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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旅欧共青团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王永祥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不仅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而且也揭开了中国青年运动史的新篇章。在澎湃的五四浪潮影响下,大批有志青年投身在改造旧中国的革命洪流,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去奋争、去拼搏。旅欧青年团的建立,就是这段历史过程中结出的一颗硕果。研究它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对于总结五四以后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加旅欧勤工俭学的数千名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有着强烈的救国欲望,但在当时条件下,怎样才能真正拯救中国这个重大问题,答案却又因人而异。其中主要有三种倾向:一种是以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他们已经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在总体上不占很大数量。一种是主张通过发展实业、教育和科学救国,持这种看法的人占很大比重。再一种是受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影响,日趋滑入反动道路的少数分子。在“进占里大”事件以前,虽曾进行过建立团组织的努力,但只有到1921年底“进占里大”失败之后,相当多的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青年才醒悟过来,至此,统一的旅欧青年的先进组织——旅欧共青团才能应运而生。又经过严格的“内部训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取得“对外宣传”的胜利(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影响),旅欧共青团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获得巩固,并在旅欧各派青年组织中开始占据主要地位。从此,旅欧共青团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带领着旅法、德、比等国的中国青年,战斗在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

(一)


  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是旅欧团组织建立的主要奠基人和领导者。他们赴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改造中国的正确途径。在旅法的新环境中,他们一方面抓紧自己的理论学习,一方面又在周围群众中尝试建立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这些,为后来形成统一的旅欧共青团奠定了一定基础。
  周恩来到达法国后不久,在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他旅欧的“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为此,他决定要“起首于此邦社会之考查”。①这说明,周恩来在欧洲的学习和考查都是以求得正确的“主义”及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为出发点。
  1921年春,周恩来到英国调查了解矿业工人的大罢工。从这持续一年之久的百万工人大罢工的英勇事迹中,他深切感到工人阶级“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实在“难能可贵”,他越发坚信,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是最伟大、最彻底、最有力量的革命阶级。周恩来从矿业资本家宁肯“坐视矿地淹没”也不肯“让步于矿工之前”的恶劣表现,深刻观察到资产阶级对待劳动人民“狠毒殊甚”的凶恶本性。
  周恩来还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其它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从实质上认识了帝国主义。他从帝国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中,认定了帝国主义注定要灭亡的必然命运。
  这时,周恩来还努力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尖锐地批评在英法等国流行的“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认为前者“不闻政治”,“活动范围太窄”,后者“欺骗着工人,阻挠着革命”;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已经“气息奄奄,无能为力”,正在被共产主义取而代之。不论是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流派,都“在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上,早已失去其威灵同效验”,只有“社会主义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这是因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了不解之缘”,“在劳动问题的解决上”,“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②。
  综合上述,周恩来得出结论说:唯有“共产革命”才能救中国,救世界!之后在寄给国内觉悟社战友的信中,他明确提出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区别,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③。这明晰、透辟的概括语句,可以说是他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总回答。他表明周恩来已明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已经在思想上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于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党的旅法小组,并开始为把广大旅欧青年组织成先进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而努力。
  蔡和森到达法国后,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革命理论的探求上。他“日唯手字典一册,报币两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习,收集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的小册子,择甚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供同志们参考学习。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在法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会上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产生分岐。蔡和森主张激烈的革命,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④。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声明“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主张实行温和革命,用教育的方法,即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
  由于多数人对此问题还缺乏深入考虑,还不能深刻认识两种意见之间的原则界限,会议决定将讨论情况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等委员,听取他们的意见。
  1920年8月,在“工学励进会”⑤的基础上,以部分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和核心,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社会主义性质青年团体——“工学世界社”,成员有:李富春、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欧阳钦、肖三、颜昌颐、唐灵适等。蔡和森虽然不是该社成员,但在政治上对“工学世界社”发生很大影响,该社负责人李维汉、李富春等经常把社团中间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提出来向蔡和森请教,并请他出席工学世界社的重要会议。
  1920年12月底,工学世界社成员三十多人,在蒙达尼召开年会,蔡和森、向警予应邀参加。会议第一天(27日)“蔡和森作意日专篇讲话,发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
  经过三天的争论,全体与会者表决,多数同志“都以为要革命才行”⑥。经过这次年会,工学世界社成员的思想倾向更趋鲜明、一致。“有些从前赞成无政府主义及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理在以研究之所及,大都改过来了”⑦。
  1921年初,蔡和森连续收到毛泽东从国内发来的两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还告诉战友们:“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⑧。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蔡和森与李维汉等商议,“打算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社友等开一讨论会,如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则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⑨。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1921年春开始的求学斗争,这项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之后,由于“进占里大”失败,蔡和森等同志被迫回国,这一任务未能实现。留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友,在李维汉等领导下,继续为建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而努力。
  在旅法勤工俭学生中,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也曾尝试建立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赵世炎1920年六月到达法国后,与国内正在筹组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保持着书信联系,并经国内同志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的赵世炎同志已基本上克服了在国内时一度有过的工读主义的思想影响。1921年初,他与李立三、刘伯坚、陈公培、鲁易等在巴黎组成了“劳动学会”,提出:要革命首先得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要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为将来革命培养干部,同时还要求首先把在法国的华工组织起来。他们在华工和做工的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华工组合书记部”,作为临时领导机构,帮助成立了华工工会,不久又办起油印刊物《华工周报》,由赵世炎编写、李立三印刷,积极进行华工教育。“劳动学会”的会员每到星期日或节假日都要到华工居住的工棚里,同他们交谈生活、工作情况,一起谈论国内外时事,特别把重点放在揭露北洋政府出卖华工的罪恶及法国当局对华工的压迫、剥削上,启发华工的阶级觉悟,从中选择、培养革命积极分子。这一活动,同时也促进了勤工俭学生的思想感情向工人阶级方面的转变,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在此过程中,赵世炎与李立三曾打算把“劳动学会”改称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使之成为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体。但由于当时一部分成员还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个建议未获通过。之后,以“劳动学会”为核心,赵世炎等又建立了名为“勤工俭学学会”的群众组织,把基本上赞同“劳动学会”宗旨的勤工俭学生团结在这一团体中。到1921年上半年,王若飞等近百名勤工俭学生相继加入“勤工俭学学会”,使之成为旅法青年中又一个规模较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体。
  1921年秋“进占里大”事件的失败,促使广大旅法勤工俭学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进占里大”事件使很多勤工俭学生集中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竟然连学习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原来想学工、学农、学医……,求得一技之长以报国的同学,头脑逐渐清醒了,懂得了:今天的学校不是为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弟开办的,如果安于现状,则只能沦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牛马,而不会有别的理想前途。
  社会就是大课堂。社会上的不平,现实的教育,促使青年们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梦中醒来,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则象烈火一样在广大勤工俭学生当中燃烧起来。陈毅在谈到他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感受时说:“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的余地”⑩这些勤工俭学生,生活无保证,“被迫着去做工谋生,接触了工人阶级,才逐渐看清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黑暗。……我们那时的环境,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才深深体验到无产阶级最受压迫,生活最苦,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不那么美妙……。这样,我们逐渐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11)”。一位曾经热心学习机械专业的勤工俭学生感概尤深地说:“特别是巴黎二·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都在向我们说明,想学一点搞实业的本领都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粹的幻想吗?我在法国亲身感受到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工厂工人兄弟们的痛苦,也使我感到,回国后给资本家当技术人员或是自己集资办小工厂、驱使工人去劳动,那是不堪设想的事情。这样,就使我逐步认识起了走实业救国这条路子是行不通的。”(12)
  聂荣臻在总结他旅法、旅比的经历和体会后说:现实促使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因为,到欧洲后,逐渐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我翻来复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总之我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问题很多,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机会多起来。法国也好,比利时也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很多。《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这些著作很容易见到。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1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一九二一年底和一九二二年春,已有不少的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认识到这样的道理:不推翻现存的黑暗社会制度,勤工俭学生就永远没有出路;当务之急不是谋个人出路,而是反抗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他们说:“坚持到底,为根本上的解决,这个解决,就系推翻资本制度。”从而下决心要“和那种杀人不见血的私有财产制度拼个你死我活。”这些觉悟了的青年们开始把斗争的目标,从单纯争取求学权、生存权,转变到反对罪恶之源的社会制度,从而走上了反抗阶级压迫的道路。这是旅法勤工俭学生中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蓬勃发展的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为形成旅欧华人、青年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


  旅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建立旅欧团组织过程中起了核心的领导作用。
  一九二一年春天,在旅欧华人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中国共产党小组。起初,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后因参加“进占里大”的斗争而被迫离法归国)到一九二二年春天,旅欧党小组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党小组——旅德小组。这样,旅欧的中共党员就扩展到法、德两国,人员也增加到十人(14)。
  一九二二年底,旅法、德的中共党员统一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5)。第二年春天,在旅比利时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中也发展了中共党员,最早的党员有刘伯坚、聂荣臻。他们的组织活动也属中共旅欧支部领导。
  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增强了革命核心力量的团结,协调和统一了各方面的革命步调,对建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建立统一的旅欧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旅欧党小组在一九二一年底就开始进行酝酿和准备。当时,这项工作主要由周恩来、赵世炎负责进行。他们充分利用“进占里大”失败后,“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针对先进青年们普遍感受到的,“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6)的大好形势,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步骤和措施。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周恩来、赵世炎约请工学世界社主要负责人李维汉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协商共同组织的有关事宜,大家商定,各自在所在地区和周围群众中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李维汉曾反映学工世界社成员尹宽、薛世伦等人的意见,提出让工学世界社全体成员集体参加。周恩来、赵世炎等主张,对参加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应取“严格主义”,不能与一般群众团体相混淆。经过说服,李维汉放弃了原来的意见。
  为了筹备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并经常在各地先进青年中举行报告会,启发大家的革命觉悟。他那广博的学识,精辟的论述,深受与会者钦佩,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认识。李卓然回忆说:“他(周恩来)来到巴黎,在巴黎的一个小咖啡店(门牌23号,地名布拉斯巴里)绐我们作报告。参加会的百把人。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内容是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当时知道他叫伍豪,是由柏林来的。他对国内外大事知道得很多,很引人注目,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听他的报告。”(17)赵世炎在一九二二年春天被迫从巴黎避居到法国的北方省,因为他的居留证在“进占里大”事件中被非法没收,在大城市不能存身,因此才不得已跑到北部山区去做清扫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艰苦工作。在那里,他在广大华工的掩护下,一方面靠做工谋生,一方面为革命操劳。他主要通过书信和周恩来、张申府等保持密切联系,商定工作计划和步骤。他给旅居各地的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李维汉、王若飞、刘伯坚、傅钟写信,阐述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重要意义,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此期间,赵世炎还先后数次寄信到国内,通过陈公培、李立三,收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规约和文件,了解“国内的‘青年团’是以此地建立,抑只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如何组织法?产生法?”等问题(18)。到五月一日他得到新的居留证后,即离开北方省,不辞辛劳,积极奔走于法国巴黎、蒙达尼、里昂等地,具体落实各项工作。
  张申府、刘清扬也为筹建工作做了不少努力。赵世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写给陈公培的信中谈到,张申府、刘清扬在柏林与周恩来、张伯简、肖三等曾就成立: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事”写信给他,“促于五·一告成”。赵世炎还谈到,为了建团的事,张申府与他“常有信往来”,“给我(赵世炎——笔者注)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此外,张申府还时常与国内通信商议有关问题,例如为使即将诞生的旅欧团组织能派代表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他曾“有几次信与国内”(19)。可见,在筹建统一的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上,旅欧党小组成员彼此沟通意见,互相配合、联系是相当紧密的。
  经过上述准备,建立统一的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十八人,其中旅德青年代表是周恩来,旅法勤工俭学生代表是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肖三、肖朴生、傅钟、郑超麟、尹宽、任卓宣等,旅比学生代表是刘伯坚等。会场设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地上。赵世炎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筹备经过和重要意义,接着周恩来报告了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而后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共进行了三天。会议决定:统一的旅欧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执委会办公地址设在巴黎市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哥弗庐瓦街十七号小旅馆内。
  一九二二年十月,“旅欧少共”举行了一次全体成员总投票,一致同意加入国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月,派罗迈(李维汉)回国作为旅欧少共代表与团中央正式接洽,要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当得知国内已派出党团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消息后,旅欧少共又给中国代表团陈独秀、刘仁静写信,再次申明此意。不久,旅欧少共先后接到中国代表团和国内党中央的指示,令其改变名称,并同意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旅欧少共决定举行一次临时代表大会贯彻中央指示。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少共临时代表大会在巴黎西门外一个小镇的礼堂中召开了。与会代表四十二人(其中有新从华工发展的袁子贞、马志远),代表着七十二名团员。会议一致议决,旅欧少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正式名称叫“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由于赵世炎等十二人即将前往莫斯科学习,于是改选了领导机构,由周恩来任执行委员会书记,肖朴生、任卓宣、尹宽、汪泽楷为委员,刘伯坚、袁子贞等为候补委员。
  这次临时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了新的章程,即“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该件由周恩来起草。在我国青年团的早期历史上,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个完整的地方性团组织章程,是研究早期青年运动史的珍贵资料。这个章程对团员条件、团的组织、纪律、会议、报告、机关、机关报、经费等都作了详细的具体规定。从中不难看出,旅欧共青团无论对于团员条件还是日常组织活动,都是要求很高,很严格的。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欧共青团活跃在广大勤工俭学生和旅欧华人中。他们的日常工作有:设立共产主义研究会,专门负责内部训练,中心内容是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设立学生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勤工俭学生之总团结”,并“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设立华工运动委员会,开展华工工作。日常活动包括:筹备成立统一的华工总会,增进华工的团结,开办华工夜校、华工俱乐部,举行报告会、讲演会等,目的在于提高华工群众的阶级觉悟,并从中选择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团组织来。设立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辑的印刷和发行党团组织的内部通讯和机关刊物等。
  旅欧团组织建立以后,旅欧的党员除个别年龄较大者外,一般也具有团员身份,参加团的日常活动。但他们既不是把党团混合,也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有合有分,由党领导团。确立党对团在组织上进行领导的体制,这是旅欧党团组织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的一个很成功、很可贵的创造。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当时都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课题。在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年团政治上独立的传统影响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由于只一般地确定团接受党“政治上的指导”,而没有同时确定组织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使“政治上的指导”很难落实,不利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团结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旅欧共产主义者深刻考察了这一普遍现象,认为必须“明定条文,以去此弊”,还提出了解决方法并率先实行。其具体做法是:由党组织选派青年党员二人为团组织的领导成员,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团在政治上的指导。他们说:“我们为欲使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明白地表现其从属和密切的关系起见,必须采用此法。”(20)
  采取这种体制,形成了党对团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因而就能够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切实地贯彻到团的组织和广大团员的行动中去。由于团比较公开,群众基础广泛,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组织的意图就可以用团的名义公开宣传,付诸实施,从而扩大影响和收到更好效果。党通过团在以勤工俭学生为主的旅欧青年中开展工作,更便于进行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加之团员人数多,分布广,经过党团组织的密切配合,工作成效就大为显著了。可以说,在组织建设上,旅欧共青团在这方面对全国来说都是堪称先进的。

 

(三)


  旅欧团组织成立以后,就在内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格训练。这一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方向、有步骤地开展,并迅速做出了卓越成效。旅欧共青团称此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而中心口号是“学共产主义”。这种学习和训练是在自觉的基础下进行的。他们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最精深的科学,不是容易懂得的。我们既命名为共产主义者,便应当将这种主义的根本观念弄清楚,方略弄明瞭,制度弄熟悉,……然后才能固定他的思想,保持他的行动,虽经万苦千辛,不致中途变节”(21)。
  在组织下,旅欧共青团成立了名为“共产主义研究会”的机构,专门负责有关事宜。在团员比较集中的地区,划分若干学习小组。共产主义研究会出版有《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用以登载大家学习中的有关通讯,包括学习书目、辅导文章、个人心得体会、不同意见互相质询、答疑,还介绍学习方法。
  在“学共产主义”,总题目下,他们把学习内容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共产主义的学理”,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二)“共产主义的方略”,如劳动运动,统一战线,政治斗争,军事行动;(三)“共产主义的制度”,主要是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的现行法律,政策和各项设施。使用的基本教材,是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作介绍及生平事迹。旅欧共产主义者还自编学习材料,名为《共产主义教程》。该教程依据马克思学说科学体系,将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用通俗语言,按专题加以阐述。每号《教程》都有三、四十页,四、五万字,不仅编写它要花费很大的心血,刻写、印刷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在紧张的勤工俭学生活之余,在艰难的自食其力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为编印每一号《教程》所付出的心血是可以想见的。现在保存下来的几期《教程》,已成为旅欧共青团热烈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见证。
  学习的组织形势灵活多样。当时,为适应居地分散的客观情况,他们采取多种方式的既提倡每人努力学习,也注意发挥集体作用,互帮互学,共同前进。他们让水平高的与基础差的同志形成固定联系,彼此经常通信,交流体会。小组讨论会是一种小型集体学习方式,由在同一工厂、学校或相邻近同志随时召集举行。小组讨论时,往往先由“各人报告读书心得”,然后共同“讨论问题”,最后由负责人(小组书记)对各种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旅欧团组织为提高学习效果,培训骨干,还用组织科学讨论会的方法进行集中训练,由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从各地抽调学习积极分子分批到巴黎轮训,每期几十人,时间一周左右,主要内容是开设马思克主义的理论讲座,由负责同志或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担任主讲。经过集训,既能使骨干分子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也便于领导机关了解和掌握各地同志在学习中遇到的共同性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予以解答、帮助,提高学习质量,作好思想工作。
  在抓紧内部训练的同时,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还以很大力量进行“对外宣传主义”,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来影响广大旅欧华人,特别是成千上万名勤工俭学和华工。他们先后创办发行的机关刊物《少年》、《赤光》,以及他们影响下的《工人旬报》等报刊,承担了这一光荣使命。这些宣传的影响,大大超出了旅欧华人的范围。以《少年》为例,它当时远销至国内乃至旅美侨胞中,上海新青年社和加拿大的华人工会都设有《少年》的代售处。一个地方性的刻写油印刊物,能在中国社会引起如此重视的反响,足见其在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内部训练以严格有方、持之以恒为特点,那么,在“对外宣传”中,他们则以深刻、敏锐、富于战斗力而见称。
  旅欧共青团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学说的单纯介绍或宣传上,而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我党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对指导现实斗争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战士,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掌握两件法宝。一是武装斗争,一是统一战线。建党建团之初,在中国共产主义者中的能明确认识这一真理的,可以说是为数甚少。早在一九二二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提出的“好人政府”改良主义主张时的旅欧共产主义者即已明确提出关于建立革命军的思想。他们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22),并进一步指出,此外,还要组织和发展群众性的“暴动”,使之、成为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而能经久的革命行动”(23),二者的结合,就可以使“民族独立伟业”获得强有力的支柱。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旅欧共产主义者号召:“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站在“国民大团结旗帜之下”(24)。在这些文字中,旅欧共产主义者以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列强和军阀)的态度为准绳,明确规定了团结对象的条件和范围,既强调了“大同”,又允许存在“小异”,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把极为广泛的革命力量组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当时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函义非常恰当的表述。
  正确理解和处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关系,是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主义者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旅欧华人中,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大肆鼓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夏外而夷狄”的“国家主义”,实则贩卖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旅欧共产主义者向之痛下攻击。周恩来明确揭示了世界两大敌对营垒的尖锐对立,指出;“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不过是他们的爪牙;至被压迫阶级,则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在这种情势下,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民主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斗争,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他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而不分国界一样”。(25)李富春驳斥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谬论,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是“共同侵略”,中国人民的斗争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这个重要因素则不能胜利,而“外国民之赞助我们的全是国际主义者,即工人和共产党人,那一般讲国家主义的政党和其报纸,都象青年党人一样,专于利己损人”,“不为中国人民说话”(26)。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他们说:“我们要认清事实,果想把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方面。”(27)这就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必然联系下,阐明了爱国主义必须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道理,深刻地批判了反动的民族利己主义。
  旅欧共产主义者阐述的下述思想,是他们对中国革命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国内共产主义者当时曾密切关注他们的理论宣传工作,并给予很高评价。我党著名理论家、宣传家肖楚女撰文评论说:此刊(赤光)“言论颇犀利而久当,指示读者正轨不少”,利居国内之人“得此则眼光如炬矣”。(28)

 

(四)


  由于同志们的主观努力和所处的特殊环境与条件,旅欧共青团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1)参加旅欧团组织的同志大都是勤工俭学生出身,在国内即经受清贫生活的考验,到欧洲后,以“勤工”求“俭学”,直接参加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他们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亲身体察到被压迫群众的困苦,特别在参加大工业生产的劳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本质上的深刻了解。这使得他们更具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与气质,成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
  (2)旅欧共青团使它的成员受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他们把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对待,始终把“学共产主义”、用马列主义学说武装头脑作为思想建设的最主要内容。这对于他们的成长具有很大影响,是构成旅欧团组织杰出素质的重要方面,毋庸讳言,二十年代初叶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确实有着“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即“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29)“形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在于:那时马列主义著作传入中国不久,数量也很少,又大都尚未译成中文,而国内同志能直接阅读外文版马列书籍者为数不多;国内的共产主义在从一开始就卷入了革命群众运动洪流,成熟的革命客观形势要求他们必须将主要力量用于从事实际革命活动,无暇进行长期的理论研究(或理论补课),这就使得一部分同志在理论准备上较为欠缺。而旅欧共产主义者则处于不大相同的境况。他们身处欧洲,不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很容易看到,而且他们大多能用英文或者德文直接阅读原著;旅欧团组织所面临的现实斗争任务相对起来也不象国内那样迫在眉睫,因此他们得到了远较国内同志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加上主观的自觉努力,就使旅欧团员在系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完整体系和基本原理上,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迅速取得长足进步。这不仅使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而且为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者奠定良好基础。
  (3)旅欧的广大团员受到了更为广泛、复杂的国际环境的陶冶和影响。他们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国土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接触和经历了作为世界革命高潮重要部分的欧洲工人运动,置身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洪流之中,不仅有中国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世界革命的经验、教训可以引为鉴戒,他们得以及时了解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三种不同国度、不同革命方式和政策,并相互进行比较、推求和鉴别,因此,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革命。正如周恩来同志当时曾经指出过的:“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到全世界上来”。(30)完全可以这样说:旅欧共产主义者是放开眼界看中国、看世界,用世界革命的眼光审视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
  (4)旅欧团组织为国内集中地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别的地方团组织所不能及的。这些同志革命立场坚定,具有很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们热爱人民,尊重科学,作风民主,生活简朴,他们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了解深透,对机会主义的抵制得力;他们顾全大局,纪律性强,善于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正因为如此,他们当中不少同志成为第一次大革命乃至以后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中坚人物,有的成为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者。
  以上特点,是从旅欧团组织的主流和基本的方面来讲的。如同任何事物都必须一分为二一样,对旅欧团组织及其成员来说,也应既看到它的优点,同时也承认它存在着不是之处。我们认为有两点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其一,由于远离中国,他们对中国某些具体情况的了解和研究,比之长期在国内从事第一线领导工作的同志就可能差些。“赤光”第一期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证明,对此,旅欧团组织的同志们当时就已认识到并努力弥补这个不足之处。特别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对农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就需要经历一些比国内的同志更为艰巨的认识过程。不经过这个过程,就不能完全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其二,个别同志因为在较长时间里生活在国外,比较多的接触苏联及欧洲的斗争方式,因而容易产生机械照搬外国经验到中国来的教条主义作风,如片面强调工人运动,甚至迷恋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运动;过分强调城市斗争的地位,轻视农村斗争等等。这些,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给中国革命带来过不良影响。这些教训是应当吸取的。

  (载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共青团的创建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6年1月编印)
  ①1921年春周恩来给表兄陈式周的信,《周恩来旅欧文集》(续)。
  ②恩来《劳动世界之新变动》,天津《益世报》1922年3月29日。
  ③伍《西欧的“赤”况》,《觉邮》第2期。
  ④《蔡林彬给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⑤“工学励进会”即“勤工俭学励进会”,由李维汉等于1920年2月发起成立,起初带有工读主义倾向,后随着生活环境、工作条件、特别是思想因素的变化,其工读主义色彩逐渐消弱。
  ⑥见《贺累日记》。
  ⑦见肖三给肖子升的信,(1921年5月11日)。
  ⑧见《毛泽东给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⑨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⑩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晨报》1921年8月17~19日。
  (11)《革命重坚定,永作座佑铭——陈老总与儿子的四次谈话》,《中国青年报》1981年2月14日。
  (12)江泽民《留法比勤工俭学回忆》。
  (13)见《聂荣臻回忆录》(上)。
  (14)《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15)一些回忆录说旅欧党组织的名称叫“中共旅欧总支部”,我们认为这不正确,应为“中共旅欧支部”,另专文论证。
  (16)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3期。
  (17)《周总理旅欧时的革命活动片断——李卓然同志访问记》,1977年11月7日。
  (18)《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
  (19)同上。
  (20)《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国内大会的三点建议案》,《先驱》24号。
  (21)《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第46页。
  (22)飞飞《详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
  (23)(24)《旅欧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少年中国》4卷8期。
  (25)伍豪《革命救国论》,《赤光》第2期。
  (26)李富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新发展》,《赤光》第17期。
  (27)伍豪《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赤光》第3期。
  (28)《中国青年》40期。
  (29)《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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