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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初探
 
谭冬梅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九二一年底至一九二二年初,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在法国发起筹建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早期的建团思想与建团活动,成为我们继承与发扬的优良传统。
  一、赴法勤工俭学的由来及建团的准备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由来与演变,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由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最初,因李石曾在法国设立豆腐公司,曾在国内他家乡招募一批华工为其做工。当时,这些工人一面做工,一面利用工暇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些有识之士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江精卫、张继与吴玉章等,倡办了勤工俭学会,有组织地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当时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一九一四年,吴玉章本人去法国巴黎法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一九一六年,他与当时在法国的蔡元培、李石曾等组织华法教育会,对在法的大批华工进行文化与科技教育。不久,国内在北京、四川、广东和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华法教育分会,动员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次年,吴玉章等回国,在北京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即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人员学习法语提供培训条件。在这一阶段,倡导与主持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向西方学习文化与科学技术,企图用教育与工业来挽救贫弱的中国。但因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勤工俭学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不够深入广泛,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员并不多,效果也不十分显著。第二阶段,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出现了革命高潮,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把眼光转向欧洲与俄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新道路,掀起了新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据《东方杂志》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报道:“自停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勤工俭学来法者,至今已有百五十人之多,而已在中途者,尚有六十余人,此诚留学界可喜之事。”一九二○年,周恩来在一篇《旅欧通讯》中写道:“据各省勤工俭学生委员会调查,勤工俭学生的总数有一千五百余人。”到一九二一年,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人。其中以湖南、四川的人员最多。四川以吴玉章为代表,不仅赴法勤工俭学最早,在一九一二年就第一个成立留法俭学会,而且,赴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全省四百多人,仅江津县就有聂荣臻等三十多人。湖南长沙的进步学生团体新民学会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成立,在六月中旬便专题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一致决定组织会友和有志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并确定“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抵京后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系,毛泽东在长沙进行发动组织。同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二十五名会员和进步学生第一次赴京,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友赴法留学、以后成为共产主义者,并为中国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有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徐特立、欧阳钦、蔡畅、何长工、李林、林蔚、高风、张昆弟、罗学瓒、刘云、任理、侯国昌、李卓然、张怀、熊信吾等。天津的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在周恩来的发动组织下,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该社赴法与西欧其他国家留学的成员有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张若茗、赵光宸和管易文、李愚如等多人。
  赴法(包括西欧各国)勤工俭学运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爱国主义。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有质的不同:在第一阶段,爱国主义的内容表现为企图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教育救国与工业救国的方法来振兴贫弱的中国。也就是妄想拜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为老师,使中国独立、自由、强大。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在第二阶段,爱国主义的内容,在一部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身上,表现为想以俄国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以满腔的爱国激情与热烈的求智欲望,克服物质生活与异国语言的重重困难,一面顽强地做工,一面奋发地学法语和科学知识,探求救国真理。当时的动人事迹极多,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蔡和森同志。他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建团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蔡和森于一九二○年二月二日抵达法国巴黎。不久,他得病被迫休养,但他以顽强的毅力,一面与疾病作斗争,一面坚持学习。在半年时间内,他“猛看猛译”,阅读了约一百种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一些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并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精心的比较与鉴别,最后选择并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符合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真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对症之方”。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它来教育与争取其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一九二○年七月,他在法国蒙达尼召集了赴法留学的十多名新民学会会友开会,专题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的主张。同年八、九月间,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讨论社会主义与建党问题。他在八月十三日的信中写道:“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并告诉毛泽东,“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在九月十六日的信中,他向毛泽东等介绍了欧亚一些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后,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当然,蔡和森的这些正确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完全的同意与支持:“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据李维汉回忆:“蔡和森接到毛主席信后,曾和我们商谈,打算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社友开一讨论会,如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则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当时留法学生出现了两大派观点:以蔡和森、向警予为首的一派,主张“不做工,专求学”;以赵世炎、李立三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工济学”。这是蔡和森的建党计划当时未能实现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齐集巴黎中国公使馆,要公使陈箓向北京政府转达他们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要求。北京政府未予答应,陈箓召来法国警察驱散请愿学生。通过这次“二八运动”的斗争实践,赵世炎、李立三等一派认识到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派的观点正确,主动和他们统一认识,密切关系。并于同年四、五月间,赵世炎与李立三等商定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同盟”,来领导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并写信征求蔡和森的意见。蔡当即复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将名字叫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李立三亦表示:“名字不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一个核心组织,把华工会和勤工俭学学会统一的领导起来”就行。
  可是,在同年五六月份的一次“工学世界社”会上,当蔡和森提出“成立少年共产党(即青年团)的决议”时,却遭到了郭春涛等人的坚决反对,使“少年共产党”未建成。到了九月,又因爆发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建党建团问题又受到影响。当时,李石曾等人曾以解决赴法勤工俭学为名,募集经费,在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简称“里大”)。可是,后来发出通告说:“里大为培养教授之场所,入学者须有一定财力作保证,有相当的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同时,里大校长吴稚晖又从国内招来一百十二多名学生。勤工俭学学生又气又急,于九月二十日,派出一百一十六名代表强行进驻里昂大学。中国驻法公使陈篆与法国当局勾结,派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当即将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郭春涛等一百零四名勤工俭学学生,强行遣送回国。因此,蔡和森、李立三等不能继续在法国从事建党建团活动。
  虽然,蔡和森等同志的建党建团活动受挫,暂时未能实现,但是,蔡和森同志不仅是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人,而且是第一个提出建立“旅欧少年共产党”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他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建团的根本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建党建团的根本目的。尽管他在团未正式建立前就离法回国,但他在法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建党建团活动,以及当时爆发的“二八运动”和进驻“里昂大学”运动的斗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作了充分的思想上、理论上和干部上、组织上的准备。
  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的经过
  一九二○年十二月上旬,周恩来与郭隆真、张若茗等觉悟社社员及其他勤工俭学学员九十多人,来到了法国。他先在一所法语学校一面补习法语,一面攻读马列主义著作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在一九二一年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旅欧期间,曾先后去过英国、德国,并运用他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及其现状,特别是对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在“二八运动”与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都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冷静的分析,写了大量的考察报告,寄回天津,在《益世报》上发表。
  赵世炎,四川酉阳人。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起初,他与李立三组织了一个进步团体“劳动学会”,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这与蔡和森等的认识与观点相对立。但他们主动到蒙达尼与蔡和森等交换意见,统一认识。特别是赵世炎对在加强勤工俭学学生不同观点的团结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又进而联合“勤工俭学互助团”、“勤工俭学互助组”、“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劳人会”等勤工俭学团体,组织一个“勤工俭学会”,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一边力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
  周恩来、赵世炎等的上述革命活动,促进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的团结。特别是通过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使广大爱国的进步学生认识到:单纯的勤工俭学运动是不能救中国、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抛弃了原来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转变过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使更多人在以后投入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也有少数人坚持其资产阶级立场,以后走向反动,最后被历史所淘汰。
  经过长期的酝酿与准备,到一九二二年初,周恩来与赵世炎托人带信给李维汉,约李维汉到巴黎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他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李维汉根据尹宽、薛世伦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成员中有张昆弟、李富春等)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另外,还有人提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项建议,既不符合原则,也不切合实际。经过讨论,双方都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与要求。
  一九二二年六月,在赵世炎的主持下,十八名代表,代表三十八名成员,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一个广场上集会,讨论三天,宣告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代表柏林方面,李维汉代表工学世界社,刘伯坚代表比利时方面。大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因张在德国,由李维汉代理,后因张有言过其实的毛病,正式由李维汉担任)。旅欧少共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家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除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外,还有陈延年、肖子璋、李富春等。他们在附近一个小云母片厂作工,每天工作九小时,赚九法郎,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旅欧少共还编辑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陈延年主编。当时他们发表文章使用的笔名是:赵世炎叫乐生,周恩来叫伍豪,李维汉叫罗迈,肖子璋叫埃弥。《少年》是内部刊物,发行量较少。后来《少年》改为《赤光》,公开大量发行,与国家主义派的李瑛、曾琦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肖子璋法语说得比较好,旅欧少共派他与法国共产党(当时是公开的)和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法国党和团的同志曾给他们作过报告,法共组织领导的游行示威和召开的一些会议,也吸收他们参加。旅欧少共的一些同志还在巴黎结识了越南的阮爱国(即胡志明)。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经阮爱国的介绍,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和肖子璋等五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得悉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便在当年十月召开大会,经全体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月二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写信给团中央,表示“我们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此信由李维汉携带回国,并委派他为旅欧少共的代表,向团中央正式接洽。据李维汉回忆:“我于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初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党中央写信给他们,指示他们“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织的办法加入青年团”。正在这时,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陈独秀也回信,建议他们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将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旅欧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代表团员七十二人(其中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大会由赵世炎主持,经过讨论,一致通过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共九章三十四条。在第一章“团员”内第一条明文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A、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B、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C、绝对不信奉宗教,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D、经团员两人之介绍与担保及本团执行委员会之通过。”在第二章“组织”内规定:“本团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委员五人,任期一年,并选出候补委员三人”。“本团执行委员会互选书记一人,总理本团事务”,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书记部,掌握团中组织、财政、搜集报告、发给通告等事。第九条还明确规定:本团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凡团员均须加入研究”。第十条规定:本团依据旅欧特殊任务,于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三种委员会:1、学生运动委员会;2、华工运动委员会;3、出版委员会。凡团员必须加入一种以上之委员会服务”。在第三章“纪律”内,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在第九章“附则”内,第三十三条规定:“本章程依据本团旅欧特殊情行,遵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上重要原则,由本团代表大会议决之。“这个团章是早期各地团组织制定的团章中最完备的一个。大会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尹宽负责“共产主义研究会”,汪泽楷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肖朴生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任“出版委员会”主任。
  当“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同志们收到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时,大家十分兴奋。周恩来向团中央的报告中豪迈地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
  不久,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共青团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党组织。他们吸收优秀团员入党,首先分别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建立中共支部,后来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既是旅欧团的总支部书记,也是旅欧党的总支部书记。当时旅欧党、团总支部是合二而一,一套机构、一班人马。但是,对外则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总支部、向国内团、党中央联系仍是分别进行。在当时,许多优秀团员被吸收入党。据李维汉同志回忆:“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蔚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李大章、刑西萍、陈徽明、谢唯进、何以端、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本、范一,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等同志,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这是李维汉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初回忆,这个名单还是初步查证的,尚不完全)从这个名单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我们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这一大批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是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青运史和团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的特点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由于它创建的社会环境与国内各地团组织创建的环境迥异,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它的优点。
  其一、旅欧团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在国内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热血青年。他们之中多数出身清贫,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和奴役,有切身的经历与感受,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要求。他们在国内曾艰苦奋斗,多方摸索,但苦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理想道路。他们赴法勤工俭学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探索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因此,他们来法国与西欧各国之后,就以顽强的毅力、奋发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其二、这些团员,在国内大都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们的求智欲很强。他们来到西欧之后,一方面在当时现代化的工厂做工,学会使用大机器生产,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学校读书,接触的是全新的自然科学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理论。这样,使他们眼界大开,思想解放,为他们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创造了比国内优越得多的有利条件。
  其三、西欧的德、法、英等国,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又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地区,又靠近十月革命的俄国。赴欧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们来到这里,比在国内更能直接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更顺利地尽快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避免或是减少了如在国内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干扰。也更便于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更好地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
  其四,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直接与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发生密切联系,而且直接与所在的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共产党、青年团发生关系,有的共青团员还直接参加了当地的共产党。这样,他们不仅及时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而且培养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争取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
  基于上述特点,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一般政治素质好,论理修养好,思想解放,眼界开阔,因而组织纯洁,战斗力强,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好。半个世纪以来,当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以后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包括当前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发挥了伟大的核心领导作用。他们成为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最杰出的领袖人物。这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骄傲。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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