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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董振修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广大青年的觉醒,也促进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九二○年八月,上海建立了社会主义主义青年团,接着各地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同年十一月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参加了这个小组①。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李大钊领导下,张太雷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②。不久官立中学学生于方舟,也建立了一个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创建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址在今建国道九十一号。该团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其宗旨的方法是:“(1)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2)调查工人的状况;(3)散发文献书籍;(4)基础的宣传鼓动;(5)组织讨论;(6)出版文献读物;(7)邀请名人讲演;(8)组织研究社会;(9)协助组织罢工。”团的宗旨决定了该团的成份,参加团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各类工人,凡经两名团员介绍均可加入。团员如果作出危害其他团员的行动,或有不道德的行为,为严肃团纪,可以开除。据谌小岑回忆,他加入团时其成员包括三个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吴南如、谌小岑;两个南开学校学生胡维宪③、陶某;两个京奉铁路局职员(一个姓冯)等。谌小岑、胡维宪还是著名的革命团体“觉悟社”的社员。其组织执行机构设:书记或各小组的代表、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部。他们重视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如何发展组织,交流彼此了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研究如何深入群众的问题;还讨论革命理论问题。他们把上海共产党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介绍给群众,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次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影响很大。他们还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经酝酿研究,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在天津公开出版了一份八开的以工人为对象、指导工人运动的报纸——《来报》。之所以取名为《来报》,既有摒弃陈旧的旧世界,争取崭新的新世界的意思;又有用英文“劳动”一词译音,象征劳动人民的报纸的意思。这张报只有现在报纸的四分之一大,内容却包括国内外新闻、工人状况、杂感、故事、通讯等栏目,突出注意工人的问题,向工人报导工运消息,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报纸出版后,除在天津发行外,还送到唐山、南口、长辛店等等地工人手中。《来报》出版大约二十天左右就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封闭,陶某遭捕,“翻出来好多的过激派的书籍。”④后来这个团组织迁出租界到中国地,由天津教育界爱国人士马千里帮助起草了呈文,用《津报》的名义重新出版,继续战斗。该报的经费一部分是由张太雷提供的。团组织还派谌小岑到唐山与京奉铁路机厂工人邓培建立联系,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也曾派张国焘和这个团组织成员一起到唐山去找邓培了解唐山工人的情况,“见到京奉路机厂(南厂)工人邓培,谈论了唐山工人运动的程序和组织南厂工会的问题。”⑤这样,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一年一月,张太雷离开天津去苏联,加上初建团时缺乏经验,人员复杂,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没有能继续下去。
  大约在一九二○年夏末,从天津监狱出狱不久的于方舟,很快同李大钊取得联系,在天津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接着,又将该会改组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方舟等经常到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请示工作。关于该团组织的情况,由于缺乏文字材料,说法不一,至今我们知道的甚少。但无疑,他们在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和以张太雷为书记的团组织一样,也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二)


  一九二一年九月,在李大钊指导下,由于树德、安体诚创建了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⑥。与此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在安幸生领导下也建立起来了⑦。当时,天津逐渐有了更多的先进青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他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协助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并在其附近的塘沽也有了团的组织。这时,天津地区的青年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推动了天津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中共北方区委派党员来津,在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内建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⑧。团组织设执行委员会,内分书记、出版、宣传三部,各部正副主任选举产生。于树德(永滋,法政教员)、李峙山(女,毅韬,达仁女学校教员)任书记部正副主任,吕一鸣(高等工业)、李腾(水产学校学生)任出版部正副主任,冯志尧(京奉局运输科员)、李季扬(南开学校学生)任宣传部正副主任。陈奕涛(女、新报馆主笔)任会计。这个团组织无固定地址,负责人于树德、李峙山的住址为团组织地址。团员除上述七人,还包括徐颖溪(女,妇女补习学校教员)、觉吾(久大工场练习生)、李培良(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安体诚(法政教员),共十一人,其成员包括教员、职工、学生。其中李培良是天津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一九二○年一月抵制日货的运动中被捕入狱,曾同周恩来、于方舟、马骏、郭隆真一起度过了半年的监狱战斗生活,受到了革命锻炼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安体诚、于树德都是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们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建立的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天津早期工运结合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工运指挥机关。这所学校虽然只有学生四十多人,但与之联系的工人达数百人之多。党团员多是学校教员,除教给工人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工人觉悟。团组织在该校的建立,团员又成了学校的骨干。这样,该校不仅是天津“普及劳工教育的先声”⑨,而且是“天津劳工运动的一道曙光”⑩。其中女团员李峙山,是五四时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副会长、觉悟社社员,当时同邓颖超、许广平等在达仁女学校任教员;同时从事天津妇女解放运动。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第十天,即三月二十二日,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谈到这个团组织“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一部”。团章规定其性质,“为纯粹的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其宗旨是“研究共产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团章第三条称,“凡三十五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青年相信共产主义并具有革命精神,由团员二人以上的介绍,经执行委员会认可者,得为本团团员。”这说明,团员都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而斗争。
  在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下,这个团组织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它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本团活动计划大体分劳工、学生、妇女三部。关于劳工运动,促进各种工人团体,设立工人教育机关并提倡消费合作社等。关于妇女服务团同人均已参加并拟参加提倡各种妇女运动。关于学生方面,不久将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籍贩卖团已筹有眉目。”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工人运动表现在积极参与办好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开办天津工人图书馆,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在学运方面,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即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年之际,在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内设立了“五四书报代卖社”(11),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是年底,该团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马氏学会”),接着于翌年一月五日在《新民意报》社创办了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刊物——《明日》。在创刊号中郑重宣布:“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的良剂,所以我们打算本着马克思底精神来解放社会问题。”(12)他们倡议民众“请看《响导》周报”,说马克思派陈独秀所办的《响导》周报,才能把中国引向解放的道路。《明日》旬刊二、三期,出了“黄爱庞人铨纪念号”。这是为了“继续传布他们底热血于今后的无产阶级队里,使那朵鲜明血花,永远不断的开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创办了“马氏通讯图书馆”,公布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目,用通信的办法专门向有志学习的先进青年推荐马列主义书籍,以团结更多的人改造社会。在妇女运动方面,李峙山同邓颖超等一起于一九二三年初创办了女星社,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13)随后,在《新民意报》上开辟副刊《女星》旬刊。女星社还开办了女星第一补习学校,以便作更多的妇女的教育工作。团员们不仅写了大量的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而且还向妇女们口头宣讲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这样,就教育了广大妇女,推动了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
  综上所述,一九二二年,党加强了对天津青年的工作,团员们作为党的助手,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推动了天津早期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开展。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全国十五个地方团组织的二十五名代表出席会议,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吕一鸣也出席了会议。天津团组织的创建人张太雷则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开展,天津地方团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到一九二四年三月,团员由原来的十一人发展到四十五人,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革命力量。团组织的壮大,客观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问题。
  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天津地方团员调查表中,可以知道当时的四十五名团员的姓名、年龄、性别、生长地、职业、技能、文化程度、入团时间、是否加入国民党等情况(14)。四十五人中除邓颖超、王贞儒(卓吾)两名女青年外,都是男青年。(15)当时由于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所有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团员们多兼任国民党直隶省、天津市委员,或做具体工作。团员中绝大多数是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也有个别农民和教员。年龄最大的二十六岁,最小的十七岁,大多数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先进青年于方舟、邓颖超、安幸生、江震寰、李培良、芦绍亭等都是当时的团员,后来在党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先于中共天津地委成立的。成立会是一九二四年三月九日在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举行的,到会团员四十五人,由韩麟符主持,选举产生了委员与候补委员各五人(16),委员为于方舟、李廉祺(即李希逸,后为叛徒)、崔博(崔物齐)、王乃宽、张宝泉;候补委员是王贞儒、张儒林、卢硕棠(即卢绍亭)、谢曦、邓颖超。天津团地委在四月十六日作了分工:于方舟为委员长,李廉祺为秘书,张宝泉为会计、崔溥为宣传、王乃宽为教育。四月二十六日,团地委按新章重新分配工作,结果:“秘书于方舟,组织张宝泉,宣传崔溥,农工王乃宽,学生李逸——即李廉祺。”地委下设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南开中学、汇文中学、官立中学、达仁女校等六个支部,有的支部还设若干个团小组。地委会每周举行一次,研究部署工作。由于地委机关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联系方式,通过天津黄纬路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卢绍亭转于方舟。团地委重视团员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宣传,团员们每周开会一次,开会临时找地方,在崔溥家里、在官立中学、南开中学或达仁女校的教室都开过支部会。
  团天津地委成立不久,中共天津地委建立了。团地委建立初期,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作了许多工作,其中有:
  一、团地委重视团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与宣传教育工作。各团支部分头活动,书记分别考察。每周开支部会时地委派代表参加,解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同时,团支部建立读书会等团体,开会时有许多团员谈读书心得。地委对团员进行教育的方法包括:①请马克思派学者讲演;②规定团员必须订阅、学习团刊《中国青年》和《响导》周报。还规定《社会主义讨论集》、《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概要》、《共产党宣言》为团员初步必读书籍。团员还必须团结群众,向非团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团员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为天津的党组织输送了新鲜血液;同时,团组织也逐渐扩大,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天津已有团员一百七十四人,形成了一支很强的革命力量,他们同四百多名共产党员一起,把革命火种撒遍了天津大地。
  二、统战方面的工作:当时,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民党直隶省、天津市的机构已建立,天津和全国一样,正酝酿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天津全体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除担任团的工作外,多兼任国民党省市委员的工作,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九个委员中,团员占七位。并且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广大团员在党的领导下,和党员一道,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利用国民党的合法组织,发动各界群众,推动了天津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使天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革命局面。
  三、深入工农群众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大革命开始后,团员和党员们一起深入天津的裕元、北洋、恒源、华新、裕大、宝成等六大纱厂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开办平民学校,建立工会,发展党团员,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利用暑假学生团员回农村开展当地农运、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及所受的痛苦,向农民进行宣传,尽力在各地举办平民学校。在学运方面,团员在学联中成为中坚力量,由团员召集学联会,各校代表团员占一半,赴沪参加学联总会的李廉祺、辛璞田、谢宝光均为团员。团员们还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等活动,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团员们还参加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团员邓频超还领导了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不少团员还积极参加办报刊(如《妇女日报》等),撰写文章,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四、积极参加纪念马克思、列宁的活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导师列宁逝世了。一月二十六日,《妇女日报》登出团员邓频超的文章《悼列宁》,指出:“他确为人类创了一条新生命,开了一个新领域!他虽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却永久不朽了。”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党团组织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团员和各界青年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17)。会上,宣传了列宁和列宁主义,高唱了国际歌,散发了列宁像和传单。追悼大会在天津人民心中又一次播下革命火种。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天津党团地委举办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六周的报告会,蔡和森在会上作了报告。团地委主办的《青年文艺》还发表关于纪念马克思的文章。此外,团地委还以自己的名义,或与中共天津地委联合署名,或以“少共国际”的代名,散发过不少传单,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
  五、领导组织天津学术讲演团(会)的活动,这个群众团体是在一九二三年由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次年在团地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是宣传革命思想及社会主义,每两周举办一次学术讲演会,由党团员讲演,“来者甚众”,促进了马列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这个团体还公开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如邓颖超曾代表天津学术讲演团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参加过有五十多个团体召开的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
  上面列举的团天津地委的几项工作,说明大革命初期天津革命青年比较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方面,青年都走在时代的前面,为革命无所畏惧地忘我工作,为天津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到一九二五年夏天,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党领导天津人民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帝革命高潮,广大团员、青年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充分发挥了革命先锋作用。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释:
  ①王一知:《忆太雷》,见《红旗飘飘》第五期,《李大钊传》持此说。王一知还在《回忆张太雷》中写道:当时张太雷“以在《明星报》任职为掩护,替第三国际代表作翻译,并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三期)
  ②关于以张太雷为书记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资料,除根据〔苏〕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载《革命的东方》1928年四、五期,转引见《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二期外,还参阅了谌小岑写的《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1959年1月12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打印稿;《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1979年12月),未刊稿。
  ③胡维宪系南开学校学生,一九一八年春入学,在校期间曾作校刊《南开校风》及《南开思潮》的编辑工作,写过不少文章,如《我对编作剧本的意见》、《我的人生观》、《社会主义与中国》、《南开中学添招女生的问题》等,登在《南开校风》报上;又如《我之文学观》、《新年颂》等登在《南开思潮》杂志上。1919年11月27日在《南开校风》第一百三十一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该文发表时记者加了附记,认为农工阶级起来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民的幸福,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指出:“人类是要求公共幸福的,社会主义便是公共幸福的发源地。中国人民因为没有幸福,所以求幸福愈切,压力愈大,抵抗力更大,社会主义是将来中国必经的阶段。”
  ④马千里日记(未刊稿),见1921年1月28日。
  ⑤谌小岑:《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1979年1月12日),未刊稿。
  ⑥董振修:《谈天津工余补习学校》,见《天津日报》1963年7月17日“学术”版。
  ⑦廖永武:《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天津建党》,见《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四期。
  ⑧天津S·Y·1922年3月22日给团中央的报告。
  ⑨见《华北新闻》,1921年9月6日。
  ⑩《天津工人图书馆募书启》,见1922年6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1)《天津五五书报代卖社章程》,见1922年6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2)《五四时期之刊介绍》第三集第460页。
  (13)《女星社简章》,见《女星》旬刊第四期,1923年5月25日。
  (14)见1924年《天津地方团委员登记表》。
  (15)到1924年6月30日天津团员发展到八十八人,其中女团员已有七人。
  (16)见1924年3月12日天津团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
  (17)见1924年3月24日《妇女日报》第七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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