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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赵德生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具体的运用和科学的发展。它从开始的“徘徊的幽灵”成为今天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果。而其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使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即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之举。
  当前,我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问题,恰切地分析、解说二者的关系,不仅是回顾团组织的社会实践历程,更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团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团学的理论体系之必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者(以下简称“青年先驱者”)接触、介绍、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产生的过程。
  一部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早地接触和介绍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说。
  1901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编译的《近世政治史》,文中指出:马克思在1862年第一国际伦敦会议时“总理全体”。并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一词。1902年9月,29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①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和对马克思学说作零散、片断的介绍。此后,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1904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及1906年发表的《杂答某报》等文中都介绍了马克思。这期间,陆续有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等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接触、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限于历史的条件,这些青年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都未能作出确切的解释和全面正确的评价。
  由于当时中国青年运动还没能完整形成,还缺乏应有的社会阶级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在中国青年中广泛传播,即使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中也谈及不多。但是,这些接触和介绍,“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②特别象梁启超这样一直主张提高民族素质、振奋民族精神的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启蒙宣传家,能够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无疑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尤其是青年思想界,产生相当不小的振动和影响。
  一些中国青年先驱者首先接受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1号起改名《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掀起旨在猛烈进攻专制和封建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青年之自觉,……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忽令僵尸枯骨缚现在活泼地之我”。③增强了青年人追求真理的愿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了成功的验证,使青年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信赖的新认识。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研究,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经验,其中最杰出者当是李大钊。1917年冬,28岁的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大量扩充了图书馆中有关民族解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把图书馆变成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在这里培养了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中明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德国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评价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之路,开始揭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期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周恩来在《觉悟》都撰文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由于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并为青年知识分子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的验证。由于青年是社会上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比一般成年人、老年人少受陈腐事物、陈腐观念的束缚,比较容易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热情高,干劲足”,④渴望用新思想来武装自己,唤起民众,改造落后的旧中国。因此,无论是开始接触和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还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先驱者都起到了积极的首当其冲的作用。
  1919年,由于中国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也是有史以来具有完整意义的青年运动,标志着中国青年作为相当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读物层出不穷,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广泛展开。
  1919年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9月与读者见面),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较系统、详细的介绍,这是我国最早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献。1919年8月,19岁的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表的《社会问题》文中,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1919年11月,北京《国民》杂志刊载了北大学生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译者已将《宣言》全文译完,因限于篇幅,杂志只能分期发表。后由于胡适的利诱和威胁,译者抽回了译稿,《国民》杂志没能连载完)。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新青年》杂志在五四运动后的两年间,就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和苏俄研究及国内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方面的文章137篇之多。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青年导师的努力和推动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队伍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势不可挡的进步思想潮流。“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⑤这一势不可挡的进步思想潮流,猛烈地冲击着一切旧的腐朽势力,把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唤起了中国民众的迅速觉醒,使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的先导——青年运动具有了理论的指导,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影响下,中国革命青年不断地成长、成熟,尤其是一大批青年先驱者,开创性地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逐步实现了由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激情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促进青年社团组织的分化,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社会阶级基础、组织基础和干部条件。
  青年先驱者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他们摒弃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过程。他们大都经历了“改造社会”尝试的失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益,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升华。同时,他们积极投身工农运动,深入社会调查,以革命的实践来验证革命的理论,加速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进程。诸如毛泽东在“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⑥恽代英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认识到“互助经济论”、“平和经济革命论”只能是幻想之后,逐步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1920年11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经过对种种思潮的“推求比较”,认定“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⑦此外,象刘少奇、邓中夏、张太雷、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向警予、罗亦农、彭湃等一大批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者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者、领袖人物,都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了由一个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激情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做了干部准备。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青年看到了工农群众的巨大力量,开始认识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更加明确了要彻底推翻现行的黑暗统治,必须联合工农群众,中国青年运动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起到振憾整个中国社会的作用的道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青年运动,自觉地加入了工农群众运动的洪流。这种结合的形势和共同的斗争目标,迫切要求中国革命青年建立自己的统一组织,这种结合的日益发展,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社会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推广,中国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除了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这一明显标志外,再者就是青年群体的分化,进步青年社团的变化和发展。一些进步的青年社团组织,已经直接以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宗旨。如长沙新民学会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少年中国学会的一部分先进分子等。可见,这种变化和发展,直接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青年运动的结合。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直接促进了进步青年社团组织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组织基础。

 


  中国革命青年的成长壮大和青年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组织”⑧产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组织产生的思想基础。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正是二者紧密结合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青年运动的结合是双方各自发展的共同要求。中国革命青年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最富有革命精神;中国青年运动也较比其它社会群众运动具有批判现实、超前和激进的特点。但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革命青年和青年运动还只是处于自发的、松散的状态,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理论,作为自己斗争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成为变革社会的政治力量。“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⑨中国革命青年要把自己的斗争,由自发变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为精神武器,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迫切需要从中国工农群众运动、青年运动中增添社会物质力量,因为它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如果不能和实践结合,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如同毛泽东所讲:“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⑩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⑾因此,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就自然和必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相结合的纽带。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再以通俗的形式宣传灌输给工农群众,这个宣传灌输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这种结合表现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包括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结合。在结合的同时,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直接深入工农群众,接受工农群众的启迪和教育,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建立统一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青年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提供了领导的保证,并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青年运动核心组织的政治地位,指明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方向。
  在建党期间,各地党组织建立的同时,都把建团作为党的重要工作内容,研究团的性质、任务和纲领,派出优秀的党的青年干部组建青年团。对此,共产国际也有明确意见,“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共产党及青年团’”。⑿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几乎都是在建党的同时建立团组织,虽然由于思想分岐、成份混杂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一些地方团组织活动出现暂停状况,但仍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统一组织的建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1921年7月,中共“一大”进一步研究了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吸收优秀团员入党。并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团组织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⒀
  1921年8月以后,张太雷等青年党员,在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强了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使得各地团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仅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团的“一大”前夕,就有17个地区恢复或正式建立了团组织,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青年团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2年5月5日,在卡尔·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东园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25人,代表全国5000名团员。大会讨论通过了团的纲领、章程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团的中央领导机构。团的“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那么,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产生了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月,团的“三大”基于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名称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讲已‘不甚恰当’,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相区别,表明中国青年团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⒁的原因,决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一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使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朝气蓬勃的阶段。从此以后,中国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作为党联系青年群众的纽带,在党的指引下,无论是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带领广大青年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单位:共青团吉林省委青运史研究室)
  (载自《中国共青团七十年理论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40页。
  ②《梁启超选集》第194页。
  ③《李大钊选集》第74页。
  ④《李大钊选集》第71页。
  ⑤洪焕春:《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第125页。
  ⑥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⑦周恩来:《西欧“赤”说》。
  ⑧团的“一大”通过的团的纲领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
  ⑨《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9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2页。
  ⑾《列宁选集》第1卷334页。
  ⑿郑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第48页。
  ⒀《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3-4页。
  ⒁郑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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