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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从四川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思想转变看旅欧团组织建立的必然性
 
潘清雍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底,有九十八个县的五百多青年学生分批赴法,是全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眼看四川人民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激起了强烈的义愤。他们面临失学失业的痛苦,为拯救国家的危亡,寻找个人前途,奋起要求远涉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
  五四运动前,新文化的浪潮和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纷纷传到四川各地,特别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冲击下,他们参加各种社团,受到各种进步思想影响,为到法国去探索革命真理和改造社会,振兴中华,致国家于富强,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国内参加的社团及活动多倾向于“工读主义”,兼以大多数来自贫困家庭,抱定“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宗旨,因而到了法国以后积极进工厂作工,参加坚持勤工俭学的社团组织,直到“二八”运动以后,(不少人仍坚持勤工的主张,进工厂去做散工。然而痛苦的实践,毕竟使他们放弃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主张)消除了派别分歧,促进了团结,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赵世炎、袁庆云、刘伯坚、肖朴生、聂荣臻、邓小平、傅钟等先进分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是在国内建党建团的影响下和在法国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建立的。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本文拟就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国内和到了法国以后的艰苦历程看旅欧团组织建立的必然性,作一点初步的探索。
  一、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成功,四川人民和青年学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实现振兴中华,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桎梏,建设四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使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四川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早就对封建落后的教育不满,向往去欧州工业发达、教育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用以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国。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二月,留法俭学会在北京成立。同年六月,吴玉章、朱芾煌、沈兴白、黄复生、赵铁桥、刘天佐等仿照北京的作法,在成都成立留法俭学会四川分会,设预备学校于少城济川公学。宗旨是:“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八月,四川十余人编入预备学校学习,十一月下旬,第一批留法俭学生四十余人从北京赴法,其中十六人为四川派出,首开四川尚俭乐学的风气。我国早期农学家之一的罗世嶷即四川派出的第一批留法俭学生。以后仍继续派出,直至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留法俭学才停止。为什么吴玉章等一发起留法俭学即得到同盟会员和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助,青年学生相率赴法,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
  留法俭学虽然停止了,但它为以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省兴起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给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以摧毁性的打击,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政治、封建经济和封建思想,严重地束缚着人民,扼杀民族独立的生机。四川人民从斗争中用生命换来的果实,竟被少数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军阀所篡夺,又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发起到高潮的年代,恰好是四川军阀激烈混战的年代。从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导演了驱刘(存厚)拥熊(克武);联滇黔军拒熊和熊、刘弃嫌修好,联合驱滇(唐继尧带滇军入川)的混战。但接踵而来的也不是太平,而是防区制的形成。每一个防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有了防区便有了军费,有了军费就能不断扩军,又可争夺防区,于是演成循环不已的内战。造成军队拉夫,土匪拉肥,市面萧条,企业解体,农田荒芜,哀鸿遍野,使四川人民饱尝难于忍受的战乱痛苦,哀叹“不知何日才得安宁”!军阀角逐的大小城市,学校被破坏,经费来源被断绝,广大青年学生面临失学的厄运,产生了离开祖国留学外国,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和寻找个人前途的思想。官费留学那是达官富豪子弟为了装点门面出国镀金而设的,贫困家庭子弟要拿出巨额自费留学根本不可能。当一九一八年初,吴玉章等在成都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和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后,并在成都、重庆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全川各地青年涌跃报考,毕业后分批赴法勤工俭学。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之快,人数之多,是留学史上空前的盛举。迫使这批青年学生远涉重洋留学,“‘为渊驱鱼’的是谁?我们只有感谢军阀了”!(引自陈公培《留法勤工俭学界的俯瞰图》)
  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四川的发动
  人们一提到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很自然地会回忆起陈育安和他办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他与全国进步报刊社和经售现代书籍的书店、印刷所有广泛的联系。《新青年》创刊后不久即通过他在成都各地发行。他不仅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征求订户,而且亲自登门把进步报刊送到读者手中(见吴虞日记)。他不仅发售报刊和书籍而且还专为进步青年学生提供借阅方便。陈毅、许祖熊等都曾在华阳书报流通处借阅过书报。随后出版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向导》等,他也向全川各地发行。特别在五四以后他联系的范围就更广了。陈育安在传播进步报刊上,远远高出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拓了眼界。特别是辛革亥命为什么失败?爱国志士们挽救中国的目的究竟为什么达不到?四川青年学生开始在思索。
  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及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办的《少年中国》先后传到四川。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李劼人等在成都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并创办《星期日》周刊,先后刊登了不少关于介绍留法勤工俭学的文章和消息,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工读思想,并组织星期日社友实行工读。当一九二○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员、《星期日》主编李劼人等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七月,因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员大部分赴法勤工俭学,以致总会作出:“暂不在成都设立分会”的决定而终止活动。由此可见这个学会在动员和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里我们要着重提到五四运动后,四川两个有影响的组织。一个是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成立的“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四川同乡会”(一九二○年二月四日改名为“工读社”)和北京“工读互助团”四川组,都是由在北京的四川学生组成。他们主张在国内实行工读,出国留法勤工俭学。并创办《工读》半月刊,内容是宣传苏俄十月革命,探讨留法勤工俭学中的问题,刊载留法勤工俭学生从法国写回的信,在四川学生中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在北京的赵世炎、刘伯庄、刘伯坚、林修杰等数十人分批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多数人通过斗争放弃工读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有的成为旅欧党团组织建设的骨干。一个是一九一九年冬在成都由肖树域(朴生)、穆清、许祖熊、许肇檽、李季达、程秉渊(子健)、陈家珍、李枬、何嘉谟、杨长茂、周权、刘仁信、黄映湖等十三人组织的“劳人会”又名“劳人团”,提倡“劳工神圣”,学习进步书刊,参加进步活动,是当时成都的进步社团之一。“劳人会”的全体成员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赴法勤工俭学,以克鲁梭为中心继续开展活动,与当时在法国组织的“勤工俭学互助社”,“工学世界”列为组织较严密和有影响的团体,直到一九二一年春与其他组织联合后才终止活动。“劳人会”的成员中除一人(刘仁信)外,均先后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江津县是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江津中学的学生聂荣臻、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等在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他们组织同学利用假期到各地宣传、讲演,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汉奸卖国贼,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集会游行。并把江津县城的百货商店的日货收查出来全部销毁,引起商人的不满,商人勾结军警,准备对学生下毒手,聂荣臻等被迫离开学校,随即赴法勤工俭学。与此同时,西充县的袁庆云,德阳县的肖朴生等都因参加当地爱国学生运动被迫离开学校,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熊天祉在北京大学读书,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释放出来后,由北京华法教育会代办手续赴法。由此可见,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出国以前在各地参加的进步活动已经越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起点了。
  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对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大家所拥戴的两个人。
  一个是赵世炎。他不仅是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宣传者,而且是亲身参加者。
  一九一九年七月,赵世炎经李大钊等五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月他发起组织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二十多人参加“少年学会”,是学会和《少年》半月刊的负责人。“少年学会”的宗旨是“发展个性知能,研究真实学术,以进取精神,养成健全少年”。许多会员在学会的影响下,向自己的封建家庭宣战,自谋半工半读的独立生活。他在《少年》第五期写的文章中指出:“奋斗二字,愚常奉为人生第一要义,……生今之世,处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这是他在读中学的思想倾向。
  一九一九年秋,赵世炎进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同年十月二十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四川同乡会成立,他是负责人。随后又加入王光祈等发起组织的“工读互助团”,并经常参加该团四川组的活动。十二月一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四川同乡会创办《工读》半月刊,赵世炎任主编,周夏雄任经理。该刊以“研究工读价值,讨论工读实行”为宗旨。他在《本会的经过》一文中提到:“我们到北京来,是预备到法国。……现在同乡只剩下四、五十人了!我们只求根本上的意志不致动摇,抱定‘工读’两个字,一步一步往前走。”《工读》从第一期起即详细报导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并对种种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认识通过正面阐述道理予以驳斥。《工读》在北京的四川学生中和四川各地学生中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工读主义不可能实现,已经为事实所证明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鼓励青年学生用坚毅、果断、顽强的奋进精神,毫不动摇地去实践留法勤工俭学,使一批先进青年有机会利用在法、德、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参加各项政治斗争的锻炼,培养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这点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赵世炎坚定地认为,“在国内实行工读互助,在国外即赴法勤工俭学,是寒畯有志青年最好的出路”。他不仅表示了出国前的思想准备和决心,还说明了当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仍坚持勤工可能也与这时形成的思想有密切关系。他赴法勤工俭学,受到李大钊同志的鼓励,要求他到法国去,深入工厂,了解工人。一九二○年五月,他毅然赴法勤工俭学,毫不动摇地做华工教育工作和领导华工工会的工作。
  另一个是吴玉章。他早年留学法国,在巴黎法科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是辛亥革命前夕,与王天杰率领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宣布荣县独立的领导人。他特别关心四川的青年学生,四川的青年学生称他为“青年的福音使者”。吴玉章是北京留法俭学会和以后的北京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留法俭学会四川分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的主要发起人。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能够在全川兴起并很快达到高潮,是他多方奔走取得各界人士赞助的结果。
  吴玉章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一九一八年四月,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立,担任名誉校长。他深感共和建立以后必须派学生去“民气民智先进之国”留学,以“输世界文明于国内”,“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在当时,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灌输给学生的不过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主张,唯独吴玉章鲜明提出要让青年学生到法国去学习革命思想。他于一九一七年在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而东亚人士尚惴惴然唯恐其发生者,亦有援引而妄用者,殊不知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他在上海送别留法勤工俭学生会上讲道:“此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革新之声遍于全球,我们国人亦知顺此潮流研究改革。”并尖锐指出:“政治不良,政府恶劣,补救无方,人民起来革命,这是应该的。”主张青年战胜阻力,力求新学,“谋大多数人的幸福”,“务期劳力与报酬得正当之分配,以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主义,……为社会开一新纪元”。一九二○年一月七日,他在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演说中指出:“俄国革命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可见吴玉章热心于组织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不仅仅限于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而十分强调寻求革命真理,改造社会的重要。更可贵的,吴玉章不只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不仅自己留学法国,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吴震环,侄儿吴大暲送去法国勤工俭学,为青年学生做出表率。
  吴玉章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在教育上,在发展科学技术上,在为无产阶级培养干部上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综上所述,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后,由吴玉章等发起,在同盟会员和各界人士的赞助下把全川各地学生动员起来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大多数是贫困家庭子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面临失学失业的绝境,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和谋个人前途而决意留法勤工俭学的。他们在出国前都分别在各地所组织的社团中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参加过一些反帝反封建斗争,有的已经是青年学生中的骨干和领袖人物。就文化程度而言,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各类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大多数都经过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及成都、重庆两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专门培训、毕业后赴法的。他们作了在艰苦环境下坚持勤工和俭学的思想准备,也掌握了一般参加工厂作工的基本常识和技能。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他们都是当时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不是吴稚晖等诬蔑为“即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的青年。这点是他们在法国的行动已无可辩驳的证明了的。
  三、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实践和政治斗争的锻炼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绝大多数是勤工俭学生,俭学生占的比例很小。据各省勤工俭学生委员会的调查,来自全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总人数一千五百余人,内俭学生四百五十九人,占总人数的30%。四川勤工俭学生人数为三百七十八人,其中勤工俭学生三百五十二人,俭学生二十六人,仅占四川总人数的6.8%。(见奇峰《留法勤工俭学经过纪实》)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陈毅在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靠考上公费生,补助四百元路费才争取赴法的。聂荣臻是靠父母向亲戚借贷凑足三百元赴法的。肖朴生是靠两位老师为他邀会筹集的路费,程秉渊是四处向亲朋借贷才凑够路费。不少人因路费未解决不得不推迟赴法时间。因此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了法国以后总是千方百计设法进工厂作工,不少的人进入法国的大钢铁厂作散工,忍受繁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一九二○年冬,赵世炎、李季达、许祖熊、刘伯坚、邓小平、程子健、陈毅等一百多人相继进了法国克鲁梭史来德钢铁厂,大多数人分配作繁重的杂工,很少人作技术工,住简漏的木板工棚,睡双层床,只有简单的椅、柜,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子,每天工资仅十法郎左右,一月工资,除必需生活费用外,所余就不多了。勤工俭学生在克鲁梭工厂分配作散工的即达十二个工种,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作工八小时,还要做饭、洗衣等。但赵世炎等许多人仍坚持每天三小时学习,有的进法文补习学校,有的看书作笔记、写文章、办刊物,有的参加法国工人或华工的活动。特别在高温下从事重体力劳动,汗流如雨,工作一班,满身乌黑,人已疲惫不堪了。住地离工厂又远,要坐火车上下班。由于疲乏过度,在摇摇幌幌的车厢里就呼呼地沉睡了。因此经常超过了站又往回座。早上五点这班,三点左右就得起床,既要忙着弄吃的又得赶路,工厂到点即关上大门,迟到的不但进不了厂,还要受申斥,次数多了就被开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元气大伤,生产急待恢复。一时看来似乎缺乏劳动力。兼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初期,去的人不多,华法教育会接待热情,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了法国,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报纸上也经常刊登招工广告,什么工厂招什么人,自己认为合适的马上写信去即可应招入厂。勤工俭学生到了法国流动也大,先后进过几个工厂或学校的人相当多(见《聂荣臻回忆录》)。刘伯坚、聂荣臻、江泽民(克明)等先在法国,后来去比利时,有的去德国。但是好景不长,特别是勤工俭学达到高潮的时候,也就是困难的开始。一九二○年下半年,法国即进入战后的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勤工俭学生被遣散,纷纷回到华侨协社。在法国北方哈佛尔机器厂工作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林万选、周泽厚、王咸雄等和在巴黎圣端门史来德机器厂工作的陈毅,金满城、李嘉秀等均先后被工厂遣散。就在这时四川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生八十四人于一九二○年十月底到马赛。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届毕业九十四人,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到马赛。一千多留法勤工俭学生有工作的不到三分之一,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处于“欲工不得,欲学不能”的困境。从此留法勤工俭学生围绕生存问题、求学问题同华法教育会和驻法公使馆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二·二八”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和受到的教训。从一九一九年三月至一九二○年底,一千六、七百勤工俭学生到了法国,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是华法教育会发起者们所未曾预料到的。加上当时法国出现了经济危机,造成工人失业,不仅大批新到的勤工俭学生找工困难,连已进工厂作工的也被遣散失业。华法教育会内几个不避风雨的帆布工棚挤满了人,靠领维持费过最低生活。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和十六日,华法教育会两次发布通告,公开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并停发维持费。这无疑是将身处异国,举目无亲的勤工俭学生置于死地。广大勤工俭学生被迫起而反抗,一场声势浩大的求学请愿运动爆发了。一月下旬,集中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推举六名代表到驻法公使馆要求政府为每个勤工俭学生每月提供四百法郎的求学费用。不久北洋政府回电陈籙,拒绝勤工俭学生的要求,并责令陈籙将失学无工作的学生分别遣送回国。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华侨协社举行勤工俭学大会,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决定向政府提出:1、发给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郎的入学津贴;2、无条件开放中华,中比大学,接受勤工俭学生入校;还决定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半,凡参加请愿的同学在公使馆附近的“好货品商店”广场集中。选出蔡和森、王若飞、李嘉秀(四川彭县人)等各省代表十人为发言人。二十八日参加请愿大会的有四百多人。一月二十日到法国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届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请愿。到驻法公使馆的代表当面把请愿书交给陈籙,他一概推卸责任,最后只答应代电国内设法救济,竞拂袖而去。十一时半他在十多个法国武装警察的保护下向群众说:“北京政府令吾设法遣送诸君回国”,拒绝每月发维持费四百法郎和里昂中华大学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正当学生质问陈籙时,警察冲入广场,用警棍和枪托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许多学生被打伤,四百多学生被驱散。后来,中法官方迫于国内外各界舆论压力,取消了停发维持费的决定。
  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二·二八”运动中并不是主张相同,行动一致,而是形成堡垒分明的两个派别。
  一派是“二·二八”运动的发动者和积极参加者。其主要人物是在蒙达尼尔的蔡和森和“工学世界社”(原名“工学励进社”)的成员李维汉、李富春等人。他们起初也主张实行“工读主义”,后来他们认识到“际此资本主义盛行之时,吾人置身劳动界,既无异为资本家作机械、作牛马,故欲打破现象,必不在现代组织下劳动,而以要求生存权、求学权为社会革命之出发点”,于是他们采取了向驻法公使馆请愿的“直接行动”。
  另一派则反对请愿,认为“工读主义”是绝对可行的,坚定主张勤工。二月下旬,持这种主张的“勤工俭学互助社”、“劳动学会”、“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团体联合组成“勤工俭学者同盟”,并出版名为《勤工俭学》的油印刊物,作为同盟的言论机关。随后加入同盟的还有肖树域(朴生)、穆清等十三人组织的“劳人会”等团体和个人,改名为“勤工俭学学会”。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赵世炎、李立三(李隆郅)等。“勤工俭学学会”的成员中四川勤工俭学生占很大比例,集中地区则在圣夏门、克鲁梭和巴黎等地。他们在《勤工俭学》刊物上指责“二·二八”请愿是背叛“工读主义的举动”,是“甘心抛弃”勤工俭学的主旨,是“乞怜的分赃的行为”。
  未参加“二·二八”请愿的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表宣言,谴责法政府镇压外国学生这一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事件。但为了坚持勤工可能的主张,赵世炎、李立三两人先后两批组织二百多勤工俭学生到克鲁梭钢铁厂去做散工。他们还认为应继续动员国内贫苦学生来法国接受新思想,同时在法国有很多华工,应在他们中间去进行工作,为革命准备干部。赵世炎到法国以后即在华工中进行工作,这条道路是他开辟的。无疑,坚持勤工可能的主张,是他们还没有从“工读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表现。这种“投到现制度下做那为资本家任意鞭策的散工”所得工资极少,根本谈不上储蓄。“要想在这样的勤工状态下求俭学的实现,武断着说便是不能做到”。(周恩来《勤工俭学在法最后之命运》)不久赵世炎等在痛苦的实践中终于醒悟了。
  他们认识到“二·二八”运动之所以失败除了中法双方勾结起来,出动军警把学生的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外,还由于勤工俭学生中认识和作法上不一致。赵世炎很快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主动到蒙达尼尔同蔡和森交换意见,使原来分为两派的勤工俭学生统一了认识,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是这样看的:“本来是共同患难的朋友,只因为一时意见不合,便各自分开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们主张的实现。一方请愿得了维持费,一方走入工场,两方的生活就算暂时有了着落,但何能算是安定?至于求学的大目的,在这两条道上,更成了绝望的倾向。途穷了,终须改变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广大勤工俭学生为了解决求学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集中力量向中外反动派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在拒款运动中的活动。“二·二八”运动以后,一九二一年六月,北洋政府朱启铃、吴鼎昌到法国进行秘密借款谈判。内容是:法国向中国提供三亿法郎借款,用来维持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和北洋政府购买军火,进行军阀战争。中国以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的建筑权作抵押。当这一出卖国家利益的借款内幕一经传出后,立即引起旅法华工、勤工俭学生以及各界华人的极大义愤。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组织拒款委员会,发通告、印传单向旅法各界华人和国内各团体呼吁共同斗争。六月三十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旅法各团体拒款大会,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参加者三百余人。大会揭露了中法秘密借款的阴谋,收到了各地华人团体全力支持这次爱国运动的函电,赢得了法国舆论界正直人士的支持,给中法反动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中法双方秘密借款谈判被迫暂停。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中法双方秘密借款谈判不久又恢复了。七月底法国报纸揭露,中法借款合同于七月二十五日草签,借款由三亿法郎增为五亿法郎。八月十三日,旅法华人再次在哲人厅召开拒款大会,参加大会的一千三百多人。陈籙不敢到会,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充当代表。王在台上态度横蛮,矢口否认有借款事。与会群众在愤怒之下痛打王曾思,王被迫代表陈籙在决议上签字,保证决不在中法借款合同上签字。倘若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这次拒款运动有两点收获:首先是旅法华工,留法勤工俭学生以及各界华人,为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利益,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决与卖国政府进行斗争,使中法借款中止,运动取得胜利。第二、促使勤工俭学生总结了教训,在政治认识上和行动上达到一致。他们发出:“同人等以国破家亡,学焉何用,饮鸩止喝,谁则肯为。宁愿拒款而为玉碎,不愿承认以图瓦全”的誓言,决不因任何困难与压力而谋求妥协,在国际上显示了中国青年高尚的品格和气节。
  在争回里大运动中。在拒款运动的压力下,迫使中法借款流产。特别是中法反动政客们想以领维持费和送勤工俭学生入校求学为条件,诱使部分学生退出争回里大的阴谋被戳穿以后,他们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借此向勤工俭学生采取报复手段。一是九月三日,法国政府发出通告:宣布九月十五日起停发维持费。二是九月十二日,里昂中华大学发出通告:凡入校学生必经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支付学费、生活费者。两个通告,既断绝了勤工俭学生生活的来源,又关闭了进里大求学的大门。
  里昂中华大学本来就是以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所办。吴稚晖完全否认里大的创办同勤工俭学的关系,杜绝勤工俭学生入学的希望。在这双重高压下,一场直指中国政府,以争取求学的政治运动,即“争回里大”运动爆发了。
  九月十七日,一百多名代表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由赵世炎、蔡和森主持。会议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绝对不承认考试”三个口号,还决定派代表到里昂和校方谈判。正值此时,传出吴稚晖带领国内招收一百余学生即将到达和九月二十五日里大正式开学的消息。谈判已来不及,只有直接行动一条路了。九月二十一日晨,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发出《紧急通告》宣布:除留五名代表驻巴黎外,于通告发布日即迁移里昂办公;组织先发队一百多人赴里昂占据里大;要求各地“援里队”随即赶赴里昂。驻法公使陈籙在赴里昂占领里大问题上,表面持默认态度,实则有意设下陷害勤工俭学生的阴谋。是夜,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为首,率先发队乘火车赴里昂。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金满城、陈炎、黎纯一、周钦岳、夏时硕等三十多人参加。驻巴黎五名代表负责联络,争取舆论支援并与公使馆谈判。二十一日晨,先发队到里昂,占据了里大一座楼房。校方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要求并与里昂当局勾结,派警察包围学校,许进不许出,先发队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傍晚,里昂当局派人收走先发队同学的护照和居留证,形势十分紧张,但大家仍坚持斗争。二十二日,法国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强行押解学生到一个兵营囚禁起来。
  留驻巴黎的代表周恩来、聂荣臻等获知同学被囚的消息后,立即找陈籙谈判,提出驻法公使馆有责向法国外交部交涉,无条件释放被押学生。但陈籙假惺惺地矢口不谈他曾默认先发队占里大的事实,竟然强加给学生们四条罪状:擅入人室;侮辱市长;散发传单;接近共产党新闻记者。谈判毫无结果。为抗议中法当局的反动行径,被囚学生于十月十日宣布绝食一天。事态的发展引起了法国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同情。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多次介绍这次斗争的情况,谴责法国政府迫害无辜中国学生。然而中法反动当局不顾来自各方面的舆论,终于在十月十三日晚,以“过激党”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动用大批军警将一百零四名先遣队员武装押解到马赛,强行遣送回国。其中有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陈毅、金满城、黎纯一等三十四人。周恩来对陈毅乘船过地中海时所写的一首诗中提到自己“妙手空归”作了坚定的回答:“他们是要生产而不能,求学而不得,终被押解回国。他们岂真是愿意一无所得便回国么?是谁害他们如此,社会终应知道。……他们虽承认一无所得,但是他们岂真是一无所得?数万里的海程他们辛辛苦苦的来了,更悲惨的回去。劳动的真实生活他们尝着了;中法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识破了;社会现象的不平,在东亚西欧如同一辙,也被他们识破了;纯洁的青年人格更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了,这岂不是大有所得”。从争回里大这场斗争来说是失败了,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显示了勤工俭学生的团结和觉醒,认识到工读主义改造不了社会,从而走向革命的道路;同时也使一大批勤工俭学生感到有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统一的革命组织的必要,这就为旅欧团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四、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和组织起来——旅欧共青团建立
  早在“二·二八”运动以后,赵世炎与李立三等就商定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同盟”,来领导华工和勤工俭学生,并写信征求蔡和森的意见。蔡和森复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将名字叫“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李立三等表示,“名字不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一个核心组织,把华工和‘勤工俭学学会’统一领导起来就行”。随后,因争回里大斗争失败,中国驻法公使陈籙与法国当局勾结,派军警镇压。蔡和森、李立三等一百零四名勤工俭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尽管他们未能在正式建团以前就离开法国,但他们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作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
  赵世炎与周恩来等不仅自己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组织学习。特别是通过争回里大的斗争,使广大的进步学生认识到单纯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救不了中国,改造不了中国社会制度。许多进步学生抛弃了原来信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转变过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赵世炎在做不同观点的勤工俭学生的团结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争回里大斗争中,由于护照被法国政府没收,不能住在巴黎,只好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华工最多的法国北方去做清理战场的苦工。在此期间,他接到旅欧中国共产党小组的周恩来、刘清扬等七个共产党员联名写的信,提出“于五一告成”团的筹备工作。赵世炎即分别写信向旅居法德比的进步同学征求意见,并向国内联系要求帮助。一九二二年四月下旬,赵世炎接连写信给陈公培说:“欧州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关于青年团的事……亟待你们在国内帮忙,接济并答复”。信中还详细询问国内青年团的情况,要求将党的文件、团章和团的印刷品尽速寄给他,以便在筹建过程中有所遵循。信中还说:“我今天正在忙返,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里、里昂、淮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李维汉要以“工学世界社”名义加入青年团,赵世炎不赞成,他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也就是说不能以团体的名义加入,要个别地吸收先进分子。后来李维汉也同意了。陈延年、陈乔年原来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当看到“近时倾向大变”,赵世炎等就争取他们加入青年团组织。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建团筹备工作就绪。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的一个小广场,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代表会。参加的有法、德、比等国代表十八人,其中四川有赵世炎、刘伯坚、袁庆云、肖朴生、王凌汉、傅钟、任卓宣等七人。会议共开了三天,由赵世炎主持。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团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通过了章程和工作计划,并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三人组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李维汉任组织。随后增补王若飞、尹宽、陈延年为执行委员。十月召开大会,决定加入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月二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写信给团中央提出:“我们愿意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派李维汉携带信件回国,向团中央汇报工作。一九二三年一月三日,党中央写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答复:“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织的办法加入青年团”。“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于二月十七日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这时团员由原来的三十余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大会由赵世炎主持。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把原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并选举新的五人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尹宽负责“共产主义研究会”,汪泽楷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肖朴生(四川人)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四川人)任“出版委员会”主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有三个支部。在旅法支部负过责的有四川的肖朴生、傅钟、邓小平、李大章、雷定昆、任卓宣等人;在旅比支部负过责的有四川的刘伯坚、聂荣臻、江泽民(克明)、毛德成等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创办的《少年》半月刊及以后创办的《赤光》周刊、“赤光社”负过责或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赵世炎、刘伯坚、肖朴生、傅钟、邓小平、许肇檽、李大章等人。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王若飞、肖朴生、邓小平、李富春、傅钟等在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领导旅欧华人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和参加反对国家主义派的大论战;建立国共两党的旅欧统一战线等等。通过活动和开展斗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使团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二四年夏发展到二百多人,一九二五年初,发展到四百多人。并将支部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同年底因团员大部分陆续赴苏俄学习和从法国直接回国,团员减少到百余人,团组织由区又相应地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旅欧地方团”,至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邓小平、傅钟等离开法国以后,团的组织随即结束。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些主要成员,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伟大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荣。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所取得的经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载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共青团的创建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6年1月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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