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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太原的创建问题
 
岳晓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太原的创建问题,众说不一。主要有这三种说法:一九二○年建团说(其中又分一九二○年三月建团和八月建团两种),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建团说;一九二三年建团说。
  这三种说法,其根据如何?
  首先,“一九二○年建国说”的主要根据是:在太原最早入团的团员武灵初、姚錞两人的回忆以及李毓棠(又名叔荫)、贺凯两个人在解放后填写的干部登记表和本人自传中都说:太原是一九二○年建团,他们都是最早入团的第一批团员。
  武灵初(一九二○年时是太原第一师范学生,一九八一年病逝,生前为省政协常委)分别于一九五○年、六一年、七九年、八○年作过四五次回忆,都说:“太原是一九二○年三月建团”,“五四运动次年春,北大学生高君宇(尚德),来山西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由王振翼介绍我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山西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参加的人有:王振翼、李毓棠、姚錞、梁毅(梁震),高成哲、贺凯和我。王振翼任组长。”①
  姚錞(二○年时为太原商业专科学校学生,六十年代末病逝)在遗稿和一九六二年二月写给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编辑室的信中也说:“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间是五四运动之后一年,即民国九年夏天。高君宗同学暑期来并(太原简称),以座谈学说为名”,在省立一中“十三班教室,召开了座谈会。会议由高君宇主持,先从座谈人生观着手,统一了思想认识,奠定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基础。”“由高君宇提议建立起学习小组,并定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②
  以上基本就是“一九二○建团说”的主要依据。仅凭这些回忆材料,能否确立这一历史事实呢?显然是不能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还缺乏更能说明问题的历史资料。除上述当事人解放后的回忆材料外,从历史档案中还未能发现能确证这种说法的历史记载。
  首届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复亮)的回忆与张国涛的《我的回忆》,虽都谈到太原的建团问题,但是,也都是几十年后的回忆。事实证明,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施存统一九五六年说:“一九二○年的时候,北京、上海……太原等地都有了共产主义的组织”,出席团“一大”的“太原是贺昌、高尚德”③,但历史档案证明,贺昌在团开“一大”时,还是太原省立一中学校学生,根本就没有出席“一大”。高尚德出席了团的“一大”,但是,他并不是太原团的代表。他一九一六年七月从太原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直到一九二五年病逝主要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他是北京团的第一任书记,应该是作为北京团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显然,施存统是把山西人当成山西代表了。
  张国涛在他写的《我的回忆》中说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时,是这样写的:“陈先生(独秀)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展,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发展。”这句话不但证明不了“太原是一九二○年建团”,反而证明太原是不可能在一九二○年三月、八月建团的。太原的建团时间只能在北京之后,绝不会在北京之前。因为北京在这时也还没有团,高君宇这时也还不是团员。
  第二,在一九二○年春、夏,太原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条件。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是一个一般的组织和社团,而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愿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青年先进组织。它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倡议、领导下,作为党的助手、做为党的后备军而建立起来的。按当时太原的情况,还不具备建立这种组织的条件。因为,在我国最早建团的地方是上海(建于一九二○年八月),其次是北京(建于同年十一月)。全国其它地方团组织的建立都是和上海、北京党、团组织相联系,都是在上海、北京党、团组织的倡议、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而太原团的建立是绝不会早于上海、北京的。
  那么,为什么武灵初、姚錞、李毓棠、贺凯等四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回忆说一九二○年春(夏)在太原建团、入团呢?
  我们认为有这样两种可能:
  第一,是对时间的回忆上的错误。他们把一九二一年错记为一九二○年了。从他们留下的回忆材料看,他们的说法也是很混乱的,如贺凯在刚解放的时候,填的表还说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后来才填为“一九二○年”④。而武灵初、姚錞的回忆材料中,谈的一些建团时的情节、时间和一九二二年太原团组织创办的《五一特刊》上登载的“本团成立一周纪念小史”,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从情节上说“春”“夏”和“五月一日”就有些接近。在人数上“小史”记载“起初有十余人参加讨论”,“五月十五日又开了一次会”,“这时只有八个人参加”。这和他们回忆所说的一开始入团的有“十几个人”“八个人”,完全相符合。武灵初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回忆到太原团建立后的活动时,还写有“一九二一年散发了五一节传单,共产党宣言”⑤。五一节传单,是否就是《五一特刊》之误?也未可知。若是,他又把时间向前提了一年。这都说明他们把时间记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二,太原在一九二○年春——夏,建立过一个叫“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的组织,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因为。当时的太原和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样,经过“五四运动”,青年学生的思想来了个大解放,特别是在北京上学的高君宇(尚德),“五四运动”前后,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与教导,初步树立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他经常利用通信、假期返乡推荐新书新报刊等渠道,在太原的青年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学说,尤其在他母校——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的思想最为活跃,他们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团。在这种情况下,王振翼、武灵初、姚錞、贺凯等在高君宇的倡导、帮助下,为学习马列主义,自发的组织一个团体,也是完全可能的。如一九一九年八月,王振翼、李毓棠、贺凯等(当时都是一中学生)就创办了当时山西第一个最有影响的《平民》周刊。各中等学校进步学生还建立起许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改造社会”为宗旨的进步社团,如省立一中的“青年学会”,第一师范的“审美学会”,山西大学的“新共和学会”等等。武灵初在回忆中还提到:太原建团之后,团员们为帮助贫农子弟上学,曾在省立一中、第一师范以捐款和义务上课的形式办过两所平民小学,一中学的由王振翼负责,第一师范的由武灵初负责。当时阎锡山为抵制马列主义在山西的传播,曾请江亢虎来山西给大中学生讲演,团组织还组织过批判,进行抵制。这些事实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年的大事记中都有记载⑥。但是,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尽管它这时可能存在,它毕竟不具备一个在“中国共产党所倡议、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样的组织条件。正如姚錞在回忆中说的:当时这个组织的“思想并不统一,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所以“为了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研究、宣传、鼓动,由高君宇提议,建立起学习小组,并定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任务: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学说。”但“并无什么团纲、团章。”武灵初回忆也说:“我们在太原建团时,还没有听说上海、北京有这个组织,好象说是国际上有。”
  可见,武灵初、姚錞等于一九二○年春(夏)在太原建立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还没有形成对马列主义的一致信仰,没有团纲、团章;与上海、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没有联系。只是一个“学习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组织。所以,即使当时真有这样个组织,也还不能算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只能算作一个一般性的进步社团,象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样的组织。或者,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太原建立前的酝酿准备阶段。这样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团组织的建立也都有这样的酝酿准备阶段。
  其次,关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建团”说,其主要依据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组织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曾编辑出版过一个《五一特刊》,此刊只出过一期,其中有一篇署名公溥的“本团成立一周年纪念小史”。它说: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几个进步青年在一九二一年聚会庆祝劳动节时酝酿组织起来的。起初有十余人参加讨论,一致确定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唤醒劳工,改造社会”。因为考虑到国内已有十几个同样组织的团体都叫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这个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名称,以便互相联络,五月十五日又开了一次会,草拟了章程,讨论了进行计划,但这时只有八个人参加⑦。
  该刊《发刊的旨趣》一文中还说:出版这个刊物“一为庆祝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一为唤醒内地无产阶级的同胞;一为庆祝本团一周年纪念”⑧。这个真实的历史记录,证明了太原团的创建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它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是超过以当事人几十年之后的回忆文章做根据的“一九二○年建团说”的。在这个刊物上还登着贺昌同志的两篇文章⑨。贺昌是太原最早入团的人之一,并接王振翼之后任太原团的书记,这是姚錞、李毓棠等人都公认的。《五一特刊》出版正是贺昌任书记期间,若“本团成立一周年纪念小史”有错误是登不出来的。
  由此可见,只有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在太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太原的地方组织。因为它和上海、北京团相联系,具有同样的宗旨;它有团纲、团章;它有“唤醒劳工,改造社会”,“无产阶级的同胞!醒来吧!组织起来!”“同盟罢工”,“实现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样明确一致的信仰和奋斗目标。
  再次,“一九二三年建团”说的唯一根据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编印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六年的cy》书中有一节写的是“在山西的cy”,说山西的cy“一九二三年萌芽于太原,进而深入广大的青年工人、农民及学生群众,蔓延至山西许多县城村镇。”⑩
  这个材料是建团若干年后的一篇一般性文献,它与其它团的历史资料有明显的冲突,如太原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和第一位领导人王振翼,就曾出席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团代表大会。再如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通告第八号,文中记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得太原地方团自订章程一份”(11)。这都说明太原团建于一九二三年以前,太原一九二三年建团说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只有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建团说才是有根有据、立得准的历史事实。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武灵初的回忆材料分别保存在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文史馆和山西省团校青运史研究室。
  ②存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③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一大”前后》(二)第37、71、72、161页。
  ④贺凯的档案存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
  ⑤见一九五○年二月《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会刊》。
  ⑥此材料存山西省公安厅档案科。
  ⑦《五一别刊》,我还没有见到原物,参看三联书店一九五九年四月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58至60页简介。
  ⑧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532页。
  ⑨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634页。
  ⑩此材料现存山西省博物馆。
  (11)见《先驱》第十四期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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