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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董舒林 孙沄 张战物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新阶段,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五四”以后,我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正式建立。
  (一)建团前的杭州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杭州,先进的知识青年首先投入这场斗争。五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杭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公推浙江第一师范(下简称“一师”)学生宣中华为理事长。在学联会的领导下,杭州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纷纷上街宣传演讲,唤起民众,逐步形成有工人、商人、市民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五四”以后,在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为杭州建团从政治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五四”以后,学生们建立了许多进步社团,如“学生自治会”、“劳动第一团”、“劳动第二团”、“全国书报贩卖部”、“学生贩卖(书刊)团”、“浙江新潮社”、“钱江评论社”等组织。两个劳动团成立的目的是培养劳动的习惯,将来到社会上去服务。“全国书报贩卖部”、“学生贩卖团”是由施存统(施复亮)、何景亮(汪寿华)为首的部分学生分别组成,目的是在校内外义务推销全国各地最新出版的各种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以及《资本论》节译本、《物种起源》等,通过杂志、书报的阅读和推销工作,将同学团结在进步力量周围。当时“一师”有学生四百名,而《新青年》、《星期评论》在校内销售量就达四百几十份。他们还到校外去推销,对新思想传播起了很大谋介作用。“浙江新潮社”前身为省一中学生查猛济、阮毅成等人和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即夏衍)等人创办的“双十社”,后“一师”学生施存统、傅彬然、俞秀松、周伯棣等十四人加入改名为“浙江新潮社”,出版周刊《浙江新潮》。这份杂志以谋人类幸福和进化,改造社会,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为旨趣,提出改造社会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阶级联合一致”①。在创刊号中还转载了日本《赤》杂志中一幅题为《新社会路线》的图画,暗示社会发展方向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虽然《浙江新潮》只出了三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但是由于它具有思想清新、言论犀利的特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受到进步读者的欢迎,在全国各地设有三十多个派报处,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东至日本神户、西至成都。在派报处的负责人中有“长沙马王街毛泽东君”和“南京高等师范杨贤江君”②,由此可见,《浙江新潮》与《湘江评论》、《少年中国》也有联系。当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对《浙江新潮》也有很高评价。《浙江新潮》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施存统《非孝》一文。《非孝》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在家庭中应以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这引起了社会上的轩然大波,被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而查封。《浙江新潮》停刊以后,为了继续进行斗争,一九二○年在陈望道等辅助下,一师学生曹聚仁、范尧生、严慎予等人又发起出版了《钱江评论》。“一师”师生还出版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第一师范学生会会刊》,帮助印刷公司工人出版了浙江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在他们的影响下杭州其它学校也纷纷出版进步刊物。
  鲁迅先生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以浙江省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为首的反动当局对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师恨之入骨,他们封闭了《浙江新潮》,并以“非孝”、“废孔”(因为“一师”学生拒绝到孔庙去“丁祭”)、“共产”、“公妻”的罪名向“一师”猛扑过来。他们责令校方开除施存统,解聘陈望道等进步教师,调离经享颐,以达到他们釜底抽薪破坏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以学生会领袖宣中华、徐白民为首的“一师”学生联合各校与反动派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反动当局以威逼、利诱、乃至最后不惜动用近千名军警包围“一师”,断绝伙食供应,强迫驱逐学生离杭回家,妄图改组“一师”,这场斗争从一九二○年二月到四月共坚持了两个多月,终于取得基本胜利。这就是震撼全国的“一师风潮”。“一师”全体师生的这场斗争,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全国许多报纸为“一师风潮”发表评论。蔡元培、梁启超以及留美学生,也纷纷致电浙江当局提出抗议。“一师风潮”是一九二○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也是五四运动以后浙江思想界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曾说,“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十年后的夏敬观还是个‘木瓜’增韫(当年浙江巡抚)早已跨台了,我看齐耀珊的寿命也不会长了。“这次‘木瓜之役’比十年前我们那次的‘木瓜之役’声势和规模要大得多了③”。“一师风潮”以后,杭州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宣中华等的领导下,又发起驱逐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运动,终于使齐耀珊被迫辞职,滚出杭州。
  《浙江新潮》被查封及“一师风潮》以后,“一师”进步师生如经享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都离开了杭州。陈望道回老家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同年夏天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又是一九二○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对创建我党、我团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五四”运动和“一师风潮”斗争的锻炼,“一师”许多学生参加了革命活动,如宣中华、俞秀松、施存统、何今亮(汪寿华)、谢文锦、杨贤江、叶天底(叶天瑞)、梁伯台、王贯三、徐白民、韩伯涛、庄文恭、郭静唐、寿松涛、张本芝、宋庆祥、唐公宪、魏金枝等。他们都是建党建团时期的骨干。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党团领导人。
  (二)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及其活动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是团临时中央局派俞秀松来筹建的。自从一九二○年八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团员俞秀松、叶天底、宣中华等经常往返于沪杭之间。当时杭州青年运动中的部分骨干如汪寿华、梁伯台、韩慕涛、华林、胡公冕等相继去上海,而后出国寻求革命真理。另一部分骨干如宣中华、徐白民,王贯三、赵并欢、魏金枝、倪忧天等分别到工厂、农村,加上当时学生界进步力量较薄弱,加之改良主义、复左主义的影响,学生埋头读书,不谈政治的情况相当普遍,即使是原来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徘徊倒退现象。新文化运动中心“一师”,重新出现了“丁祭”。学校政治空气比较沉闷。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青年的核心组织将他们组织起来,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正在这时,俞秀松来杭州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非常适时的。俞秀松抵杭后,经过多方联系,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四日给团中央局方国昌(施存统)的信中说:“抵杭后即与各方面接洽,大约本周日曜日可望成功,人数总在二十以上。杭州空气沉静极了,或许简直死了!五四运动的反映如此,良可浩欢!既不动又不静,大家英明罢。青年如此,奈何奈何!”④在次日的信中又说:”S·Y事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祇师校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一人而已但已接洽赞成者十七、八人,头议决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开成立大会,我以为此事颇难进行,因此间学生实在太沉静之至,什么事皆如对牛弹琴,奈何姑试为之”,充分反映了当时学生界的沉闷空气。经过工作,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于四月十九日成立,团员二十七人。四月二十日俞秀松用明信片报告说:“青年(团)已于昨成立,现有二十七人。”⑤
  团的“一大”以后,根据“一大”通过的团章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扩大为地方执行委员会,选举韩伯画(即韩慕涛、庄文恭)、徐白民(即徐麟书)、特别团员吴明(即陈公培)、詹炎、胡公冕(特别团员)五人为执行委员。委员会决定设立书记、经济、宣传三个部,分别负责组织、经济调查、宣传等方面事务,互选韩伯画为书记。同时决定发起组织浙江文化书局,确定筹备员为徐白民、吴明、韩伯画、俞秀松、宣中华⑥。不久根据中央第二号通告规定,杭州一些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成立组织。其中工厂六处、学校(中等与小学)五处,指定组织员十八人,其中工厂组织员八人,学校组织员十人⑦。一九二三年进行过两次改选。第一次是三月十九日进行,选举黄中美为委员长、傅君亮为秘书长、俞庆源为会计,候补委员有:徐江左、陈为人、胡春桐。改组后设美术专门支部、广济医专支部、法政专门支部及肖山、绍兴二支部,共六个支部⑧。第二次改选是根据团的二大修改章程,于同年九月二十九日进行。选举唐公宪为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郑人奇为秘书长、安灿真为会计。下设三个支部,团员二十三人⑨。一九二四年三月杭州地方团员调查表名单,团员数为三十三人。其中一九二二年入团(包括二二年以前入团)计二十三人。二三年入团九人,二四年入团四人。那时,二二、二三年团员韩伯画、徐白民、施荣庆、吴明、詹炎、胡公冕、黄起裳、俞晓舫、赵承俊、钱高楣、徐仁彩、李仲乔、俞复康、郑人奇、赵并欢等已离去,未统计在内⑩。
  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组织从一九二二年四月成立至一九二三年春杭州党支部成立前后,除组织建设工作外,主要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马列主义,加强团员自身的思想建设。一九二二年六月杭州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规定每个团员必须购买阅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地方执行委员会每月向团员报告国内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报告国内国际工运状况并定期宣讲有关共产主义理论与实际经验。韩伯画、胡公冕等领导人都作过世界工运史经验报告。团地方执行委员会还根据杭州实际情况发起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沈玄庐起草章程。当时的皮市巷三号(团地委工作地点)经常有报告会、讲演会,许多青年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明确了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唯一出路等革命道理。当时有些学校也出现了“星期演讲会”、“星期露天演讲会”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2、深入工厂,调查工人经济生活状况,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凌辱,逐步使团员青年认识工人阶级是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团地委还特派执行委员詹炎参加杭州印刷公司工会筹备会工作,帮助恢复印刷工会和糖业工会。
  3、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通过青年协进会,及《青年协进》半月刊扩大组织影响,团结广大青年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据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统计,青年协进会会员已有六十四人,出《青年协进》半月刊十二期。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以青年协进会名义通电反对伪和平,以及承认苏俄等以表明自己鲜明政治立场(11)。杭州地方团组织还召开十月革命纪念大会,请名人在会上演讲,并散发传单扩大政治影响。党的“三大”提出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后,杭州团地方执行委员会还先后派了宣侠父、汪志清、周梦莲、樊松华、宣铁吾等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2)。
  (三)杭州建团的启示
  1、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起了桥梁作用,她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纷纷到工厂、农村帮助创办夜校、刊物等,一面向工人、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工农运动,同时也接受了工农群众的教育,加快自身革命化的步伐。如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等常去工人中演讲,并通过和工人的接触,宣传工人养活资本家,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的道理。据当时杭州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倪忧天的回忆:那时宣中华等一些学生来讲的道理,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激发了不少工人的觉悟(13),宣中华、魏金枝等还帮助创办了杭州工人的第一张报纸——《曲江工潮》。该报对工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如一九二一年五月,杭州发生的二百八十余家一千余名理发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当时《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称之为“杭州破天荒的罢工风潮”。杭州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还到农村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宣中华和宣之华等在肖山衙前办农村小学,宣传减租减息、抗租抗税的道理,启发农民觉悟,协助当时的共产党员沈玄庐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减租缓赋斗争,发动农民运动,为党在浙江农村领导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创办和推销进步刊物。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杭州由知识青年创办的进步刊物就有十余种。有的学校还组织“书报贩卖团”,介绍推销进步刊物。这些,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作出了贡献。《浙江新潮》、《钱江评论》、《责任》等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2、爱国主义者必须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改造自己,才能锻炼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从杭州革命先驱所走过的道路看,共同的特点是:首先,他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顽强意志。如宣中华在少年时代就为民族危机而大声疾呼:“中国之不亡,犹千钧之系一发,此景此情言之令人发指”(14),他奋笔疾书,筹划“御外侮,卫国家”之策。俞秀松、梁伯台也在小学读书时就写下了豪言壮语,流露出朴实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当他们进入“一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刊时,立即如获至宝,如饥似喝地阅读起来,这为他们走共产主义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共产主义先驱们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即自觉地投入工厂、农村、体验工农群众生活,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进一步明确革命方向,坚定革命意志,转变世界观,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宣中华不仅广泛接触工人,而且投身农村,参予农民运动,从中得出了“我们唯一的帮助人,还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可算做中国的柱子农民群众,因不受国际帝国主义者损害的劳动群众,从表面看来,似乎极少能力,而实则能力十分伟大”的论点(15)。一九二一年十月,他以浙江代表(16)身份赴苏联出席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俞秀松烈士自一九二○年一月离开“一师”后,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三个月后,工读互助团宣告失败,俞秀松即从中总结教训,他同意施存统的观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他毅然和施存统南下,投身到工人中去,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途径。他在上海虹口区厚生铁工厂做工,他与工人朝夕相处中,领会到工人阶级迫切要求改革现状的伟大的势力,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力量之强大。同时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俞秀松的立场、思想得到根本转变,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杭州革命青年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杭州团成立后,立即进行组织建设,开展社会调查与宣传,加强思想教育,组织政治活动,使广大杭州青年走向中国革命战场,其中很多人以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骨干。前人的光辉业绩,永远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浙江新潮发刊词》
  ②《浙江新潮》第三期中缝启事
  ③《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
  ④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四、十五、二十日俞秀松给方昌国信
  ⑤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第一号
  ⑥⑦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第二号
  ⑧杭地中美、君亮关于三至四月份团工作情况报告
  ⑨杭地委改组后第一号报告
  ⑩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二年六月至十二月计划书
  (11)一九二三年杭州团地委报告第二号,公宪、侠父致仁静、代英信
  (12)一九二四年杭地半年之总结报告
  (13)倪忧天:“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见《浙江工运史研究资料》第一辑
  (14)宣中华:同文公学作文薄《亲德宗亲政变法自强论》
  (15)《责任》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元旦
  (16)一谈宣中华是以“浙江农民协社代表”的身份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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