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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也谈广州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陈家文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于一九二○年秋冬之间,是全国最早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地区之一,也是广东地区组团之首。
  广州青年团组织的出现,是五四运动以来广州地区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前夕,广东处于桂系军阀莫荣新统治之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许多忧民忧国之士纷纷到北京、上海及至日本、欧洲等地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进步的书刊如潮水般涌到广州。外地出版的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政衡》等,在广州先后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粤报》、《羊城报》、《国民报》、《大同报》、《岭海报》等不下十多种。这些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各个方面来谈论巴黎和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分析国际国内大事,对广东各社会阶层人士影响很大。所以,五四运动爆发几天之后,远在祖国南方边陲的广州也活跃起来,群情激愤,广大群众迅速卷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中。运动的风浪里,锻炼了广大群众,锻炼了一批坚强的骨干和领袖人物,如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嵩、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等,他们不屈服于反动军阀的高压政策,以坚强的意志,彻底的革命精神,始终不懈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展各种群众社团组织,出版书刊,热情地宣传革命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广州地区热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先进青年的代表。被视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杨匏安,利用他在广州当时规模较大、影响较著的《广东中华新报》当记者之便,在报上《世界学说》一栏,发表了四十一篇文章,广泛介绍了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多元论、实证论、实用主义、机械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内容所及,几乎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流派。他写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四日,共刊登了十九天次,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刊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差不多同时问世。文中明确指出“是故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持其社会之理想,而必由阶级之战争”,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废除现行法律,废除私有财产制度①。杨匏安的宣传活动,不但反映了广州地区先进青年的思想要求,而且对当时正在深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为后来广东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一九二○年秋冬间,粤军从福建回粤,驱走了桂系莫荣新军阀。担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伪装开明,表面上和孙中山合作,宣称仰慕新文化、主张社会主义。广东出现的政治新气氛为正在筹建中国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所注意。③
  一九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随即委派年纪最轻的党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讨论决定,通过各种特殊的人和事的关系,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共产党支部和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③。
  原籍广东的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就读北大期间已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影响,参加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年夏从北大毕业回广州后,在高等师范、高等法政学校任教授,继续与陈独秀等人保持联系。他们通过同乡、同学的关系,很快便结识了杨匏安、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嵩、冯菊坡、张善铭等一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热心社会主义的先进青年,又和梁复然、王寒烬、郭植生等青年工人争得了联系④,这些先进分子的汇报,推动了广州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建团活动的顺利进行。一九二○年八月,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也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成立青年团组织。
  关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间,在目前能够看到的材料中说法不一。过去一直是以《青年周刊》第四号第三版上记载的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谭乎山之说法为准。“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八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⑤近年来有同志查阅了一份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广东群报》,上面登载了“黎明通讯社”一则报道,“两月以前广州里的学生界,平素主张社会主义的,和对于社会主义性喜研究的,起来组织个青年团。初发动于高师、一中、农业等校,就中以高师学生居多数,而粤籍的北大学生也有数人,此外更有现任教员和新闻记者。发起时统共不过十数人。第一次团成立会于高师学校,制定章程,选定职员。”报道中还有团章的具体内容以及青年团最近发展的情况⑥。这篇报道提出了广州早期青年团组织不是成立于一九二○年八月,而是十一月左右或在十一月稍前一点的时间。笔者认为十一月左右这一时间较为合乎情理。理田是:
  第一,《广东群报》是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创办的,其目的是要宣传“五四”革命精神,宣传新文化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果讲一九二○年十月以前广东还处在桂系反动军阀莫荣新的黑暗统治下,谭平山等人不宜于过早把青年团组织成立的消息公布的话,那么,到粤军回粤后,广州早期青年团组织的发起者们就满可以利用广东出现的新局势,迅速报道这项消息,以动员和鼓励更多的先进青年加入到青年团的组织之中。但从二○年十月二十日《广东群报》创刊号中(其中有陈独秀撰写的《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稿),还没有透露青年团成立于八月的消息,甚至从目前所能看到的一九二一年以前的《广东群报》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报道。
  第二,《广东群报》的总编辑为陈公博、编新闻为谭平山、编副刊为谭植棠⑦。如果“黎明通讯社”的报道失实的话,谭平山等人为何不予订正?况且“黎明通讯社”报道青年团成立的时间与《广东群报》刊登的时间相差仅两月左右,而且详尽报道了青年团发起的地点、人数,组成人员的社会面目以致团的章程,如果不是直接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或与青年团关系密切的人,试问又何以得知从《广东群报》报道这项消息的时间与青年团成立的时间相差仅两月左右,故可相信这篇报道的可靠性。从“黎明通讯社”详尽报道青年团成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相信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第三,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高师,“声势很是浩大,参加分子有各校的教授,也有各校的学生,原因是我和平山在高师和法专当教授,所以参加者非常踊跃。”⑧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一九二○年夏才从北大毕业,即使他们就教于高师、法专,有接近学生界的方便条件,但要使青年团成立时“声势浩大”,“参加者非常踊跃”,也要有一个宣传发动的过程。可见,在一九二○年八月间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同时,刚从北大毕业回广州的谭平山等人能够发动成立以高师学生居多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事,是值得继续探索的。可以这样认为,从北大毕业回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继续保持与陈独秀的联系,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马上以三人为核心开始建团的宣传发动工作,一九二○年十一月左右,遂告在广州高师学校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也谈到这种情况,“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⑨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还是配合广东共产党小组进行活动。
  一、迅速地发展团员,壮大组织。“先是高师和男女各校学生,在去年六七月间曾组织了一个互助团,团员数十人,多半已是主张社会主义的。至青年团成立,互助团分子多数主张与之合并,于是第二次常会提出通过,两个组织体遂合并为一,而青年团之外来加入者,又十数人,所以现在统共有数十人了。”⑩青年团除吸收知识分子外,又注意吸收工人。一九二一年春,团员梁复然、王寒烬被谭平山派回佛山开展工人运动,并负有发展团员的任务。广州早期的青年团组织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方面,到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团员人数已达二、三百之多(11)。
  二、以青年团员为骨干,举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物色对象,培养骨干,向党团组织输送人材。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计有八十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律系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个不同的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12)“一九二○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广州成立,刘尔嵩与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人首先响应号召,带头参加和成为积极进行活动的中坚分子,除了在群众中个别开展宣传活动之外,也经常参加公开性的演讲会,鼓吹革命。”(13)
  他们“串连教育界文化界(包括新闻记者)的进步人士。他们经常在越华路杨家祠开会,有时发行油印的小册子《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等。不久,他们在司后街(今越华路二十号?)租了一间店铺式三进的平房(后进有楼),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方的活动分子即以这里为集散地方。”(14)这些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九二一年初,谭平山介绍冯菊坡参加梁复然、王寒烬、郭植生等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同年春,冯菊坡又介绍周其鉴、阮啸仙、刘尔嵩等多人参加小组(15)。这样,在党的“一大”前后,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就从开始时只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三人,逐渐从青年团员和一些“共产主义小组”中,吸收了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如梁复然、王寒烬、杨匏安、冯菊坡、刘尔嵩、罗绮园、黄裕谦、郭植生、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陈适曦等,壮大了广东共产党的力量(16)。
  三、选派团员骨干分别布置任务,深入到学校和工农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组织工作。一九二一年四月,阮啸仙、刘尔嵩等发动“甲种工业学校”全体师生,坚决同校长高仑独裁专制、贪污公款、破坏学校制度、压制学生运动的行为进行了三个月的斗争,终于逼使校长高仑辞职。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学生界的斗志,争取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梁复然、王寒烬、郭植生等继一九二一年春在广州发起组织统一的“广东土木建筑工会”后,又在佛山成立了土木建筑工会,发展了会员一千五百多人,之后又组织了“佛山理发工会”。与此同时,部分团员骨干还积极协助办好《广东群报》、《宣讲员养成所》和“机器工人夜校”,培养将来做群众工作的干部。
  四、与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同时,会同广东共产党一道,开始为纯洁自身队伍展开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一九二○年底,陈独秀莅临广东,得到广东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的热烈欢迎。陈独秀利用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便,一方面扩大新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另方面抓紧广东党团组织的建设。在陈独秀的指导下,首先是展开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赵司农在向北京互助团的报告中也谈到这种情况,“吾人在粤曾为一度之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按:即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17)通过斗争,从而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后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奠定了基础。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早期的活动还不是独立的,组织系统还不是健全的,由于“当时没标明哪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不能一致,所以去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18)这种情况与全国各省区差不多。当时党对于党团组织的建设还没有经验,各地又忙于建党,缺乏领导骨干指导团的工作,这就造成团内组织涣散。同时对入团分子又无加选择,只要倾向社会主义的就与吸收,致使团内分子复杂。“马克思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所以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团体纪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19)当时,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团内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占着优势,这些情况严重地障碍了广州青年团组织的自身发展。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一文中,也曾指出,广州早期“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广东S·Y·有二、三百人,但完全在无政府党人的手中,故我们将他们解散了,而从此由我们组织S·Y。”(20)
  一九二○年秋冬建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开展过一些有益的活动,由于团内思想混乱,分子复杂,缺乏领导骨干,组织不健全而自行解散了。但是,这次建团活动还是有意义的,它把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先进分子联系在一起,为日后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准备了干部力量。同时,这次建团活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为日后广东青年团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一大”后,张太雷同志从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大会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重新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党中央决定暂时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团中央职权,领导全国建团工作。广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受了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十一、二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当时到会者有五十八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人数已经达一百四十人。”(21)经过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梁复然,王寒烬、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嵩、张善铭、周其鉴等一批老团员分途联络,积极准备,建团工作进展迅速,革命青年纷纷要求入团。从一九二一年冬到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广州的团员就发展到四百余人。与广州建团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肇庆、佛山、梧州、南宁、汕头、琼州等地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开展了建团工作。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团员、互助社社员、各学校的学生、教员、部分工会的会员,来宾赴会者共有三千多人、谭平山在会上代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致答词,宣称“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明确规定每个团员要“担负研究、评议、执行三种责任”,进一步说明《青年周刊》第二期所登载的“组织大纲表、评议、执行,同隶属于执行委员会。”三月十九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假素波巷十九号召开第一次全体团员会议,讨论、修改、通过和公布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确定“本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规定入团的条件首先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兴趣”,并设立劳工、学生、农民、妇女、军人、政治宣传、社会教育等七个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明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22)。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确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它初步成为一个政治上先进,组织上较完整的青年革命团体,并在短时间内做出一定的成绩,从而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党的三届一次会上得到肯定,团的“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参加。”(23)一九二四年三月底召开的团的二届二次扩大会议也说:广东团的工作是全国三个最好的地区之一(24)。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在短暂的时间表现其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组织方面及工作方面的显著成绩,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党的教育和影响,广东政治局势较稳定和群众基础较好等因素外,主要还是在于广州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中孕育了一批坚强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他们较早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经受过革命运动的锻炼,积累了建团工作的经验,他们善于团结、依靠广州的先进青年,从而成为重新组建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坚。如果讲,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成为以后推动广东地区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组织基础的话,那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活动则为奠定这个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李坚、曾庆榴:《杨匏安》,《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卷。
  ②《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二)。
  ③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
  ④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的一些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
  ⑤(18)(21)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
  ⑥⑩《介绍一份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广州青运史资料》第一期。
  ⑦⑧⑨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
  (11)(20)蔡和森:《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
  (12)《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一大”前后的广东共产党》。
  (13)《广州工人运动史上的一颗巨星——记刘尔嵩同志革命史实片断》,广州市革命烈士传略编汇小组办公室编,广东省党史办印。
  (14)郭瘦真:《“五四”运动后广州青年学生的一些革命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15)(16)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一些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
  (17)(24)引自一九八二年《学术研究》内部文稿,《广东最初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研究》。
  (19)《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五月。
  (22)《广东青运史资料与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9一12页。
  (23)《中央局报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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