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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及其主要话动
 
曾建昭 陈善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广东青年团的建立,酝酿于“五四”运动以后,一九二○年建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四月下旬以后组织陷于停顿,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重新组建,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在广州正式公开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地方团组织之一。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广东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最早的地方。近百年来,广东青年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遭受着失学失业的痛苦,不断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五四”运动以后,广东涌现了一批包括从北京和日本天学毕业回来的先进知识青年,他们受过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有理想、有志气,勇于追求真理,决心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留学日本回国的杨匏安,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底至十二月的半年中,就发表了四十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资本剥削制度,是贫富悬隔和各种社会罪恶的根源。他大声疾呼:现在是到了“劳动者奋起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了。谭平山、陈公博、潭植棠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并于一九二○年三月创办《政衡》杂志,参加新思潮的研究活动;同年夏天毕业后回广东不久,又创办了《广东群报》,公开主张:对政治要实行根本的革新,对各种社会问题要实行根本的解决。留学日本刚回海丰的澎湃,公开散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像片,还用毛笔画了马克思的巨像挂在县教育局内,表示他要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改造中国的坚强意志。
  这些先进青年,经过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锻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有一部分人已初步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一部分人虽还未确信那种社会主义,但他们的思想都倾向进步,对黑暗的旧社会不满,要求革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建立独立富强的中国。他们逐步认识到:“要想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推翻国内的军阀,尤其必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一致起来,方能达到目的”。他们开始酝酿建立革命组织。
  正当广东省青年想要建立革命组织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于一九二○年八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作出决议:函约全国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共产党支部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由陈独秀函约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在广州做这项组织工作。
  那时,广东已在俄共两位同志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共产党组织。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由于观点不一致”,“拒绝参加这个组织”。谭平山等人都响应上海共产党组织和陈独秀的函约,于一九二○年八月组织了一个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同年十月创办《广东群报》,作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团结教育青年群众的阵地。陈独秀支持他们办群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稿。
  谭平山、陈公博等人通过同乡、同学、同事的关系,结识了一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在他们之中发展了十几名团员,并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开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制定了团的章程和选举了谭平山等人为团的职员。对此,“黎明通讯社”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组织》为题,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广东群报》作了报道。报道说:“两月以前,广州里的学生界,平素主张社会主义的,和对社会主义性喜研究的,起来组织个青年团。初发动于高师、一中、农业等校,其中以高师学生居多数,而粤籍的北大学生也有数人,此外更有现任教员和新闻记者。发起时统共不过十数人。第一次团成立会于高师学校,制定章程,选定职员。”其章程规定:“①宗旨:研究社会主义,并采用直接行动的方法,以达改造社会的目的。②方法:甲、发动劳工组织和教育;乙、调查劳动状况;丙、文字宣传;丁、演讲。”“团员:不分国别姓别,凡表同情社会主义……,经团员一人以上介绍,经团员多数认可,得为团员。”
  初期成立的青年团是比较“拢统”、“空谈”式的组织,是以“研究社会主义……”等为“宗旨”,但没有标明以那种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广州青年团开过成立会后,一些号称搞“社会主义”的团体和个人也要求加入青年团。其中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于一九二○年六、七月间所成立的互助团组织数十人便与青年团合并,使青年团增至数十人。对此,上述报纸中也有报导。报导说:“先是高师和男女各校学生,在去年六、七月间曾组织一个互助团,团员数十人。多半是主张社会主义。至青年团成立,互助团分子多数主张与之合并,于是第二次常会提出通过,两个组织遂合并为一。而青年团之外来加入者,又十数人,所以现在总共有数十人了。”
  从此,团组织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了合作共事的阶段。他们成立了干事部“先筹谋一处确定地址,并在其中设立图书馆,以供团员之研究。一面从事于学理的讨论,一面则从事于社会事业运动”。可是,由于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主张不一致,所以在实际活动中,对问题的看法,对革命的主张,思想观点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特别是陈独秀一九二一年一月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亲自指导广东的建党建团工作以后,青年团组织内部的矛盾就更加暴露和突出。正如蔡和森所说:“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并在共产党的机关组织他们的党团。”“故在北京、广东组织上往往发生冲突,开会时他们总是暗自先开个会讨论问题,不是从共产主义ABC起,而是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讨论起,阶级斗争对不对?集权制对不对?无产阶级专政应不应该?故党内此时既无一致的思想,且简直闹得不成样子……。每开一次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得十分冲突”。这种情况,当年反动政府的档案材料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录也可作助证。北洋军阀的侦探关谦曾经密报北京互助团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一日开会的情况,说:“首由黄凌霜(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笔者注)报告:据广东同志区声白、赵司农等函称,本各地多数同志第一着之意见,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本互助之精神,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乃吾人在粤曾一度与之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极权主义进行。如吾党(即无政府主义派)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关于广东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刘石心(广东无政府主义者之一)在其访问记中也说到:“我们的代表是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等人,他们和陈独秀有联系。他们回来传达的话都是陈独秀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我们要建立统一的组织,凡同情我们的就同志,并且必须退出各人自己的组织。因此,觉得这样太专制。参加组织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嘛!为什么一定要统一,硬要这个字眼呢!所以全体一致表决退出,不参加陈独秀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以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因“进行上发生种种困难”。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下旬以后组织陷于停顿,工作无形中停止了。

 


  广东青年团的重新组建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重建的青年团叫“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各地方小组的报告都提到“党员很少,必须增加党员”的问题。为此,党的“一大”“讨论了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与此同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他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局的意见,主持整顿青年团,制订了团的临时章程。党中央于十一月向各地发出了建立和发展团组织的通告。并寄上青年团的改造宣言和章程,要求各地依照新章,从速进行建团工作,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名团员。”临时章程规定:“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广东党支部负责人谭平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他领导党支部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开始了紧张的重建广东团组织的工作。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尔宁(即马林)和张太雷去广西桂林访问孙中山后,来广东逗留了十几天,在广州、海丰、汕头等地直接参加青年集会,向青年群众作了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组织的报告,动员和激励青年们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指导广东创建青年团的工作。同时,党中央遵照共产国际来电的要求,选派了三十多名代表去苏联参加一九二二年一月召开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其中有广东的团员冯菊坡和王寒烬。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广本建团工作的开展。
  在党中央、临时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进展迅速。工作中,党支部吸取了初期建团的教训,首先注重团的思想建设,明确建团的指导思想,明确“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研究与实行并重”,并规定每一个团员“同时要担负研究、评议、执行三种责任。”党支部的同志以此为原则,先行联络同志。到一九二二年一月,他们在万人集会上公开大力宣传团的宗旨,提出建团的号召,说明入团的目的、手续和接头地点,用公开号召青年入团的办法来发展团员。在党支部的发动下,革命青年纷纷加入青年团。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时,到会者有五十八人。这次会议,决定修正章程,继续分头联络同志。到二月份召开第二次筹备会时,人数已达一百四十人。同时,团的各种工作部门已逐渐建立起来,所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登报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开始公开对外办事,本团临时办事处设在素波巷十九号内。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于二月二十六日创刊公开发行。《青年周刊》标明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创刊《宣言》向社会声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膺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先行的旗帜”、“注重劳工运动”、“尤其注重农民运动,同时注意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军人运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支部”这一具体名称在报上向下属团员发通知启事。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后,抓紧了在广州市以至全省范围内发展组织的工作。到三月初,单在广州市就有团员四百余人,其中包括了学生、工人、军人和妇女。同时已派人去肇庆、佛山、梧州、新会、东莞、蕉岭等地组织分团。鉴于一个全省性的团组织已建立起来,谭平山等经请示报告临时团中央,决定于三月十四日马克思逝世三十九周年的日子,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隆重纪念马克思。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召开。由于广东党支部在建团时注意在“①中等以上学生,②下级军官,③国民党中之无产阶级,④工会之现任职员,⑤机器补习之学生,⑥互助社之主要分子”中发展团员。所以大会的参加者有全体团员以及由团员各自发动起来参加的学生、教员、部分工会会员和互助社的社员和省内外各界来宾共有三千多人。大会由参加了团组织的互助社负责人谢英伯主持,并演讲马克思主义的要点,接着由团员代表陈公博、徐茂均,来宾代表张溥泉(即张继)、戴立夫、马鸣鸾等人讲话。最后由谭平山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经过和将来计划向大会致答词,他向大会宣布:“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他希望“对于马氏学说有兴趣味的人,或研究有素的人,都加入本团,来指导本团”。大会向与会者奉赠马克思纪念章和马克思学说小册子。会上赋诗作歌演国技助兴。晚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白话剧社向两千余来宾演出自己编排的新剧《碧海怜香》,放映俄罗斯革命的画片等以示庆祝。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实际上是庆祝会、纪念会和宣传会。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成立大会以后,于三月十九日在素坡巷召开全体团员讨论会,选举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何觉甫、蓝祥奎、冯菊坡、沈厚培七人组成章程审查委员会,负责拟订和修定:“①本团组织大纲及细则,②各地方分团原则,③社会主义讨论会简章,④通讯图书馆简章。”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正式公布,其中规定:“本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凡四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青年,不分国别、性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经团员二人以上的介绍,并得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皆得为本团团员。”“凡团员过四十岁,得为特别团员,但有出席发言权,而无议决权。”章程决定本团要设立劳工、学生、农民、妇女、军人运动和政治宣传、社会教育等七种委员会。同年四月十六日正式公布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办事细则》、《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各部组织大纲》、《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委员会组织大纲》、《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分团大纲》。在地方分团大纲中规定:“地方分团设立之手续应由该区域工农学等派代表到本团接洽,由本团选派筹备员前往组织或由本团调查得某区域应设分团,选派筹备员前往会同该区域工农学各界共同组织之。”“凡分团之发起须得十人以上。”“有一定之团址”,“职员由团员公意选出”,“有团员三十人以上”始得“成立”。
  按照团的章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用通讯选举法选举产生了团的正式领导人。书记:谭平山,劳工运动委员会正委员长王寒烬、副委员长潘兆銮,学生运动委员会正委员长陈公博、副委员长谭植棠,妇女运动委员会正委员长谢英伯、副委员长郑翅壁,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委员长王觉群、副委员长崔炜,军人运动委员会正委员长余韶、副委员长王仁熙,社会教育委员会正委员长陈俊生、副委员长李赓诗,政治宣传委员会正委员长何寿英、副委员长邵作柏。各正、副委员长组成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于四月十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各部人员的任职事项:文书部主任杨章甫,中文文书杨匏安、谭夏声,英文文书冯菊坡,日文文书杨章甫。宣传部主任梁空,周刊总编辑杨章甫,日刊总编辑谢英伯、陈公博,讲演录由文书部分别担任,通讯图书馆、图书贩卖部苏申甫,青年剧社、巡回影画主任谭平山兼,讲演队崔炜、施卜、张翼鹏、李木森、陈翰、邵振鋆、彭湃等担任组织,讲习会谢英伯兼。劳动组织部主任王寒烬,工人讲演队与宣传部讲演队合并,劳动通讯社邓瑞仁、邵经邀,劳动律师团李国英、汪思济,劳工教育协会由劳动学校职教员组织之,劳动学校谭平山兼。财政部主任谭植棠,捐募股临时再定蓝祥奎、何觉甫,审计股林伯梁、刘尔崧,征收股主任马伯英,支出股谭植棠、刘泽林、姚星华,总务部主任陈俊生,交际股、调查股、庶务股各股股员由主任提出组织之。地方分团部谢英伯、谭平山。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执行委员会决议另组织。
  至此,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领导机构正式地建立起来了。

 


  广东团组织在建立的过程中开展了很有意义的革命活动。主要的活动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创办进步报刊和文化阵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团员青年走革命的道路。建团初期,青年团和党员同志一道创办《广东群报》,还通过《劳动者》、《珠江评论》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旧文化旧思想,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经验。尤其是一九二二年二月创办了《青年周刊》,青年团更加积极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常推荐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俄国共产党党纲》、《工钱劳动与资本》、《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纪实》、《先驱》周刊、《共产党》月刊、《劳动周报》、《三人周报》等等,供青年群众学习。在《青年周刊》创刊号的《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无情地鞭达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宣称旧制度是不合理的,必须彻底改造。说明马克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第一至八号的《青年周刊》,刊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文章。如第一、二号阮啸仙的《青年自觉》、《社会主义与军人》,第三号郭瘦真的《政权不应该要吗?》,第四、五、六、七号连载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这些文章针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和青年的思想,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思潮,对广大青年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使宣传生动、形象、群众化,青年团还组织团员积极分子建立了青年剧社、劳动通讯社、讲演队、巡回影画;筹办了图书馆;开展读书通讯、演出活动;定期召开社会主义讨论会;在革命节日举行纪念活动等。一九二二年一月,广东党团组织曾组织万人集会游行,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害三周年,生动活泼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赞扬。
  第二,“注重工人运动”,在开展工人运动中建团。一九二○年秋冬建立起来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已开始注意到工人运动的历史作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八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开职员会议,专门讨论工人运动的问题。他们决定结合“五·一”纪念对劳动界开展宣传活动。他们“向各工会劳动界”发出函件,“说明此纪念之由来,以促其觉悟”。他们在函件中说明“资本制度是工人之大敌”,“改良我们的生活,要由我们自己而去解决”,“解救我们工人的方法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号召工人群众“一齐起来向资本主义制度宣战。”一九二二年一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组建,刚组织起来的数十名团员马上投入到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斗争中去,散发传单,宣传讲演,接待返穗工人,样样都干,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连陈独秀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提到这事:“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发传单三千份。”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搞好工人运动,在它重建的时候,就办起了劳动通讯社,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筹办工人补习学校,派专人从事工人群众工作,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团员。如工人梁复然、王寒烬、郭植生、梁桂华等等被吸收入团后,又在广州、佛山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梁复然、王寒烬和梁桂华等还把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佛山土木建筑工会和理发工会中的两千多名会员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们为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领导工人开展了胜利的斗争。又如广东总工会的代表张瑞成、潘侠夫、黄侠生等人被吸收入团后,注意团结广大工人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二年二、三月间,他们通过广东总工会出面联合了广州市八十余个工会团体,有力地支援了香港海员的大罢工,并于同年四月领导工人群众开展了争取工人普选权的“普选运动”。
  第三,开展学生运动,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积极开展非基督教运动。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一九二二年四月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基督教国际大会。这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又一个丑恶的行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施存统、蔡和森等在上海,李大钊、肖子升等在北京领导了这一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站到了斗争的前列。从三月到四月,广东团组织通过自己的报刊发表和转载了大量的宣言、传单、呼吁书、批判文章和各地运动的消息,并在广州各学校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联络劳工各界举行抗议示威游行。为了唤起人们的觉悟,识破世界基督教大会的反动实质,团组织编了《我们为什么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目录》,推荐十几篇文章供人们学习,并征求各地曾受基督教毒害的事实,准备编辑成书印送各界。在团组织的宣传发动下,广东高师、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州中学等校大部分学生纷纷签名加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广东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于广东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一千余人,抗议帝国主义罪恶行径,随即通过同盟章程和选举产生同盟委员,他们是沈厚培、蓝祥奎、何觉甫、陈淑君、廖梦醒、阮熙朝(即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余鸣銮、史懂济、梁秉义等三十五人。委员们分股进行工作,沈厚培、阮熙朝等五人负责出版股,陈淑君、廖梦醒等五人负责财政股,刘琴西等五人负责演讲股,周其鉴等五人负责文牍股,刘尔崧等五人负责庶务股,蓝祥奎等五人负责交际股,陈画平等五人负责调查股。并选何觉甫为委员会主任,蓝祥奎、陈画平、廖梦醒、阮熙朝、林亮东、周其鉴等七人为股主任。委员们分工负责,统一领导,使广州市的反基督教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还领导建立了“广东非基督教大同盟。”团执行委员会派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长何寿英去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何寿英通过群声学社发起召集筹备,结果很快就有三十多个团体参加。于四月二十一日于省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产生了由何寿英、郭寿华、郑尘、黄勤、莫耀焜、陶真、梁建勋等人组成的干事会。到四月份,广东的反基督教运动发展到了香山、梅州、茂名、信宜等地。
  第四,与各地建立联系,发展壮大团的组织。广东各地的革命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思想很活跃。广东党支部在组建广东统一的团组织时,就着手与各地联系,试图把团组织发展到全省去。
  例如在潮汕地区,一九二一年一月,有个姓张的客籍青年从上海回到潮州,曾与潮安青年图书社社员姚维殷等人组织过“潮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姚当书记。团员有吴稚华、罗定伦、曾佩明等,但不久因姚去南洋,张也没来联系而停止了活动。彭湃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与郑志云、马换新、陈修、周太林、吴焕棠、陈振蹈等人在海丰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对外称为“学习研究会”。在汕头,叶纫芳等人也有所活动。马林和张太雷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汕头市与他们多次联系,向他们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要求。谭平山在组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给潮汕地区的同志寄去团的章程和书报,委托他们开展建团工作。叶纫芳回信表示:他“应允了”马林和张太雷关于要他们在潮汕地区建团的要求。他对谭平山说:“……要尽我底能力联合各处的同志,并宣传运动本地的各界。”谭平山与彭湃取得了联系,彭湃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来广州,参加了广东团组织的创建工作。
  又例如新会县,该县知识青年陈日光于一九二一年冬随父在外地经营葵扇生意受新思潮影响回县城开办了“新文化书社”和“协作商店”,发售革命书刊。谭平山也和他联系上,帮助他在新会开展建团工作,他加入工会做庶务,尽力从中活动,并拟办工人补习夜校。为了增加帮手,他特建议朋友在筹办学校中“请谭平山先生介绍一同志”去当教员。经过努力工作,结果到一九二二年五月中下旬,新会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日光为书记,主要成员有吴剑煌、李绍勤等。
  再例如琼州地区,“五·四”期间青年运动也很热烈。一九二一年四月,革命青年徐成章等人创办了《琼崖旬报》,一直在从事新文化的宣传活动,但未言及团体。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团团员罗汉、吴明(即陈公培)、鲁易等人回国,经过广东时从广东党支部了解了广东团组织的情况。陈公培说:他们知道广东的团员很多,团的负责人是谭平山、谭植棠等人。接着,罗汉就到琼州去工作。罗汉到琼州后与当地人徐成章、徐天柄合作,筹建琼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吴明、鲁易、李实也被陈独秀派去琼州工作。这样,他们六人就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成立了琼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罗汉任书记。
  至于其他地区的建团情况,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材料,但仅以上情况足可说明,广东社会主义年青团在组建时为建立全省统一的团组织是做了工作的。
  另外,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组建时,已有部分同志注意到农民和军队运动的问题,作了一些可贵的论述。
  首先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杨匏安在为《青年周刊》创刊号写的《宣言》里就提出:“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要“使他们(农民)解决自身的利害,联结团体,和压在头上的地主反抗”。“要联合一切无产阶级,举行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这样,就能“由无产阶级跑到支配阶级的地位。”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上,团员代表徐茂均提出:“谋社会革命,不先注意农夫,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说农民如果觉悟了,活动起来了,真要震天动地的。他向同志们呼吁:“请你们快齐声合力喊醒他们,社会革命就是成功了。兄弟明日又要进去乡村央他们起来,愿团员诸君也尽力到处联络……,大家即刻动手组织我劳农政府罢!”
  其次对军队运动的认识,《青年周刊》创刊《宣言》也有论述,提出要“注重军队运动”,要以“俄国的赤军”做“好榜样”。阮啸仙于《青年周刊》第二号发表的《社会主义与军人》说得更具体,他在文章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自由的最好担保和保证,是枪械在劳动者之手”之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中国军人的具体情况,认为“军队中除上级军官外,……其余的下级军官、教练官和士兵们,大半是学生及农工”,他们“也要受资本家压迫”,因此,“我们今后……常常将社会主义的真理,说给他们,叫他们明白了军人正当的使命,他们就会打从资本主义的黑暗里,朝着社会主义的光明路上走来”。文章说:“军人和劳工农民携手,军械在无产阶级之手,社会革命便有多大的武力团体可以猛向资本主义,下总攻击了。”文章指出:“劳动者的革命,只有战争而胜”,“只有和资本家碰个死活,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胜利才有希望。因此,“我们实不能不注意于军队中朋友了。”阮啸仙的文章虽然还不能明确地提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提出要做旧军队的争取工作,工农兵要携手,无产阶级要建立军队掌握武装等。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能够提出这样比较深刻的理论,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所述,仅就广东团组织建立及其从一九二○年冬到一九二二年四月的主要活动情况就现有资料作粗浅的综合。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充分,水平很有限,错漏之处,定所难免,不清楚的地方还有不少,敬请同志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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