”前后》
  ⑥吴德峰:《陈潭秋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⑦李伯刚:《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⑧包惠僧:《棲梧老人的回忆》
  ⑨魏文伯:《革命先驱英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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