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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早期发展及其活动
 
陈立明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成立已经六十多年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进行着革命斗争,成为江西革命青年的核心。她在江西地方党建立以前,在党团中央的领导下,领导江西的革命运动;在江西地方党建立以后,在革命活动中和党紧密配合,成为党的得力助手,领导全省广大青年,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在江西人民革命史和江西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的建立,是五四运动以后江西青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从北京兴起后,迅速席卷全国,也迅速遍及江西。江西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五月七日,南昌各中等以上学校立即召开了学生代表会议。五月十二日,南昌十七所学校三千多人举行集会游行。除省会外,九江、吉安、临川、赣县、上饶、都昌、湖口、彭泽、星子、德安、万载、峡江、贵溪、弋阳、铅山、万年、浮梁等县都加以响应。以后又组织“救国讲演团”,成立“学生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开展抵制日货、劝用国货活动,并且从学生罢课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一个有各阶层各行业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众爱国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江西的先进青年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又在运动中接触了社会实际,接近了工农群众,碰到了许多有关国家民族的社会政治问题,促使他们不得不去思考、去研究、去寻求治国良方。山河破碎、国势阽危,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成为当时江西青年最关心、最注意的问题。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研究新思潮,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当时江西青年最普遍、最流行的作法。一时,各种社团和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在南昌,有袁玉冰、黄道等十余名青年组织的“改造社”和《新江西》季刊;有孙师毅、刘和珍等人组织的“觉社”和《时代之花》周刊;有袁亚枚、王熙灵等人组织的“青年励进读书会”和《励进》周刊;在万安,有曾天宇、张世熙、王立生等人组织的“万安青年学会”和《万安青年》;在永修,有张朝燮、王环心等人组织的“永修社会改造团”;此外,永丰有袁振亚、薜佐唐等人组织的“恩江学会”;九江有王子平、严韵笙、郑芳等人组织的“九江人社”;弋阳有方志敏、黄镇中等人组织的“九区青年社”,还有《高安曙光》、《武宁平民》等刊物。这些社团和刊物,开始大都以研究新思想,传播新文化为中心,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许多社团的领导人和骨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改造社”的领导人袁玉冰创办的《新江西》季刊,在江西地方团建立以前,成为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是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在江西先进青年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要救中国和江西,只有走俄国的道路,实行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组织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些社团的创立和他们的活动,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江西地方团的创始人是赵醒侬,协助赵醒侬建团的是方志敏和袁玉冰。赵醒侬是南丰县人,早年即离开家乡,到湖南和上海当店员和做工,在上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一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袁玉冰、方志敏都是“改造社”社员。一九二二年八月,方志敏在上海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袁玉冰也在同年秋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了筹建江西地方团,他们取得了组织的同意,决心回到江西,点燃起革命的火种。他们邀集一部分热心文化事业的江西人士先在南昌创办一家书店——“南昌文化书社”,作为开展建团活动的立足点,并且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先派方志敏来南昌负责书社的筹备工作。同年十一月初赵醒侬来江西,与先期来南昌的方志敏取得联系。以文化书社为活动据点,开展建团的筹备工作。这时,江西除安源矿区有一个属于长沙地方团领导的团支部外,其他各地还没有建立团的组织。
  但是,赵醒侬回省不到三天,即被他弟弟急电催回南丰老家,处理祖传遗产纠纷。他在家耽延两月,一九二三年一月上旬才又返回南昌。这时,已经临近寒假,南昌各学校学生正忙于应付期末考试,使他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做广泛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一九二三年七月,他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光亮)的报告中回顾这件事时说,那时,他因为家事没有及时完成建团任务,“内心十分不安”。
  学校放假后,方志敏也离开南昌回弋阳老家,只剩下赵醒依留在南昌经营文化书社和开展建团工作。赵醒依虽是江西人,但从小离开江西,对省城情况并不熟悉。这时,适有失业小学教师刘拜农①,常来文化书社看书,并和赵醒侬晤谈。刘曾在德安县沈毅小学教书,他当时赋闲在家,表示十分同情马克思主义,并想入团又不知团在哪里。赵醒侬认为,刘是穷困失业的少学教师,要求入团出于真意,即把拟在南昌建团的计划相告,要他邀集一些与团的宗旨相合的青年来书社晤谈。次日,刘即邀了十余个学生前来,由赵醒依开谈话会。因为他们只看过一些进步书刊,并未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提起“革命”二字,吓得连第二天晚上的讨论会也不敢前来参加。赵醒侬认为,团不能建立在这样的青年基础之上,要刘另外物色建团对象。过了几天,刘又邀集了五名青年来文化书社,由赵醒侬讲解革命理论,进行思想教育,解决真正从思想上入团的问题。这样的谈话会和讨论会接着在文化书社开了几次②。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赵醒侬在南昌文化书社召集这五名青年再次集会,宣布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的建立。这时,共有团员七人,即赵醒依(店员)、方志敏(学生)、刘拜农(小学教师)、刘五郎(学生)、刘修竹(小学教师)、陈之琦(学生)、赵履和(店员)。这七名团员就是江西地方团的第一批团员,也称江西地方团的发起人。其中,赵、方二人,原来就是团员,新加入的有刘拜农等五人。因为不足三十人,照当时团章的规定不能选出执行委员,成立地方委员会,只推刘拜农为临时书记。
  一月二十二日,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刘拜农及时向团中央报告了建团的经过。报告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现在邀集在南昌的同志——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侬、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刘拜农、赵履和七人,于一月二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定刘拜农为临时书记。兹将经过的情形报告,组织是否合法,专候裁夺。”③
  由此可见,江西地方团一建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受党、团中央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
  江西地方团在宣布成立的会上,还决定了如下事项:(一)各项组织,依据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之规定,等待团员增加,选出执行委员会后,再制定地方委员会办事细则,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之。(二)应向各学校作有力之宣传,多介绍学生入会,再向工人方面宣传,对于工会之组织,应尽力援助。(三)每个团员,均应负推销《先驱》的责任。(四)应多令团员加入学生联合会,力谋使此会为我们的同志所掌握。(五)将发起经过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到其承认以后,再宣告成立。(六)在本团未正式成立以前,一切事务,由临时书记负责”④。
  江西地方团的成立,是江西青运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江西人民和江西青年的革命斗争从此得到了党的直接领导。尽管当时江西安源地方团比南昌地方团成立时间早,但毕竟处于赣西边境,又属湖南地方党团的领导,不负有领导全省革命斗争任务。江西地方团则是直接受党团中央的领导,党团中央通过江西地方团领导江西人民和江西青年的革命斗争。
  江西地方团成立后,立即开展了革命活动,在活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壮大团的队伍。这年春节后,南昌各学校开学,方志敏和袁玉冰等同志也回到南昌。赵醍侬、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经过研究,决定立即开展如下几项活动:(一)根据北京等地的经验,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团进行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民权运动大同盟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对一般群众开展宣传活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争取民主权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从会员中吸收新团员。(二)在九江、饶州、丰城三个工业区内发展团组织,建立团支部,吸收青年工人入团。(三)督促南昌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四)把“改造社”所创办的《新江西》季刊和《青年声》周报,作为江西地方团的机关报刊。
  “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由袁玉冰同志负责筹备。他在南昌读书四年,通过组织改造社和创办《新江西》季刊,在学问和品行方面有很高的声望,在南昌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所以只活动了一个星期,就把这两个组织建立起来了。“民权运动大同盟”首先在省通俗教会成立,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选出刘子池为书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于三月初在心远大学成立,会员发展到五十余人,选出周郁文为书记。与此同时,袁玉冰、方志敏还同改造社南昌分社负责人崔豪一道,把《青年声》周报办成一张战斗性很强的小报,经常发表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统治江西的黑幕。当“二七”惨案发生时,南昌地方团还动员南昌工会、青年社、改造社、大同学会等团体发表通电,对吴佩孚、肖耀南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暴行进行声讨,对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表示声援。
  与此同时,团组织也不断扩大,新团员不断增加。团成立后不到半个月,团员发展到十余人。赵醒侬十分注意思想教育,经常在南昌和九江约集灶造社社员、各中学学生、青年工人和店员开谈话会,向他们宣传革命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为发展新团员培养物色对象。到三月初,团员就发展到二十一人,其中学生十二人,王立生、袁玉冰、丁潜(丁健亚)、刘五郎、汪群、陈之琦、王朝瑾、汪伟、曾弦毅(曾洪易)、何桢、方志敏、崔豪;小学教师二人:刘修竹、刘拜农、(刘伯伦);店员五人:陈日光、周一尘、易虚(毛一虚)、赵醒侬、赵履和;工人一人:郭炳生;女青年一人:许若兰(许若男)。
  但是,正当南昌地方团积极开展活动和新团员不断增加的时候,却遭到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的严厉镇压。“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时,就被蔡成勋的侦探发觉,他们向蔡报告说,有一千余人组织了一个民权运动大同盟,想推翻蔡成勋的统治,蔡即下令将刘子池逮捕入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又被侦探发现,蔡成勋如临大敌,立即召集所属官长开会,大骂他们糊涂,发生这种事还不知道。随即下令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一概拿来,他要亲自审问。第二天,当袁玉冰准备回北京,在牛行车站上火车时即被捕入狱。随后,南昌文化书社和南昌工会也被封闭,工会领导人胡占魁也被逮捕,《新江西》和《青年声》也被勒令停刊。赵醒侬、方志敏、刘拜农被迫离开南昌前往南京和上海,南昌地方团的活动被迫停止。
  事件发生后,江西反动当局并不就此罢休。省长李廷玉随即召开各校校长会议,大骂各校长对学生管束不严。四月一日,省长公暑发出第四十一号训令,除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大加诬蔑外,并将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人员名单转发全省各地,饬令一律严加查究。戒令司令员和警务处还会衔遍贴布告,诬称“社会过激主义,扰乱人心,妨碍秩序”,对这两个革命组织要“严加取缔”,“倘敢执迷不悟,仍入该会充当会员,一经查获,定即从严惩办,决不姑宽”云云⑤。与此同时,省教育厅也通知各县严禁名单上的人员在各县活动,有的小学教员因此被解聘。然而,这些兴师动众的行动,客观上帮助江西地方团作了有力的宣传,使它在全省人民和革命青年中扩大了政治影响。正如赵醒依在给施存统的报告中所说:“就是这件事唤醒了好多的青年”,“介绍了千万人们连做梦也料不到的名词——过激党”,“千百万的传单,还没有这样的效果呢!”⑥
  江西地方团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活动,虽然在省内遭到严重打击,但在省外,团的主要领导人并未停止活动。事件发生后,赵醒侬、刘拜农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团中央,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撰文揭露蔡成勋摧残江西民权运动的种种罪恶。同时,团中央也没有因为江西地方团遭到严重破坏而放弃领导。这年八月,赵醒侬作为南昌地方团代表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团代表大会。十月一日,经过赵醒侬、方志敏、刘拜农等人联络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二十余名江西先进青年创办的《新江西》半月刊在上海出版。这份刊物至少出了十多期,刊载了大量的揭露江西反动势力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迫害等方面的文章。
  十月中旬,赵醒侬奉团中央的命令再次回到南昌,重新恢复建立南昌地方团的组织。这时,一、二月间发展到二十一名团员,因为升学、外出、请假等原因离开南昌,其中刘拜农、丁潜去了上海,王朝瑾去了南京,刘五郎去了北京,陈日光去了广东,方志敏、赵履和两人临时请假,袁玉冰仍关押在狱;再加上周一尘、易虚、许若兰等三人原住九江,刘修竹原住德安⑦,郭炳生原住景德镇,在南昌的团员只有九人,照团章的规定,本不能成立地方委员会,但经过团中央的特许,仍然同意成立。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赵醒侬召开了留在南昌的全体团员大会,传达了全国第二次团代表大会精神,选出了南昌地方团的领导成员,赵醒依、曾弘毅、徐褐夫三人被选为委员,崔豪选为候补委员。二十四日,开第一次委员会,推选赵醒侬为南昌团地委的委员长,曾弘毅为秘书。以后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于十一月十一日补选崔豪为教育宣传委员,徐褐夫为会计委员。十二月三日,又补选杨景修为学生运动委员。
  南昌团地委成立后,下设四个支部:第一支部设第一师范,支部骨干(即书记)陈之琦,有团员陈之琦、王立生、徐褐夫、曾弘毅等四人;第二支部设第二中学,支部干事崔豪,有团员崔豪、何桢、赵醒依等三人;第三支部设第一中学,支部干事汪群,有团员三人(临时请假的方志敏、赵履和编入此支部);九江支部设太古洋行,支部干事周一尘,有团员三人。以后到十一、十二月间,又分批在南昌和九江发展万振鹰、朱大贞、傅清华、程祥林、杨景修(以上属南昌)、饶漱石、陈涛、何一挥、卢成宝、李二魔(以上属九江)等人入团,团员总数发展到二十四人。
  南昌团地委成立后,在开展革命活动中成为全省先进青年的领导核心,吸引了广大青年团结在它的周围,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接收他们加入团组织,从而使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一九二六年六月止,除在南昌、九江建立了团组织外,又在吉安、修水、永修、清江、景德镇和都昌等地建立了团组织,并且先后发展为南昌、九江、吉安三个团地委。

 

(二)


  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从创立起到北伐战争前,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在江西广泛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团组织先后开办了“南昌文化书社”和“南昌明星书社”,把大批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输送到江西广大革命青年中去,成为从外地向江西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渠道。南昌文化书社由方志敏负责筹办。一九二二年八月他在上海入团后,感到“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即打算回省创办一家书店,“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⑧。他的想法得到了团的同意,即邀集赵醒依、袁玉冰和其他几个同情的朋友共十五人开办了这家书店,由方志敏任经理。这家书社设在南昌的东湖边,即百花洲横街。为了扩大影响,在《新江西》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宣言说:“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居然也有‘文化之芽’了!但是发生于这‘不毛之地’的‘文化之芽’,虽不至枯萎去,也怕不能蓬蓬勃勃地滋长起来。那么,就应该用人工的灌溉法,从别处运输一些哀其杜阿(H↓2O水——引者)来供给它的需要。我们组织这个文化书社,就是要实行这个使命。”由此可见,开办文化书社的目的,就是“从别处运输”马列主义来“灌溉”江西的青年思想界,是传送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交通的一个工具”。这家书社于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开办,到次年三月被蔡成勋封闭。南昌明星书社于一九二四年春由党团合办,同年六月正式开业,由从北京回省参加革命活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曾天宇担任经理。这家书社是党中央开办的总发行机关——上海书店在各省设立的发行机关之一,是专贩卖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的。明星书社曾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遭到北洋军阀江西督办方本仁的查封,不久启封后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再次遭到北洋军阀江西总司令员邓如琢的封闭,于一九二七年一月重新开业。通过这些书店,一些马列主义书刊源源不断地送到江西广大青年手中,是江西地方党团向全省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江西进步青年经常出入这些书社,争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书刊,有不少人都是在这里读到了进步书刊,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参加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的。
  通过创办多种报刊,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重要渠道。江西地方团成立初期,曾把“改造社”创办的《新江西》季刊和《青年声》周报作为“宣传我们的主义”的报刊。这两种报刊均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同“南昌文化书社”、“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道被迫停办。一九二三年十月,南昌团地委恢复成立后,同年底创办《红灯》周刊,作为团地委的机关报。这个周刊原计划独立出刊,后因经费困难附《正义报》出版,团地委教育宣传委员崔豪任主编,大概只出了一二期即停刊。接着,一九二四年春又创办《江西青年》周刊,仍附《正义报》出版。该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随《正义报》被封停刊,于同年十一月又恢复出版。以后,随着全省各地团组织的建立,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中,由各地团组织和团领导的青年团体创办的报刊越来越多。在南昌有《我们的前途》、《南昌学生》、《一师校刊》、《黎明》等;在九江有《九江青年》、《浔光》等;在吉安有《吉光》、《吉州学生》等;在永丰有《平民》,万安有《前进》,景德镇有《新浮梁》等。这些报刊,抨击了江西的黑暗政治和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势力,传播了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号召广大青年投身于革命运动。特别是《新江西》季刊,自从袁玉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他主编的第三期,成为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园地;袁玉冰成为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和《复黄在璇》⑨的信,是江西革命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公开宣告,要改造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实行社会革命,最适当的方法,“只有马克司派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司派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接着,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四个方面逐一作了简明介绍,并向广大青年发出号召:“可敬可爱的青年呀!我们不能没有主义的信仰,我们要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学马克司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Fightey(战士——引者)”。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明确肯定:“只有马克司的共产主义配做我们的信仰者”。因为“马克司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能够实现的主义,这是社会学家所公认的。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了。”他指出:“一般傍徨歧途不知东西南北的青年,如果没有主义的信仰是再危险不过的。”与此同时,袁玉冰等进步青年还通过“主义问题”、“政治问题”“和人生观问题”的讨论,批判了胡适派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人生虚无主义对江西青年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和革命运动在江西的开展扫除了思想障碍。
  通过创办学校和各种青年团体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又一条渠道。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成立后,为了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组织了许多便于公开活动的团体,如“黎明中学”、“青年学会”、“青年互助社”、“女青年社”等,并派出团员参加各地学生联合会,把各地学联纳入团的领导之下。青年学会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在南昌成立,青年互助社和女青年社都是五卅运动后建立的,这些青年团体都在九江、吉安、临川、波阳等地建立了分会或分社。通过这些团体,把广大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广大青年中去。如“青年学会”经常开展读书会活动,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马列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黎明中学,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这所学校于一九二四年设立,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议开办,实际由党团合办,由曾天宇任校务主任。对学生除进行文化教育外,特别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担任讲课的都是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赵醒侬、方志敏、曾天宇、张朝燮、邓鹤鸣等人都是教员。他们经常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俄国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军阀官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赵醒侬在向学生讲解孙中山的《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书》时,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整个会场秩序井然。方志敏给学生上国文课时,经常用一些亲身经历过的短小生动的故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经常教育学生要立志革命、追求光明、造福社会、为共产主义献身。此外,学校图书室还收藏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和《新青年》、《响导》等革命报刊,供全校师生借阅,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同学,由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熏陶,提高了政治觉悟,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团的优秀干部。学校还选派了一些学生到外地学习,有的派到苏联留学,有的送到广东,进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二)动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八月,团中央又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十月,赵醒侬参加了全国团代表会以后回到南昌,在恢复南昌团地委的同时,传达了全国团代会的精神,讨论了如何贯彻大会所确定的方针,着手恢复和改组江西国民党的问题。
  当时江西的国民党,组织已经涣散。这个党从一九一三年湖口起义讨袁失败以来,屡遭北洋军阀的镇压。到一九一九年后,虽然有“合群社”的组织,但社员多在第二届省议会任议员,成为依附北洋军阀的政客小集团,丧失了革命的性质。尽管如此,仍为军阀江西当局所不容,以致在本省不能立足,多数人逃往上海,组织“赣人旅沪自治促进会”,以鼓吹“赣人自治”为目的;剩下为数不多的“同盟会”老会员,或者投入军阀当局的怀抱,充当鹰犬,或者销声敛迹,毫无作为。因此,在江西的国民党组织事实上已不存在,党务活动已经停止。为了改变这种瘫痪状态,急需吸收新生力量。这时,中共南昌特支还未建立,这一重担就由各地区团组织挑起。到一九二四年二月左右,南昌党的特支建立以后,党员人数也很少,大量的重建国民党的工作仍由团组织来做。
  在江西,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以后就已进行。南昌、九江等地团组织均按团中央第二十四号通告,动员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江西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国民党也被认为是赤化党,捉到国民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改组工作只能秘密进行。一九二四年一月,南昌团地委委员长赵醒侬作为江西的国民党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四月,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在南昌秘密成立,超醒侬、邓鹤鸣、涂振农、曾天宇、邹努、王镇寰、姜伯彰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并推定赵醒侬为组织部主任,邓鹤鸣为宣传部主任,涂振农为秘书,组成常务委员会,七各执委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了五名⑩,三名常委全是。同年五月,九江市党部正式成立,五名执行委员中团员占了二名。九江团地委秘书毛易虚为市党部组织部主任。团地委农工部主任曾宪明为市党部农工部主任(11)。一九二五年五月,南昌市党部也正式成立,所属区党部和区分部,大部分掌握在党团员手中(12)。
  在各县市党部相继建立的情况下,一九二五年七月,江西省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黎明中学举行,赵醒侬、朱大贞、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等当选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傅惠忠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等当选为监察委员,姜伯彰、王立生等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正式成立了省党部(13)。组织分工是:赵醒侬任组织部长,邓鹤鸣为宣传部长(后为刘承休),张朝燮为工人部长,方志敏为农民部长,朱大贞为青年部长,陈灼华为妇女部长,涂振农为秘书。在这届省党部的十六名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了十.二名(14),主要领导权均掌握在我们的同志手里。这种情况,正如南昌团地委书记丁健亚(丁潜)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查此间民校(指国民党——引者)现时完全在我们指导之下,全省党员共计一千三百余人,共有县党部十三个,内吉安、永修、弋阳三县党部完全为我们同志主持。此间(指南昌市——引者)四百余人,区党部三个,区分部十九个。区党部的执行委员,都是我们的同志,一、三两区党部之常委亦是我们同学担任。区分部之常委除第二区党部内有三、四个区分部没有我们的同志外,余均在我们的手里。这三、四个区分部虽无我们同志,然尚能接受我们的指导”(15)。团组织不仅动员团员加入国民党,而且发动大批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商人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输送了新鲜血液,使处于涣散状态的江西国民党从上到下建立了各级组织,出现了生气,成为全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在我党的建议下离粤北上,筹划召开国民会议。与此相配合,党在全国发动了一个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与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所御用的“善后会议”相对抗。在这一运动中,江西党和各地团组织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积极加以响应。同年十二月八日,南昌团地委召开团员大会,决议由团地委发起组织“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派团员曾弘毅、夏建中、王立生、方志敏、袁觉苍、曾天宇、许嘉宾、刘世英、傅清华等九人进行筹备工作,并决定以《向导》周报为指针,出版《国民会议促成会特刊》,进行宣传工作(16)。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正式成立,参加这一组织的有江西总工会、青年学会、学生联合会、教育协会、女界联合会、省议会、自治促进会、律师公会、南浔铁路职工会和各县旅省同乡会等八十多个团体,选举正式委员二十人,候补委员十人。上述团员大都被选为委员。全省各县都成立了这一组织。它通过各种方式,向全省人民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起了巨大的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作用。
  正当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在全省展开时,孙中山因病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引起了全省人民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深切哀悼。从三月到五月,全省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追悼活动。南昌团地委和党的特支一道,联合各公团于三月二十日成立了追悼会筹备处。二十九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一万多人的追悼大会。四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又在百花洲沈公祠内举行了三天盛况空前的公祭,每天来公祭的达一万多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五月四日,全市五万多人参加的各界追悼大会在大校场举行。九江、吉安等地团组织也联合各公团举行了哀悼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形成一次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三)发展和领导了工农运动,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低潮。就江西省来说,除安源工人运动仍在顺利发展外,其他各地也处于低潮。到同年下半年,全省工人运动冲破北洋军阀的高压逐步恢复。
  一九二三年一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宣布成立的第一天,即注意到工人运动,决定向工人方面多作宣传,对于工会组织应尽力援助,并且和南昌工会取得了联系,督促工会领导人胡占魁积极进行。同年十月,团地委恢复后,立即制订了今后一年的活动计划和最近期的活动计划,争取一年内在九江、丰城、景德镇等地成立地方团,以便在这几个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和南浔铁路上开展工作,同时,开展了工人基本情况的调查,在南昌调查手工业工人工会。由赵醒侬负责;在九江调查南浔铁路工人,由九江团支部负责。在开展农民运动方面,打算进一步从调查农民状况入手,待人力物力具备时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在开展学生运动方面,决定先恢复各地学生联合会,同时组织全省公开的青年学会。并决定由一师、一中、二中这些有团员的学校入手,掌握该校学生会的领导权,并由赵醒侬、徐褐夫二人负责对全省学联的联络。
  就在团地委准备在工农中开展活动时,一九二三年十月,南昌爆发了码头、制帽、刨烟和纸马四个行业的工人罢工,参加人数达一千余人。这次罢工虽然因为团地委刚刚恢复,无力领导,但已经引起了赵醒侬同志的重视。他在这年十月三十日写给团中央的第三号通信中,对南昌工人的奋斗精神表示钦佩,对团地委没有领导罢工表示遗憾。对此他决定亲自深入到工人中去作调查联络工作。随后又发动小学教师去做这项工作。同年十二月,当九江发生缝纫、搬运和太古、怡和、招商等码头工人罢工时,南昌团地委立即责成九江团支部派得力的团员去联络罢工工人首领“做我们的同志”,以加强对罢工的领导(17)。从一九二四年一月起,九江团支部派许多团员深入到南浔铁路和城内各工厂各行业开展调查联络工作,决定组织“南浔铁路工会”和“裁缝工人联合会”。对于原有的“九江工业协会”,团支部也打算派两名团员参加进去,以便握握领导权。紧接着,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江团地委直接领导了日清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罢工斗争的起因是日清轮船公司大班佐藤诬陷码头工人刘财明偷米,唆使公司职员袁阿发将刘推入水中淹死,后来该公司勾结九江法庭,给大洋五十元作为抚恤费,企图将此案了结,并声言如工人不服即惩办为首闹事人员,从而激起全体工人罢工。在这次罢工中,九江团地委加强了领导,团地委大多数领导成员冒着被捕的危险,深入群众作宣传联络工作,并代拟代印了数千份罢工宣言。这次罢工,虽然在九江官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下,压迫死者家属领取抚恤费二百元作为了结,但给了团地委以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的锻炼,为以后领导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召开,全省各地团组织遵照党团中央大力开展工农运动的指示,派出团员到工农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五月三十一日,九江菜摊工人为反对警厅抽税和军队买菜不给钱实行罢市,团特支派人参加活动,取得了胜利。接着,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码头工人为增加工资而罢工,团特支也印发传单给以赞助。六月一日,日清公司工人因该公司“南阳丸”号船员打伤中国人将该船扣押,团特支也派团员加以领导。团特支认为:“在九江方面,今后的工作,据我们看,仍是工人运动为最紧要,因为九江的工潮随时皆有这种可能性,可以发生,故我等已决定,以全力灌注于工人运动”⒅。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引起了全国极大愤怒,江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以支援“五卅”惨案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时,党在南昌虽然建立了支部,但人数很少,大量的工作仍由团地委出面来做。“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江西后,南昌团地委根据党团中央和党的南昌特支的指示,立即进行了部署,决定以各地青年学会、反帝大同盟、非基督教同盟等团体的名义,与学生联合会共同发起织织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六月五日,南昌各界三万余人冒雨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大会主席赵醒侬强烈遣责英、日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声援上海工人而斗争。在这前后,又多次以沪案江西后援会的名义,向北京段祺瑞政府、上海各公团、上海受伤学生、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发出函电,表示同仇敌忾,斗争到底。同时,团中央还以快邮代电通告各地一律罢课和抵制仇货,南昌团地委立即召集担任后援会领导的团员开会布置,决定从六月三日起罢课三天。六月六日,南昌沪案后援会派代表桂家鸿、季恨秋、许嘉宾三人到九江做联络发动工作,并由九江团特支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致函各公团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九江援助上海同胞惨死委员会”,团特支书记温眷血被推为宣传股主任。六月七日,太古、怡和、日清三洋行的码头工人和建筑、印刷等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此后,各地团组织通过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成立街头讲演队、募捐队和仇货检查队,把声援运动引向深入的发展。广大青年在团员的带领下,废寝忘食,冒着酷暑烈日,深入街头巷尾,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六月二十九日,江西后援会将捐款四千元寄往上海,吉安后援会也寄去三千元,充分表现了江西人民对上海工人的热情支援。在检查仇货方面,清江、九江等地陆续将捐款寄去,由于各地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联合会的互通情报,只要发现仇货进口,九江、南昌等地的学生立即守候在车站、码头和仓库附近,及时加以查获。爱国商人在青年学生的精神鼓舞下,也表示不再贩卖仇货,因而一段时间内市场上看不到仇货的踪迹。与此同时,南昌团地委还派地委书记曾弘毅和团员朱由铿到赣南各县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使这一山区腹地也掀起了声援“五卅”的反帝爱国热潮。
  声援“五卅”惨案的斗争结束后,各地团组织从发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转入到做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把已经发动起来的工人组织到各行各业的工会中去。这年七月,九江团特支和南昌党支部一道,在九江码头中秘密成立了“九江码头运输工会”,以帅古农为工会书记,领导工人的革命斗争。这时,还在南浔铁路和九江到牯岭的藤舆工人中着手筹建工会组织。对于农民运动,九江党小组和团特支也于十一月着手进行,派出大批团员到江北农村开展活动,着手吸收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到同年底,团地委又号召寒假期间团员各回家乡开展农运工作。
  吉安团特支在“五卅”惨案以前,即注意在工人中抓宣传和组织工作。一九二五年四月,特支在第七师范开办了平民学校,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又派团员刘承休、傅惠忠到码头工人和染布工人中去活动,筹建工会组织。“五卅”惨案发生后,团特支除积极指导运动外,“大半的力量都用在劳动运动”(19)方面,深入到各染布坊、染纸坊和米行中去,使工人认识到团结起来组织工会的必要。八月二十日,吉安米业工会成立,团特支宣传委员刘承休为书记;二十一日,染布工会、染纸工会也正式成立,团特支委员张一道、张世瞻分任书记。紧接着烟业工会也宣告成立,团特支学委委员谌光重为工会书记。同时,香业工人也要求团特支派人帮助筹建工会。在这种情况下,九月二十日,吉安总工会宣布成立,参加总工会的有上述四个行业的工会,团特支书记郭化非为总工会书记(后称委员长)。到一九二六年,豆腐工会和裁缝工会又宣布成立。这样,在吉安总工会领导下就有八个行业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吉安团组织也注意发动农民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由上海回吉安参加运动的曾延生就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家乡吉安白沙组织了农民协会和“觉群社”,发起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宣传。到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团特支在吉安城郊组织了一个青华观菜园农民协会,以团员周文波为农会书记,有会员二百余人。到这年寒假,团特支要求团员各回本县组织农民协会,创办平民学校,组织有革命性的各种青年团体。
  南昌团地委领导的工农运动,比九江、吉安要差些。他们除了以很大的力量建立各级国民党和忙于应付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外,团地委主要局限在青年学生中活动,对于发展工农运动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为此,团地委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多次承认没有开展工农运动和发展工农青年入团的错误,并于一九二六年初的寒假期间,派团员到印刷行业、牛行车站和城郊抚州门外农村活动,并趁团员回乡的机会,在当地开展活动。
  江西团早期组织的发展史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概括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北伐战争前的江西革命史。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弄清它的革命活动,是江西青年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江西青年运动史的编写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注:
  ①刘拜农,又名刘伯伦,铜鼓县人,1923年在上海入党,1924年作为江西省代表之一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变成右派,被党开除。
  ②⑥见1923年7月《醒(农)关于南昌工作给光亮的综合报告》。
  ③④见1923年1月22日《江西地方青年团临时书记刘拜农关于江西地方团第一次会议之决议事项向中央的报告》。这一报告送上后,团中央可能认为“江西地方团”的名称不确切,因此,此后的报告均称“南昌地方团”。
  ⑤见1923年4月10日《申报》载《蔡成勋封禁民权运动》一文。
  ⑦刘修竹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德安县国民党右派头目,土地革命时期,为红军游击队所杀。
  ⑧见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书19页。
  ⑨这两篇文章均见《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三册。
  ⑩即赵醒侬、邓鹤鸣、涂振农、曾天宇、邹努。
  (11)见1924年7月8日《易虚关于九江成立区党部情况的报告》。
  (12)见1925年5月18日《关于团的工作情况给宗菊(中局)的信》。
  (13)见1936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统计局编《江西年鉴》第一章《江西党史略述》。
  (14)即赵醒侬、朱大贞、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涂振农、刘承休、傅惠忠、曾天宇、王立生。
  (15)见1925年12月2日《南昌地委关于民校情形的报告》。
  (16)见1924年12月8日《晏仲关于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及团员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17)见1923年12月3日《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第五号》。
  (18)见1924年1月22日《南昌地委委员长朱大贞关于九江的重要议案向中央的报告》。
  (19)见1925年9月22日《吉安团关于宣传群众等工作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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