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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论广东团组织的创建
 
陈善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


  广东团组织的创建开始于什么时候?一九二○年是否建立了统一的人数众多的组织?这是本文首先要论述的问题。
  应该说,广东团组织的创建,早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青年运动新纪元之后,社会思潮大倡,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有了效法的榜样。留学日本刚回国的杨匏安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底到十二月这短短的半年中,就发表了四十一篇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的文章,其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连续登了二十九天次,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和信仰。他明确指出:资本剥削制度,是贫富悬隔和社会罪恶的各种根源。他大声疾呼:现在实在是到了“劳动者奋起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了(1)。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一九二○年三月在北京大学创办《政衡》杂志,一九二○年七月毕业回广东不久创办《群报》,公开申明他们的主张:对政治要实行根本的革新;对各种问题要实行根本的解决(2)。留学日本刚回国的彭湃,公开散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片,还亲自用毛笔画了一幅马克思的巨像和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巨像挂在教育局内(3),表示他要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坚定决心。
  这些先进的知识青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并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很确定信仰那种社会主义,但他们已越来越感到:要改变目前社会状况,变革图强,就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来领导;“若想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推翻国内军阀,尤其必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一致起来”(4)。他们在酝酿着要建立一个革命组织。
  这时,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于一九二○年夏天,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作出决议: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共产党支部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由陈独秀函约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在广州作这项工作(5)。
  但是,广州这时已在俄国两位同志的帮助下,建立了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共产党组织。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由于观点不一致”,“拒绝加入这个小组”(6),而响应陈独秀的函约,于一九二○年八月组织了一个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谭平山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说:“青年团之设不自今日始,这也须向各位声明的,查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八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7)。说的正是这件事。“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于一九二○年十月三日创办了《劳动者》报,他们也于同年十月二十日创办了《广东群报》作为团结进步青年的宣传刊物。陈独秀与他们保持联系,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稿。
  谭平山、陈公博等通过老乡、同学的关系,结识了一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热心于社会主义的先进青年,如通过陈公博幼时的同学陈俊生的关系认识了梁复然、郭植生、王寒烬等一批青年工人;通过谭平山、谭植棠的老乡、当时在广州当中学教员的谭天度等认识了杨匏安、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嵩、周其鉴、张善铭等一批教育界的先进青年,并在他们当中开始进行建团工作。梁复然回忆说:“一九二○年十月间,谭平山召集梁复然、刘觉非、陈卓生、陈俊生、梁铁志、郭植生和王寒烬等七人”,在广州邓瑞仁家开家,会上宣布成立小组(当时没有命名),以后谭平山每周都主持“小组”开会一次,有时陈公博、谭植棠、陈达材也参加(8)。一九二○年十二月陈独秀到广州后,促成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重新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组织广东共产党,并继续组织青年团。梁复然说:到一九二一年初,谭平山又介绍冯菊坡(广州河南慕蔾英文专科学校学生,是同学公推出席省学联会的代表,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学籍)参加了“小组”。同年,冯菊坡又介绍工业学校的学生周其鉴、阮啸仙、刘尔嵩(均为五四运动时期广州学生运动的领袖)等参加了“小组”(9)。这个“小组”,显然就是广州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除包惠僧回忆,刘尔嵩一人在党的“一大”前参加党外,其他所有当事人回忆都证明他们是在“一大”后入党的。梁复然回忆他加入“小组”后,一九二一年春和王寒烬一起被谭平山派回佛山开展工人运动(10)。而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驱》第八期、第十六期的报道和施存统的回忆,都说是团员在佛山开展工人运动。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的时候,梁复然就是广东团组织的代表之一(11)。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冯菊坡、王寒烬去莫斯科开会,就是以团员身份去的(12)。陈公博说:“广州共产党利用这个青年团作外围吸收共产分子,以后林祖涵、刘尔嵩、阮啸仙、杨匏安都是由那个青年团慢慢吸收入党的。”(13)而这批人当时是“小组”的主要成员,这就证明“小组”就是广州当时的团组织。这点在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中同样得到了证实,李云汉说:在广东,是先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社会主义,然后再建立共产党,在陈独秀、陈公博等人的大力活动下,以后著名的共产党员林祖涵、刘尔嵩、阮啸仙、杨匏安等都被吸收进了青年团(14)。所以,梁复然所说的“小组”就是谭平山等人所组织的团组织,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一九二○年秋冬之间,谭平山等人建立的团组织是“笼统的”、“空谈”式的组织(15)。那时的团组织没有标明以什么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没有具体的计划,团员的宗旨不能一致,加上一九二一年春要集中力量从事建党工作,工作无经验,不懂得处理好党、团组织的关系,所以,一九二○年秋冬所建立起来的团组织到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就自行解散了(16)。
  由此可见,一九二○年秋冬,广东曾经有过建团的活动,虽然还未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但是,这次建团活动却很有意义,它把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和先进分子联系到一起,在广东开始形成一支较大的进步势力,为日后建立坚强的党、团组织打下基础。

 

(二)


  广东在什么时候才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把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当作广东团组织成立的日子来纪念是否合适?这是本文要论述的又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之前,广东团组织就建立起来了。但是,把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作为广东团组织成立的日子来纪念还是合适的。因为在这个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广东团组织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帮助之下,由党中央和团临时中央直接领导和在广东党支部的努力工作下建立起来的,这才是真正名符其实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一大”“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17)这时,刚好张太雷从莫斯科参加完“少共国际”大会回来,受“少共国际”的委托,也要在中国建立“少年共产党”。所以“一大”后不久党中央很快就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起来,并决定暂时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团中央职权,领导全国建团工作(18)。为此,党中央于十一月向各地发出建立和发展团组织的通告,并寄上青年团的改造宣言及章程,要求各地依照新章从速进行建团的工作,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19)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十月整顿,十一月正式恢复后,即担负起直接领导创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谭平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并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20)。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谭平山领导广东党支部先把陈公博、谭植棠、马菊坡、梁复然、王寒烬、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嵩、周其鉴等一批老团员联络组织起来,这批老团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经过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很快就创办了《青年周刊》,办起了青年剧社,组织了讲演队,成立了劳动通讯社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等团的所属机关(21)。他们用公开号召青年入团的办法来发展团员。一九二二年一月,他们在广州东园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大力宣传青年团的宗旨,公开提出建团的号召,说明入团的目的、报名手续和接头地点等(22)。同时,当共产国际代表马尔宁(即马林)和张太雷去桂林访问孙中山后来广州作十天逗留的时候,广东团组织的创建者们抓住这个好机会,请他向广州青年作了两次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的报告(23),以动员和激励青年们组织起来参加革命。他们把建团的过程当作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通过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来启发青年的觉悟,激发青年的政治热情。广大青年的政治思想也确实越来越活跃,正如马林当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所报告的:“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些地方有学生会的组织存在,热心探讨着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24)青年们在这样的学习、研究和探讨中,也就日益明确方向,坚定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这就为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事也凑巧,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广东活动的同时,“共产国际来电,要中国派一批青年到苏联参加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方弱小民族会议,因此,党中央派了二、三十S·Y(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去莫斯科。”(25)广东被派去的团员就有冯菊坡、王寒烬两个(26)。这对广东革命青年是个很大的鼓舞,对广东团组织的创建也是个有力的促进。
  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团临时中央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二年春,广东的建团工作进展迅速,组织发展很快。一九二二年一月开第一次广东团组织成立筹备会议,有五十八人参加,到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议时,人数已发展到一百四十人。到了三月六日统计,在广州的团员就发展到四百余人。在广州市建团工作蓬蓬勃勃发展的同时,党组织派出或委托同志在肇庆、佛山、梧州、南宁、新会、东莞、蕉岭、汕头、琼州等地区建立团组织(27)。不过,从现在已掌握到的材料来看,这是计划中的事,还不都是实现了的事。即使是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提到的团的“一大”时,成立了地方团的六个地方——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28),也是多数不落实的。除了广州外,其余几个地方当时并未真正成立地方团,只是开始做组织发动工作而已。
  例如潮汕地区,谭平山当时曾给他的友人绍芳寄去团的章程书报,希望他在那里开展建团工作。西门(即马林)和张椿年(即张太雷)路过汕头时和他接洽多次,也要求他在汕头地区组织青年团,他也“应允了”,他给谭平山回信表示:“我在汕头也要尽我底能力联合各处的同志,并宣传运动本地的各界。”但他同时又说:“我是一个外江人,不懂潮州话,颇觉有点困难”(29)。结果,以后无下文,直到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一日召开的团中央二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才决定由中央及区设法在汕头建立团的组织(30)。同样,梧州、新会、也只是开展过建团活动,直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还没有成立地方团(31)。
  说到肇庆和佛山,情况比较复杂。团“一大”宣布当时全国有团员五千余,大多数是工人。而施存统一直说肇庆佛山地方团就有工人团员二千五百余名。其实,这也是很不落实的。广东团组织的创建者们曾经想在肇庆建团,但此后未见肇庆有任何团体与广东团组织或与团中央发生联系。所以过了不久,施存统说:“肇庆地方团已无形消灭了”(32)。至于佛山,当时是有两千多工人在团员、纺织工人梁复然和王寒烬等领导下活动,斗争搞得很热闹。所以王寒烬被团临时中央作为团员代表之一选派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梁复然也作为广东团组织的代表之一,出席了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的团的“一大”。梁复然虽然没有说他参加了青年团,但他说当时参加了没有命名的“小组”,随即和王寒烬一起被谭平山派去搞工人运动,先在广州,后到佛山,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一千五百余人的土木建筑工会和一个六百余人的理发工会(33)。这显然是记忆上的错误。事实上,在团的“一大”前后佛山是成立了地方团,这是可以肯定的。谭平山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给施存统的信就说到:“佛山分团已派人组织(人数已有二千余,尚未正式成立)”(34)。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阮啸仙给俞秀松的信,就说到了佛山团的存在。但在统计广东团组织的人数时,又不包括佛山,他说“现在粤S·Y·(不包括佛山分团)共有团员四百一十人”(35)。施存统在谈到全国团员人数时也是这样,他说:一九二二年底,全国有将近三千名团员(除了广东佛山和湖南省的水口约有二千至三千的团员)(36)。佛山分团为什么要“除外”呢?施存统说了两条理由:一、“系特别的地方团”,团员多数是“特别团员”(超过二十二岁);二、“与中央关系太少”(37)。在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广东团的工作陷于困境,佛山地方团也无形中解散了。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三月团的二届二次扩大会议重新提出要在佛山建立团组织(38)。
  综上所述可见,一九二二年春,广东虽然大多数地方还未正式建立起团组织,但在全省范围内的建团活动已经展开了。同时,还有材料证明,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已经成立了。这很可能就是在开第二次成立筹备会议期间成立的。证明之一,就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青年周刊》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创刊发行时,报上就已公开标明该报是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通讯处在素波巷十九号”(39)。这就是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周刊》公开发行之前已经存在了。证明之二,就是在三月十四日之前,“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支部”的名称已出现在报章上(40)。所以,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成立时间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41)也是不很确切的。
  其实,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的“成立大会”,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它是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和互助总社共同发起召开的一次各界的群众大集会,不是广东团组织自己开的一次成立会。互助总社在当时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全省性的进步组织。它的领导人谢英伯是“一位从美国归国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同志”,他虽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老朋友,但却是属马克思主义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一直领导互助社与青年团共同行动。一九二二年一月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各界大游行,就是互助社与广州青年团共同组织的(42)。到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马克思逝世三十九周年的时候,谢英伯又要发起纪念马克思大会,他说:“吾人为什么要纪念他呢?因为我们对于他的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很信仰的,对于他的学说,很愿意研究的,基于以上两种原因,故发起这个纪念会。”(43)这时,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正想选择个合适的日子来正式宣布自己的成立,所以也选中了三月十四日这个日子。选三月十四日作为自己成立的日子,以表明自己鲜明的阶级意向,就是要按照马克思的遗志,要搞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决定与互助社一齐发起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并为开好这个大会花了“四百金”,从各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还制定了马克思纪念章和马克思学说小册子,准备奉赠与会者。谭平山说:“因为广东宣传较为自由,我们不得不要极力宣传一下。”(44)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对此,互助总社当然是非常赞成的,谢英伯说:这样,“一方面纪念过去的社会主义大家;一方面欢迎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研究者和实行家。”(45)这是最好不过的。
  正因为有两个组织为大会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大会也的确开得很隆重,很成功,显得热烈、庄严、生动、活泼,富有特色。大会由互助总社社员、各学校的学生、教员、部分工会的会员和国民党的元老、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长张博泉(即张继)等来宾共三千多人参加,于三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召开。会中,既有谢英伯致开会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要点,又有谭平山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经过、现在状况、将来计划等向与会者致答词;既有各界来宾的祝贺与对青年的期望,又有团员代表的致谢与宣传团宗旨的慷慨演说;而且还有与会助兴者当场赋诗作歌、演国技等。到了晚上,由谭平山担任剧社主任,梁空担任剧务主任、陈公博、梁空、张翼鹏负责编剧,施卜、彭湃负责配景,胡琼担任后台主任,陈俊生担任音乐主任,并兼主要演员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白话剧社给与会者演出了自己编排的新戏,受到两千余来宾的热烈赞赏,颇极一时之盛。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在这样的群众集会中,由谭平山宣布她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的革命团体,现在正式公开成立的(46)。广东团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创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宣布成立,这是广东团组织在创建时的显著特点之一。
  正因为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在广东团组织的历史上影响是这样的大,是这样的有意义,所以,尽管在这之前广东团组织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团广东省委、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把这个时间确定为广东团组织成立的日子来纪念,还是很合适的。个别同志说:广东共青团这样做,是自己不承认自己的历史。其实,这样做才是尊重了自己的历史。因为在一九二○年八月,广东虽然有过建团活动,但那时没有标明以什么作指导思想,宗旨不明确,分子很复杂,也无工作计划,不久也停止了建团活动。所以不能说那时已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把这个时间作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间就缺乏代表性。而一九二二年初所建立起来的广东团组织则是在党、团中央直接领导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帮助及指导下,由广东党支部一手建立起来的,这时的团组织“确信马克思主义”,有着明确宗旨和目的,有着各种工作部门和具体的工作计划,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且也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建团工作。这时的团组织才是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所以把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作为广东团组织成立的时间来纪念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就象我们党的创建开始于一九二○年夏天,召开“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而选择七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生日来纪念一样,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酝酿于一九二○年秋,真正成立于一九二二年春,而选择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作为成立的日子来纪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


  那么,广东团组织开了成立大会是否就标志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已真正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健全、统一的革命团体,团广东区委已经建立起来了呢?这是本文耍论述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认为,历史的事实并不是这样。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九日,阮啸仙、郭瘦真给刘仁静、林育南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们说:“两年来广东同志,漫无系统,所以组织未得健全,团体未得坚固。去年大会来粤开会(按:指团的“一大”)后粤区始与中央联络,方期往新发展,但不久陈炯明乱起,旋据斯土,同志既惹其注意,活动稍形秘密。”(47)事实正是这样。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宣布成立的时候,并不就是团广东区委或团两广区委的成立,《青年周刊》就明白地写着:那时广东团组织的名称,叫“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支部”(48)。而且那时也未正式选出执行委员,只是在成立大会后几天(三月十九日),于《青年周刊》通讯处召开的全体团员讨论大会上,选出了一个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何觉甫、蓝祥奎、冯菊坡、沈厚培七人组成的“章程审查委员会”,担负“拟定”和“修定”:“一、团组织的大纲及细则;二、各地方分团原则;三、社会主义讨论会简章;四、通讯图书馆章”的职责(49)。那时,负团广东支部领导责任的还是党广东支部,基本上还是一套人马干党、团两方面的工作,实际领导者还是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广东团成立大会后不久,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们三人和梁复然代表广东团组织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50)。这时,基本上还是以党支部来代理团支部的工作。团组织是不健全的。当时负责铁路工人劳动组合工作的陈维仁就评论说:“我对于广东S·Y·的组织,已在《青年周刊》上看到,实在有点不敢赞同,因为还是无系统而各部分是乱七八糟的,我想这种组织于行事上必不统一”(51)。这怎能说成立大会后的团组织就很严密了呢?!
  本来,如果工作顺利,一九二二年五月后是能够建立团广东区委,形成一个严密、统一的组织的。因为团“一大”后,广东团组织与团中央加强了联系,团中央也于五月十六日明文规定要以一省为一区,通告各地照此实行改组,组织区委(52)。中央也曾指定阮啸仙为书记负责广东团的改组和组织团广东区委的工作。张太雷开完团“一大”也留在广东一段时间,帮助工作。但工作进行得显然不顺利,张太雷六月十日给中央报告说:“广东事还待中局来后方有把握,不然很可悲观。”(53)到三十日又报告说:因陈炯明政变,“影响我们改组甚大”,“《群报》仍为陈炯明之机关报,要改组非我一人之力能办到,”并说他“将有事回申”(即回上海)(54)。这样,组织团广东区委的工作就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广州政局动荡而停了下来。同时又因为党、团中央的政策是支持孙中山而反对陈炯朋,并认为广东党、团组织帮助了陈炯明而处分了广东党、团的领导人。这样,广东党、团组织陷于混乱瘫痪状态之中,“广州党的活动中断了八个月。”(55)许多团员在战乱之中脱离了组织。一九二三年八月召开的团的“二大”也批评广东团组织在陈炯明叛变后的一年内损失了二千余名团员,而且几乎全是工人,组织可谓薄弱之至(56)。佛山的许多工人就是在这时脱离了团组织的。可见,这时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是很不严密、很不健全的。虽然阮啸仙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给俞秀松的信提到:“中央所推举之三委员,此间大体均同意。”.(57)好象这时已建立了统一的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但只要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不大可能。因为这时滇桂军响应孙中山的檄调,东下讨伐陈炯明,广东战事正紧张,团组织也处于受监视的秘密状态,团员各奔东西,“三委员”之一的阮啸仙“诸务丛脞一身”,国务一直由他一个人顶着,而他不久又到福建去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书记职由杨匏安代”(58)。而“三委员”之一的刘尔嵩从一九二二年冬至一九二三年五月又一直不在广州(59)。所以,团广东区委在一九二二年底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那么,团广东区委到什么时候才正式建立起来呢?
  一九二三年初,陈炯明兵败倒台后,孙中山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府,形势开始好转,党中央也移到广东来。阮啸仙、刘尔嵩等也先后回到广州。他们认为:“S·Y粤区以从前种种阻碍,精神涣散,现象很是不好,非从根本上整顿不可!”他们“得西校(即共产党代称)执事同意和指示办法”(60)后,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广东团组织的工作。他们先整顿广州地方团,再行整顿和组建全省各地的组织。他们在重新登记团员,组织小组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召开各小组会议进行选举,选出阮啸仙、施卜、刘尔嵩、杨章甫、郭瘦真五人为委员,周其鉴、杨匏安、罗绮园三人为候补委员,并推选阮啸仙为书记来主持团广州地委的工作(61)。并经中央同意,“以广州地委代理区执委会职务”,由阮啸仙“代行粤区书记”职权(62),领导全省团的工作。他们接任后,不辞劳苦,“天天都是奔走,不是组织小组,都是同个人谈话”,“大加整顿”组织、训练团员,大抓思想和组织建设。为指导团员的学习,特指定了张善铭为经理,负责文件、报刊的接收和发行工作。还决定以学生中的团员为骨干,公开成立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以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广泛的学生运动(63)。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完全可以说,一九二三年五月的整顿,于广东团组织历史的发展是个转折点,正如阮啸仙说:这是广东团组织“死去复活的时期”,“是本区复兴的时代。”(64)从此,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创建全省性的团组织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到一九二三年九月,全省除广州外,海丰、香港也相继建立了地方团。
  海丰的团组织是彭湃亲手建立起来的。彭湃在二九二一年五月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持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负责人施存统的介绍信回广州,找到陈独秀并和他来往(65)。彭湃在广州住了两个月(66),很可能在这时由陈独秀直接吸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回到家乡海丰县,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其实,这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辟云”(据说是彭湃留日时的同学、共产党员杨嗣震)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八日给团中央的信说得很明白:“海丰S·Y·确已成立了,对外之名就是学术研究社”(67)。以后又经团中央批准,成立了海丰团地委。所以阮啸仙说:“海丰的团组织是“由前届中央(按:即一届团中央)直接成立的”,并且是“为临时中央(按:即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临时团中央)所认可的”(68)。彭湃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了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海、陆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69)。阮啸仙整顿组织后,与彭湃加强了联系。
    关于香港的团组织,据梁复然的回忆:是由林昌炽(即林君蔚)、李义宝(即李义褓)、张仁道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陈独秀的鼓励下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于一九二三年派李义褓来广州与广东团组织取得了联系后,回港建立了团组织,李义宝被选为支部书记,不久由林君蔚接替(70)。阮啸仙自从和香港接上关系后,亲自赴港帮助进行建团工作,使香港团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是年九月已有团员二十六人,主要的团员骨干有林君蔚、李义宝、潘子仲、杜沧州、黄演麟、彭月笙、谭浩峰、李毓秀、梁鹏万等(71)。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团的“二大”后,香港“为临时中央认可”,也成立了团地委(72)。
  此外,佛山、东莞、新会、梅州、梧州、鹤山、顺德、花县、香山等县市也先后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团的组织。
  这时,为加强对全省各地团组织的统一领导,迅速建立团粤区执行委员会,就是很需要的了。为此,阮啸仙分别向陈独秀和团中央写信,请示组建团广东区委的办法。如给团中央的信说:“现在在广东已成立海丰、香港、广州三个地方团,梧州、佛山、东莞三地也将次成立,依据章程第九条规定,及事实之可能,即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之必要,请宗菊兄(按:即团中央局)派员来区召集区代表会。”(73)团中央应广东团组织的要求,派卜士畸作为驻粤特派员,指导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74)。
  团广东区代表大会,因为是全省性的会议,是要成立区一级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所以,按规定,参加大会的代表,除了三个团地委派代表外,有团组织的各县也应派代表(75)。因此,阮啸仙等在筹备这次代表大会中,加强了与全省各地团组织的联系。但鉴于当时的种种原因和困难,这项工作收获不是很大。例如和海丰团组织的领导人彭湃的联系就是这样。阮啸仙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参加完团的“二大”回广东后,即根据陈独秀的来函指示,去信请海丰的彭湃“赴区代表大会”。可是,很可惜,这时海丰农民运动已惨遭陈炯明部镇压,彭湃已出走海丰,正为营救战友往返奔走于香港、汕头等地。阮啸仙给他去信落空了,派郭瘦真去汕头找他也落空了。所以海丰的彭湃始终未能出席团粤区的“一大”。又如香山和东莞团组织,虽然已通信联系,但不是因“各同志已往外工作”,就是因“附近道教乡发生械斗,交通阻绝”,所以,也始终未能派代表出席团粤区“一大”(76)。然而,团粤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是在代理区委的召集和主持下,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广州胜利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的代表冯菊坡,代行团广东区委的代表阮啸仙,团广州地方代表张瑞成、刘尔嵩、郭瘦真、蓝裕业,团香港地方代表林君蔚,鹤山团代表彭湃(即彭刚侠)等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77)。
  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如何深入开展国民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如何在全省各地建立团组织和“新学生社”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区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地方报告决议案》,制订了全区的工作计划,规划了各地团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例如国民运动和农民运动,决议就提出:要以粤汉、广三、广九路为重点,在这些地区首先要抓建团工作,要在这三路中,“于此届任期内各辟一地方团。”而且每个地方团要有三个支部,如“粤汉分韶关、英德、黄沙;广三分秀水、佛山、河口;广九分广九站、九龙、深圳”等。为了搞好国民运动,决议提出要使工农联合起来,要“以三路各支部为基础,努力农民宣传,并使路工与农民日益接近”,只要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了,国民革命就好办了。而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各地方还要加设地方团。大会计划先在东、西、北三江及韩江中心点,尽早地设立地方团,第一批为汕头、江门、琼崖、梧州、佛山、秀山等处;第二批为潮州、肇庆、梅县等处。为了团结广大青年参加革命运动,大会还决定要努力在全省范围内“扩充新学生社”和“努力改组学生联合会”,使这两个团体能更好地适应革命的需要。这样,大会就为全省团员和革命青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行动纲领。
  大会最后,代表们根据“十人有一票表决权”的原则,投票选举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选出阮啸仙、刘尔嵩、罗绮园、施卜、郭瘦真五人为区执委会委员,选出张元恺、黄侠生、蓝裕业三人为区执委候补委员(78)。组成了团粤区第一届执委会。团粤区第一届执委会于十月十八日下午开第一次会议对委员进行了分工,并经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卜士畸的审定,决定由阮啸仙任执委会委员长,郭瘦真任秘书,施卜任会计,罗绮园任编辑,刘尔嵩则作为特派员到各地活动(79)。这样,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就正式地建立起来了。至此,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才算真正地实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区代表会后,广东团组织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很有成绩,成为全国最好的省区之一。
    综上所述,广东团组织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开始酝酿,于一九二二年春公开宣布成立,到一九二三年十月才建立起全省性的、健全、统一的领导机构——区执行委员会的。她的创建过程虽然几经挫折,但却贯穿着马列主义的红线。她在宣传马列主义中公开宣布成立;她一经正式成立,就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改造社会、解放被压迫人民、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阮啸仙、杨匏安、彭湃、刘尔嵩、周其鉴等广东团组织的创建人和数以百计的老团员早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为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的实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就是广东团组织的光荣的革命传统之一。当代的青年,要学习共青团员老前辈,首先需要的,就是要把这个主要的传统学过来,让它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发扬光大。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五期
  注释
    (1)杨匏安:《社会主义》,1919年11月《广东中华新报》。
    (2)《政衡》第一卷第2号(1920年4月1日)、《筹办群报缘起》创刊号(1920年10月20日)。
    (3)《访问刘锦汉先生谈话记录》、(1963年10月9日)、侯枫:《彭湃》(1959年3月)。
    (4)谭植棠:《自传》(1951年)。
    (5)《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李达:《一九二○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内通讯》1957年4月16日。
    (6)《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一大”前后》修订版。
    (7)(16)(20)(21)《谭平山答词》,《青年周刊》第四号(1922年3月22日)。
    (8)(9)(10)(33)(70)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
    (11)(50)赵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2)(26)据梁复然、谭竹山回忆,并参见《青年周刊》第四号第三版(1922年3月22日)。
    (13)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古今》第35期(1943年11月)。
    (14)《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3期。
    (15)“彭侃与谭平山的通信”,《青年周刊》第三号第三版(1922年3月12日)。
    (17)(25)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
    (18)(28)《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
    (19)《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一大”前后》(一)。
    (22)《谭天度同志访问录》(1964年4月13日),广东党史访问资料之二十一。
    (23)《林伯渠访问录》(1956年11月),《“一大”前后》(二)
    (24)(42)《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
    (27)(34)(44)谭平山:《关于广东团的工作情况致国昌信》(1922年3月6日)。又见(7)。
    (29)纫芳与平山先生的通信》,《青年周刊》第四号(1922年3月22日)。
    (30)(38)赵朴:《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7期。
    (31)《啸仙致中夏、世畸兄信》(1923年9月29日)、《啸仙、瘦真给仁静、代英报告第九号》(1923年12月10日)。
    (32)(37)施存统:《本团问题》,《先驱》第十六期(1923年2月1日)。
    (35)(57)(58)《鸢致秀松信》,(注:原件无年月,从内容分析,可能是1922年11月;“鸢”与“阮”音相近,据考证,是阮啸仙的代号。)
    (36)施复亮:《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内通讯》第126期(1957年5月7日)。
    (39)《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一册(1957年版)。
    (40)(48)《青年周刊》第三号(1922年3月12日)。
    (4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河北人民出版社。
    (43)谢英伯:《马克斯纪念日的感想》,《青年周刊》第三号。
    (45)《主席谢英伯先生宣布开会词》,《青年周刊》第四号。
    (46)(49)《青年周刊》第四号。
    (47)(77)(78)《阮啸仙、郭瘦真给刘仁静、林育南报告(第一号)》(1923年10月19日)。
    (51)《维仁致忠夫、启汉、子由信》1922年4月5日。
    (52)赵朴:《团的一次大会后至二次大会》,《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2期。
    (53)《春木致和森、秀松、国昌信》1922年6月10日。(下转第40页)上接第38页)
    (54)《春木致文亮信》1922年6月30日。
    (55)《包惠僧的一封信》(1961年1月29日),《“一大”前后》(二)。
    (56)团的“二大”:《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59)《陈功武谈话录》(1964年5月22日),广东党史访问资料七十三号;戈立:《广东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刘尔嵩》,《羊城晚报》1980年11月25日。
    (60)(61)《啸仙致存统信》1923年5月19日。
    (62)阮啸仙:《关于粤区一年来s.y.工作报告》1924年4月4日、《代行粤区书记阮啸仙向临时中央局报告》1923年10月11日。
    (63)《啸仙致存统信》1923年6月4日。
    (64)见(62)、(47)。
    (65)参见1964年8月28日施存统给海丰、陆丰县委编史修志委员会的信和1979年5月29日访问谭天度谈话录。
    (66)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4年1月30日,《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二期。
    (67)《辟云致子由兄信》1923年6月18日。
    (68)(72)(75)阮啸仙:《关于粤区一年来S·Y·工作报告》1924年4月4日。
    (69)中共中央三届一次会议文件:《中央局报告》,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
    (71)(76)《啸仙致实庵信》1923年9月30日、《啸仙致存统信》1923年6月19日。
    (73)《啸仙致中夏、世畸兄信》1923年9月29日。
    (74)(79)见《啸仙、瘦真致仁静、育南报告(第二号)》1923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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